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五章 炉火茅田（一）
一、初入铁厂
1977年3月14日，春天的县城，却是一个阴冷的天气，这是我前往茅田的日子。
茅田距离县城35公里，那也是海拔千米的高山地带，有公路，我又一次踏上了下乡之路。上一次，是去作知青，这一次，是去作“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学徒工，时年27岁。
此后的一年里，我用贴身的汗水、锥心的痛悔，体验着这个身份的艰辛。
清早起来，我独自来到汽车站，想找到一个认识的货车司机，搭个便车，省去那1.5元一张的客车票，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曾经认识了几个这里的货运车队的司机。在车站，碰到了郑姨爹的小儿子，算起来，我要称他为表弟，他家就在车站的附近，我跟他说：“我来找车，要上茅田去了，我先把行李弄到你家门口放着吧。”他说行，就推出了他家的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也是稀罕之物，不是寻常百姓家所能拥有的，和我一起到我家。我搬出我的行李，就是我从花坪食品所带回来的那一只大篾筐，它高0.8米，长1米，宽0.7米，一个挎包、两床被褥、3套衣服、4双鞋子，一股脑儿，全部放进去了，把这大篾筐放到自行车的货架上，他推车，我扶筐，把这筐推着到他家的门口放着了，我就到汽车队里面去，找认识的司机，终于问着了一位朱师傅，他说今天到巴东去，我说：“顺便带我一程到茅田去吧。”他说可以，我就把我的大篾筐搬到了他的货车上，朱师傅说：“我回去吃饭，吃完饭就走。” 我在那车上等着。
中午过后，货车开出县城，一路向东，在建巴公路上飞驰，阴沉的天空，笼罩着车前的远山，一个多钟头后，到达茅田，驶过一段小街，街头尽处，就看见公路右边，一排土墙房屋，中间一个大门，大门的一边，竖挂一块招牌，宋体黑字大书：茅田公社农机厂。
我说：“到了，我下车了。”
下了车，搬下我的大篾筐，放在公路边上，望着那汽车一溜烟地远去，我的心头，也和这高山的阴沉的天空一样茫然，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走进大门，就看见了右边一间办公室，进到这办公室，一个大块头的中年人，门牙有一点暴出，问我：“你到我们厂里来作什么啊？”我说：“我是县劳动科这次招来的知青，分配到这农机厂，今天来报到了。”
那人站起来，和我握手：“欢迎啊，我听我们杨主任说，县里给我们厂分了一个人，就是你呀。”又自我介绍：“我姓侯，是这厂里的会计。”
他看着我空手一人的样子，又问：“你来报到，没有带铺盖行李？”我说：“带来了，在大门外的公路边上。”他说：“我帮你搬进来吧。”
他来到大门外边，看见了那只大篾筐，有一点吃惊：“这就是你的行李啊？”我说：“是呀。”
他帮着我，把大篾筐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说：“我们厂的杨主任今天没有在，我也不知道上面会安排你作什么工作，你还是到公社里去问问吧。”
我说：“好。”我也正想着去找我那郑书记姨爹呢。
我走出农机厂的大门，一路问着，就到了公社的社部。在这陌生的社部，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去找到办公室，那陌生的面孔问：“你是谁？来找哪个？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县里劳动科分配到公社农机厂的，来找郑书记。” 那面孔还是冷冰冰地说道：“郑书记在城里开会。”我问：“今天会回来吗？”那人不耐烦了，说：“不知道，你等下午了再来看看吧。”
我出了这社部，在茅田的街上，转了一个来回。这街，是沿着公路两边形成的，在街的中点，往北边方向又伸出一条大路，走向小学和社部，整个布局，似一个“丁”字，一横是公路，有一里多的样子，东端起笔处就是农机厂，西端收笔处是汽车站、卫生院，一竖的终端是社部，与公路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顺着这一横的公路，回到了厂里，厂里食堂正开饭了，侯会计说：“吃饭吧。”带着我进了食堂，给我打了一碗饭。
我端起那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只见枯黄的包谷面面上，铺着一层惨白的炒萝卜片片，萝卜片片之间，夹杂着几丝丝青不青、绿不绿的蒜叶，我找到厨房里的热水瓶，朝碗里倒开水，那水面竟然看不见油花浮上来，我把碗中搅拌成稀粥，咕咕咙咙地灌下喉去。
侯会计在旁边看见了，说：“我们这食堂的伙食，就是这样的了，你还吃得消吧？”我忍住胃里翻腾着的酸气，说：“我吃得消。”
吃过这饭，我想见到我那郑书记姨爹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又往公社社部走去。
那办公室的陌生面孔说：“郑书记还没有回来，管社办企业的姚书记回来了，你去找他吧。”
我找到姚书记，天就要黑了，他说：“郑书记给我讲过了，说你要来，今天晚上，就在公社里睡吧，明天我再送你到农机厂去。”他在公社的客房里，给我找了个铺位。
夜深了，我躺在这个铺位上，翻来覆去，外面下雨了，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这一步棋，只怕是走错了，这公社的铺位，只怕是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了，我起来，去找到姚书记，他说：“郑书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吃了早餐，就送你到厂里去吧。”他带着我，在公社的食堂，我买了张餐票，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吃了两个白面馒头，姚书记就带着我，走出了公社的大门。
此后一年间，我没有进过这公社社部，一直到离开茅田，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时，我才再次走进这大门。
到了厂里，杨主任还没有回来，姚书记对侯会计说：“先找个地方，把小孙安顿下来。”
侯会计领着姚书记和我，上了一栋两层房屋的二楼，指着一排排铺位，对姚书记说：“你看，我们厂里的宿舍，都挤得满满的了。”姚书记说：“再找找。” 侯会计的眼睛望向了天花板，指着一架木梯说：“那上边还有一个小阁楼，还可以开个铺。” 姚书记对侯会计说：“你去找铺板和板凳，给小孙开铺。”
我去找了一把扫帚，爬上那阁楼，打扫一番，然后，侯会计帮着我，把铺板、板凳，还有我的大篾筐，都搬上了这“三楼”，姚书记看着我，从大篾筐里取出被褥，开好了铺，说：“等明天杨主任回来，给你安排生产，今天，你就休息吧。”
说完这话，姚书记就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和姚书记说上话了。
我坐在新开的铺上，望着头顶上一尺远的瓦片，那瓦片之中，一匹玻璃的亮瓦，映出瓦外的一块灰蒙蒙的天空，点点的雨滴，打在那亮瓦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旁边的厂房里，传来柴油机开动的轰轰声和打铁的叮当声，想着我刚才在厂房里看到的，那一排熊熊冒火的打铁炉，那炉边师傅手中的小锤、徒弟挥舞着的大锤，我的心里，一阵阵抽筋，这难道就是我在知青时候，朝思暮想的工人生涯吗？
次日早晨，我进了食堂，又是一惊：这厂里的早餐竟然还是包谷面饭加萝卜片！我想起昨天公社食堂里的白馒头、米稀饭，这真是冰火两重天了。侯会计在食堂里说：“公社通知，上午要我们全体到学校去开大会，听郑书记传达省农业会议精神。”我随着这一支工人队伍，在学校的操场上，远远地看着闪亮登台的郑书记姨爹，却无法走近他的身边，更不用说去和他讲点什么话了。大会一完，眼巴巴地看着他就被一群公社干部簇拥着走了，我随着我的工人队伍，打道回厂。
中午，杨主任回来了，他是一个中等、壮实的中年汉子，就给我“安排生产”，他说：“我们要翻修厂房，备料，烧石灰，我们已经安排了两个人，现在你来了，就加入他们的烧石灰班子，今天，开始运粉煤，作煤球。”
吃过那一碗包谷面面萝卜片片的中饭，3月16日下午1点，我在茅田农机厂“上班”的日子开始了！
那两个“石灰班子”的人，一老一少，我见了他们，互相自我介绍，老的说：“我姓曹。”看他的样子，是五十多岁了，少的说：“我叫骆先秋，是骆驼的那个骆。”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二十了。”我就和他们一起运粉煤，把厂房里那些打铁炉边的粉煤，一担一担地挑到一间很大的空厂房里来，一直挑，一直挑到5点下班，。挑煤的时候，小骆问我：“你是城里人，又是知识青年，有文化，怎么到我们这个铁业社里来了？你看我们这，多苦啊！”
第二天，往粉煤里掺土，加水，然后，用宽片薅锄翻搅。
第三天，做煤球，这煤球是用来烧石灰的，做得大，尽自己的手掌和气力，能搓多大就多大，我做出来的，直径5寸大小。
第四天，搓煤球。
第五天，搓煤球。
第六天，找、拖石头。烧石灰要用石灰石为原料，厂里不是拿钱去买炸药开山取石，而是白手起家，空手套狼，叫我们这个石灰班子的人，拖着板车，沿着公路，在路两边漫山遍野地去寻找，找满一车，就拖回厂里来。然后再出去找，如此，一车又一车，一车又一车。
第七天，找、拖石头，
第八天，找、拖石头，
第九天，找、拖石头，
搓着煤球，我心中搓着悔恨。
拖着石头，我脚下拖着绝望。
是我自己全力以赴，把自己送到如此艰苦卓绝的境况中的呀！
我如同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多么失败的赌徒啊！在这一场命运的赌博中，我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那书记姨爹的一句许诺中的幻影上，为了这个幻影，一下子推出了自己的全部的筹码，而输光了我已经得到的果实。
在我轻易地离开的那个地方，有赏识我工作能力的公社领导，有尊敬我 “同志”身份的乡村农民，有国营食品的单位背景，有优裕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缕缕情谊的“选青”小叶，为了获得这一个“粮食供应”的本本，我抛弃了这一切！这一切都被我输得一干二净、付诸东流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公社，除了那个当书记的姨爹，所有的人都是生疏而冷漠的，我在熟悉的往来、热情的接待中生活了一年，这扑面而来的生疏冷漠，就更加是凉透心扉。
而当我在这社办的集体的农机厂也就是铁业社，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现实生活之后，我就真切地知道了：我所面临的，是一场多么沉重而凄惨的艰辛，是一次多么严峻而残酷的考验。
首先，是劳动强度的繁重，规定为8小时，严格地看着时钟，上午8点开工，12点吃饭，下午1点又上工，5点下班，绝不允许浪费和偷懒一分钟，脚不能停，手不能住。我作的工，全是力气活，一天做下来，就知道“浑身骨头都散架了”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是工资报酬的菲薄，我这个徒工，一月工资定为18元，一个月按照26个工日计算，一个工日大约0.7元，如果做不满26个工日，就要扣钱。
第三，是伙食饭菜的粗糙，食堂里一天三顿，老是包谷面面加萝卜片片，不时会现出一颗沙子，完全没有猪油，有时有几粒菜油星子，我来了这么多日子，没有吃过一回肉，只喝了两次黄豆合渣。这样的伙食，一天要0.5元。
面对这些，我是多么怀念我离开的那个食品所啊。那里更多地使用着我的头脑，工资多了一倍，食堂里是大米饭、炒肉片，不吃黄连，不知蜜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以前，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是想着要“正式”，唉，眼前的这“正式工”的日子，能和那时的“零工”比吗？那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呀。
我的那个书记姨爹，你的许诺在哪儿呢？
二、杂工生涯
我终于见着了我那书记姨爹。
4月18日下午，我和小骆，一人拉着一架板车，又出去找石灰石了。厂里的石灰窑，已经烧出了一窑石灰，要准备烧第二窑了。这一日，我们决定沿着那条走向公社社部的大路去找，就在那丁字三岔路口，我看见了他，他正朝公社那个方向走着。
因为有厂里的工人在旁边，我直呼他的官衔：“郑书记……”转念一想，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亲戚关系，又接着喊：“姨……”
但是，下面的“爹”字没有能够说出来，他以关怀的口吻拦住了我的话头：“这一个月怎么样啊？”
我不无怨意地说：“您看我在作什么吧，又还能怎么样呢？”
他看着我，手握车把，足蹬草鞋，头发蓬乱，浑身泥污，大约也觉得是惨不忍睹，主动地提起了那个话题：“我已经跟劳动科说了，要他们给我想个办法，劳动科说，你先用着吧，我又跟他们说，你不给我一个手续，我怎么用啊？”
这就透出了一点无奈来了，原来他这个公社书记，在劳动科的“手续”、国家的人事制度面前，也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我也理解他的难处：“我知道，我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公社用的人，都是干部，我不是干部身份，您没有办法用。”
他说：“你懂得这一点就好，你先安心地搞着，表现好一点，我给你想办法，以后，社办企业，省里会给干部指标的。”
我心中哀叹：天哪，从集体所有制的徒工，到国家干部，这中间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就凭我这天天作煤球、拉板车，能逾越这道天堑？
我不能说出这失望来，我只能说：“那就全靠着您了……”是我妈妈、我自己，死乞白赖、请着求着，把我送到他的手上，落到这步田地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是按照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一步算一步了。
说着话，社部就到了，望着这书记姨爹走进大门的背影，我想起了花坪公社的大门。我停住脚步，浑身虚脱，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我来这里时候，曾经妄想：既然我在花坪，能以零工的身份走进公社，获得好评，那在这里，还有个书记姨爹罩着，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可以创造出同样的声誉。我想错了，我忽视了食品所与铁业社的单位体制、经济背景的巨大差别，我在这里，一个铁业社的徒工，连走进这个公社大门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才明白这一点，已经是太晚了！
小骆从身后跟上来，问：“你跟郑书记熟啊，讲了这么一路？”
我回过神来，答道：“在城里，我们是同一条街。”
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咬紧牙关，拉着板车，从公社的大门前面走过。
其实，这“表现好”，完全用不着书记姨爹来嘱咐，在这个铁业社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下，钟点一到，就必须得上工，杨主任安排作什么，就作什么，一上工，就不可能偷懒，这么手脚不住地做下来，没有表现不好的道理。
又找了两天石头，烧出了一窑石灰，杨主任说：“你们石灰班子的任务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去挖基脚。”
我奋力举起了挖锄，一下一下地砸向坚实的土里，杨主任、侯会计在旁边看了，交口地赞道：“小孙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又有文化，放得下架子，和我们这些大老粗打成了一片。” 杨主任又给我安排前途说：“好好干，等我们的厂房翻修好了，我教你开、修柴油机，当动力工。”
我这表现，也得到了厂里师傅们的认可。
4月24日晚上，全厂工人开大会，会议的议程有二：一是评议徒工级别，二是公布这两个月的“工分”。
我就是被评议的徒工之一，师傅们发言的口径，和杨主任、侯会计的说法一致，都是“踏实”、“吃得苦”、“放得下架子”，一位当副主任的李师傅还进了一步，说：“徒工搞事，都要像小孙那样搞。”他们提议，让我的月工资提升两级，定成24元，这在农机厂，算是史无前例的奖赏了，历来惯例。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1元，第三年24元，小骆说：“我来了三年，才升到24，你一个半月就相当我三年呢。”
接下来，侯会计宣读工人们的“工分”，念到我的名下，是296分。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我不惜一切代价地逃离了生产队，却还是没有能逃脱“工分”。
这农机厂，独创了工农结合的工分工资制度。按时上班8小时，定级别，定工资数额，按月发钱，这是工厂性质；劳动1小时，记一个“工分”，没有“假期”和“请假”的概念，有病、有事，不能上工了，就没有工分了，又是农村风味了；8个工分折合1个工日，一个月作满26个工日，发全额工资，多做一日，多发一日，少作一日，扣发一日，这就是厂里的创意了。这正是把城乡两种劳动计酬方法，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完善统一了，既给予了劳动者金钱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劳动者的时效，防止了他们的偷懒，更铁面彻底地实施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上，实在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发明。
奇怪的是，这厂里的两名主任、一名会计、一名总务兼出纳却不受这“工分”的约束，他们是拿固定工资的，也不参加车间生产，工人们好像也不眼红。
三天后，发工资了。师傅们那升我两级的提议，在领导那里没有能够通过，杨主任对我说：“你才来一个半月，就升上24元，真是抵别人三年了，太快了一点，还是只长一级吧，大家心里平衡一些，你没有意见吧？” 我一迭连声地说：“没有，没有意见，不就是三块钱嘛。” 杨主任又说：“我们也给你一点补偿，这两个月，就照21元的级别来算了。”我又是一迭连声地说：“感谢、感谢领导的信任啊。”就去领钱了，我到厂里40天，有3天在下雨，野外不能做事，做了37个工日，296分，折合工资29.52元。
此后半月，继续挖基础，基础挖完了，就做搬运的杂工了，例如：厂里来了一汽车煤炭，小山一样堆在场坝上，我一挑一挑、愚公移山一样地把它们挑到打铁车间的炉边，移完一座煤山，也就是两个工日过去了。
满两个月的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到厂两月抒怀》的五言诗。
“到厂两月整，我心如冰冷，八时勤劳作，分秒不可省。拉车与挖土，衣裤泥纵横；扫地与运煤，脸腮灰层层。计薪菲且薄，一时一角正，萝卜包谷饭，食肉更不能。日日为杂工，夜夜悲无成，山穷复水尽，何时见花明？”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