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4、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计划，文革将进行三年，叫做“一年发动、两年推开、三年扫尾”。因此从1967年入冬开始，中央就接连发布文件或最新指示，10月14日要求学校复课闹革命，17日按系统进行大联合，11月27日提出清理阶级队伍，12月要求重建党组织等等。到1968年初虎林县革命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在此形势下我们分局机关的两派，也逐步地、虽然是比较生硬地，在以红联为主导的情况下逐步联合了起来。根据上级指示，由于整个黑龙江农垦将改建为生产建设兵团，因此虎林农垦分局已列为“斗、批、散”的单位，联合后主要是搞清理阶级队伍等斗批工作，直到最后解散。
运动在以原红联成员为主的领导小组组织下进行，肯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红联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
联合后首先进行大批判，实际就是批张副书记。除了他亮相无联、被冠以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解放军支左等问题外，又找出了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原因是在1943年山东抗日期间他曾受共产党派遣当过国民党军训教官，并按照党的指示参加了国民党。这本应是革命事迹，但这时也成了万恶的罪名－－国民党残渣余孽。
从1968年4月起。全虎林县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到处都是一片揪阶级敌人的吆喝声。通过所谓的检举、揭发，实际主要是清查个人档案，在仅四十多人的分局机关干部中竟陆续揪出了十多名黑帮。除当权派中的张副书记、王xx外，一般干部中原红联或无联的人都有，当然以无联的人更多一点。罪名和头衔也千奇百怪，除了纯属派性揪斗的所谓“坏头头”、“三股妖风黑干将”外，大多属于出身不好，个人历史上又有些事，被冠予“＊＊阶级孝子贤孙”、“阶级异己分子”、“残渣余孽”、“特嫌”、“漏网右派”等等。其中不少还正是前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被围攻的一些人。
我也予4月下旬以“特嫌”的罪名被揪了出来。起初待遇还较好，没和那大帮“老牛”（当时对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的统称）关在“牛棚”里，但显然被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的资格，不能参加运动，每天按时来上班，关在一个房间里闭门思过，学毛著、写材料，主要内容还是农大肃反的事，晚上下班还可以回家。既没人找我谈话，也没揪到会上批斗。约20多天后，又把我们这四五个人交给了分局的电话班，每天出去维修由分局到各农场的电话线路，活不特重也不太轻，无非是扛杆、挖坑、埋杆、放线等等。也正在这期间，5月21日我的二女儿小筠出生了。她本来是我们为了弥补因儿子夭折给妻子小高留下的心灵伤痛而到来的，没想到她降生到这个世界就赶上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我虽然还能回家睡觉，但每天都必须战战兢兢地按点去机关报到，参加劳动，完全没有休息天。对小高的月子调养更一点儿都帮不上，只能靠她自己强撑着。
其实这个期间由于各单位揪的黑帮太多，几乎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低着头、排着队，被“造反派”押着走去受监督劳动的人。不用问，准是一帮“老牛”（牛鬼蛇神的简称）。由于人多、相对来说老牛们政治上的心理压力反而不很大，大家都是“牛”也就无所谓了。真正感到压力的是自己心里在嘀咕：被揪后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各单位在做法上有很大差异，因为根本无法可依，更无人性可言，群众想怎么整你都行。从总体上说，只要是被揪出来的那就是敌我矛盾，就都适用毛主席的光辉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无论他明明是同志或是朋友，对他都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是自己的立场有问题。相反，为了表现你的所谓“革命性”，只有对“老牛”越凶才越显得自己越革命。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一股泯灭人性的黑流公然泛起，有的批斗纯粹是作弄人、摧残人，以此满足自己的某种阴暗心理；有的则是以武斗作为主要手段，借以展示自己的残忍性格，甚至自认为这才是“方显英雄本色”，我居住的西岗地区就有一些原无联的头头被打得皮开肉绽、肋骨折断。甚至某些坏人掌权的单位更借机大搞严刑逼供，鱼肉百姓、蹂躏妇女等也并非个例。如我农大同级同学方清扬所在的军川农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农场革委会搞的所谓挖反革命集团运动，就是个典型案例，一些人为了逼供，除采用各种血淋淋的残酷肉刑外，还多次硬逼着被揪出来的年青妇女脱光衣服当众裸体蹦跳，供“革命群众”围观取笑，其暴虐的原始与恶毒程度真可以说胜过了重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美合作所，充满了血腥的兽性！
这难道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吗？诚如学者顾准指出的：
这种没有法制约束的“形式上的大民主，实际和极权政治、专制暴政，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并早已在群众的拥护声中形成为一个专制的新怪物”《顾准全传》。
而“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每当今日媒体经常感叹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竟然最不懂礼让，最不懂得尊重人、爱惜人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十年浩劫期间漠视、甚至泯灭人性的传统，从而在几代中国人身上留下的沉重遗产！
批斗、殴打和监督劳动是对“老牛”的三种改造手段，更准确讲是“老牛”挨整和被惩治的手段。就“老牛”来说，如果允许自己选择、恐怕多数人在这三者间还是愿意选择劳动，虽然谁也说不清楚，强迫劳动怎么就能改造了思想。但无论是惩罚性劳动也好、改造思想也罢，总比挂着牌子弯腰批斗或挨打强。如此说来，我还应算是幸运的，在整整一年“老牛”生涯中，我只有一次被西岗地区造反派揪去晚上陪斗，胸前挂牌、弯腰90度、临走头上还给了几个爆栗子，红肿了好几天，算是领教了批斗的滋味，本人在分局既没挨过斗、也没挨打，只是足足地干了一年多被监督的“老牛”活儿，此外好像也顾不上理我。这也许和分局机关较为掌握政策有关。
1968年6月18日中央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和省农场局基础上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沈阳军区。并由军区派了大批现役军官直接接管农场。原虎林和密山分局组建为兵团第四师，下属各农场均改为团的建制，各生产队改称为连。不过现役军官只派到师、团部机关，不到连队。借着文革的东风，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是：“砸烂旧农场、建设新兵团”！并且认为开发黑龙江农垦的原十万转业官兵主要是从抗美援朝的部队中转来的，所以北大荒的农场更属于“刘少奇的农场、彭德怀的兵”，从根子上就有问题，这样的旧农场当然要砸烂。砸烂的具体做法就是旧农场的人统统“靠边站”（下岗）。正好当时各大城市数十万知识青年插队来到北大荒，他们热情单纯、响应号召热爱解放军，于是兵团在人事路线上就明确提出：要依靠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而旧农场的人则需要批判和改造，通过审核后方可作副职使用。
当然，这些情况当时和我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仍在“牛棚”里，实际上是等待着对我的外调结论。只是自兵团成立后从上到下要求大力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反对右倾保守，还搞了什么反右倾运动，对我们这些“老牛”的管理也就加强了。68年8月我们原来维修电话线的几个人，也许是电话线正好也修完了，也合并到整个“老牛”队里，并挑选了一半约六七个人，其中有我，和西岗大修厂的“老牛”们一起被关到大修厂的“老牛棚”里，晚上也不准回家了。每天在大修厂食堂吃饭，每顿饭前还要排好队，逐个自报罪名和姓名向食堂里的毛主席像弯腰请罪。每天由管理我们的造反派，押解着我们监督劳动，主要干的活儿是抬大木头和钢材、此外就是筛砂子。正如前所说，虽然我出身不好，但对干体力活还从来没有觉得是件很遭罪的事，更何况到北大荒后无论在农场工作或蹲点，活都没有少干。虽然这次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并具有绝对污辱性的监督劳动，但一帮老牛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请罪，都是劳改犯，大家也就有点无所谓了。这也许是几十年来在共产党接连的政治运动教育下，早已把人训练得毫无自尊，能平静麻木地接受这种屈辱了。但这事却把前妻小高吓得要命。她一个农村姑娘没见过这种阵势，以为我已经被关起来劳改了，连夜牵着5岁的晓玲、背上背着才三个月的小筠，给我做了一碗肉菜送到“牛棚”来，我心中万分感激，但只能反复向她解释、劝她宽心。我没能照顾上她的月子和孩子，业已万分内疚，千万别再为我着急，更不要再给我送饭送菜了。
这样的劳动绝对是不把人当人。不仅不会考虑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能否承受，而且每天都是在所谓革命群众的呵斥下，心惊胆战地干活，动辄得咎。本来就是要惩罚和改造你嘛，还有什么说的！原八五○农场李副场长也成了“老牛”，在抬大原木中由于过去没有干过这种重活，不懂安全规程，抬上去的大原木从堆上滚了下来，他躲闪不及被原木压断了腿。分局机关的会计王x跟汽车往地里送肥料，因劳动紧张，内急，周围反正都是男“老牛”，他就站在车顶上往地里撒了泡尿。被认为是耍流氓威风，接连弯腰九十度批斗了两晚上，为这泡尿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请罪……。一句话，既然成了“老牛”，那就不是人！想怎么整你、作弄你你都得受着，而且活该！
在大修厂监督劳动了约一个月，我和部分“老牛”又被送到虎林电厂，该单位原归农垦系统。主要的活儿是轮班给锅炉送煤。这可是个高强度的硬活，4人一班、两台推煤车，8小时内要确保用铁锨装24车煤。也就是每班两人包一个车，要装12车共24吨煤。而且天天如此，没有一天休息。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对于一个缺乏重体力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来说确实是场硬仗。劳动条件不好，装车时扬起的煤粉混着满头满脸的汗水，一个班次下来真成了煤黑子。这还在其次，每次装车时头几车还行，尤其是夜班干到半夜两点以后，真觉得筋疲力尽、又困又乏，胳膊都似乎抬不起来了。但煤车是按点走的，供不上锅炉烧可是大事，只得硬咬牙挺过去。好在人真是个贱货，两周后也就逐渐锻炼出来了，四个“老牛”间或还能抽空点支烟，歇口气、相互说两句笑话，用自嘲来缓解一下筋疲力尽的身躯。
就这样，我在电厂装煤又干了近两个月。
1968年11月的一天清晨，刚下过大雪，天特别冷。我刚干完夜班疲惫地回到我们住的“牛棚”里，准备赶紧洗把脸早点躺倒休息。
突然电厂管理我们这批“老牛”的人进门来就高喊一声：
“蔡方达，赶紧过来”！
我立刻遵命走了过去。
“分局来电话，你老婆昨晚也被八五○农场揪出来了，现在关在西岗医院里。家里小孩没人管，分局来电话让你赶紧先回家去料理一下，料理完后不用回电厂了，自己直接回分局机关清查办报到。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我嘴里应承着，但心里却嘀咕着：“都什么时候了，清理阶级队伍都过半年了，八五○农场怎么到现在还在往外揪人”？
“回去好好地把家里的孩子安排一下！”也许是看出了我脸上闪过的一丝疑惑，他又像有点同情却又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听说罪行可不轻啊！昨晚西岗斗了她一夜，胆敢谋杀师首长，谋杀解放军！真是不想活了”！
晴天霹雳！一阵凛冽的北风吹过来，彻骨的寒气顿时拥上心头，全身一个激灵。什么也顾不上了，我转过身去、顶着满头满脸和满身的煤尘，就像个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煤黑子，没命地向三公里外的西岗奔去……。
5
十年浩劫、史无前例。四十年来围绕这场“革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议论纷纷，官方对文革是错误的也已有定论。可惜真正的宫廷史实至今仍未解密和公开。四十年来，我对文革也始终存在着一连串疑问，百思不解。例如：毛泽东逆众人之意发动文革到底想干什么，临终前他自己都说此事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不少；又为什么那么多人竟然会一度变得如此狂热甚至残忍，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力量造就的“杰作”……？由于当局实际上还不允许大家在各种公开的媒体上对文革进行讨论，作为身经这段历史蹂躏的国家公民，到今天回味时仍然只能凭自己亲身的点滴感受，来盘点这场宏大“革命”所经历和造成的一切。以下所说虽不免狭窄，但却自有其真实。
都说文革制造了一个神，其实并不确切，应该说制造的是一个真正的皇上。是共和国里专制帝王完成了复辟，他既是至尊君王也是至高上帝。当时全国人民对他山呼万岁，顶礼膜拜，一个万岁不够还要万岁！万万岁！回想我们那时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也好；三敬三祝也罢；每天喊万寿无疆的时候还要弯腰90度的虔诚；夜半三更全城起来敲锣打鼓欢庆最高最新指示；以及对报纸上他的头像或名字，稍有不慎、表现不敬，就是现行反革命，可立即招致杀身之祸……。这类例子还很多，无论从实质到形式、规格或内容，都和中国臣服古代封建皇帝的做法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我自己也曾经痴心拥护，似乎否则就无法表白“三忠于、四无限”。和封建王朝不同的只是：红色的党旗代替了黄色的龙袍，革命的词汇淹没了“朕即天下”的实质！应该注意的倒是：这一切他本人不仅全知道，不仅支持和接受，应该说还正是他想要的。
文革创立了一种拜神教，并把全国人民都培养成没有自己灵魂的教徒。教主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教主的每句话都成了类似经文的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所有的教徒都只能读他这一本书，因为别的书都是魔障，统统要批判或焚毁；教徒不需要文化，“读书越多越反动”；封锁信息，实行愚民政策，人民更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或创新建议，如我遭遇的在纯技术问题上提点意见，也是反党罪行；每个教徒都要随时准备为保卫教主的每句话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我也完全接受这些思想。只是当2001年全国掀起批判邪教高潮时，我惊呆了！因为当我将报纸上列出的邪教特征，逐一对照，忽地发现它和我们在文革期间所做的一切，几乎一条不差。我甚至怀疑当时国内那个被批判的邪教头子，许多做法可能正是从文革学来的。
回味那时在十亿民众中进行的“神化”，或更准确地讲应是“奴化”教育，还使我想起了美国畅销小说家丹.布朗写的《达.芬奇密码》一书中描述的那个苦行信徒－－白化病人塞拉斯。
他束在大腿上那带刺的苦修带、深深地扎在肉里，痛得走路一瘸一拐地，背上也全是一条条自我鞭挞的带血的伤痕。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并且无论导师让他去做什么，包括去杀人，他都会立刻高高兴兴地去做的”。这就是这种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和它的威力所在！
文革还彻底撕裂了社会、撕裂了人群。它引进了事实上的种姓制度，将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人，打入另册（直查祖宗三代）。政治上歧视、工作上不用，并成为每次运动挨整的对象，永世不得翻身。从而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不仅如此，文革还把自己的基本群众再撕裂成对立的两派，连原本和谐、齐心仅有四十个人的虎林分局机关，也被搞成势不两立的两伙。对立的人群、对立的社会，虽然不利于国家的建设，却便于操控和统治。因为派斗吸引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朝思暮想着红太阳哪天能封自己为“左派”。
文革更是宣扬和实施暴力的全武行，而且极尽原始和粗野之能事。对被揪出来的“另册”人员可以任意摧残作弄，不要法律、无需证据，打罚酷刑、为所欲为。两派之间也同样大打出手，棍棒枪炮全都用上。人性全无、只有兽道。这充分说明了文革实际是红色口号下封建专制暴政的复辟。通过暴力更能撕裂人群，增加社会对立，从而震慑人民，使人人恐惧以巩固教主的统治，所以要实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马克思只是一面旗帜，是被教主绑架的图腾，借以招募教徒；他本人则成了该图腾的活化身，实际做的是以专政的名义实施着秦始皇当年的一切，甚至连教主本人都承认，他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这一手法由来已久，早在四十年代有一本苏联彼.弗拉季米洛夫著的《延安日记》，那是作者亲自在延安时通过观察和感受作下的记录。其中1943年7月29日这天他就写道：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好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其实教主一贯就是非常赞赏秦始皇和法家韩非的。郭沫若对韩非子学说曾用生动的语言描写道：在那样的社会里，“所需要的人只有三种：牛马以耕稼，豺狼以战阵，猎犬以告奸，如此而已”（十批判书）。文革所要造就的正是这样的社会与人群。
不仅如此，文革还开启了争权夺利的潘多拉魔瓶。昨天久经考验的同志，今天成了内奸叛徒；今天的亲密战友，明天又成了反革命野心家。权力的倾轧，使我们这些身处底层的人们每天仰头看着中央，在走马灯似变换着，原先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在《论皇帝》一文里所描述的，历朝开国皇帝登位后都要大肆杀戮开国元勋和聚义弟兄的惨剧，又在建成17年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悲惨地重演。
以上各项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或看到的事情，结论除了封建专制复辟外，似乎已无需多说。
就垦区来说，文革扼杀了东北农垦总局成立三年来在建设北大荒上的正确努力，摧毁了好不容易从饥谨下重新形成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砸烂旧农场、建设新兵团”的口号下，以批判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名义，排斥老农垦战士，废除用血汗凝结成的科学规章制度，使生产瞎指挥重又兴起，北大荒再度倒退。兵团组建时垦区年盈利1347万元，兵团组建后连续五年亏损，至1973年五年总亏损达6亿多元。真像全国一样，文革也使北大荒走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文革对我来说，它蛮横地中断了我在虎林农垦这片土地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使我又一次陷入了报国无门的境地。它还再一次明确地告诉我，作为一个“另册”里的人，在这个国度里，虽然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虽然有着一颗为国家为科学竭尽全力的拳拳之心，但等待我的只能是苦役和挨整的义务，却没有参加建设国家的资格和努力工作的权利。在万劫不复的改造和审查中，我仅有的青春岁月荒芜着，为国家建设的热血空流着，我不能不想起七十年代那部被禁演的电影《苦恋》，那位苦苦恋着祖国的主人公，在影片结束时撕心裂肺喊出的那句话：
“祖国啊！我是多么爱你啊，但你也爱我吗？……”
从1949年以来，三十年间、陷入这种单相思苦恋中的又岂止我一个人！
然而，被剥夺建设祖国工作的权利也好，在牛棚里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罢，虚耗的青春和精力都算认命吧！谁让自己生在这样一段历史里呢？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嗜血的文革竟然还要张开血盆大口，吞食掉我那个清苦、无辜而又宁静的家庭，在家破人亡的血泊里、在孩子无端失去亲娘的啜泣声中，我才似乎真正听到了文革那阴森的狞笑声！……
可以提到的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我曾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把文革中的这一切罪恶和问题，都记在林彪和四人帮账上，以为主要是他们造的孽、作的恶。近年来，当读了一些当事人的自述或传记后，我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受骗了！
历史终究会逐渐显露真象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在舆论控制上，对文革的记述和议论依然是个事实上被严令回避甚至封杀的禁区！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文革的各篇记述中，我没有也不愿提到任何一位群众的名字，也不想太细说“牛棚”里、或两派间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因为通过以上的历史回味，也使我更明白了一个真理：群众在运动中是被动或无辜的，不论他（她）曾经对你做了些什么，都别怪他（她）！天地可鉴，这是我的真心话……。
我唯一期望是：国家能够尽早正面面对这段历史，公布事实、深入总结它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以及应该由此吸取的教训。我真希望巴金老人有关建立文革纪念馆的遗愿能早日实现，把这些以摧残人才和生命为“乐事”的人和事，中国人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历史遗恨，都能以某种方式为中国的子孙后代永远保存下来。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些令人伤痛的血的事实，让它再也别在这神州大地上重演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就在前不久，我还听到有人在哀叹：
“可惜第一次文革失败了，建议中央应该发动第二和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听说，这种主张还不是一个人，背后有着一派势力。
如果说忘记了历史就相当于背叛！那么极力掩盖甚至篡改历史的又是什么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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