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4-6 下迁后的第一项科研
－－作者：阮耀钟
我下迁后的第一项科研，也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项科研是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
1972年科大开始招工农兵学员，老师也可以搞科研了。大家各自选题，科大当年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虽无人指导，但也无人干涉，体现了科大的自由、民主，老牌大学不能比。这样每个人都能做自已喜欢的课题，干起来特有劲，苦也甜。每个成功的科学家，无一不是做他最喜欢的课题。若觉得科大是个谜， “自由、民主”应该算是谜底之一。一个国家也一样，只有自由、民主，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怪不得有这么多革命先贤，为自由、民主奋斗终生。
我之所以选择研制低温电容液面计这个课题，因为当时液氦的液面测量在国内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等不少单位都在研究这一课题。当年我们国家从法国进口了一台使用超导磁体的核磁共振仪，带了一台低温电容液面计，上面三所学校，都仿效从法国进口的液面计研制。我认为搞科研不应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才能创新。
如何消除引线电容的影响，是本课题的难点和关键。为了消除引线电容的影响，我真是冥思苦想，有时走路都在想这个问题，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苦苦研究了几年。大约是1974年左右，我带73级工农兵学员去北京物理所实习，同时也把我研制的低温液面计带到物理所做实验。听说物理所有一台仪器，可以测量很小的电容，我借来说明书一看，发现它用“变压器电桥”消除了引线电容的影响。于是我借用了这一方法，消除了引线电容的影响。当然，用“变压器电桥”消除引线电容的影响，并非我首创，但把这一方法用于低温电容液面计，至少在国内，我是第一个。
整台仪器的电子线路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们那个年代，大学里学的是电子管线路，到七十年代就过时了。如今科技发展很快，许多知识很快过时，必须自学新的知识，赶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中，聊天、打朴克、下象棋、装收音机都可以，看书却要受批判，遭非议。我选择了装晶体管收音机。因为六十年代我一看晶体管电路出来了，赶紧自学晶体管线路。通过装晶体管收音机，学习晶体管线路。到七十年代，一看又出来了集成电路，又赶紧自学集成电路。我在低温电容液面计这个课题中，全部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这是这个课题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原因。
大约是1975年或76年，科大第一台氦液化机安装成功，请上海冶金所的同志帮我们调试氦液化机。当时，科大低温物理教研室就我一个人有科研项目，于是就拿我研制的低温电容液面计作试验。上海冶金所的同志认为我研制的低温电容液面计做得很好，建议我开个鉴定会。于是，我邀了些国内同行开了个鉴定会。
当时我已研制了三台低温电容液面计，鉴定会的第一天，请一位代表用肉眼观察玻璃杜瓦瓶中液氦的液面高度，并报数；其他代表观察三台低温电容液面计的指示，鉴定是否与肉眼读数一致。等做完实验，我说，明天再做重复试验。代表们说，不用再做重复实验了，今天三台液面计的指示很一致，等于是重复试验了。
鉴定会代表对我这一项目，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说，低温电容液面计，阮耀钟做的是目前国内最高水平了，若无别的高招，建议别人也不用再研究了，据我所知，国内后来一直没人再从事低温液面计的研究。
这第二项科研是在下迁到合肥后做的，这项科研我化费了四、五年时间，当年科大刚从北京下迁合肥，条件异常艰苦，我用一把电络铁和一台示波器，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该项目于1978年获得“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和“安徽省重大科研成果奖”。这是我继低温热导仪之后的第二项科研。我的第一项科研是科大下迁前完成的。
4-7 科大的春天终于来到
－－作者：阮耀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大也迎来了春天！
1977年撤销工、军宣队，结束再教育。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前所未有。以前，毛泽东每次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我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恨知识分子。照理说毛泽东也是中专毕业，应算是小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当过管理员，多少对知识分子应有所理解。像我这样根正苗红，出身于贫下中农，高中毕业免试保送上大学，我一直抱着对党和毛主席感激之情，紧跟党，崇拜毛泽东，在大学里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自已培养的知识分子，因为多念了几年书，成了“臭老九”，就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心里真是想不通！
197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消息传到学校，科大欢腾。
在“四人帮”最后横行的年代，科大与科学院密切合作，代表科学院起草“汇报提纲”和《代拟稿》，“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遭受批判。如今“四人帮”垮台，科学院和科大这对患难与共的“母子”开始扬眉吐气，科学院也对这位昔日“科学院的落难公子”倍加疼爱；对这位蛮讲母子情谊的“独生子女”宠爱有加；对这位挺争气的“落难公子”十分赞赏。1977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郭老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新华通讯社以“一定要办好中国科技大学” 为标题报导上述消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称“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迈开了一大步”。春天一到，科大起跑比谁都快，一度在高校中领先，不足为怪。科大人本来就强调创新，富有创新精神，科大又多次迈出第一步：
国内最早的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
国内大学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于1978年3月开始在科大筹建。
1978年3月8日中国第一个“少年班”在科大诞生。《人民日报》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报导科大“少年班”的诞生。那时不仅是少年班，整个科大都在“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
1977年底科大当时虽然只有8个教授，10个副教授，126个讲师，可是科大人为了把“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真是跑步奔向未来，像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是助教，跑得比谁都来劲，比谁都快。像方励之这些年轻人才，这时候也不用业余时间，躲在地下室偷偷摸摸研究天体物理了，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研究天体物理了，可想而知，这时中国还有谁能赶上他们！
虽然科大要求迁回北京的呼声和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科大人务实，说归说，写归写，干归干，科大人丝毫没有因此减慢前进的步伐。正如我在《谈谈我对“科大精神”的理解》一文中所说：“从 1979 年至 1989 年举办的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nation and Application）考试，科大一直遥遥领先，当时我们这些科大老师，在清华、北大，都是他们学生辈的，为什么CUSPEA考试还考不过科大，几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很难理解。”；科大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的成绩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科大的优秀率还高于其它高校的及格率；科大新生入学考试的成绩比清华、北大高二十多分，曾出现一个班上有四位省高考状元，称为“一班四状元” ；……这一切，使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年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都觉得科大是个谜。
但这一切，都已成历史。只能说明科大终于闯过了“下迁”这场大灾难。科大在这场大灾难中没有垮掉，科大二次创业成功了！但是，年轻的科大人要懂得“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今竞争更激烈！我相信“青出于兰，胜于兰”，年轻一代科大人定会比我们更强！
4-8 科大有今天不能忘了邓小平
－－作者：阮耀钟
在中国科大50华诞写的“校史点滴. 建校动议” [1]一文中提到：
195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邓小平的批示是：“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都审核同意了书记处的决定。
啸宙兄留言：“1958年6月2日，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1]我理解，啸宙兄意思是要我们科大人也不要忘了邓小平。科大之所以能在合肥重新崛起，当然是由于科大人顽强拼搏，不甘落后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恐怕也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对中国科大关心备至，每每在学校建设的关键时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
直接推动科大第二次创业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大遭严重破坏，1970年学校被迫由北京下迁合肥，大批设备损失，大量教师流失，办学条件十分艰难。
1975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关于科技工作汇报时强调说：“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
1977年8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提出科大既要成为教学中心，又要成为科学中心，并制定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改革措施。当年9月，该院就此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等批准同意。
1983年，中国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十所大学，开始教育部列的重点大学名单中没有科大。你若看过我写的前年几篇文章，也看到了科大下迁合肥之后，办得非常出色，以至不少名牌大学的校长都觉得科大是个谜，所以当时教育部列的重点大学名单中没有科大，真是毫无道理的！这也是蒋南翔、何东昌他们压制科大的一个证据。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科大校长严济慈上书邓小平，建议增列科大为重点建设大学。仅过六天，一直关注科大发展的小平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在小平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大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与北大、清华等十所高校一起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并步入中国知名大学之列。这样，科大总算搞到一批钱，建了科大西区，是管惟炎和方励之当科大校长和副校长期间开始建的，由上海设计院设计，很漂亮，今年科大五十周年校庆，你若来合肥，学校一定会带你们去科大西区参观。
关注少年班的创办和成长
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于1978年开始试办颇负盛名的少年班，选拔一批年仅十四、五岁的优秀少年加以特殊培养。邓小平对科大少年班的创建和发展也是关怀备至。
1982年12月，知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十五至十八周岁较有利。”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在他的鼓励下，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软件神童。
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另一位知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对少年班做出较高评价：“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
关注同步辐射实验室
邓小平还非常关注建在科大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1982年4月，中国正式批准立项在中国科技大学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次年11月即破土动工。然而，到了1985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由于国家经费紧张，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工程建设面临下马危险。又是严济慈将此事报告邓小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克服困难加紧建设。
1987年，该实验室直线加速器建成出束，达到设计指标；1989年4月，全机联调成功，发出同步光，光源装置基本建成；1993年，实验室正式向国内外开放。
参考文献：
[1]《校史点滴. 建校动议》http://q.blog.sina.com.cn/ckd5802/blogfile/4f8df227010096q1&dpc=1
[2]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邓小平与中国科大的不解之缘》
http://news.ustc.ed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138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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