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应律
3 贫穷、饥饿和无所不在的政治
穷，饿，还有政治，是那个时代的标签。这三样东西，严重左右、影响着社会、学校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先说穷。
那是一种普遍的和深度的穷。学生多穿草鞋，极少有学生穿过袜子。草鞋靠自己上山去扯蓑衣草来打。我们班的王兴钰等一些学生从家里带来了打草鞋的工具，得空就干这营生，且看上去手艺娴熟，可见在家里即训练有素。自己穿而外，有时也拿上街去卖。还有连草鞋也没得穿的，就打赤脚。上面曾强调对学生进行“四红锻炼”，哪“四红”，至今不甚了了，反正那时各种口号层出不穷，一天一个样。只记得大冬天的，天不亮学生就得到公路上去跑步。可怜那路面刚铺上碎石，一个打赤脚的高个子同学跑不快，硬被两个比他更高的同学架着跑，一场“锻炼”下来，那同学的脚上已满是血……
很多学生就只有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并且补疤摞补疤。天冷了无以御寒，一些学生甚至将床上的毡子揭来披在身上。做法是，将长方形的毡子的两条长边往中间对齐了折拢来，然后将中部往起一抬对折，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套在身上了，颈部卡在中间的折缝里，肩头是标准的方形，另一半，则任其背在身后，既不巴身，还随着走路一跷一打的，看上去颇为滑稽。
穷既是普遍的，便有一个只适合那个时代的说法，叫做“笑脏不笑烂”。这是说，身上衣服脏了，得洗。没有换的，便选个风和日丽的休息日，跑到横滩河边上，把身上的衣服剐下来，洗。多没肥皂，是用皂角或草灰，或甚么都不用，就按在石头上一阵揉，和踩，太脏处就抓把砂砂搓。总之把脏水水挤掉、漂清，就成。洗好了就铺在石包上晒。石包是烫的，两面烘烤，但见袅袅白汽升腾，即便胳肢窝和补疤厚的地方尚湿着，也可焕然一个人样穿回学校了。
顺便提及，横滩河现在叫参鱼河了。但我记得鲹鱼街背后那条河才叫这名字（并且是“鲹”而非“参”），故我给学校五十周年校庆写的歌词中写的是“横滩河畔，鲁南山下”。上世纪五十年代，鲹鱼街的下栅子门头上悬一古老匾额，上书“鳝鱼街”三个字，估计是以街的细长如鳝鱼而得名。又估计因街背后的小河里盛产鲹鱼而在人们的口语中称它为“鲹（音苍）鱼街”。公社化后，鲹鱼街日渐凋敝、萎顿，连下栅子门头上的那块匾牌，也不知去了哪里。由于卫生极差，苍蝇成群，故有人称它为“苍蝇街”。而随着新建县城崛起，现在，人们则愈来愈习惯称它为“老街”了。
我补裢衣服有一手，自己穿的而外，有时还给我哥补。前提是要有大小、颜色、质地都比较合适的块状补疤布。这样的补疤布难寻，只好凑合。我就曾用巴掌大一块土白布补在我的蓝色——当然已经败色得很厉害了——火汗褟的右前襟上，并且这衣服从会东中学一直穿进西昌高中。而所谓“火汗褟”，经细节上的若干改造，已演变成眼下“有文化品味”的国人所追捧的“国服”唐装了。
学校曾组织太极拳表演赛，在县文化馆后面的球场上，要求统一穿白衬衣。我哥好歹借到一件，却烟熏过般一点也不白，且大而不合身，让我在场边上干着急。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打太极拳总会想到这事。
星期天，我就尾在我哥身后，上山找柴。柴是剔湿的松毛桠枝，挑下山来卖给鲹鱼街上的酿造厂，四毛钱一百斤。我记得我最重的一挑柴有六十二斤，卖了二毛四分钱。
有一回，在上栅子门外的龙井磨好刀，开始爬山，山很陡，我走前面，我哥紧跟在我身后，上一石坎时我握柴刀的右手往后一甩，刀竟砍在我哥额心上。幸而刀尖没有磨快，我哥好像本能地朝后躲了一下，只在他额心上砍出道白色的棱痕……
发生这事，我哥该训我几句的，却没有。我哥对我一向放任，从小到大，我哥重话都没说过我一句；甚至希望你怎样、你应当怎样、你该注意点什么之类的话也没见他说过。这事儿当年不觉怎样，花甲之后来看，不免要欷歔感叹。
我和我哥有段时间没住校，从学校下晚自习后，回到鲹鱼街，已经夜里十点过，我还跟着我哥和李福祥（李是街坊，又是我哥同班同学），沐着皎皎月色，出上栅子门去找过柴。挑回柴来，已是半夜过了，眯一会儿眼睛，鸡叫起床，将柴挑到县城卖了，再奔学校赶早自习。县食品公司我有个干爹在那当炊事员，极不好烧的罗汉松棒棒（所谓“搓搓柴”，相互搓一下才冒点火星），他也收。
星期天不上山找柴便下河钓鱼，反正没什么学习压力，也没别的事情可做。钓鱼是钓红尾巴钢鳅。这种鱼一指来粗，两指来长，尾巴是红的。钓法是，拔一棵沙地蒿枝，将若干鱼虫拴在根须上，杵到没膝深的水里用手稳住，感觉钢鳅来咬鱼虫了，迅速提出水面用筲箕接住，钢鳅嘴巴一松，即落在筲箕里。钓回来，我哥我俩捡小的吃，以补充体内蛋白质，大的则留着，晒干成一包，请家在大桥的同学捎给我姐。我姐大我两岁小我哥一岁，在大桥缝纫铺当学徒。后来知道，我姐并没收到那鱼，问那位同学，伊一阵搪塞，终没说清楚那鱼去了哪里。
当年，政府也发助学金。但由于普遍的穷，助学金有限，落到头上，便成了“毛毛雨”，我每月可得一块五毛的伙食费补助。家庭勉强有一点收入来源的，还轮不到哩。入西昌高中，写助学金申请，我“麻起胆子”填了个四块五毛，结果给我评为七块。当时每月伙食费，月大七块四毛四，月小七块二毛，也就是说，每月需要补交的，是那点零头，直到我哥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论原因，西昌高中是省重点高中，助学金标准可能高一点，西昌学生的家庭条件，恐怕也要好一些，很多不用吃助学金。
说来惭愧，离开会东中学时，我还欠着学校一笔伙食费。尽管，欠费者众，我还是不能一走了之。我哥去见总务主任刘绍训老师，依习惯仍称他刘校长。他是我们读鱼山小学时的校长，后来调到会东中学搞总务。刘校长对我们兄弟俩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考取了，就去读，伙食费，等它欠着。
学校这般开恩，我却心里惴惴。令我稍觉宽心的是，我一生爱包谷，爱包谷的一身，爱它的颗粒、它的苗苗、它的杆杆、它的须须、它的棒棒，爱它的生长过程——这一年，我正好在校园内的厕所旁边种有一块包谷，这包谷长势良好且已成熟，我很多时候都在打它的主意，可谓垂涎三尺，但因严格的纪律管着无从下手，这倒好，它可以完好无损地留给母校了。
从刘校长处出来，我哥去了姜州，找亲戚为我筹措路费。能不能借到钱，也没把握。记得那天上午，我和几个赴昌同学，背了各自的行李卷，在学校前面孤零零的长途汽车站前等车。那时每天只有一班车由会理跑会东，我们就等这班车来，并且我哥就在这班车上。车拢，我哥下车替我买好票后，让我把剩下的一点钱揣好，好像也没嘱咐什么，我们就上路了……
再说饿。
那真是饿啊！所谓“整日里睁着双饥饿的眼睛”，或“空着半截肠子上课”。
举个例子。学生食堂曾经失盗，一夜之间有十四碗饭不翼而飞。就都判断，是集体作案而非一人所为。结果呢，出人所料，作案者就一个瘦高个学生，我们班的。他一人将十四碗饭一次偷出来吃了，将碗扔进了学校后面的水库里。十四碗饭就是十四个学生一顿的口粮，你可以不相信他能一次吃完，但能将它藏匿在哪里又分批次去吃？实在不好想象。
那碗系浅浅的土巴碗，炊事员将这些碗摆放在两个人方能抬起的方形木制蒸格里，右手执一固定小盅子撮米，撮一盅，以左手所执竹片刮一下，依次倒入碗内，动作极快。米是花红颜色的老糙米。很快一格笼屉撮好米，然后使一大瓢，逐一掺水。因为那米实在太脏，又没淘过，水一掺进去，泛着泡沫的米灰和谷糠便漂起来一层。饥饿年头，掌握着他人吃饭命脉的炊事员一般都脾气不好少有耐心。那一小盅米很多时候并没舀满，也装模作样刮一下，学生看着却不敢开腔。掺水也极马虎，掺得多，蒸出的那碗饭就稀点看上去也多点。若遇汽汗水滴这一只碗里，则滴汽汗水的这一块玉兰花一般白惨惨地鼓胀起来，吃进嘴里如吃汽汗水全没了饭味——但即便有汽汗水加入，那饭也只有半碗。加上很多碗于蒸屉里并没摆正，歪着侧着，存不住多少水，蒸出的饭更只是歪在碗沿的小半碗，所以那同学可以将十四碗饭摞起来一次偷出。
当年学校日吃二餐，每人每餐可吃老秤（十六进位）六两米。严重缺油的情况下，这点米如何吃得饱！何况，又都正在长身体。又尤其是学生年龄、个头差异很大，大块头的更吃不饱。学校乃出一策：小的每顿省出一两，加给大的。这样，学生吃饭标准便分成了七两、六两、五两三个等级，且做成拇指大的小木牌，涂上不同颜色的油漆，七两的为蓝色，六两的为黄色，五两的为红色，根据年龄、个头大小，每人发给一块固定颜色的牌子，开饭时分别到食堂不同窗口，去换取不同份量的一碗饭吃。吃完饭，洗完碗，再到各自的窗口去，以碗换回牌子，作为下一餐的凭据。我这样的“幺尾巴”，自然吃最少定量，五两，红牌子。姑不论这样的土政策有什么“法理根据”，是否侵犯了我这类小同学的个人权利，但那个时候，小同学们都能服从，也没见谁提出异议，而到了今天，我尤能体会到学校当局为带领学生共渡难关，所付出的那一片苦心。
所不幸者，是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我竟找不到自己的那块红牌，怎么找也找不到。向老师反映也没用。一个萝卜一个坑，网开一面，岂不乱套。只好干饿一顿。问题是，饿过一顿，二顿咋办？幸好，那宝贝牌子在自己左侧衣襟的兜里找到了——它原来就夹在一本小画册里！虽说想到一个疏忽让自己干饿一顿实在冤枉，但当见到它的那一瞬间，我真还是喜极而泣了……
米饭之外，也曾吃过洋芋和四季豆，师生出动去堵格背来的。由食堂煮熟，一人分得一碗半碗。譬如洋芋，个数多，份量少，盖因为那洋芋实在小个，甚至仅手指头大，本地人称“纽子洋芋”，也就是只有纽扣大。也许是地瘦、种劣，长不大；但也许是正待长就等不及而提前挖来吃了。
蒸碗碗饭之外，学生食堂还尝试过蒸盆盆饭。八个人一盆，自愿组合，一旦组合，即固定下来不再变动。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那盆饭——其实是浅浅的小半盆。怎样分，可是个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八个人，分两组，这四个对那四个；四个人中再分为两组，这两个对那两个；两个人再分，成了一对一。具体分饭则按三步走：第一步，这四个操刀（多为自备竹片）将饭逢中一分为二后，由另四个选取一半，剩下一半归这四个。第二步，这四个中的两人操刀将半块饭一分为二后，由另二人先行选取。第三步，再由一人操刀将四分之一块平分为二，由另一个选取。操刀与选饭，轮流对调，互不吃亏。不能不承认这办法非常科学，即便饭分不匀，但因为程序正义、公平，且机会均等，谁也没话说，记忆中没发生过一起分饭纠纷，原因也正在这里。
饥饿的人喜欢幻想食物，所谓“精神会餐”，或者叫“打精神牙祭”。这并不是谁有多馋，而是生物体的本能反应，是肚皮在一遍遍提醒中枢神经、同时也提醒你：它还饿着哩。光“精神”不行，也还会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别紧张，可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花心思去制作用餐工具。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会餐”。盆盆饭分饭用的竹刀，就是各桌学生自己做的，型制各异且制作精美。连筷子也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的将它削尖，以便更精细地划拉碗中有限的饭粒；有的在筷身上雕刻花纹；有的在两支筷头上拴一段连线，以便回寝室就将它挂在墙上。还有仿西餐用具有模有样做成叉子的。
更有甚者，有人搜集若干牙膏皮，土法熔化后铸造调羹，也就是汤匙的。也不知是哪个开的头，总之是一时里纷纷效尤，学校后面某一处废弃不用的破房子里，一度成了人头攒动铸造调羹、叉子的手工作坊。
……实在饿不过，很多同学便上山去弄些火草绒绒来做火草馍馍吃。火草是一种灰白色的低矮植物，只能长到几寸高。火草绒绒柔和、绵韧，山民们以火镰撞击火石溅出火星引燃火绒取火，其“火绒”便是这东西。
为改善师生生活，学校想尽了种种办法。大种蔬菜而外，学校办过养猪场，养过由上面一度推行的小球藻，还曾到横滩河里筑鱼坝猎鱼。所谓农、牧、渔业都有涉足，效果虽不理想，也算是尽到自己的努力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吃一点、吃饱一点，学校还仿照外地“经验”加工过“火炒米”。也就是将大米煮过又炒，炒过又蒸，使其反复膨胀，变得十分蓬松，“一碗变三碗”，看上去“堆头”大了，吃着却已没了饭味，也不经饱。而更主要的是，反复加工使米的营养大量丧失，食之反而加大了患水肿病的机率。这一“一碗变三碗”而名噪一时的“大跃进经验”，很快便弃之一边了。
这个时候，农村已开始大量死人，到西昌开会回来的老师说，连西昌某中学的体育老师，都已患上水肿病。体育老师的口粮标准高于其他。这是个令人心悸的讯号。学校乃组织全校师生到金家湾子接受“蒸汽治疗”，以防治水肿病。“蒸汽治疗”也算那一时代的一大发明，类似今天的桑拿浴，当然设备异常简陋：一小间密闭如蒸笼的小屋子，下面架着木条，再下面烧口大锅，锅里开水滚沸，人逐一放进去，蒸。
脚下滚水嘶吼，小屋四围密闭，那情景颇为吓人，因为虚弱，人人都很紧张，进去一会就得赶紧出来，晚了怕出人命……
令人宽慰的是，在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困难年头，尽管整个会东中学无论学生、老师，人人一脸菜色，个个目光无神，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酿成太大悲剧，算是熬过来了。
最后说政治。
那年头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无论老师学生，稍有不慎即成“反面教材”，就辩论，就斗争。说辩论又不让人申辩，政治帽子一扣，你还不屈服啊？再比方说饿，再饿也不准说饿，不能说吃不饱。说了，便是对粮食政策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政治实在是太强大了，“政治之手”豪强而粗暴，扭曲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更扭曲了人性。尖锐的哨音不时在校园里响起，跟着便有“全体教师学习喽！”的喊声往复回荡。学习是政治学习非业务学习。学生则被随时集中起来，听政治报告。而报告的内容，无非是讲阶级斗争，讲“又红又专”，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如何英明正确，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一磅牛奶，两个面包”的美好前景。报告会后再分班级反复学习、领会和讨论。要求的就是要每个人都能紧跟形势，不要落伍，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关于“又红又专”，当年一个著名的说法，似乎引用的是周总理的一次谈话，说一个飞行员，技术再好，倘立场有问题，会把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只有政治立场正确、过硬，才能保证不会发生此类事情。所以，政治立场比学习成绩比业务能力重要，政治立场决定一切。云云。这说法在学生中影响极大，似乎很具说服力。于是力避成绩冒尖，力争政治正确。
不过即便这样，也还不行。为了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上面要求在学生中抓典型，即开展所谓“拔白旗运动”。
这“白旗”别的班级怎样“拔”，已了无印象，我们班，却一下子瞅上了面色苍白体质单薄成绩最好却不善发言，且一有空便钻进校阅览室的学生刘代茂。其“拔”法，就是组织全班有时是全年级学生反复开会，反复批判和讨论，指出其有可能将“飞机”开到敌人方面去的潜在危险性。刘代茂终于经不住这种“修理”，而一度“疯”了——他表情木然，不看任何人，也不吭一句腔，对所有来自各方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一概充耳不闻。批判会上他站起来就走，一任数名老师、同学跟在后面，且直端端去了校阅览室，摊开印有列宁图片的画报，反复端详，拒绝释手……如此等等。后来一起考入西昌高中，我跟他离得近了，有一次我问他那次的“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置可否。其实，一个人要装疯装得像还真不容易。刘代茂那次，虽不算像，但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的压力，确实很大，是万不得已的逃避之策。幸好，这场政治旋风没有刮得太久，便偃旗息鼓了。
那时候的人确实单纯，提倡“大公无私”，便觉得自私可耻，不能原谅。班上有个同学，因为有人说他自私，便气得脸白嘴白，认为遭了奇耻大辱，很多天后提起犹出气不匀。
政治无孔不入，谁都怕犯政治错误，人人谨小慎微。举个例子：陈文明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整社文件《十二条》时，那种战战兢兢、脸上冒着油汗、生怕念错一个字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之后，整社运动就开始了。我们被赶到鱼山小学去上课，学校让出来开全县五级干部会（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次整社之狠，不少干部被昼夜吊打，其惨叫声离老远的公路上都能听到……是啊，饿死了那样多的人（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透露，“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之巨，见《南方周末》03年7月10日），得让人出气，还得要有替罪羊嘛。
还有林刚华老师，到西昌一趟后回校，说起西昌某中学，将学校菜地分给学生个人包干种植，收获的蔬菜交到食堂，并由食堂按所交数量发给菜票，认为这做法颇能调动学生的种菜积极性。希望参考这一做法作些改进。不料此说一出，即遭批判，认为是鼓吹单干，开倒车。林老师一度弄去天天挑一担粪桶种菜，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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