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12．让我交待什么？
事有凑巧，就在前几天我们的供销社被人偷了，损失不小。但案子很快被乌鲁木齐县公安局破了。可惜偷的人不是任何一个专政对象，而是贫下中牧中的“优秀”份子、培养对象，在运动中入了党的政治队长阿西姆。他被送进了劳改队。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牧场谁都认识他。谁都知道对牧场来说是件大盗窃案件。他就是我们原来的队长。他被逮捕时我亲眼看见他被塞进了吉普车。他当队长时对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并不太凶。我对他并无反感。现在我还认为他并不是个什么很坏的人，只是他的老婆太好吃懒做花费太大，被老婆唆使一时糊涂才去偷的，他为此付出了进铁窗的代价。而他的那位老婆就很快和别的男人睡在了一起。
我抓住这次盗窃事件回答这位工作组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完全同意（那位工作组很得意），你们贫下中牧的确有时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要不警察到牧场抓的人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专政对象（和我站在一起陪斗的四类份子中有人小声嘀咕：就是。不过也没人管他们，整个会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我一人身上。），连半个都没有。抓的是阿西姆，他是你们工作组培养对象，而且入了党，是贫下中牧中你们最相信的人。此时工作队的头头们有些难堪，因为我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工作队。工作队的人就让人把我的头往下压，要强迫我低头。当时我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大右派分子朱峰”的牌子。其实我在右派分子中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年纪小，未当右派时才是个小俄文翻译，要和章罗他们比根本就没法比，上不了档次。可牧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们非要抬举我，我也推辞不了。我无权把这大牌子自己当众摘下来，否则就会犯了天条。他们所以把我当作大右派，估计是因为牧场除了我这个右派没有第二个，没有老二就是老大，这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就得当先锋了。另外我是中央来的，皇上门前七品官，中央不管什么人到了牧场就是大的。我这个小右派被他们抬举成了大右派，对他们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到牧场多年到处窝囊，唯独在这个头衔上我是风光了一时的。若在北京想都别想！到穷乡僻壤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我脖子上挂着个大右派的牌子，他们一个劲地听工作组的话往下压。开了老半天会，我又饿又累，眼一花就趴在了地上。我头已经靠到了地再想往低处压也压不成了。让我交待也不能让我对着地说话！我就是想说台下的人也听不见。只好把我又扶起来。扶起来后就再没压。否则再压我一定又会再趴下就又得再扶起来。大概开会的人和工作组也都饿了。有些社员要忙着回去做饭，早有人开了小差，会场上人慢慢少起来。
指挥斗人的和斗人的以及被斗的我和陪斗的四类份子弟兄们这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赶快散会。谁说敌对的人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有时会想到一块的。
我也想早点散会。就比较客气比较缓和地说，希望让他们准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没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理由。如若我说得不在理，你们可以继续斗我。斗不斗的主动权在你们，而不在我。
台底下有人建议让我讲理由，工作组在经过短暂的商议后也同意让我讲。他们大概以为只要我讲，讲多了就会言多必失，就会找出破绽，就能鸡蛋里挑出骨头或石头来。他们万万没料到我这块石头会砸他们的脚。
我不紧不慢地分析说，所谓现行问题不外乎杀人、放火、投毒、造谣、写贴反标、贪污、受贿、破坏、偷盗和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
现在我逐条分析我为什么会没有这些现行问题。先说杀人，牧场和牧场周围没人被杀，我在此处也没什么仇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再说我也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主观上没有杀人的动机；而这里又没有人被杀，从正反两方面是可以证明我没杀人的。工作组和台下的社员都承认我没有杀人，这条我顺利地通过了。
再说放火，这条最好证实，牧场和附近至今未见过火灾，也没人抓住过我要放火，就是我脑子里有想放火的想法也不必交待，想法不是现行的犯罪，不在你们要求交待的范围内。这时有人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急忙问我是否想放过火。我回答现在正在想。这家伙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我的把柄，这是好几百人花了大半天才抓到的第一个把柄，是大家忍着饿肚子抓到的。他急忙接着问，准备在什么地方放，何时放？我说这由不得我，要你们批准同意才行。这下子台上台下全纳闷 ，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这老右派搞的什么鬼。专政对象想放火，而且要无产阶级批准才放。这真是放屁的话！他们紧追不放。我说时间还得由你们定，地点是老地方。什么老地方，赶快交待！老地方既然老，就证明你已经放过火了。我说对得很。这时有些人已经知道我耍的是什么把戏，我们同站在台上的四类份子中就有几个猜着了。他们偷偷地笑。老地方在哪儿？老地方不止一处。快说，在哪里？我家里就有一处，是在灶坑里。这时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原来我说的放火是做饭的火，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火。工作队当即指出我态度不老实，是在耍滑头。我坚持说我不是耍滑头，我现在真是想赶快回家放火做饭。因为我肚子已经饿得实在受不了。台下有不少人响应：就是的，他们也同样饿得受不了了。有个文化高的工作组员纠正我说，做饭不能叫放火，叫生火或架火。亏你还是个大学生连我们的汉话都不会说。我回答说本来放火、升火、架火我是分得清楚的。因为要你们七斗八斗，连斗带饿弄昏了我的头，所以才用词不当。这不能怪我，而是你们七斗八斗的必然结果。如果你们再这样斗下去，我肯定还会出错。出错的责任不在我，是你们逼出来的。党的政策不准搞逼供信，你们这样逼不是党的政策。其实我真是多余费口舌，那时还有什么党的政策！要是真有党的政策，刘少奇还会死吗？那么党的政策到哪儿去了呢？到底破坏党的政策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今后的党史究竟该怎么写呢？是要讲真话还是继续讲假话呢！
我想放火做饭。别人也想赶快能吃到饭。既然我不曾放过火，就赶快往下讲吧！
投毒：我不可能有毒物来源，牧场也没有人和牲口被毒死，这条现行我也没有。
造谣：谁听过我造谣或是我向别人讲谣言他听到过，请揭发！揭发了我就承认。没有人听到的谣言就是没有谣言，所以谁也没有造谣的嫌疑。包括与会者的全体在内。我主动把与会者包括工作组成员在内都赦免了。
反标：牧场至今没出现这反标。谁见了说出来，不管谁写的都可以往我头上推，我都愿意承担。但维哈文的例外。若我承认你们要我写，我不会写维哈文，承认了也没用。
贪污：我手中没有权，如果你们肯让我当一两天书记、场长或是会计。在我利用职权贪污之后再交待不迟。这时有人骂我：你这个右派想得美，不是党员想当书记，休想（我本来就从未想过）！没有权怎么能贪污呢！为了能有交待贪污的真凭实据，我只好想到了要权或夺权。但无产阶级不许可，也就是永远帮助我成不了贪污犯。对此我是非常感谢无产阶级的。
受贿：谁还会向我这个臭右派行贿？除非此人疯了。不过我们专政对象内部倒有不少人向我送过礼，如奶油、奶疙瘩、羊肉和现在已记不清的一些好吃的食品。但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行贿，是我们资产阶级内部的友爱互助。无产阶级管不着，所以我没有交待。
破坏：大家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见过大世面，不但见过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连赫鲁晓夫都见过。常去的地方是中央各部委，连最保密的飞机工厂都是我脚边之地。我知道我们国家的要害部门在哪里。就是胜利牧场被破坏完了，对我们国家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我怎么会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进行破坏呢？
有人问我不想在牧场进行破坏，到底要想到什么地方破坏？我想了想回答，我现在还不想到什么地方进行破坏。将来或许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急着问（这个“急”是急如星火的急）你将来要想到什么地方破坏？这下又抓住了我的尾巴。将来是将来的事，现在还定不下来。有人命令我现在就定下来。我说我到是曾经想过。曾经想过就说出来吧！我说那地方太远。这时已经有人意识到我又下了套子。但大多数还是要问有多远，究竟在哪儿。我说因为太远说了你们也去不了，就不必说了吧！他们不依，一定要我说，还质问我为啥他们就去不了。天下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全中国我们都能去调查！我说这地方不在中国。在哪一国？快说！哪一国也不在。哪一国不在还是地方吗？是地方。什么地方？月亮上。他妈的，你尽耍我们，月亮上人上得去吗？上得去。谁上去了？不是我。那到底是谁能到月亮上去？美国人。他们上去把东西拿下来了。我就如此饿着肚子，耐着性子和开会的人闹着玩。这样也算苦中作乐、与人斗其乐无穷吧！闹来闹去，绕来绕去我和贫下中牧们一起绕到了月球上。会散之后还有好奇的平时对我不错的哈族小伙子问我，美国人真的到了月球上面吗？我点点头回答准没有错。
最后仅剩下偷盗和男女关系两项。
偷盗：我和我们被专政的每个组员全未偷过。偷供销社的，偷牛偷马偷羊的全是你们贫下中牧自己偷的。我爸爸的爸爸妈妈的妈妈他们不会偷，所以我没处学偷。等有朝一日我向你们当中一些被公安局抓去的贫下中牧们学会了偷再交待也不迟。这时会上场乱哄哄，骂我污辱人。我说不是我污辱人，而是公安局抓错了人。你们应当去公安局让把阿西姆那些人放出来，再把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抓进去。你们怎能容忍公安局抓贫下中牧而不抓地富反坏右！会场上这时非旦不乱了，反而安静了许多。有人想说什么，但总也说不出来。我非旦证明了我自己没偷，还证明了我的组员们也都没偷。我是时时刻刻忘不掉我的组员的，因此他们愿意向我“行贿”。
仅剩下男女关系这一项了。我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口也干得不想再多说话了。因而我不想多说，叫所有的人回家问他们的妈妈、老婆、姐姐、妹妹，老的小的，美的、丑的都可以问。如若有人承认，我也不计较年纪大小，只要她们肯揭发我统统地包了。
这时台下台上又乱了，比前几次乱得更凶，女人骂、男人跳，也有个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还偷偷地笑。这时工作队坐不住了，他们下令禁止我胡说，若再胡说八道，就不客气了。
我说客气不客气由你们决定。就是现在拉出去枪毙我也反抗不了。我说实话，说没有现行的交待你们不依。一条一条分析是经你们许可的，我说了实话你们又不依，说我是胡说。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再不说一句话。随便你们办好了！我使出了拒绝一切提问的杀手锏。这时会实在开不下去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工作队也只好让散会，以后再和我算帐。
维族队长的下马威不但未能得逞，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场的领导也知道了他们的能耐也不过如此，老右派的头是不好剃的！
13．我心中的神
我当组长对于无产阶级对我们的专政有许多方便。过去没有我这个组长时要找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开会或义务劳动，专政队民兵得到专政对象家喊人。有了我这个组长他们就省事多了，只要通知我一人就可以了。我就得到各户喊替他们跑腿。而这种跑腿全是义务的，没什么报酬可言。每天干什么活，过去要把我们结合起来详细交待一番。而有些份子有时故意装糊涂，交待一遍还不行，还要交待二遍三遍。有了我这个组长他们只要简单地对我交待一下，他们就万事大吉。若出了差错，他们也就简单多了，拿我一人问罪就行了。因为他们知道四类分子都肯听我的话；若是出了差错，肯定是我从中捣鬼。别的四类分子他们懒得追究。我这个组长的确是很难当的。管严了专政对象不干，不管或管不严无产阶级不干。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可对立的两方又要我非当不可。无产阶级的指示若不当好这个组长就证明我不服从上级，就是拒绝改造。专政对象们死活要我当，是想我能成为他们一堵挡风的墙。要让我当出头的椽子。我被两方夹在中间不能自主。我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得想法应付双方。我一会是人，一会是鬼，好像老是在演独角戏，因为我本质上不服改造。我自己本来就没反什么党，反什么社会主义，本来就不必改造。这就决定我这个独角戏的演员演起戏来是带有倾向性的。那就是反改造。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表面上我对无产阶级是服从的；骨子里却是阳奉阴违，能懒就懒，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糊弄得双方都满意。我要尽力让双方都对我满意。我要在夹缝中求生。我这个角色自认为比当总理还要难。当总理手中有权，一般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干错了可以说是交学费也就过去了。可我这个组长不行。不但一点权也没有，而是小命在人家手中。干错了不能用交学费或是没经验来搪塞过关。而是要立杆见影付出代价。无产阶级要处分你，专政对象也要仇视你。得一边向专政当局检讨认错，同时也得向专政对象说好话抚慰平息他们的不满。这个角色真窝囊。但也长时间锻炼了我的应变能力，这对我一生也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我在四类分子中的信誉和人格的力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过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他们都无顾忌地把我当知心人，有事都愿意找我商量。难怪有人说我是反动派的狗头军师。人心换人心，人家瞧得起我，信任我这个口里来的右派，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我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的遭遇彻底伤了我的心。树怕伤根，人怕伤心。伤心或绝望时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同情。他们同情我，信任我，我也就义无反顾地把他们从敌人的地位当作自己的朋友。有事就敢替他们担着。绝不出卖他们。故他们对我非常敬佩也非常感激。
有人说我立场不稳，帮敌人做事，替他们出谋划策。岂止是丧失了立场，我早就成了专政对象中的一员。不过不是我自已去的。是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党把我推进去的。我不去也得去。否则反右派的百分之五的指标怎么能完成呢！指标是铁的纪律，各级组织必须完成百分之五或超额完成。否则就是右倾，就要受处分或批评。至于单位究竟有没有什么右派，那是你们单位的事，上级不管。为了完成任务各单位就得想方设法揪，揪不出来就得制造右派。拿面团做或是用泥巴捏都可以，只要完成任务就行。在所谓伤痕文学的兴盛时期，有杂志登的文章说支部开了大半天会弄不出党内右派，一位党员出去撒了一泡尿，等他回来后就成了一泡尿的右派，是组织上决定他当的。也有开会开了很久，而且没人出去撒尿或拉屎，实在弄不出来，但任务不可不完成。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红桃五谁就是右派。红桃五这张牌一定有的，所以红桃五右派也就自然会有的。听说有好心人当时大概没把反右当回事，在会开了很久弄不出右派时竟居然自动报名当右派替组织上分忧解难。反右时我所在的前二机部四零研究所也不过百把人，反出的右派竟达九名之多，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不能不算是航空工业管理局系统的先进单位。若是在今天，因超额而且是大大超额不知要发多少奖金，说不定会奖励套房子和汽车什么的。只可惜当时不兴这一套。
每当到当时的老所长家中作客时，在谈到当年反右这段历史时，这位正直的老领导心情无比沉痛，非常后悔，他当时也无能为力。他和一些正直的党员抵制过，但都失败了。有些党员因抵制也成了右派。
但直到至今，某些人对过去的右派还另眼看待。过去他们在运动中显赫一时，靠整人爬了上去，现在到处灰溜溜，心里哪能平衡！有些人大概还想东山再起，再反右，再上爬，以达到权力的顶峰。可惜就连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也有当年的右派分子。不知这些人高兴还是反对。高兴也好，反对也罢，如今恐怕不是某一个人或是一小撮主宰社会潮流的年代。若想再大搞特搞什么左的把戏，恐怕是会很难的。但也保不定。因为中国封建的顽固势力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并未消灭干净！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当右派在北大荒和新疆被监督劳动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如今当抹布和扎拖把也没人要，收破烂的也不会收。我老婆不止一次想把这些破衣服扔掉。我警告她谁扔我和谁玩命。我留这些衣服有目的。万一到时还反右，如果我还没死，我会自动报名当右派用不着别人费事打。这些衣服不是又有用场了吗？俗话说有备无患！问题是我现在已老了，又有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肾结石等病。怕到不了北大荒和新疆，在半路上马克思就会把我叫去的。除非坐飞机带着保健医生去。可保健医生我有吗？就是有，肯和我一起去吃当右派的苦吗。人老了，就会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第二次反右运动（如果将来有的话）我怕是没命参加了。
我被自己的阶级推进了“敌人”的营垒，并且由自己的阶级批准当了他们的组长，我这个组长就要为组员们谋福利了。多年干活的经验使我能看火候，会出主意找窍门，能做到既省力又能完成任务。能凑合就凑合，能少干活就绝不多干，能不干就绝对不干。反正能对付就行。对付不了的，想办法也得完成任务。绝对不留丝毫把柄以除后患。我能合理安排劳动力，组织他们轮换休息，紧要关头绝对不让每个组员偷懒耍滑。我自己这时要以身作则带头冲刺。
我们干的活大都是野外作业和田间农活。如开荒检石头和排除大石头、浇水、除草、挖树、伐木、建房、修水渠开山放炮、修路、冬季上山挖羊粪、拉羊粪、往水渠工地上运石头、下煤窑挖煤和背煤等等。这些活大都全是累活苦活。有时连驴马都干不了的活我们专政对象也得干。冬季进山挖羊粪我们就在羊粪坑内吃、坑内住，夜间就睡在羊粪上。是在零下20～30度荒野里露宿。帽子、衣服、鞋子都不敢脱。早上起来也没水洗脸。刷牙更谈不上。大家满脸满胡子都是冰霜，每个人的被头都 是硬梆梆的。建冬窝子的羊厩得在山里好几个月，周围都 没有人烟，见不到一个生人。体力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是任何作家也写不出来的。但我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我是个强者。我们喝的水是拉羊粪的马车从生产队涝坝里拉来的冰块。涝坝里原来什么脏东西都有，再加上运输过程中是和羊粪接触的，化成水后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杂七杂八的污物。若我们嫌脏不喝这种水就没有别的水喝，就得渴死。为了活，明知脏也得喝，这就是磨炼，就是所谓的改造！因为我们是专政对象，没讲价钱的资格，再苦再累再脏再危险的活我们也得干。下井背煤炭要在背上放个大扁筐，里面装上百斤煤，背煤的人要沿一节节木梯往上爬，一气要爬到很高的井口上。这活就是牛、马、驴、骡都是干不了的，但我们得干。这里我要说句不平话：干这些活的也不都是专政对象，专政对象在人民中毕竟是少数。干这种活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劳苦大众。既然劳苦大众也干这些活，我也不该有什么埋怨的理由了。问题是我们革命革了许多年，特别是五七年反右以后，革得全国生产大滑坡，六十年代初还饿死了许多同胞。全国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非但得不到改善而且恶化。我有怨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要为饿死的阶级弟兄喊冤，我要为彭老总喊冤。当然，彭老总的冤是在他死后平了反。但那些几千万被饿死了的冤魂由谁出头平反过。就因为他们是平头老百姓。饿死了活该！翻翻我们的人民日报和各省的党报。六十年代什么时候登过这饿死几千万不正常死亡的消息？！难道这些报纸都瞎了眼吗？报纸应当是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工具。我们当时的报刊编辑和新闻记者们你们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们党一再声明我们是新闻自由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没有任何人敢禁止你们发表真实的消息。可你们就是不报导，就是视而不见，你们是安的什么心？让党和国家受到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吧！更奇怪的是你们这些新闻工作者至今弄不出一部新闻法让人大通过，你们也太吃干饭了！这些年人大通过了不少这个法和那个法，就是没有新闻法。听说有个什么规定，我没见过。但我们是个大国，是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不能光用一些规定来代替法律，不能光靠代替过日子。新闻法，您快出来吧！人民需要您！党也需要您！如果您能早出来，什么贪污腐败、什么国资外流，什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会在您的照妖镜下暴露出本来面目。就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们国家就会少走弯路而勇往直前奔向民主、自由、光明、法制的四个现代化。就能完成我心目中的伟人邓小平的遗志。我要不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伟人，恐怕我早死了，哪还有可能给你们读者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
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我当时的体力、耐力还是可以的。因为连驴马都不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不过我的最大优势不在体力、耐力。而是善于在劳动中总结经验，会找窍门。想办法不是拼体力，而是用智谋巧干，要省时省力与讲究效益。
在戈壁滩上开荒，首先要把大小石头排除掉才能让拖拉机开荒。小的石头和碎石头由妇女们和弱劳力用抬杷子运出地外就行了。抬杷子是新疆农村常用的一种树条子编的农具。两根约一米五长的木棍中间用柳条连结起来编成一个宽半米长八十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框。往框里最多能装上百十来斤东西。两个人四只手一前一后提住两根平行木棍的四端再顺一个方向往前走就能运出东西了。这种抬杷子最多也仅能承受一二百斤东西，否则不是框烂就是杷子断裂。可戈壁滩上比一二百斤重的石头多的是。抬杷子根本装不下，就是装得下也抬不起来。否则这个抬杷子就别想再用了。碰到这些大石头妇女们就弄不动了。就得我们用又粗又长的毛绳（羊毛的）先把石头捆起来。用杠子往外抬。两个人抬不动就再加两个，不行再加两个。有不少石头就像抬八抬大轿似被我们抬出去的。可有些石头别说八人或十人，就是一个班也抬不动。没法抬也捆不住。这种大石头就得用人往外滚。滚不能乱滚。如果把石头滚到地里的低处就更麻烦。这就要由我察看滚的路线。要借地势滚，又要滚得距离短，又要能滚下坡。如果在下坡路上有某些高处，要先派人挖平打开通道。虽然滚的距离近，但是上坡，或是上坡多就不可取。宁愿多滚距离往下坡滚。等滚路通道清理妥当之后，我就要按各人的体力和身高布置各人的位置，把预先找好的下面平上面不滑的枕头石在大石头旁边垫好、稳住。再插好长短不齐、粗细不一的铁的或木质撬扛，让撬的人巧妙地利用支点和力点，让他们懂得扛杆的原理。一切布置好了之后我一声令下大家要齐心协力撬，若出力不齐劲不往一处使，劲再大也白搭。我就一次再一次指挥，石头就一寸一尺地往地外滚。有时一块大石头滚好半天也滚不出去。但也有时碰到好滚的。我一声令下，石头自己像长了轮子似的自己滚到地外。这时就会爆发一片欢呼声。有人就会伸出大拇指祝贺。这时妇女们也都不干活看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滚石头。有些专政对象滚时不用撬杠，而是四脚朝天似的仰睡在地上，用两只脚顶住石头推。等他爬起来时后背也都被汗浸湿了。这是他们脱下外面的皮衣散热时我才看到的。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在关键时刻也不是很卖命的吗？！
不要以为石头都能滚出去。有个别石头就如一座小山似的，就连东方红拖拉机也拉不动，但一定要请出去这块地才能开成地。要是在水利工地上有炸药打眼放上一炮就能炸开。可开荒的时候没有炸药。
对这种石头也只能有一种方法－－深埋。深埋的关键在于埋好后开荒时能保证犁铧的安全，但也不要埋得太深浪费劳动力。这时我就要绕着大石头绕上几圈，一边绕一边动脑筋，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和姿态决定在什么方向挖埋它的坑。坑挖成什么形状正好让滚下的石头外形与坑的内形相吻合。如果脑子不灵光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我却几乎每次都得手。若是坑挖得深度不够或形状不对，石头进了坑会在日后损坏五铧犁那就犯下了故意破坏生产的大罪。这时你哭爹叫娘也无济于事。因为大石头是捞不出来的。除非再在石头下面再挖坑让它下二级楼梯。这样费的工就太多了。民兵和专政对象会全不愿意，那我就麻烦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没发生过。在石头旁边挖坑并不难。戈壁滩上表土层很浅，下面全是碎石头（因而也特别能漏水），只要妇女们不停地挖和运出碎石头，多大的坑也能挖出来。如果坑能挖得恰倒好处，又不损犁铧又不太深，深埋大石头是很省时、省力的一种巧妙干法。成功的关键是指挥要得当，计算要精确。如果指挥和计算不出问题，成功之后领导、群众、四类份子都高兴、开心。我自己也为能常做到成功而庆幸。因此我组长的椅子也越坐越牢。
但我不是万能者，总不能件件事让无产阶级和专政对象双方全满意。因为双方本来是对立的。让双方满意在逻辑上讲不太通。在操作技巧上难度也太大。
贫下中牧作为一个整体我是敬重的，何况我自己家在土改时也被评成了贫农。但实话实说，具体到每一个贫下中牧自然人头上就是另一回事。如前面提到过的偷牧场供销社的党员队长阿西姆。我就是想敬重他也敬重不起来，因为他自己不争气。贫下中牧里面不少人素质非常低，耍奸耍滑，好吃懒做的人有的是。
我们生产队每年收下的小麦和别的杂粮也不老少。专政对象少的时候是大家都要扛麻包入库。五类份子少，就是累死他们也扛不完打下的粮食。再说入库时间也就是几天的事。总不能把收好的粮食老放在场上。再说麻袋也不够，要把装好的麻袋倒在粮库内才能周转。
可专政对象慢慢多了，不少贫下中牧也慢慢懒起来了。他们光让我们扛麻包，而且不时地喊：“太斯、太斯！（哈语：快点、快点！）我们怎能不生气！粮食也不都是我们专政对象吃！
麦子先在场上装进麻包，过磅后装上马车，人随马车一同到粮库门口，再把粮口袋扛到肩上爬上高高的跳板迅速地解开口袋绳将麦子倒在麦堆上。然后再随车到场上再装。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活，而且要爬高得很的跳板。一不小心就会闪腰留下一辈子残疾。
在牧场没有许多专政对象以前，这活当然是大家干，就是冬季挖大便坑也是大家干。新疆冬季很冷，农村厕所都是露天的。有圈墙能档住外边人的视线在一个长条形的土坑上搭上几块木板就是厕所。入冬以后两条木板当中的大便因为拉出后立即会冻成冰不往下面滑，慢慢地变成了一座座金黄色的宝塔。如不及时挖掉就有刺破拉屎人屁股的危险。这种排除工作自打牧场专政对象多了起来就成为了我们的专利。权力就是权利。在封建的国度里尤其如此。因为封建者不给别人监督权，知情权就更不给。贫下中牧有了对五类份子的专政权、监督权，连他们的大便 和别的排泄物都要让被专政的对象包干。理论上贫下中牧应当是最爱劳动最能吃苦最不怕脏最不怕累的劳动者。可一旦手中有了权，劳动的美德就会大打折扣。将本来他们老干的活，恨不能全都推到别人的肩上。越脏越累的活就越想推得干干净净，最好也能多让人侍候才过瘾。
从我当了组长之日起我就经常想改变这些贫下中牧想学资产阶级和地主老财要人侍候的做法。我本来也是贫农出身，我不想让自己的阶级日益异化。让贫下中牧异化不是我们阶级的政策。但这种时机不是一时半会能找到的。
牧场经常放电影。什么电影我都去看。有些电影看过之后就像自己吃过一只死老鼠似的，但还是要去看。全国人民一台戏（样板戏）和一张报（党报），不看又能看什么呢！至今有几部片子我总忘不了。如左得出奇的《决裂》，和《海港》、《青松岭》、《龙江颂》等。
粮食收获后扛麻包入库成了专政对象们的专利，我们队贫下中牧没有人再对扛麻包有兴趣。有几天我的腰实在疼得受不了，想请假歇歇或是到医务室看看病。但我常用的这套小把戏他们早识破了，不灵了，说等麻包扛完了再去不迟。我又不能一个人罢工，怎么办！就这样屈服下去吗？万一闪了腰怎么办？一个人孤苦零丁死不成活不了有谁可怜和照顾！疲劳过度是肯定要出事的。我必须绝处求生，要把自己的死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我出了事丢了命，若今后给我平反我自己也见不到了。说不定因自己是个小右派死了就白死了。也许会免去了平反（右派叫改正，好聪明的名词！）这道手续，岂不太冤！因此我就利用我组长的权（你看，我也是有权的！）让组员们在粮库门口全“屋脱”（哈语：坐下）。
我的组员对我让他们坐下的指示乐意接受，绝对服从，连一个站着的都没有。让坐下休息还不好！他们的腰也早和我一样吃不消了。反正有事有组长顶着他们没责任。马车上粮食没人往下扛。贫下中牧也没人肯出手。双方又僵住了。四类份子们也一个不肯起来扛，说是组长让他们坐下的。有人问我为啥叫他们坐下休息不扛。我回答叫他休息的不是我。他说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全部四类份子都是你不让扛的，你还赖得了。我说我没赖，命令的确是我下的，但不让他们扛麻包的不是我。在场所有的人，就连我的组员们也有人弄不懂我的意思：下令坐下的是我，不让他们扛的却不是我，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们当然很生气：坐下是你让的，那么不让扛的到底是谁，不是你又能是谁？
我不紧不慢不慌大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七个字的答案把大伙全吓了一跳，包括我的组员全部在内。
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让我再回答再重复一次。我的回答还是第一次的七个字。
这下所有的人全毛了，都认为我在找死。这事闹得大了，有人飞快地请来了队上的干部。队上的干部当然知道我一贯弄鬼把戏，但绝对想不到我会开这么大的玩笑。
他们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要保护现场，飞快请来了牧场当局最高领导军代表。军代表也认为事件严重，不可马虎处理。五类份子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贫下中牧眼皮前面公然以毛主席的名义命令四类份子齐刷刷坐在粮库门前拒绝扛麻包，这不是反了是什么！
可军代表也不是一般的人，政策水平当然比大字不识几个的贫下中牧和队上干部们强得多。
军代表问我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离我们老远，怎么会让你们坐下不干活呢？！这话当然问得对极了。这是一万个不可能的。
我想军代表一定看过我的档案，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文化比他要高得多（他原来是连指导员），同时更知道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又臭又硬又滑的右派，在牧场没人说得过（因为真理在我手中）。他见我一口咬定是毛主席让不扛的，也不得不考虑我讲话的份量。若处理得不好，他也会被卷进这场政治风波的。
但在场仍有不少人指出是我说假话骗人，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岂有让你们五类份子不扛麻包的道理。说我反动透顶，是在放屁！我回答他们，胡说也好，放屁也好，你们平时不学习没觉悟。所以你们不懂我说的话。请军代表帮帮你们吧！我一下子把军代表拉过来替我讲话！
这时军代表立刻警觉起来，估计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和绝对的把握一定不会这样胆大包天从容镇定。－－我在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方。
他并未像群众那样气势汹汹地问我，态度还是可以的。他问有什么理由能证明你说得对。我反问他我们现在站的是什么地方。他向我看了看，又向粮库里面看了很久，终于明白了我内心打的什么主意。
我对军代表说，自打我看了电影《海港》之后我就觉得我领这么多阶级敌人整天在粮库里干活是无产阶级政策所不允许的。海港这部片子是说阶级敌人将玻璃纤维混进了装轮船出口的粮食里。险些造成不可收拾的重大国际政治事故。牧场所有的人至今麻木不仁，警惕性不高，让敌人公然进入粮库。我虽是右派，但我知道这样做法的严重性。我忍了许多天，总期望牧场有觉悟高的人出来制止这种敌我不分，失去警惕性的这种应受到处分的做法。
我现在忍不住把话挑明了，谁再不提高警惕性，让专政对象再进入粮库我有权也有义务向上级党反映这里党性不强的情况。我是右派，但我还是贫农，我要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抗争。“粮库重地闲人免进”。闲人都该免进，专政对象就更不能进。－－我给军代表上了一堂政治课。上课的内容绝对没错。说到天边，我的道理也是十分充足正确的。
如果你们不立即改变这种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万一以后出了事，即使不说你们是阶级敌人的帮凶，但警惕性不高、党性不强的大帽子你们是万万跑不掉的！
在我申述了我的理由之后，军代表和不少人终于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果断下令不准我们专政对象进入粮库，而且是永远不准。这样我们就从此失去了往粮库内扛麻包的机会了。原来贫下中牧不肯扛麻包。我们因为他们不想扛，我就向他们学习也不想扛，专政对象向贫下中牧学习是应当受表扬的。贫下中牧不想扛，我们也不想扛，双方想法是一致的，可以说是配合得很好，对敌双方能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也是很不错的事。但军代表偏偏单让专政对象组长不想扛麻包的理想得已实现，而不让我们队的贫下中牧们不想扛麻包的理想不能实现，军代表也太偏向我们了。我当时真想感谢军代表一下，但我没敢感谢，怕人家不接受。
麻包还得象运动前由贫下中牧自己扛，他们扛麻包若腰疼了是否要埋怨军代表没人告诉我。但我亲眼在当时看到我的组员们差点高兴得手舞足蹈。都暗地里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其实军代表心里像明镜似的知道是我一人在捣鬼。可知道有什么用！万一将来真出事故自己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谁想丢掉头上的乌纱帽！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认输了。并不是经过这次较量之后就能完全改变让我们老干累活、苦活、脏活的习惯做法。要不我们还算什么专政对象！可专政对象也是人，是有血有肉有体力极限的人，而不是机器。再说机器也得经常维修和爱护。可他们宁愿心疼他们的牲畜，也不心疼五类份子。五类份子还值得心疼吗！那不是立场不稳了吗？！
从我出主意将扛麻包的活成了贫下中牧的专利之后。我们当然会受到报复。如我们冬天挖冻成冰塔的大便仍然是我们的专利。因为厕所不是粮仓，阶级敌人尽管随便进出无妨。挖人粪可以，挖牲口的粪如羊粪马粪当然也可以。可他们疏忽了粪源地点的区别，又留给了我再次钻空子的机会，我又成功了。
冬天在马厩内挖马粪也是个又脏又臭又累又气人的苦活。马吃草料可不像人吃饭那么文雅，饭菜掉桌子上会捡起来。被牲口吃饭时弄到槽外的草料很多，它们因为是牲口没有手，也没有自觉性能把拱出马槽落在地上的饲草捡起来。更糟的是还要撒上尿踩踏得结结实实。再加上非一日之寒后冻成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而且柔韧的又仿佛似橡皮的又臭又硬又有弹性的，很难用铁锹或是十字镐对付的东西。用铁锹铲根本铲不动。用十字镐一挖一个小白点的坑，只能挖下来鸡蛋大的一块马粪冰碴子，而且要溅得挖的人满头满脑满脸满脖子满袖子都有冰马粪的碴子。虽然没挖几抬把子我们这些轮流挖十字镐的人已经累得气喘嘘嘘，头上、手上、身上的冰马粪遇到汗水就溶化。真是又臭又臊又累又气人。我们个个狼狈不堪，而贫下中牧们心里可高兴了。他们报粮库门口让他们成为扛麻包专业户的一箭之仇了。其实马厩的马粪也不一定非要立即挖掉，等开春转暖溶化了妇女们用铁锹和抬把子就能方便地清理出去。不过到那时马粪发了酵会更臭。再说马厩里冰马粪一日高过一日，马槽变得越来越低，牲口住宿和吃草的确不方便更受罪。为了牲口们不受罪、食宿都方便，也只有让专政对象吃苦受罪的路可走了。再说马厩不是粮库，上次军代表没办法让你们继续扛麻包。这次军代表总不能被迫让你们不挖马粪吧！
事情发展得恰恰相反：我又一次命令我的组员全“屋脱”了。他们虽全都按我的命令坐下了。但他们也个个纳闷猜不出我又在捣什么鬼。难道又是毛主席让坐的吗？！专政队员们的思路也与我的组员一样，这次他们“聪明”多了，出口就问我这次也是毛主席让你们“屋脱”的吗？我也不愿看他们，连连点头回答说这次也是。
组员们和专政队员这下子全都成了丈二和尚。有个平时对我还算好的专政队员（我与他父母关系好）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右、老右：你也不要太聪明过火了，谁会相信让你们挖马粪会违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你们还是赶快起来干活少惹麻烦吧！”这位专政队员用心不能说不好，而且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他把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划上了等号。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党的政策，这在当时也的确如此。但他哪能知道这也是我们党和全国善良的人们的祸害之源！
他态度不错，我也恭敬地回答，你还小，你不懂，你们还是快把军代表请来吧！戏又演到了和上次一样的火候。他们当然知道弄到这种地步最好谁也不插手为好。根本的办法就是老右说的，得立马去请军代表。
军代表很快就到了马厩，他有过上次的教训早意识到这次我又在出难题。又是在挑战。他不得不小心。军代表早就知道面对的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我资格比他老，文化比他高，政策水平也比他高。事实上我已经给他当了一回老师了。学生对老师按理应当尊敬，更不能吹胡子瞪眼。可在当时全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臭老九的日子全不好过。学生红卫兵闹翻了天。他们连国家主席都敢抄家，都敢抓敢斗。师道尊严早就被无产阶级抛到九宵云外，唯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导师。导师也是老师。为什么不反呢？为什么不抄、不抓、不斗呢？可见他们反师道尊严也是不彻底的。不彻底哪能算是彻底的革命派呢？其实当时哪儿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全是一群政治上投机者，不是利用别人就是被别人所利用。都心中各怀鬼胎。可全装得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把中国大陆革得几乎要完蛋。若不是我们党内还有一批善良正直敢为人民利益冒风险的好人。如我心中的明灯邓小平和叶帅等老前辈，我们中国大陆早就成了魔鬼的天堂了。想要改革开放？没门！
军代表还算是较客气地问我为啥又下令让四类份子们“屋脱”。我回答牲口是贫下中牧的宝贵财富，有时比粮食还要重要。是无产阶级的土拖拉机，是土汽车。我们国家还穷，农民阶级兄弟离不了这些土动力。《青松岭》这部片子在牧场刚放过不久。阶级敌人是不可以与无产阶级的牲口接近的。万一有人下毒或是投针什么的，就会给人民财产造成损失，就会造成政治事故。 响鼓不用重锤敲，军代表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说若非要我们继续在马厩干活，若发生什么事我这个组长和你这位军代表全会倒霉的。现在我已向你提醒了，所以万一有事我可以概不负责，只好全由你负了。我不但拉住了军代表和我坐在一条凳子上，还像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因为我事先向军代表提醒了，他不采取预防措施而发生事故，我就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他是一定跑不掉的！他已被我下的套子牢牢地套住了。
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就下令立即由民兵押着我们去戈壁滩上捡石头。戈壁滩上的石头多的是，恐怕祖祖辈辈也捡不完。我们也和贫下中牧一样也都喜欢捡石头这活。至于马厩里的马粪再由谁挖或留到解冻时再挖，我们专政对象就无权过问了。
军代表第二次听我的汇报，让我们解脱了不想干的活。我的组员们还能不高兴！？我能替他们分忧解难，他们就更加相信我，保护我、感谢我。我就像蚁群中的蚁王，蜂群中的蜂王，我的组员们对我的爱护与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是患难之交，是苦难生活磨炼出来的。我的活学活用拿人家的枪戳人家马的能耐也是在苦难生活中炼出来的，是血和泪养成的，是那个发了疯的年代逼出来的。只要我还活着是永远难以忘怀的，而且也不应当忘却，无权忘却！巴金老人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我们怎能忘记刘主席、彭老总等许多无产阶级被“自己”人害死了的领袖以及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无数无辜的人们呢？！有人再三再四要别人淡忘掉这段痛苦的历史，不知安的什么心！让人们忘记就能忘掉吗？刻骨铭心的痛苦是印在骨头上和烙在心灵深处的。就是这个人自己主动想忘掉也办不到！让人忘掉仅是既骗人又是骗已的空话。是永远实现不了的鬼话！
现在我们党提倡讲实话、真话是很英明的。自欺欺人的话相信会越来越没有市场。真实的血泪写成的历史是任何人无法淡化的。袁崇焕的冤案是清朝政府给平反的。自古以来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谁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迟早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古今中外无人能免。这就是天理，这就是人民的意志。天怒难犯，古之常理，如若不信，请等着看历史的车轮吧！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转暖，逐渐对我们放松了管制。专政队也自己解散了。四类份子们有家的也各回各家了。我们这个临时大家庭非常团结友爱互助，不像无产阶级队伍里常 是一会儿我整你，一会儿你整我斗来斗去没有个完。无产阶级一声令下，我们这个友爱的大家庭就散伙了。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这个组长因为组员回家也就名存实亡了。
我在打成右派前是国家干部，打成右派后在牧场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专政与被专政的双方都看重了我，当了既为无产阶级工作，又为反动阶级服务的组长，而且手底下管理好几个民族的份子们。我这段奇特的经历是谁造成的，应当埋怨谁或是感谢谁？谁应当负这个责任？相信历史会公正判决的！当初把我打成右派是党对，要不就是党错。伟大的党怎么会错呢？！给我改正（定这个用词的人真聪明，这里的改正并不是将副的改成正的含义），又是党对。正过来反过去都是党的。那么错划右派的“错”字又应该谁担当呢？对的全是人家，错的都是倒霉蛋自己。要不我当了二十年右派没有任何人或是什么东西向我道过一次歉呢？二十多年的工资也没补发，仅出于组织上的照顾给了四百元人民币当生活补助。二十多年四百元，每年平均二十元，可见我这个右派也太不值钱了！
听说在讨论给被冤枉的人补工资时，走资派、反革命等都补了。就是右派不给补。有人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们错划了的右派要过谁的命？！到是我们自己当右派时有不少人把命丢了。女歌唱家张权的亡夫就是在北大荒劳动中殒命的。我们在北大荒时组内有一位电力部的老会计，姓朱，是在一棵矮树上吊死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斯大林为什么不能在红场上呆下去，齐奥塞斯库夫妇为什么会进入地狱？难道他们都是国际资产阶级或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鬼吗？非也！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害人必害已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请别误会，我不信佛，我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如果硬要说我心中有神的话，哪这个神就是人民大众，而不是某一个被神话了的人或被崇拜的什么东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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