作者：巴尔樵夫
1、迎芒果
196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将又一个“特大喜讯”传遍神州大地：某国的外国友人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见到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为了表示无比崇敬和无限热爱的心情，他们向伟大导师送上了他们那儿特产的水果――芒果。我们的伟大领袖收到这些芒果以后舍不得吃，在8月5日那一天将它们转赠给了清华大学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充分表明伟大领袖是多么的关心人民群众啊！收到芒果的革命群众感动、激动，他们同样舍不得吃这些珍贵的果子，大家围在那几颗芒果周围，热泪滚滚，高呼口号，然后便上街游行以示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各单位获悉这个“喜讯”的“革命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清华大学，去瞻仰那几颗“圣果”。看完以后也纷纷上街欢呼。结果那几天的北京城就为了那几颗芒果闹翻了天。
不知是什么人作出的决定，那几颗芒果又被拿出来展示给全国人民瞻仰，以激发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更深的热爱和忠诚。于是，那几个芒果就开始了它们周游全国之旅。
芒果这玩意儿，那时许多中国人估计是第一次听说，更不要说见过了，何况又是外国友人赠送给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又转赠给我们的，所以人人都想看一看这芒果是何种模样。
那几天，舆论工具开足马力造势，天天都有芒果到了某地（好像是有几个芒果，分成几个方向在全国巡展）、某地的人们热烈欢迎芒果的报导，把我们的胃口吊得足足的，巴不得芒果立刻就到重庆来。
那一天终于盼到了。接到通知以后，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军人和高滩岩镇上的居民把大学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几个同学也挤在人群中翘首以待。不知等了多久，前方的人群忽然一阵骚动，随即锣鼓喧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激荡起来。只见几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在人群中缓缓行驶，前面是一车全副武装的军人（也可能是红卫兵），第二辆卡车上，车厢正当中站着一个男人，庄严肃穆的捧着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面是一个黄乎乎、红苕大小的东西，他身后的那些人挥舞着“红宝书”，车上地下，“万岁”声山呼海啸一般此起彼伏，还有人跟着车子跑，那场面堪称迷乱而癫狂。
车队很快就从我们面前过去了。我们没有跟着跑，大家都有些失望，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句：就是这么小一个东西啊？旁边一个女军人看看我们，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晚上吃饭的时候，议论起白天看芒果的事，家父家母小声的说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从北京一路展示过来，要是真的岂不早就烂了？然后又叮嘱我们不许出去乱说。
第二天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昨天看到的那个芒果果然是个复制品，假的。
2、全国山河一片红
如今这是个巨值钱的邮票的名称，不过当年却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经过一年多的动荡（有些地方武斗之激烈已经达到“内战”的程度），大陆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原来的体制被“砸烂”后，新的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文革”的一大目的已经达到。
最早夺权的是上海的造反派，但上海却不是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省是黑龙江（1967年1月31日），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自治区是新疆（1968年9月5日）。
当时哪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了，《人民日报》就要在头版套红发一篇社论“欢呼”，而且题目各不相同（真是佩服那时的笔杆子们），黑龙江成立“革委会”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东北的新曙光》，四川省成立“革委会”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四川很有希望》（据说是伟大领袖说的），等到最后一个新疆成立“革委会”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哪个地方成立“革委会”了，当地的群众便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一番，向伟大领袖报喜。“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大陆人民又“举国欢庆”一番。
有人别出心裁，在全国地图上依次给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插小红旗，最后大陆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插满了，好像国家又得到第二次“解放”一样。
“革委会”组建的原则是“三结合”，即：革命干部的代表，革命军人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其实就是造反派）结合，还有年龄上的老、中、青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成立的“革委会”负责人都称“主任”（俗称“第一把手”），那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原有的领导基本都被打倒，新的“革委会主任”大都是由当地驻军的最高领导兼任，作为功臣的造反派最多是副职（在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有任“第一把手”的）。那时王洪文也还在上海（“革委会”主任是张春桥，后来是马天水），没有进中央。四川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5月，主任是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副主任有李大章（原来就是省里的负责人之一）、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38军军长）、天宝（藏族）、刘结挺、张西挺（这两人是夫妻，“文革”前是宜宾地区的干部）等15人，大部分都是造反派。重庆市的革委会是在1968年6月成立的，比四川省革委会的成立只晚了几天，主任是54军政委兰亦农，也是军人，副主任中有“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代表（两派各有一个）。
这些人有不少在1977年以后被撤职，有的开除党籍，有的还进了监狱，可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最好的写照。
为了表示庆祝，邮电部在这一年的11月发行了一枚邮票，邮票正中是一幅红色的中国地图，上面印着“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地图下方是欢呼的工农兵和一片红旗（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不过很快就发现问题：地图上的台湾是白色的，而且没有南海诸岛。
国家发行的邮票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岂不是说这些地方不是中国领土？可当时台湾不要说成立“革委会”，连政权都是国民党的，而南海诸岛在邮票里又没地方标注，所以这枚邮票很快就停止出售，且被要求回收，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流入社会。
如今“革委会”早已消亡（1979年撤销），但这枚当年欢呼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委会”的“一片红”却身价倍增（单枚拍卖价接近800万人民币），成为收藏珍品。
3、震惊世界的“9.13”
大约在1971年的5、6月份，一张摄影者署名“峻岭”的林彪肖像照公开发表了，照片的标题叫“孜孜不倦”，内容是林彪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在认真学习。这张照片让人们有些吃惊，因为多年来从报纸、画报、电影里看到的林彪都戴着帽子，而这张照片上的林彪却光着脑袋，而且是个秃子！
照片一发表，媒体上即掀起一股吹捧的浪潮，称其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绝佳之作，尤其是林副统帅认真学习毛著，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榜样云云（也有一些人在私下嘀咕林彪的形象，还有人在后来批判林彪时表示“我一看那张照片就觉得林彪不是个好人”。不过这种炫耀自己洞察力的说法后来被禁止，因为这显得他比党中央、毛主席还英明）！这张照片随即被制成印刷品，大量发行，到处张贴。
后来林彪有一阵子在公开活动中销声匿迹了，但人们并未感觉到异常（这些高级领导的行踪向来是不公开的）。到10月，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我们无意中看见一位老师走到宣传橱窗前，将那张林彪的照片拿了下来。有学生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的不正面回答，弄得大家十分纳闷。
又过了几天，几个关系很铁的同学紧张而又神秘的告诉我们：林彪出事了，乘飞机叛逃苏修时摔死了。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坚决不相信，并指责对方“造谣”、“反动”，说的人却十分坚决的表示确有此事，并且还以老师取下林彪照片为证。那条中午回家后我偷偷的问父亲（他那时是正团职干部，应该已经听到文件了），父亲听了以后，先是问我听谁说的，然后轻声的告诉我是真的，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我还是不要到外面去说，过一阵儿会有中央文件传达下来的。
这件事，给许多普通中国人带来极大的震撼。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十分肃杀，因言获罪的人数不胜数，但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还是很快就传得满天飞，可以说中央文件还没传达，全国人民就都知道了（后来听到个笑话：据说在向四川某地的“人民公社”社员传达文件时，他们听不明白那些古怪的外国地名，结果在议论此事时说成“林彪带到老婆一群，和儿子坐飞机落到蒙古的一个井里面，还温嘟嘟的”）。
直到1971年年底，林彪事件才公之于众。但在此之前，我已经看过了父亲带回来的一些材料，有李先念的讲话、所谓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一些图片等，对“九一三”事件的过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不少所谓揭秘“九一三”事件的文章，但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其实都没有脱离我当年看到的那些材料，有的则纯属杜撰）。
文件里披露的东西令人震惊，大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中共的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接班人、“好学生”、“亲密战友”、发明了“四个伟大”等一系列政治名词、我们天天祝他身体“永远健康”、我们“最最敬爱”的“副统帅”，居然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居然丧心病狂的要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在“571工程纪要”里，他们居然给毛泽东编了个代号叫B-52，那是美国的重型远程轰炸机啊，我们看过它在越南施行地毯式轰炸，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画面，用它来作为毛主席的代号，其用意何其毒也！还有，他们居然恶毒攻击干部到“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是“变相流放”……这样的反动言论还有很多，看得人心惊肉跳。
我觉得“九一三”事件中有两件事和上海的关系最密切。一个是在文件中提到的“新华一村”，就在离我们大院只有三公里左右的大八寺（现在改成大柏树）附近，我们乘3路有轨电车去虹口公园必须从它的门口经过。那是一个有着十几幢日式小洋楼、戒备森严的院子，大门始终紧闭，门口也没挂牌子，只知道是部队的院子，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单位。那时那一带还十分荒僻，除了一些工厂、民房，就是大片大片的田野。“九一三”后，有人说曾经有小孩在玩耍时不小心将皮球踢进了那个院子，爬墙进去找，结果被哨兵逮住，不仅要挨几下拳脚，还必须家长来领才能回去。当时觉得奇怪，小孩进来找皮球弄得这么紧张干什么？现在明白了，原来那里就是反革命政变的别动队“空军教导队”训练的黑据点啊！
还有一件事就是据说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除了炸无锡硕放附近的铁路桥、用老式的“伊尔10”强击机打毛泽东的专列以外，就是派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乘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西郊、接见当地领导的时候动手。据文件叙述（记得是李先念的讲话），当天毛泽东到达上海以后，专列停在西郊，但他并没有下车住进西郊宾馆，而是就食宿在专列上，并且要有关人员做好随时发车的准备。王维国是和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的，当王维国上车前，警卫人员通过仪器探测到王维国身上携带有武器，当场就给他下了，王维国徒手上车，自然功败垂成。毛泽东不认识王维国，询问后得知他是空四军的，顿时感觉不妙，和王洪文闲扯了几句后，推说身体不适要休息，将二王打发走了。二王离去不久，毛泽东随即下令提前开车，直接返回北京。王维国回去后即报告行刺没有成功，专列已经离开上海，那边厢顿时乱了手脚，次日林彪即出逃。现在证明这个说法纯属瞎掰。
在其后进行的整肃中，王维国也被逮捕。
1973年，我在位于上海五角场附近的少云中学读高中，同学中有不少是当时的空四军和空军政治学院的子弟。有一天，我们班上的几个空军子弟指着隔壁班上的一个女孩儿悄悄的对我说：她就是王维国的小女儿。那是个个子高高、体形丰满的女孩子，圆脸，眉毛很浓，双眼皮，但上眼睑有些脬，皮肤也不算白。乍一看，她的模样有点儿凶，但说话的声音却很细柔。那时她的父亲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多了，这样人家的子女应该说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然而她日常的表现却和其他学生一样，而且总是笑嘻嘻的，老师似乎也没有对她另眼相看。1975年初，放完寒假我们就毕业了，从此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我的父母曾经都是四野的兵，但对林彪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象《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样的回忆文集，把他当作一个著名的将领来崇拜（比崇拜其他元帅、将军自然要多一些）。
196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国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林彪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还发行了一部同样题目、由林彪题写片名的纪录片。作为曾经指挥过平型关战役的将领，由他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确合乎情理。这时他已经由一个单纯的军事领导人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直到“九大”时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然而“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也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一样，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成了“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代表反动路线的头子。
个人崇拜开始“降温”，人们不用总是戴着领袖的像章了（当然还有人戴），纪录片里领袖出现也不全场热烈鼓掌了，《毛主席语录》虽然还在使用，但删去了由林彪撰写的“前言”。
最麻烦的是要清除掉已经深深刻进中国人生活的那些与林彪有关的痕迹。那时只要毛泽东出现，旁边往往都有林彪陪着，“副统帅”、“亲密战友”么，当然要站在一起。可是林彪成了“林贼”、“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以后，再让他站在毛泽东边上就太别扭了。上边的措施是统一回收，许多画像、《林副主席语录》这类东西就这么交上去处理了。那时的群众十分单纯，一听说林彪要谋害毛泽东，都恨得咬牙切齿，不要中央布置，自己就行动了，烧的烧，撕的撕，砸的砸，和林彪有关的那些“文革”宣传品、生活用品就这么毁坏殆尽，传世极少。最好笑的是那时的笔记本里往往都有不少毛泽东的照片，其中就有他和林彪在一起的，有人用笔在林彪的脸上画“×”、戳洞，以示自己对林彪的“革命义愤”，后来发现毛泽东旁边站着一个要么黑脸、要么脸上打“×”的人既不严肃，又很滑稽，于是只好将有林彪的部分撕去，剩下一张残缺不全的领袖像。
4、“5.20”与那位亲王
说到“5.20”，估计如今的中、青人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知道的倒人不少，其实这段歌词就跟“5.20”有关。
1970年5月21日，北京城阳光灿烂，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一片人海，那年月常见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又在这里举行，这就是“首都人民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除了伟大领袖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一位特殊的外国领导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与夫人莫尼克。就在这个大会上，林彪朗读了毛泽东5月20日写的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简称“5.20”声明）。林彪用他那湖北黄冈方言慢悠悠的照着稿子念，有点儿有气无力的感觉，完全没有体现出声明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文字风格。
那一年，因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暗地里支持越共，允许越共游击队通过柬越边境渗透袭击美军及南越军队，还通过柬埔寨境内向越共输送中国、苏联的援越物资，于是美国人乘西哈努克出访之际，策动朗诺、施里玛达等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并成为南越政权的盟友。西哈努克在苏联时还毫不知情，直到去机场的路上，老毛子才告诉他国内政变了。
飞机载着无家可归的西哈努克到了中国（彼时其心情如何亦可想而知），出乎他意料的是，接待他的规格还是跟国家元首一样，令其感激不已。随后在中国的支持下，西哈努克在北京组建了流亡政府，建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其中重要的成员是被他取缔的柬共“红色高棉”（这也是中国撮合、西哈努克迫于当时形势妥协的结果），同时与北越、南越越共、老挝结为统一战线，在中老越边境一带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确定共同抗击美帝国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发表声明，鼓舞印支三国人民士气，同时彰显其率领世界革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领袖地位。不过，那也是中国最后一次举行这种规模的反美大会。
其实按中国当时的实力，先前对北越不计血本的援助已经给自己造成很多困难，现在再加上个老挝、柬埔寨，更是难以承受。但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事业”，也只能咬牙坚持，当然到后来更多的还是道义上的支持。嫌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也是导致越南倒向苏联、最后中越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苏联等国家的支持下，三国四方斗志高昂的与美军以及亲美势力的军队作战，美国已经无心恋战，决心跳出越战的泥潭，形势逐渐朝着对美国以及亲美势力不利的方向发展。
1973年，南、北越南在日内瓦签署了停火协议，随后美军开始撤出印度支那，如同当年的中国大陆一样，没有多久停火协议就成了废纸，在越共的全力进攻下，南越阮文绍政府土崩瓦解，两年以后就彻底垮台（还没有蒋介石撑得久）。
其他的两个印度支那国家――老挝、柬埔寨也相继“解放”，西哈努克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通过纪录片，我们看到他在进入柬埔寨后跪下来亲吻国土的感人场面，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比越共打下西贡还早13天），红色高棉走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后夺取了政权，中国对西哈努克的支持也获得了成果。
不过，刚刚走出战争的柬埔寨人民，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就又陷入另一场灾难：红色高棉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以后，手段极为残暴，提出消灭城市、消灭私有制，将大批民众迁离金边等城市，还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包括后来红色高棉内部的血腥清洗），他们号称要建立的“××主义天堂”实际上成了人间地狱，逼得民众起来造反。西哈努克先是遭到软禁，后来再度“流亡”，以治病的名义长居北京（这回却没有人再发表声明）。
而早就想并吞柬埔寨、统一以后实力大增的越南则乘机于1978年年底攻入柬埔寨，扶植了亲越的韩桑林政权，红色高棉只抵挡了两周就败下阵来（连越南人都没想到这么快，民众不响应其抵抗越南的号召，反倒希望越南人来推翻其统治），只好再次逃到山里去打游击。
及至波尔布特表面上下台、西哈努克再次与红色高棉（还有宋双）结盟、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取得国际支持（包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全国开展抗越战争，打倒1989年，失去苏联支持的越南扛不下去了，终于于9月撤军。坚持了10年抗战，西哈努克再次领导柬埔寨人民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
几年后，柬埔寨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红色高棉因故予以抵制，失去了进入政坛的机会，故技重施又去打游击。但无论柬埔寨人民还是一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与士兵，都已经厌战。经过几年的折腾，他们纷纷向政府投诚，一度声威赫赫的红色高棉终于土崩瓦解。
由于中国与红色高棉的特殊关系，加之越南统一以后彻底倒向苏联、且凭借其实力在印度支那大肆扩张，疯狂反华，导致中国在1979年2月使用武力予以“教训”，一方面是企图解红色高棉之困，另一方面也是打击一下越南的气焰。中越之间喊了20多年的“同志加兄弟”，于今反目成仇，可惜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200亿美金援助，算是喂了狼了。
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早就被弗拉基米尔同志宣布已经垂死的那一霸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成了世界的老大；另一个号称是国际共运老大的霸却不战而亡，灰飞烟灭。红色高棉不仅在夺取政权后又很快的丧失了政权，更完全丧失了民心，当年其风光一时的领导人成了臭名昭著、以反人类罪受到审判的罪犯（波尔布特之前已经被红色高棉公审并判处监禁，后于1998年因癌症死亡），这恐怕是当年大家看到“5.20声明”时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结局吧。
因为这一段历史，西哈努克亲王长期居住在北京，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且他还是那个年代在中国银幕上出镜率最高的外国元首。我们经常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他到中国各地访问、观看文艺表演、参加外事活动等等，他总是笑容可掬、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语调也很谦和，没有什么架子，虽然关于他的小道消息不少，但他留给公众的印象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他还创作了一些表达对中国感激之情的歌曲。
提到西哈努克亲王，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莫尼克公主。那时大家都已经知道西哈努克亲王不止有一个夫人，而这位莫尼克公主是最小的一位。基本上不管西哈努克亲王到哪里，她都陪伴着。
1970年那会儿她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女性最成熟、最有魅力的阶段。而“公主”这个名号、法国人的身份（很多年后才知道，她其实出生在柬埔寨，父亲是意大利裔法国人，母亲是有着中国血统的柬埔寨人），又令她在推翻帝制已经五十年、又刚刚经历过“文革”“破四旧”风暴的中国人眼中显得十分神秘。
莫尼克公主不仅有西方式的超凡美貌，还具有东方式的温文尔雅、娴静端庄的气质，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总是带着一丝浅浅的微笑，举止端庄、高贵，后来到中国来的那位“花蝴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与之相比，差别不啻天渊。
当然，还有一位宾奴亲王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头不仅歪着，还一刻不停的在摇晃，当时中国人还不明白那是帕金森综合症造成的。
5、尼克松访华
1971年7月16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上午十点多钟（事后得知，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奇怪的时间，是事先与美国方面商量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华盛顿时间7月15日晚上十点左右），在国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播出一条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个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派的总头子，明年要到中国来访问了！
这一条消息不啻晴空霹雳，把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包括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人）都搞懵了。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接受的教育就是美帝国主义很坏：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支持蒋家王朝、四大家族、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美国兵在上海打死中国的三轮车夫、美国政府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屠杀朝鲜人民还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国支持南越伪政权疯狂轰炸北越屠杀越南人民、美国派不断间谍飞机侦察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到处搞政变、暗杀、美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美国“三K党”搞种族歧视野蛮杀害黑人、美国人精神空虚生活颓废、美国文化反动腐朽没落、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要完蛋了）……
怎么突然之间，美国总统，这个全世界反动派的总头目就要到中国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来“访问”了呢？
为了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政府对民众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教育，包括像我这样刚上初中的学生。我们是在学校里听老师解释为什么尼克松要访华、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访华（估计也是按照上级布置的口径说的），大意是中国已经无比强大了（特别是经过“文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就要垮台玩儿完了，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被英勇的越南人民打得狼狈不堪，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现在要来跟中国套近乎了（内部宣传材料用八个字形容他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不知道尼克松本人是否知道当时中国的官方就是这么教育国民的），这是我们的胜利，美帝国主义的失败。
后来大家知道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只能是中美相互都有需求，才“走到一起来了”，具体情况已经不是秘密。
但毕竟自朝鲜战争以来双方持续处于敌对状态有20多年，何况尼克松曾经是个著名的反共政客，双方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到一块儿，关系的解冻是一点一点实现的。其过程就像两个心里已经瞩意对方、表面上却还要端着架子的恋人，不断的耍着小花招来暗送秋波并揣测对方的意图。最后，通过中间人“做媒”牵线，好事终于成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华访问。周恩来去机场迎接，由于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所以欢迎仪式非常简单（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突然之间对美帝国主义太热情洋溢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有铺红地毯，也没有礼炮，更没有那时常见的挥舞花束欢呼雀跃的人群，只有军乐队奏两国国歌，然后检阅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这样了。
尼克松出机场就去了中南海（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周恩来作陪，双方相谈甚欢。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还安排尼克松一行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江青也出来作陪。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周恩来又陪着尼克松到了杭州、上海，2月29日，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一行结束访华回国。
尼克松在中国的活动，迅速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报。但那时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家里都没有电视机（即使有电视机，这样的活动当时也不可能实况直播），却只能在几天以后通过纪录片才看到有关的影像记录。那个纪录片里的毛泽东是林彪事件以后首次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以前那个“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的毛泽东面容浮肿，动作迟缓，站立时甚至需要护理人员搀扶（后来知道那人是张玉凤），明显的衰老了，令公众十分惊讶。后来才知道，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甚至有过一次中风，差一点就离开这个世界。
尼克松在中国期间，除了会谈，还有一些参观（其夫人还有单独的参观活动）。他们去的那些地方都是经过挑选并做了精心安排、以使其看到的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景象、新成就”，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们来上海时，恰逢我们初二第一学期刚刚开学。那段时间，各个单位都根据上级指示对尼克松一行访问上海期间如何应对作了布置。记得那几天要求各单位的人员全部到各自的单位、学生全部到校；各单位要对内部的“牛鬼蛇神”严加管控，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街道要对居民进行教育，市区居民那几天不要随意出门，郊区居民更不要去市区；市区几条主要街道沿街的店铺、居民重点做了布置，特意安排了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扮演市民在尼克松车队经过的街上行走，刻意营造一种幸福欢快的氛围给尼克松一行看。即使我们这些人决不可能遇见尼克松他们，老师也反复教育我们如果不幸碰到跟来的美国记者“别有用心”的提一些问题的话，应该如何回答，而且态度要“不冷不热，不卑不亢”。
遗憾的是那几天我们天天被关在学校里，放学后就回家，一个美国记者也没遇到，无法检验自己能否“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照本宣科回答问题。
尼克松走了以后，那座将他在中国的活动及时传输出去的卫星信号发射站就留在了中国（据说是赠送），其全套装置都是美国提供并安装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地面卫星信号发射站是前所未见的东西。发射站的地点就在上海莘庄附近（现在还在，就在七莘路西侧。当时属于上海县），四周是一片农田。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卫星信号发射站已经是多年以后。旷野上，那几个巨大的白色抛物面碟形天线显得十分醒目。美国人的技术力量，令人们赞叹不已。
中美走到一起，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登时减轻了许多，我们当时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国际政治就是这么滑稽，一直在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现在却要与美帝
国主义携起手来对抗曾经的盟友苏联，消除苏联入侵的威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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