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十七、右派兒女的災難
我忍辱負重，千辛萬苦，出賣勞力，出賣鮮血養活孩子，希望他們長大能過上一些好的日子。兒女長大，帶來的卻是更加煩腦，無盡憂愁。平兒巳二十一歲，街道不安排工作，只能靠做臨工過日子。有幾個女孩喜歡他，問他哪個單位工作。他只好戲稱在08部隊（零八天的意思）。有個叫趙金芬的女孩特別愛他，向他表白：“無論你是臨時工、還是搬運工我都嫁給你，和你一起拉架架車也樂意。”不久，運輸公司招搬運工人，他對我說：“媽媽，我要去報考，當個正式工，你看我行嗎？”我說：“你一表人材，身強體壯，一定能行。”兒子高興的去報名參加考試，筆試面試得了滿分，回家對我說：“媽媽，我考上了，主考幹部說我有文化，體格也好，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好搬運工，沒有辜負趙金芬的希望。”誰知，當個搬運工也要通過政審。他們到居委會瞭解，又偏偏遇到馮老媽子。只需一條，其父系右派勞教份子，平兒就榜上除名。兒子在樓上整整一天，不吃不喝，生悶氣。他的好友羅小明來勸他：“做臨八天照樣吃飯，我們去參加修飛機場吧。”面對殘酷的現實，只好認命。平兒在飛機場勞動不到三個月，險些遭到殺身之禍。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響徹雲霄。在如此萬歲的時代，飛機場男廁所牆壁上，竟然出現“打倒毛澤東”的標語。公安機關列為最重大的現行反革命大案，勒令停產追查。辦案人員遵照偉大領袖階級鬥爭為綱的最高指示辦案，認定管平是右派勞教份子的兒子，有作案嫌疑，將他抓進嚴管組進行拷問。第二天，四個便衣公安人員闖入我家大兒子住的樓上，抄走他的作業本和筆記。公安人員對他刑訊逼供，逼他承認書寫、張貼反動標語，逼他交待是誰指使，夥同那些人？還騙他說：“只要你交待了就放你回家。”平兒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沒亂說一句話。他說：“這是殺頭的大罪，我決不能亂說一個字。自巳沒做，也不能亂說他人呀。”公安機關通過字跡、指紋鑒定，認定是個姓王的工人所為。但是平兒的日記裏寫有對現實不滿的言論：“誰叫我出生在右派父親家裡，讀書不能，無業可就，做零八天，愛我的姑娘們一個也不敢嫁給我。人生就是這樣完了嗎？”這些言論須談不上反動，也算是對現實不滿，經領導研究，決定辭退平兒。就此，居民議論紛紛，說他在飛機場犯了大錯誤，被開除回家了。他無法解釋，終日愁眉苦臉，不言不語。不久，他夥同幾個朋友決定遠走他鄉，去謀生路。我無錢給他，躲著他又一次賣血，給了他二十元做路費。臨走時我說：“兒子，你已經成人了，在外面要照顧好自己，千萬不能走邪路，你知道媽不能再失去你啊！”他說：“我們小時，媽媽教育我們，人窮志不窮，別人的東西不能要。我靠自己的勞動吃飯，找錢來養活你和妹妹。”他對三妹說：“你要好好唸書，在家幫我照顧好母親。”三女拉著哥哥說：“我聽你的話。你要多寫信回來啊！”
大兒子走後不久，三女兒在學校又出事了，被學校勒令退學，不准讀書了。回家後，我問她為什麽被退學？她只是哭，不回答我。三女兒從小非常懂事，十分乖巧，是我的心肝寶貝，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她是不會這樣傷心的。我對她說：“幺兒，你有什麼就對媽媽說，媽給你做主。你不說，媽也傷心啊！”她抽泣著說：“有幾個同學欺侮我，經常叫我管家婆，我都忍了。昨天上音樂課後，他們追在我後面唱：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有的還指著我的頭喊：‘老子右派兒反動，耗子養兒打洞洞。’我指著張三娃說：‘右派總比小偷好。’張三娃把我推倒在地。我爬起來和他們打架。老師斷歪歪道理，說我有錯。我說：‘朱老師不公正。’校長說我不服管教，勒令我退學。我說：‘媽心裡明白了，我們另外想辦法讀書。”別的中學說她是勒令退學的，不收。我只好送她到貴陽二妹的鐵二局子弟校讀高中。
十八、毛主席走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六時許，我睜開疲倦的眼睛，見窗外在下雨，想到今天不能上斑，正好作頓熱飯給孩子們吃，還可以縫補好他們的衣褲。忽然聽到高音喇叭響起哀樂，播出沉重的男低音：“全國人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二分，在北京逝世……”
居委會主任馮老媽子臂帶青紗，滿臉哀傷地到大院挨戶通知，上午九時到棧房街小學開追悼會，不得遲到，不准缺席。
我走到街上，頂著毛毛細雨，仰望陰沉沉的天空，舒了一口大氣，身子似乎輕鬆了許多。來往的行人，都是一張哀傷的面孔。碰上熟人打招呼，細聲細氣，不敢高聲。
棧房街小學禮堂佈置了靈堂，小學教師排列右面，左面是居委會的老老少少。九點鐘，靈堂響起哀樂，響起嗚嗚的哭聲，追悼會開始，哭聲更高。我望著掛在靈堂中間的毛主席像，想起我苦難的一生，鼻子也是酸酸的。
我低著頭，想自己的心事，想我的丈夫，想我的兒子，想我的女兒，想我的母親，他們還好吧，不會有什麼事情吧，祝願他們平安啊。
馮老媽子號啕大哭，又錘胸、又跺腳；“毛主席呀！你老人家怎麽這樣快就走了啊？階級敵人還沒消滅完，社會主義還沒實現，你老人家就丟下我們走了啊，我好傷心啊！嗚……嗚……”
馮老媽子的嚎叫，惹得好多居民歪嘴巴。我們大院中住的人，大多是靠勞動為生的，毛主席在他們要勞動，毛主席死了他們還是要勞動，對毛主席的死活不關心，誰來領導都行，只要有活路。
毛主席他老家死了，我的苦難也該到頭了，我的丈夫也該回來了，我的兒女們也該不再受氣了。过去、我和鐵心姊妹們私下交談時，李雲霞翹起大拇指對我說：“何妹子，這個不死，我們决無出頭之日。”前些日子，天空落石雨，唐山大地震，太陽現重日，她又拉住我的手說：“天象示意，看來那個活不了多久了。”毛主席真的死了，應驗了她說的話。她悄悄地對我說：“我的苦日子終於要走到頭了。”
馮老媽子宣佈：一個星期內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不准舉辦婚禮壽慶。
在工地上，大家不敢開玩笑，下班時，李雲霞碰我的手，悄悄對我說：“你把孩子們帶到我家吃晚飯。”我明白她的意思，點點頭。
李雲霞家在翠屏山下，是她們自建的一間簡易房，離城較遠，沒有鄰居，說話方便，不怕別人聽了去告密。小方桌上放了好幾樣菜，還有水果糕點。我笑著說：“擺得這樣鬧熱，是周老者生日吧？”李雲霞說：“我們今天應該比生日更加快樂。”她的丈夫老周是南下幹部，當過貿易公司經理，三反運動時，硬給他安上個大貪污份子判刑十年，刑滿回家和我們一起做臨時工，是受迫害的人。他也曾勸過我：“妹子，我相信你管大哥是個有膽識的男子漢，他生不逢時，是註定要遭磨難的。不過你要相信老子說過的話：‘飄風不終日，暴雨不終朝。’世道是會變好的，不信，你等著瞧吧。”
老周越喝越高興，一掃平時寡言少語，臉上綻放笑容，還舉杯對我們說：“今天是個好日子，不會喝的也要幹一杯。”我故意逗他說：“什麽好日子呀，我不明白呀。”他說：“心裏明白就行了。”
你望我、我看你，發出了開心的笑聲。
十九、母親含恨九泉
我的母親叫唐德君，比父親大三歲；父親的母親年老，無人操持家務，要父親和比他年齡大的母親結婚。母親嫁到何家，承擔一切勞務：做飯洗衣、種菜喂豬、紡織縫補、下地耕作，無所不做。婆婆十分苛求，家規非常嚴格，孔夫子的三從四德是祖傳家訓。母親侍候婆婆，照顧丈夫，勤儉持家，任勞任怨，是個逆來順受的媳婦。母親生育兩個女兒，斷了何家的香火，得不到婆婆和丈夫的喜愛。父親在重慶教書，又聚妻子，連生五個男孩，母親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只有做不完的家務勞動，毫無夫妻之情，守著我們兩姊妹，過著寡居生活。婆婆管家，好吃的他一人享受，從不關心我們母女。我們讀小學，母親只能偷偷地包一點米叫我們到街上換點零食，或偷偷煮兩個雞蛋放在書包裏，還一再叮嚀：“千萬不要讓祖母知道。”
共產黨來了，婆婆去世，父親在外。何家有祖傳的十多畝土地，土改時劃階級成份，那頂地主帽子就戴到母親的頭上了。農會分了我們家的財產，把我們趕出家門，住在喂牛的草房中，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我嫁到宜賓管家，母親指望能進城依靠我過幾天好日子。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共產黨整風時把我丈夫打成右派份子，勞教他鄉，丟下我母女淒苦度日。母親見我日子艱難，常常背上粗糧，請假來幫助我帶孩子，做家務，日夜操勞，為我分憂解難。她說：“指望把你嫁到城裏能過得比我好一些，誰知反而害了你落得如此地步，都是娘的錯啊！”我抱著母親說：“娘沒錯，我嫁了個好丈夫，他愛我，我也愛他，他是好人，沒有做錯什麽，我不怨誰，我認命。”她傷心的流下淚：“這個世道太不公平了，為什麽我們娘兒的命該這樣苦啊！”
我二妹中專畢業工作不久，與鐵路上一個幹部結婚，她也調到鐵路部門工作。那時鐵路部門工資高，常寄些錢糧給我和母親，日子好過些了。他們有了孩子，把母親接到福建，雖然免不了終日操勞，但是，心情卻是快樂的。全國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組織上說妹夫包庇地主丈母娘，勒令他立即送回老家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母親經過宜賓到我家，我對媽說：“你老人家千萬不能生氣，回老家也不可怕，能作點活就出工，幹力所能及的事，不能出工就在家養病，他們總要拿口飯給你吃吧，怕孤單寂寞，我和孩子們會經常來看望你的。”她看我們有上頓無下頓，有鹽無油的日子，沒住兩天悲傷地回富順老家去了。每逢寒暑假，我兩個女兒就到外婆家住，給她老人家做伴，做些家務事，也減輕我的一些負擔。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停課，我把十五歲的二女兒送到外婆家去，要她代替外婆出工。我對二女說：“你父親是右派，不能讓你參加文化大革命，反正書也讀不成了，你就好好的去和外婆過日子吧。”二女點頭說：“媽放心，我不怕苦，會侍候好外婆的。”
在母親的生產隊，二女雖小，但幹起活來很勤快，大家喜歡她；她的工分掙得比她外婆多。她們婆孫相依為命，整整過了七年。母親終因長年勞累、優愁，得了重病，臥床不起，在二女哭求之下，生產隊長電報通知我和二妹。
幸好二妹夫婦調到貴陽鐵二局醫院，二妹夫還在醫院當領導，得知母親病重，連夜趕回，把母親接到她家醫治。半月後，二妹來信說：“母親是癌證晚期，己經無法醫治了。”母親非常痛苦，看到自己死期將近，不再住院，要求送回宜賓。二妹把母親送到我家。見到我那苦命的母親，已經是骨瘦如柴，兩眼昏暗，欲說無力，已經氣息奄奄了。我和二妹坐在她身邊，哭著叫著，她無力說話，只有淚水。過了兩天，二妹告訴我：“因為武鬥，醫院住滿了傷患，她只有四天假，必須按時趕回，母親的後事只好靠你和孩子們了。”我說：“你放心去吧，無論什麼困難我當姐姐的也要代你盡這個孝心。”
母親是堅強而自信的人，竟管被癌症折磨得那麽痛苦，她咬緊牙關不哼一聲。她大小便失禁，自己很難過。兩個孫女天天三五次的為外婆換衣褲，拿到金沙江邊洗淨曬乾。我和平兒為了一家生活早出晚歸做臨時工，有時我買點白糖和奶粉，調和給母親吃，她的臉上出現微笑，我的心裏也得到點點欣慰。一天，我正侍候她進食，忽然她拉著我的手不放，臉上呈現出少有的紅暈，精神旺旺的對我說：“大妹呀，我不能死在貴陽讓他們送去火化，我死後要埋在家鄉的土地上。你能答應我嗎？”我說：“媽不能死，等管正和平反回來，外孫們長大成人，一起孝敬你老人家，好享幾天福呢。”她笑著說：“我自己知道，這病是好不了的，只要你不把我送去火葬，就是對我盡了最大的孝了。”她擺擺手，再不說話了。在床邊的徐祖英對我說：“何姐，不好了，這是迥光反照，趕快準備後事吧。”她幫我給娘換壽衣和壽鞋，平兒把門板放好，母親兩眼上翻，喉嚨響了一聲，便離開了這個苦難的世界。母親去世，沒有喪禮，沒有靈堂，沒有香燭紙錢，只有我和三個孩子悲傷的哭聲送走母親的靈魂。我把清油放在碗裏，給母親點燃起指路燈，好照著她走進那沒有壓迫，沒有階級鬥爭的極樂世界。夜深了，孩子們哭累了，倒在床上睡著了。我呆呆的望著永遠閉上眼睛的母親，想起她偷偷地放在我們書包裏的米……想起那一個、一個的雞蛋……想起在饑荒年月為我送來的紅苕幹……想起她為我和孩子們做的一雙雙布鞋……想起母親的恩情……想起母親的苦難……而今母親去了，我永遠不能難報答母親養育之恩了。
我從悲傷中清醒過來，怎麽才的實現母親的遺願。運屍體回老家土葬是非常困難的呀。正無計可施，平兒帶著幾個小夥子進屋了。平兒說：“媽一定在為送外婆去老家安葬的事犯愁吧，我和朋友們已經商量好了，借來了架車，我們保证把外婆送回老家安葬好，你就放心吧。”我說：“這就辛苦你們了。”他們說：“都是患難中的好兄弟，管平的外婆就是我們的外婆，我們出不起錢，出得起力，伯母就不必客氣了。”
泥石的路面，大坑小窪，他們非常小心地走。管平說：“別讓外婆再受痛苦。”遇到坑窪，他們抬起架車走。晚間投宿，店老闆說住死人不吉利。孩子們異口同聲說：“我們不住了，趁著月亮，還是連夜趕路吧。”
孩子們在月亮照耀下，穩穩當當地拖拉架車，母親沒有受顛簸，安詳地睡在架車上。孩子們一邊拖拉，一邊淡起從西昌逃出來的情景。張二娃說：“想不到解放軍也騙人，說是招軍工，包吃住每月三十元，誰知比犯人還不如。”劉小明接著說：“人家搞了內查外調，說我們幾個都是混進來的五類份子子女，是黑五類，不能享受工人工資。”李三娃說：“他們憑什麽動不動就打罵我們呢？”張二娃說：“不發工資，打你罵你，這叫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呢。”小胡說：“專政，我們犯了他那條法嘛？”平兒說：“算了，我們不是逃出來了嗎，惹不起我們還躲得起。”張二娃說：“還是管大哥主意多，不是他設法叫大家逃出來，現在還他媽的給他們當奴隸呢。”
第二天早上，他們到了母親的故鄉，在舅舅的幫助下，完成了母親的遺願。
二十、患難姐妹的悲慘命運
做臨時工的，大多數是受人歧視的五類份子家屬，相處之間，也不能放心傾吐，怕的是說錯話，招來橫禍。也有同命運共患難的好姊妹，互相幫助，心投意合，兩不猜疑，無話不談。李雲霞的丈夫原是宜賓貿易公司經理，在三反運動時，被打成大貪汙份子。他沒貪汙一分錢，只是得罪了領導，就定為貪污犯，開除留用，當勤雜工。五七年鳴放，他貼了大字報，要求復查。領導說他否定三反運動，劃為極右派份子，判了三年徒刑。李雲霞拖著兩個年幼的兒子，為了生活，和我一樣，當傭人，做苦工，賣血為生。我們一起抬石頭，修鐵路，建河堤，汗流在一起，心交在一處，同甘苦，共患難，互相幫助，親如姊妹。我們是勞動求生的夥伴，又是傾訴衷腸的知己。常言道：雪中送炭真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我們窮在一起，少衣缺食，誰有困難，一元、兩元錢，一張、兩張糧票，卻能解燃眉之急。一九六一年春節，賣血度日的徐祖英，年三十晚，沒法給孩子們買肉吃。李去霞帶我去牛肉舘買牛雜，到菜地撿些青菜頭，拿到徐祖英家煮了一鍋，大家圍在一起，也算團了年。 比我更苦的是唐家英。
唐家英的父母是貧苦農民，生下她不久，父親去世。她十二歲時，母親改嫁，把她送到城裏高家做童養媳；十六歲和丈夫圓房，生了一兒一女，她第三個兒子生下不滿月，正逢“三年特大災害”，她的丈夫高志明在船上做工，眼睜睜看著一船接一船的大米運到重慶裝上大輪船運往蘇聯，而自己一家人連米的樣子都見不著，等著餓死。他悄悄把每次卸貨後掉在船底木板縫中的大米一粒粒的撿起來，拿回家中救命，每次也有一斤兩斤的。書記說，高志成把撿到的糧食不交公家拿回家去，就犯了盜竊糧食的大罪，捆綁送公安局。法院以盜竊罪判高志明五年徒刑，送勞改。她丈夫押走後，就來工地和我們一起做臨時工。因為她多次賣血，身體虛弱，微薄的工錢難以養活兒女和老母，只好跟著別人跑到雲南買點糧票到四川來賣，賺點錢，以活家口。事發後，政府說她投機倒把，破壞統購統銷，判她刑期五年。可憐她的兒女餓死街頭，無人收屍，慘不忍睹。她刑滿後，又和我一起做臨時工。我們是共患苦難的姐妹，知底知心，互相幫助，交往二十餘年。改革開放，她做小生意起家，辛勤發富，卻因積勞成疾，患骨癌死去。
小引：祭文一则 唐中英是我妻子的患难姊妹，她俩是同一命运，同一性格下的知己之交。是一对与暴政博斗的战士---倔强的女人。她们一起流汗、一起流泪、一起买血、一起倾诉对暴政的愤怒、一起为孩子们吃穿病痛而担心、一起盼望丈夫归来团聚。互道思念之情，共诉离别之苦，互慰悲痛之心，同向蒼天祝愿：暴君早逝，出头有期。
唐中英之一生，比我妻更为悲惨，她出生农村，十岁时，遭遇荒年，父母将她送到高家作童养媳，十五岁圆房，生下一儿一女，丈夫是川江航运工，尚能维持父母和妻儿六口人的生活。五八年因检举支部书记贪污运费，克扣工资，被报复，反右打成坏份子，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五九年災荒中，他把运粮时洒落在船板上的粮食，扫回家充饥，被诬以盗窃国家粮食，破坏统购统销，判劳改五年，被捕送走时，第三个女儿刚满月，她便作临时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丈夫因思念父母和妻儿，两次逃跑回家，挀回后加刑十年，当他第三次逃跑时，被追捕的狱警击斃。她只好改嫁。第二个丈夫相处甚好，生有一子，可惜不久死于暴病。一人含辛茹苦，哺育四个子女，六零年难度災荒，去云南买粮票，到四川出售，少有微利，又以倒买粮票，破坏粮食政策罪，捕后判刑五年，儿女流落街头。刑满出狱，找回儿女，仍靠做临时工为生，七二年时，因系劳改釋放人员，全家无正当职业，强行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劳动力弱，长期生活在半饥不饱的日子裡。幸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返城经商，始致小富，但积劳成疾，死于花甲之年。我妻赴喪，万分悲痛，举家嚎淘，声震云霄，目不忍睹，余亦甚悲，故代其子女书此祭文，
正是：都为暴君刀下鬼 ， 亿万冤魂怨同声 。天地不管人间事 ， 但待如云世事新。
慈母唐中英仙逝祭文
唯公元二零零六年，春回大地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泣血痛心之时。仅备香烛纸钱，三牲果品，致祭于慈母唐中英之灵前而奠以文曰：
呜呼！五十年代，我母正值芳华，夫婿蒙冤，牢獄他乡，二子二女，嗷傲待哺，母以一孤苦无告弱女子之身，外承荒唐社会之岐视压迫，内受骨肉分离之惶然凄凉，四十余年，忍辱含垢，饥寒交迫，风霜历尽，艰苦备尝。幼女满月，便下苦力于临时上中，翠屏山簏，盐水溪旁，几多慈母泪痕。千方百计，废尽心机，寸断肝肠，育儿女于垂危之中。
曾记否？难忘的一九六零年，因昏君之罪恶决策，人为災荒岁月，饿殍遍地，处处哀鸿，白骨盈野，無力掩埋，天愁地暗，谁敢举哀，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一勺菜汤，分作五份，但求活命于乱世，半锅清水，数粒霉米，倒悬家口于日时。乞讨无门，借贷无路，外援无人，内助无力，我母无奈，买血于医院，解一家断炊之危。力尽计窮，求活无方，继而奔走于川滇之间，经营粮票，微利之图，几入不毛之地，然“苛政猛于虎矣“，又啮母于牢獄之中。几度风刀霜剑，雨暴风狂，欲夺慈母之命，坚强挺拔，立志求生，我母不弱女中豪傑。
幸邓公之改革开放，胡公之平反冤假错案，拨回人间正道，我母始能恢复人格尊严，发挥聪明才智，不辞辛劳，苦心经营，方能脱贫小富。眼见正应享天年之福，受儿孫孝敬之时，恨病魔缠身，卧床不起，遍求良医，換尽药石，难救母积劳顽疾之身。痛哉苦矣！我母竞喪于花甲之年。
似母这般，只管付出，无所索求的高贵品德，比之于上欺党国，下压百姓之贪官污吏和只图唯我独尊，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可算平凡中之偉大，默然中之巾帼英雄。面对我母遗体，纵然哭干眼泪，喊被喉咙，那能喚得我母回生，让金江滚滚怒涛，翠屏愁云惨雾，带娘早登极乐西天。
但愿那裡有和谐社会，能享民主自由，安康祥和晚年。设有苛政暴吏，多一些人间欢乐，少一些災害愁烦，永享天年。
奠曰：何处桃园埋母骨，唯盼仙风拂娘身，啼血难喚慈母应，悔不生前更孝亲。凭吊像母亲这样平凡而善良，勤劳而坚强的女性，愿这样的精神永垂不朽！
我们疾呼，所有像母亲这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的中国式女性精神，万岁，万岁，万万岁！，与日月同辉，与山河永存！呜呼，哀哉，尚嚮。
儿高均 高平
女正芳 正云
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一、振奮人心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春節，我揹著裝滿年關供應的食品和一口鐵鍋，到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去看丈夫，在長河板小站下車，抬頭望著那聳入雲宵的高山，彎彎曲曲的小路，坐在路邊犯難。一個中年男子走來問我去何方？我說：“這裡是新勝茶場吧，可有個101隊？”他說：“我就是101隊的，大嫂找誰？”我說：“找管正和。”他高興的說：“你就是住在宜賓棧房街的何大姐吧。”我奇怪他為什麼知道。他自我介紹說：“我叫路濤，當右派前在中學教體育，和管正和是好朋友。他常提起你的好處，還把宜賓說的比成都好。”我笑著說：“別聽他瞎吹。”路濤把他的小包放進的揹簍，揹起背筐：“嫂子跟我走吧。”我跟隨路濤爬山過溝，走了十多華里，已是氣喘吁吁了。到了場部所在地，道路平緩下來，四周瞭望，層層茶園，籠罩在雲霧之中。路濤告訴我，沿公路走到盡頭，就是老君洞101隊住的地方，到那裏還有十多華里。公路兩旁，是見不到盡頭的茶園，有人在茶林中勞動。路濤說：“山下路口都有武裝看守，誰敢越出警戒，立刻擊斃。”我奇怪的問，為什麼上山時沒見武警呀。他說：“武警都在暗處，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太陽快落山了，我們走到公路盡頭的老君洞。101隊隊部是座小廟改建的，廟堂是幹部的辦公室和宿舍，兩面建了哨樓，下邊四周用條石砌成圍牆，中間搭的草房，就是勞教右派的囚舍。這時正是右派們收工吃晚飯的時候，我站在隊部往下看，右派們都穿著破爛不堪的棉襖，狼吞虎嚥的吃著用老白菜葉子煮的紅薯稀飯。路濤把我引到隊部後各自去了。我走進隊部一看，有個青水臉的高個子不認識，其他是打了多次交道的老熟人。岳政府還是指導員，兩鬂已班白，額頭上绉紋漆增多。他見到我，比過去熱情一些，臉上出現了一絲笑容：“這樣高的山你都來看他，真夠辛苦了。”我說：“這次我是辨好証明，來接他回家的，算是最後一次麻煩你們了。岳指導員守了他們二十年才是辛苦啊。”
正和見到我非常高興，他把我引進屋子，抱起我一陣狂吻，弄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等他安靜下來我對他說：“你別高興得過餘了，就是放你回家了，你還是勞教釋放人員，還要接受人民群眾專政，只能和我一起當臨時工。你知道這個同意入戶的証明是怎樣才弄到手的嗎？半年來，我跑派出所不知道有多少次，那個朱幹事總是冷冰冰的說，聯糸函到了我會通知你，回家等著吧。後來，唐家英告訴我，要找派出所朱幹事辦事，不上點壽是不行的。我說：‘每月找的錢一家四口吃飯還不夠呢，那有錢給他上壽啊！’她說：‘你不上壽，他把你的聯糸函放起不理，你拿他也沒法，管大哥也回不了家呀。’我很焦急，我要做活路，回家也忙，一無時間，二無錢，三無幫忙的人，看來是只好認命了。提起幫忙的人，我忽然想起個人來，在市政修街的同班工友楊成君，她的丈夫就在公安處工作，還是個科長，找他幫忙也是個辦法嘛。當天晚上我到楊成君家，他丈夫張俊林也在，我把事情經過告訴他們，夫婦非常同情。張科長說：‘我會跟你們南城派出所所長打招呼，要他馬上辦理，過兩天你去找陳所長，他會給你瓣的。‘五天后我找到朱幹事時，他像換了個人似的，非常主動熱情，很快找出聯繫函，給了同意入戶證明，還討好似的對我說：‘大嫂最好親自送去，時間會快得多。’我道了謝，就急急忙忙趕到你這裏來了。”他說：“我明知道辦這種事要花錢才快，知道你生活都困難，那有錢去為我辦呢，我是不好跟你說啊！現在算是遇見貴人了。你知道嗎，有了清放政策，他們就有撈錢的機會，有錢就辦，無錢就看。我們隊有個王力群，原來是汽車公司大隊長，家中很有錢，他妻子專程來接李幹事去辦理，一年前就放回去了。王力群說花了不少錢，就竟多少，他也不好說，我們也不好問。”他又說：“都是關了二十年的人了，盼望能恢復自由，回到人間，是心急火燎的，那個不是度日如年呢。”右派們聽說丈夫辦好了清放手續，他的好同伴，王致中，王季洪，劉桂林，鐘澤華，王利生，羅正倫等，晚上帶來酒菜祝賀。我們住的是收生茶的房子，在冬季，無茶可收，成了來訪的家屬房，離隊部較遠，大家說話也方便，歡歡喜喜，非常熱鬧。三杯酒落肚，姓什麼都忘了，無話不說。王季洪忽然站起來，一口乾了杯中酒，神秘兮兮的拿出一張信紙：“大家聽好，我這是比清放回家更大的喜訊。黨中央決定給全部右派改正，恢復工作了。我這是抄來的中央55號檔，有憑有據，絕非謠傳。”大家非常驚奇，催他快讀來聽。聽完了，又不敢相信，王利生說：“這不是把反右全盤否定了嗎？”王致中說：“請注意，這叫改正，不是平反，他們決不會全盤否定反右運動的，別忘了，整風報告是鄧小平做的，他能全盤否定嗎？用改正二字，連工資都不會給你補發，這二十年的牢你算白坐了。”王利生說：“只要能回去工作，管他媽媽的，總比在這裏受他們的壓迫強。”大家都同意他說的，只要能回去工作就是好啊。我們喜出望外，異常興奮。王致中又說：“這個檔還沒下達到地方，昨天晚上不知道李禹伯從那裏知道我有檔，還找我去追查謠言。我說：“檔千真萬確，信不信由你，但我決不會告訴你檔的來源，如果是假的，以後你可以把我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當然也拿不准，不過他也知道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形勢，又不敢不相信。李禹伯對我說：“不管是真是假，你最好不要在下面擴散，那是不利於我們管教的。”我看他們內心是相信的，最近不是管得寬了嗎，晚上不訓話了，還極積搞清放工作，我估計不到半個月，管老弟一定能回到你那心愛的宜賓棧房街家中團聚了。我高興的對他說：“但願如你所說，望大家都能如願以償，早日回家與親人團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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