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日记作者在1965年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
1966年9月
1966年9月1日 星期四 阴 北钢
上午，去石油学院看揭露团中央黑店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胡克实，团中央工作人员都起来揭发了，揭发胡克实很多肮脏的东西。石油学院的老师在马路上斗争两个右派。晚去石油学院交涉，要求他们提供揭露团中央黑店的材料，他们来回踢皮球，我一气之下，就回钢铁学院了。今晚国宪水仍没有回来。
1966年9月2日 星期五 晴 北钢
上午，给“人民日报”写稿。表达我见到毛主席以后无比激动的心情。下午，去石油学院抄写石油学院师生大闹团中央的经过。晚，看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报道、照片。今天买了一只烧鸡。国宪水仍未回来。
1966年9月3日 星期六 阴雨 天津大学14－104
今天早上，国宪水还没有回来，我只好走了。天冷，穿了他的衣、裤各一件。从北钢出来，公交汽车在各小站不停，上不了车，一个抱小孩上班的工人也被挤出车门外，车上工人同志很有意见。我独自走了两站路才上车。在王府井大街买纪念章，排队排了几里路，天又下着雨，我不买了，赶往火车站。乘45次直快列车，12：20从北京开出，下午2：30左右到达天津，与一南开大学学生同路，前往天津大学。学勇从宿舍里跳出来，刚见面，都感到十分亲热，但马上就暴露了我们观点上的分歧。学勇正收拾东西，准备去调查一个同学的问题，我感到这做法不对，提了一下，但也不便批评。我帮他好衣服，即去南开，看了一会大字报。从南开出来遇到淑秀，她刚从校门口买东西回来。正值晚饭时，我留了地址给她。晚上，她来找我，她的观点基本上与学勇同，与我有分歧。我们俩各抒己见，讲了一会也讲不出结果。后随她去南开看电影，南开与天大紧挨着，校门相通，来去倒也方便。
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阴 天津大学14－104
上午，针对学勇和淑秀的情况写信谈自己的观点，我一个人在这个宿舍里写了整整一上午，总的精神是：造反是可贵的！一个人缺乏造反精神就不可能成为革命者。
下午，去南开看大字报。晚去南开找淑秀，没有找到。南开大学的“八·一八”红卫兵与“卫东”大队正在唱对台戏。“八·一八”红卫兵的广播我听不顺耳，陈词滥调，我在好几个学校都听过这种腔调，简直不约而同。回天大时，遇到淑秀，她刚从天大找我回来。我们坐在湖边的凳子上说了一会儿，不投机，我想跟她辩论，但辩不起来，没有这个气氛。总之，我感觉她坚持的方向是错的，我希望她能改正现在的立场。但她总是笑，或者说：“也许我脑子里的框框多！”她把我送到天大十字路口，我要她明天把我过去所写的信拿给我，她说都烧了。她问我要不要钱，说：“你要啥就说，我在这里总好解决一些！”，我没有要。
1966年9月5日 星期一 晴 天津大学14－104
上午在宿舍里看了一会报纸就到中午了。本宿舍唯一的天大“八·一三”红卫兵走进来，叫我搬到五楼去住，五楼是他们“八·一三”的接待室。吃午饭时，他带我去吃过饭，我在看大字报，找不见他了。后来去要材料，那两个看门的说没有材料了。
下午，睡醒后，看到桌上一份材料，是“天津大学红卫兵”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完全是针对“八·一三”红卫兵的。这上边说什么“对‘八·一三’红卫兵逐个调查”“现在就注意搜集材料”“对一些反动分子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跳”等等。再听到外面广播的叫喊，我简直气坏了。
晚，仍找淑秀谈了一会。我还是要她多理解一下中央的精神，不要固执己见。我告诉她我现在精神很好，她说欧厉刚可能明天来，我说那你应该好好接待他，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对他说，不要使他再苦闷下去。说到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我感到的确很必要，通过这些运动，解放了我的思想，跳出了精神苦闷的苦海。今天谈得较投机。
1966年9月6日 星期二 晴 京沪45次直快列车上
上午睡觉，昨与淑秀约好在天津大学旗杆见面。午饭后，与14－104宿舍的人说了一会话即赴约地，不见人。我走到路旁看大字报，她走来了。她把我过去的信用牛皮纸包好，交给我。我问她最近思想上还有没有苦闷，她不答。她一直低着头，我看到地面上有点湿，大约是她流的泪。她送我到公交车站。
我沿着海河岸边朝火车站走。心里忽然有些留恋。就这样分手了吗？虽然她说，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相见，交换了观点，很愉快。
7日下午2：30我乘45次直快到蚌埠下车，想去合肥，但无证明。只好在车站内休息了一会，再乘13次特快回校。同学们走了不少，徐远望、张兴中等都走了，留下一封信说久明来了。但也在6日去合肥了，我很后悔。
回沪后，情况大不相同。街上贴了很多指责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大力鼓吹市委是正确的。总之，群众的缺点被夸大成反革命罪行。
1966年9月8日 星期四 阴 南
同学们围拢来问我在北京的情况。我说我看到了毛主席，他们都欣喜若狂。有人介绍我走后班上的形势。陶国胜、郭成奎等几个人说，8月31日团员过组织生活，点名说我不遵守纪律，要我回来写检讨。我说：“好得很，我就准备回来写一份高质量的检讨。我是违反了他们的纪律，不违反这个纪律怎么能到北京去呢？这些家伙所说的纪律就是奴隶性！”
今天，尹承仿、吴向明、薛敬先等人也和我打打招呼。上午班级讨论。我写批判各种修正主义谬论的文章。下午，董翠荷、胡金铭等给我介绍班上情况。说我走后，班上兴起一股骂人风。李世顶把熊汉章骂人的大字报给我看，骂得太凶了，都是骂些无聊的事情。董要我再去北京，我有点不愿去了，我想去合肥。晚，给顾耀德、胡金铭等介绍石油学院大闹团中央的事，他们听得很有劲。在床上，羡锡全描绘他中学里的小流氓特点。
补：对联 横批：老于世故察行情囤奇货，时来运转，旱涝保收；当心罢官看风向放风筝，一朝有幸，青云直上。
1966年9月9日 星期五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今天上午，去大会秘书处交涉去合肥的事，秘书：“现在主要办理去北京，其他地方不准去！”我问：“谁规定的？”答：“中央规定，去过北京就不准再到其他地方去。”我问：“中央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规定的？”那家伙回答不出，想否认刚才的话。又找借口说：“要先经过班级讨论，报学校批准，再通过大会主席团表决。”我说：“咳，你们还要开会呀，开上几天，我不要去了！”“首先你要肯定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不是去游山玩水，为什么不答复？”“到过北京就不准再到其他地方去，那我们学校何必设接待站呢？”那家伙讲不出话。
俞志文一见我，就喊：“王皖城，听说你回来了，有什么收获，介绍介绍吧！”我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他说：“对，对，别的还有什么？北京跟我们班比怎么样？”我说：“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中央首长亲自管，当然好多了！”他说：“哎，我们班前一阶段运动有什么缺点？”我说：“基本上是健康的，北京不象我们班同学之间斗得厉害！”他否认。他说：“你也是工农同学，我们要集中力量搞黑帮！搞反动学术权威。不把黑帮打倒，我们工农同学还要吃苦头。”我说：“对，……”他抢着说：“我们要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下班级同学，过去表现怎样，现在表现怎样？要独立思考！”我说：“我一直独立思考，凡是符合十六条的，我坚决拥护，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我坚决反对。譬如打人，我坚决反对！”当时机五王均璞等在开会。俞问我除了到北京，还到过什么地方，总之，这次谈话有点奇怪。因为有人在开会，我去问丁兰高一件事，他乘机溜走了。
董翠荷本来报了65张票子，后来退回2张，她对我说：“你去过北京，不能去了？”我说：“不能去就算！”
去北京的同学在校门口集合，我与潘志明去欢送。杨云龙那家伙在提包里放了好多“红卫兵”袖章。我向他要，他不给，说什么要班级讨论讨论呀……。后来，随便问问董翠荷：“他什么成份？”就从提包里拿出一只来，他的“权”好大！
下午到市委，接待员说市委希望你们不要到外地去。市委门前聚集了好多人，贴满了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宋季文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晚，与暖三一同学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等问题。
1966年9月10日 星期六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去北站没买到车票。参加车站前辩论。有个家伙说青岛事件是几个反动学生搞的，我追查，要他留名。他不敢，后搞到铁路派出所，这家伙抵赖，企图反咬派出所同志。弄到红卫兵联络站，强迫他留下地址，原来是交通大学七系总支书记，竟敢冒充群众在车站招摇撞骗。我们几个不认识的“战友”跟踪追击，追到交大，那位总支书记李××慌了。我们向七系文革同志反映了情况，回校已9点多了。
从中午11：45直到晚9：00，参加的有江西医学院三位同志，上海硫酸钙一厂陈鸿翔，上海石油配件厂杨忠良，上海市化学工业学校朱建荣。我是路过，听到那位“老爷”放毒，十分气愤，决心跟踪追击。分别时，我们互相问好，相约通信。
1966年9月11日 星期日 晴 沪西74次直快
9：45第304次列车由上海开往南京，但不售真如、南翔、黄渡车票。去铁路派出所跟一小个子警察辩论了一会。进了上海车站，14次京沪特快刚刚开出，304次也要开出了，我就上了304次列车的第一节车厢。车上红卫兵正在给两个地主婆剃光头。晚6：12，车到南京，在站内等了半个小时，跟一个老头说话，他说前天有红卫兵步行去北京，干劲真大。一会儿74次沪西直快进站了，我上了车，车上几个中年男女在闲聊。说扬州日报社抗议南京林学院的呼吁书；一个中年男人大谈南京长江大桥、三门峡大坝等；又说三个红卫兵从天津跑到北京，北京开万人大会表扬她们。这次冒险的旅行还算顺利。合肥紧急，我坚决要去。不管上海如何封锁，我也要冲破障碍。
1966年9月12日 星期一 晴 安徽农学院
上午到安徽农学院，久明正在，头发很长。两人交换了运动中的观点，我陪他去理发。中午在安徽农学院吃午饭，然后同去合肥工业大学。晚饭在合肥工业大学吃，跟宋儒东、李书湘、王仲远等说了一会话。晚饭后与久明到街上去买糕点，然后到四舅老爷家，久明大发议论，四舅老爷只是点头。去省体育场参加“八·二七”及外地赴皖106个单位举办的摆事实大会。有几个合工大教师在宁国新村附近辩论，我参加了辩论。我竭力给他们讲运动的主流与支流，那教师死不讲理，抓住枝节纠缠不休，这种人没有辩论的诚意。省体育场摆事实大会，执行主席很有修养，下边一起哄，他就说：“让人家把话讲完！”那些反对“八·二七”的人摆不出事实，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说得空空洞洞。有时，他们给“八·二七”造反队揭“短”，恰恰是“八·二七”的长处；他们摆省委的成绩，恰恰是省委的问题。譬如：“你们脱离党的领导开这种大会，就是反革命的大会！”他们的“党”就是“省委”、“省委书记”。他们明星没吃透政策，没理解中央决定的精神。
1966年9月13日 星期二 合肥工业大学
上午，与久明、宋儒东去农学院。中午吃肉。午饭后去安徽大学，路边坐着三个人，一个是李长斌，我招呼他；另外一个人却是阎秀华，她瘦得吓人，说她那次给我讲要考大学，就考到了安大，她今天情绪不大正常。久明说：“怎么，她对你好像有点不正常么？有点热情过度！”在安大，久明只顾看大字报，我和宋儒东步行走出后门，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工大，已累得筋疲力尽，就一直睡到吃晚饭。晚饭后去体育场参加摆事实大会，正遇久明回来，他大发雷霆。今晚摆事实大会，有个工人说：“……我既然敢上台，敢革命，就不怕！我准备好戴反革命帽子，准备被围攻，被殴打！”有个工人说：“……现在工厂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因为写了大字报，就受到监视！”有几个反对“八·二七”的人上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两边一比，真相大白。这个摆事实大会好得很！
晚，洗过澡后，与久明回工大接待室。他问我小说“路”写好没有，接着批判我写作的世界观不对。我承认这一点。我跟他说了淑秀的事。他果然立即反对，说我态度暧昧。有些我能接受，但我觉得他理性的东西没有消化，脱离现实。他说应该有个高的奋斗目标！但我认为，更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朝这个目标走。我说：“想飞的人总是停在原地！因为他没有翅膀又不想一步步走路！”
关于爱情问题，他说：“这是青年人的正常行为。”他说，应该找个农村姑娘，批评我还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觉得他应该自我批评。他自己说：“我从心里喜欢农村姑娘的淳朴，但在感情上的确还有点抵触。当然，我希望能象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她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文学修养，又聪明温柔……”
今晚，我们俩辩论很激烈，双方各自保留了一些观点。
1966年9月14日 星期三 合肥工业大学
今天上午，在合工大饭厅看黑龙江省革命群众炮轰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揭露了他们和平演变的事实。老革命干部的女儿李延也起来揭发其父的问题，并号召革干子女、“权威”子女大胆革家庭的命。
合工大“五保卫”战斗队擅自装了一个广播站，与“八·二七”造反队主持的校广播站唱对台戏，遭到“八·二七”的抗议。
张平化同志的讲话很谦虚、很认真，是诚心诚意地号召群众炮打司令部，而不象有些省市委假惺惺。张平化同志讲话摘要：
我这次回来的中心任务就是四个字：请罪，造反！我在这里当了很长时间的第一书记，犯了错误，我要向湖南人民请罪！长沙出现了镇压革命学生的事件，跟我过去的工作分不开，我要向革命师生员工请罪……
我向主席表示了决心：我说我这次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群众不能原谅我，把我抓去，乱棍打死！我对他们犯了罪，打死我也甘心，我这条命早就应该报销了！另一种是，群众能原谅我，愿意留下我观察观察，收留我当个小兵，那我就要努力工作，跟革命的青少年们一起造反！……
我读了张平化同志的讲话，感动得直流泪。这是多么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啊！他称得上人民的儿子！群众的好学生！在这一点上，他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出这样发自肺腑的话，相信群众会原谅他的一些错误和缺点。
1966年9月15日 星期五 晴 合肥工业大学
上午参加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大会。大队长刘光裕讲话还比较硬，他说：“……现在有些单位开会声讨“八·二七”，这也不奇怪，他们声讨，我们感到光荣！”（鼓掌）“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对前途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处境极端困难。
下午，与久明调换日记。他日记上提到一个叫东良的女子，说是在火车上遇到的，看来他对她动了真情。傍晚追问他，他却否认。他生了病，发烧到40℃，住进合工大医院。在医院里碰到王新英，她正准备去北京。我给久明读了几篇游记，企图使他入睡。关于“革命与爱情”的问题我们争论了好久。晚，宋儒东说，有些人要退出“八·二七”，有些家庭写信来劝学生退出“八·二七”，我说：“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我偏要做“八·二七”的名誉队员！”我给他打气。革命有高有低，现在处于低潮阶段，没啥了不起。晚，听齐齐哈尔一女生介绍黑龙江省炮打司令部情况，“八·二七”队员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大家深深懂得，李葆华越造谣，他犯的罪越大。现在安徽全省议论“八·二七”，一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及其保皇派们恶毒咒骂“八·二七”，证明“八·二七”这个革命组织好得很！
1966年9月16日 星期六 晴 合工大东楼212室
上午转播昨日毛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实况。合肥仍在大力围剿“八·二七”。街上吉普车大量散发反“八·二七”的传单，宣传车大骂“右派学生”。据说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晓得“八·二七”是个“反革命”组织。学生在街上常常被围攻。早饭后看了看久明，就去街上参加游行，“五保卫”正在大骂“八·二七”，当“五保卫”走出校门时，“八·二七”正好回来。尽管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学生进行镇压，但仍有很多工人站起来为“八·二七”革命学生讲话。真理是压不住的！有几个轻工业学校的学生跑出来，说他们学校压制革命学生，学生一说同情“八·二七”的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戴反革命帽子，革命总要受到挫折，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戴帽子吗？”
中午，到吴孝常那里坐了会。看来他对于“八·二七”的前途很乐观。我第一次在街上碰到他时，他正在撒传单。
下午在病房里睡着了。醒来后去领“号外”，有些人抓住林彪同志的话作为攻击“八·二七”的根据，这些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晚，久明要起来，仍发热37.9℃，他要看我的日记，我们两个又争论了一会。回212室宿舍，宋儒东与北京机械学院一同学讲话。宋说不能把上海市委与安徽省委等同。如果没有问题也不能硬搞，的确要预防坏人破坏。
1966年9月17日 星期日 晴 合工大东楼212室
下午与久明到合工大印刷厂，那守门女人像那摩温似的。她把我领进去，对一个蹲着干活的工人说：“他说他认识你！”那人很惊慌地站起来说：“谁，谁？我不认识他！”他就是黄友济（表舅），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工厂支持“八·二七”的人就是反革命，那女人一直坐在旁边，很仇视地看着黄切纸，久明瞅了她一眼，她就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晚，一位工大学生说他们到农村被无理围攻。现在可以断定安徽省委在有组织地镇压学生。
摘录大字报：
海燕：勇敢地跟暴风雨搏斗。革命者象征。企鹅：……鸵鸟：被追得急时，一头钻进沙窝。片面得很。蝙蝠：投机者毛驴：优柔寡断熊：……
最近，“五保卫”公开反对“八·二七”，说“八·二七”大方向也不对了。合肥白色恐怖很浓。这也反映李葆华之流太怕“八·二七”了。
1966年9月18日 星期一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给久明念了“红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回宿舍跟北京机械学院几个同学交流情况。睡了一会，忽然有人来找我，是四舅老爷，喊我去吃午饭。今天他特别做了四个菜。饭后，跟我说了他家收入情况。叫我在运动中不要表示明确的态度，以免惹麻烦，我笑笑。四舅奶在卖冰棒。
下午参加翻身农奴忆苦思甜大会。
爹妈惨死在农奴主手里；逃跑了八次。踩着荆棘和碎石，脚上扎满刺，流血。步行到山南放牦牛，雪天，两脚放进牛粪里取暖。身上虱子滚成蛋儿，血快被喝干了。跳崖被救，牧民给他喝了两碗牦牛血。叛匪的折磨：①绑在风车上当玩具耍，现在坐火车还头晕；②头朝下吊起来用火烤，烤的头皮裂开了；③把他的手放在石头上，穿着皮鞋踩他的手；④把马吃的饲料塞满他的嘴，他咽不下去，就用棍子捣，咽喉捣烂了；⑤叫小孩子往他嘴里撒尿，尿从喉管伤口漏了出来。
老牧民救他，割开他的喉咙，洗去脓血，找来×蛇和藏红花给他治伤。
民主改革后，分得土地，进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二十多岁了，象小孩一样从学拼音开始。………………
这位藏胞兄弟的阶级苦使我流泪，他太苦了。他无比热爱党和毛主席。但他受了保皇派的骗，在会上骂了自己的阶级兄弟“八·二七”的战友们。这不怪他，全怪李葆华及其走卒。
1966年9月19日 星期二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去省立医院看久明。下午帮久明洗衣服，他的短裤上都积了大便。“五保卫”的宣传车开进工大，工大同学站在路上嘲笑他们。晚看了看工大前些时候搞同学的大字报，很可笑。宋儒东的同学要到外地去，借我的学生证，但又不敢去买票。
1966年9月20日 星期三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去安徽医学院。先见王忠志，再见徐亲建。听说他们两个人都被搞成黑帮，挨了斗。徐亲建火气很大，见了“五保卫”的大字报就骂。下午去医学院看久明，买了2斤苹果。晚遇同济水一同学，给了他2斤饭票。说了说学校的情况，约好明天去各校串联。晚，睡前与合工大一个同学谈“八·二七”的情况，他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是对的。
1966年9月21日 星期四 阴转晴 合工大东楼212
早上约好那位同学（水一沈泽宝）一起外出，但没有等到。独自去省委，要刘秀山的毒草材料，以便批判，答曰没了。下午睡醒又去找沈泽宝说了一会，他准备动身走了。晚上写了几副对联，有三种：赠“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赠资产阶级保皇派，赠资产阶级当权派。很多人看了捧腹大笑，但一会儿就有人写上了所谓“劝告”，那些保皇派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总是疑神疑鬼。但很快又有很多人支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为什么不能骂呢？
1966年9月22日 星期五 阴 芜湖 皖南大学接待室
今天上午，合工大几个同学要我给他们买火车票。他们自己又不敢冒险，只好不出去了。我昨天写的对联上，已写上各种批语，开始混战。有的说不要谩骂，有的说：你何必感冒？有人在“闹革命甘做脓包，拍马屁绝对英雄”下写上“活写真”。中午在合肥站附近饭店吃了点饭即奔芜湖。在过江轮渡上又展开一场辩论。晚在皖南大学吃饭，等候接待。
在轮渡上的辩论情况：
安徽汽车公司半工半读学校一同学片面宣传，“揭发”合肥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罪恶。说他们绝食，饿昏了，但帽子掉了却知道。他们提出六个条件……引起大家哄笑。山东煤矿学院一同学说：“请你向大家讲讲，六项要求是什么？”我说：“你讲的那些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难道这是运动的大方向吗？”后来有很多人围攻山东那同学。山东同学讲理，于是有人读毛主席语录，不准他讲。山东学生也读语录读十六条，那些人又耍无赖不让读，大声唱起歌来。我在轮船甲板上也跟一些人辩论起来。我说：“不能乱讲工农跟学生的矛盾，实际上是革命群众跟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
晚，找到刘书超、赵宏章、张学展等人。赵宏章在看大字报；刘书超正跟他班里一个同学吵架，两个人都拍起胸脯来。
看了北京工业大学谭立夫的讲话，感到很好，这个人眼光犀利，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的讲话象辣椒面一样，呛得那些狗崽子透不过气来。
1966年9月23日 星期六 晴 补记于南京大学
上午，刘书超带我去芜湖医专，见到范思扬和徐亲仁，他们正在讨论刚发下来的污蔑革命学生的传单。范、徐都是支持“八·二七”派的。范说他开始还有点保守，现在不保了。范给我说萧公益因恋爱被罢官的事，而范自己当了支书。徐亲仁说萧现在训黑帮很积极，被选上班文革小组成员。徐说起我们小时候为交任务扒生产队胡萝卜被骂的事，觉得很有趣儿，同时对学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很愤怒。
我们爬上小山，从后门进入皖大。在山上，可看到滚滚长江天际来。
下午，刘送我到火车站。我在火车站附近吃了晚饭。下午6：07离开芜湖。一个“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跟一个漂亮女子攀谈上了，那女子是安徽口音，旁边一个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那女子在马鞍山下车了。
10点多钟，在南京街头看宣传演出，后到南京大学住宿。
1966年9月24日 星期日 晴 南京大学九舍209
今天去中山陵，留影一张。听中山陵工作人员介绍，孙中山遗体没有被盗走，外边是谣传，他说孙中山遗体就埋在四米厚的水泥层下。
登上陵墓，俯瞰南京城，看远处长江奔流，心境豁然开阔。谒陵的红卫兵很多，上海人也不少。
在陵园“群众食堂”草草吃了午饭。独自沿公路向丛林深处走去，围着音乐台转了一圈。
乘9路车到新街口，步行回南京大学，休息了一会儿吃晚饭，晚饭后看大字报。
1966年9月25日 星期一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去南大教学区转了一圈，中午去下关车站。有几个同济大学学生（上海人）跟一女同学说笑，我没理他们。在常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地停车，上海人下车抢购常州麻饼、无锡肉骨头、苏州豆腐干等。车上很少广播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下午四点多到达上海，立即去市委。市委前大字报不多，有一份揭发杨西光的材料（华东政法学院学生）。晚，到校后，正看大字报，董翠荷在后边叫我，说了说外出串联的情况。现在我校冷冷清清，保皇派们竭力想把运动拉向右转。
1966年9月26日 星期二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订传单，中午在食堂吃饭碰到董翠荷，她问我上午为什么不去教室。下午跟龙时庆、薛可富等谈合肥运动的情况。施美英对目前学校运动也很有意见，但又不敢讲。晚，在教室跟胡金铭、薛可富研究工作，然后去系总支开宣传工作会议，周鸣孝、龚志军等莫明其妙地出席了。实际上，系总支仍在控制着系文革。这是个压制群众革命的会议，出席者大多是保皇派，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的家伙，我对他们的言谈、行动嗤之以鼻。
1966年9月27日 星期三 晴 西南二楼328室
早饭后，向班文革小组传达昨晚会议精神。毛选学习后，董翠荷叫我去制二联系成立造反派红卫兵问题。制二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做事，一位红卫兵出来接待，谈了他们的看法，观点上基本相同。
中午，去瑞金二路找陈鸿翔研究9月10日的“北站事件”，陈不在家，他妹妹出来接待，我留了个纸条。然后去天马电影制片厂，天马厂在搞厂党委书记丁一。著名演员赵丹、白杨、王丹凤等都被打了红叉叉。电影制片厂阶级斗争很尖锐。晚，匆匆买了两只大饼，赶回学校，到新礼堂听传达有关迎接国庆的报告。
1966年9月28日 星期四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班文革提名陈清林为系文革候选人，“红旗”派不同意，挖空心思找了几条“罪证”。他们找了三大“罪状”：1、大字报上写“惶惶然过了三年”，是右派言论，把我们国家说得一团漆黑；2、不能团结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即不能团结他们）；3、不遵守纪律，外出串联，至今不回校。班文革研究工作，我再次声明：既然观点不一致，就不要勉强凑合。董翠荷说她不大胆，要我出头。我同意现在仍以团结为重，安排布置工作要两方面照顾。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是无团结诚意的。今天读毛选时间，挨个去统计订购毛选人数。
下午，系里开“北京取经交流会”，都主张立即进行斗、批、改。周亚男、周鸣孝等参加了会议。
晚，在南楼“地下系红卫兵中队”开会，商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筹备工作。由制二解立周介绍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与机五王金才一起到电三宿舍串联，碰到的两个人对学校运动无所谓，连自己的观点都说不清。去新礼堂看上海京昆剧团的演出。
1966年9月29日 星期五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董翠荷、薛可富跟刘兆潜等协商，我和胡金铭没有参加。由董翠荷宣布几件事，接着过组织生活，学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讨论时，只有薛敬先一个人大谈特谈。在解释十六条时，他离开了“敢”字而大谈别的，那都是空谈，因为他把十六条的基本精神都抽掉了。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怒气冲冲地说：“敢，敢，敢造谁的反？”在谈到安徽问题时，他认为是学生胡闹，我立即用事实驳斥了他。
下午，去地下系中队部开会，商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事。只到了四个人 ，我们系只有我一个，又无群众基础，所以我也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看到筹备工作的几个人互相推诿，我感到很灰心。听说上海市筹备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时，争权夺利很厉害，心里又凉了半截，到底参加哪一个组织，我想只有在斗争中进一步考验决定了。
马新乐、董翠荷要求先参加红卫兵大队部，董要我立即去找杨云龙，我说我不能包办，等大家都回来再商量。董说那就暂时都不要参加了。
晚，在国宪水宿舍，陆顺其大发脾气说：“搞什么，搞？他们就是搞投降主义！”胡金铭说：“我对他们两人（指薛、董）有意见！”而董翠荷则跟我说：“胡金铭讲话太过火了，总是跟他们挣！”国宪水宿舍的人都“过激”，我说：“应该注意团结，能合就尽量合，譬如在斗黑帮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统一起来么！”
我想，对于“红旗”的观点我肯定不赞成，照他们的讲法，黑帮就那么几个，框框划定了。再揭发就揭发到革命左派头上，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了！他们这些人只能打“合算账”，“保险账”，生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生怕个人小算盘落空，一点也不怕牛鬼蛇神漏网，一点也不怕我国制度变色。他们高叫什么“五七式右派”，什么提高阶级警惕性，都不过是虚张声势，中心问题还是在“我”字上打转转。
1966年9月30日 星期六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今天上午，班文革小组内发生了严重分歧。胡金铭说：“昨天安排好的各战斗组活动，为什么你们给他们过组织生活？我很有意见！”薛、董说：“组织生活也要过么！”胡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那么多组织生活要过？团支部凭什么要凌驾于文革小组之上？”后来，胡赌气退出了会议。对于参加系红卫兵中队部，我不同意，又跟董争了一会。对于立即进行斗批改也有不同意见。薛可富阴阴阳阳地说什么：“你总不能放着黑帮不斗！”大帽子压下来了。“我们文革要把住大方向啊！”“对于俞志文的问题，是有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不看到呀！”我反驳道：“有人根本否认广大同学的革命行动，对同学们的大字报乱加罪名，说什么把俞志文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群众运动中的缺点说成是敌我矛盾呢？”
回教室后，第一小班对于暖五大字报“机电系红卫兵中队究竟走向何方？”发生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叶乐业、陆顺其、郭成奎等。尹承仿上去拉叶乐业，叶不肯退下来。黑板上的字“你有本事来贴吧！希望讲到做到！”“为什么不好贴，还可贴到你脸上？”
晚看电影“小足球队”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曹允芳、董翠荷坐在李跃武旁边听收音机。
注：个别姓名作者有变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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