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二十二、丈夫歸來
回家後，我深信王致中的話，高興的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爸爸就要回來了。”三個孩子歡呼雀躍，叫喊起來：“爸爸要回來了！爸爸要回來了！”聽到孩子們的笑聲，我也感到溫暖和快樂。晚上睡在床上，閉上眼睛，怎麽也睡不著，想一些他回來前我應該做的事：第一件事是趕快為他做一套見得人的衣服，決不能叫人家看他像乞丐樣，還要買一雙像樣的鞋子，走起路來才精神。還要買些好菜，一家人吃頓團圓飯。還要……想著、想著進入了夢裏……看到丈夫就坐在床邊，緊緊地拉住我的手，笑著說：“我已經恢復工作，你和孩子們的苦日子算熬到頭了。”他身穿新藍色毛呢中山服，容光煥發。我問他在那裏工作，他說：“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我要去上斑了，向門外走去。”我大聲喊道：“你回來，還沒吃飯呢。”叫聲警醒了二女。她問：“媽你在叫誰呀？”我說：“剛才做夢，看見你爸爸回來了。”她說：“媽媽是太想爸爸了。”我說：“你不想爸爸回來嗎？”她說：“怎麽不想呢，剛才我也夢見爸爸回來，還帶了很多好吃的東西呢。”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黃昏，我和孩子們正吃晚飯，丈夫突然回來了。孩子們圍住他，高興的問這問那，親熱極了。我燒水給他洗澡，換上我為他趕制的新衣。丈夫在布包裏拿出臍橙：“這是農場引進的華盛頓品種，好吃得很呢。”孩子們說：“爸爸真好，臍橙好甜啊。”真正感到甜蜜的是我，二十年的苦難，二十多年的期盼，失去二十多年的青春年華，換來今天一家團聚，倍感悲喜交加，高興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這是個無眠的夜晚，歡樂的夜晚，我們緊緊地抱住，親著，吻著，狂熱地投進愛河的波濤中，享受久別的甜蜜。
第二天早上，院子的老老少少都趕來問候，表示祝賀。他拿出入戶證明問我：是否要找馮主任報到？我笑著說：“馮老媽子遭了報應，已經找閻王報到去了。”他感到驚奇。我說：“世上的事就是這樣稀奇，惡人還有惡人收，惡鬼還有惡端公。馮老媽子是一方潑婦，仗他兒子是公安局刑警隊長，對四類份子家屬尤其狠毒，文化大革命抄我們的家，就是她幹的，72年逼我上山下鄉，我沒有怕她，和她大幹一場。整人的人，良心不好，不管你有好惡，到頭來決沒有好下場。她兒子討個比她更惡的媳婦，鬧得她日夜不安，雞犬不寧。有時，連飯都不給她吃，罵她老不死的，怎麽不早進火葬場啊。她不敢跟兒子說，她兒子在外面又養一房，也怕這個媳婦。馮老媽子前年服下毒藥，找閻王報到去了。大家說她是現世報應，罪有應得。現任居委會張主任很好，和氣近人，一會我給她說一聲就行了。”
落實好戶口，丈夫和我一起到天原化工廠做臨時工，我們一家五口，只有三女兒在技工校讀書，全是臨八天。那時己經改革開放，階級鬥爭的弦沒拉那麼緊，當臨時工也沒人歧視。丈夫體力不強，也沒有什麽勞動技能，大組長張紹武叫他當計分員，向廠方報個四級石工領工資，每月四、五十元，是相當照顧的了。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丈夫看不慣廠方施工鬍子彬克扣臨工工資，調戲女民工，飛揚跋扈的樣子，就跑到管永年廠長那裏去告他的狀。胡受了批評，對丈夫恨之入骨，他說：“右派不是好東西，看我怎麽收拾你。”不久，他到施工現場宣佈，新來的技工要考級定工資，指定丈夫在石頭上以一個工的時間開兩米長二十公分寬，十公分深的石槽。奸笑說：“這是四級石工很基本技能，是難不倒管師傅的。”丈夫硬著頭皮說：“胡施工放心，到時候你來驗收好了。”我和張斑長在一旁暗自為他著急，眼看這個冒充四級石工的定要出醜。他卻不慌不忙拿起手錘、鑽子在石頭上敲打起來。吃中午飯時，他向保管領了四個雷管。下午四時，大家正在休息，聽到一聲悶響。丈夫笑著對大家說：“大功告成。”我們看見，石頭上出現了兩米長的石槽，戰勝了胡施工的刁難，同時更增加了胡施工的忌恨。不久，全廠進行安全大檢查，鬍子彬找藉口把丈夫所在的小組全部下了。
幸好沒多久，傳說的中央55號檔真的執行了，丈夫的右派身分得到改正，一家人歡天喜地，期待著美好的未來。
二十三、落實政策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中共宜賓縣委發[79]第209號文稱：“現根據中共中央[78]55號檔精神進行了復查，管正和同志有錯誤，但不應劃為右派，經縣委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研究同意，決定予以改正，撤銷原結論和處分，恢復政治名譽，請宜賓市安排適當工作，工資按省委[79]5號檔精神辦理（從七八年十月計發），對其家屬子女檔案中涉及這一問題的材料抽出銷毀。”
丈夫面對文件，沉思良久，毫無喜色，十分憂慮地對我說：“玉清，你看這文件字裏行間隱藏多少叫人憂傷的問題啊？”我說：“有什麽可憂傷的，右派改正了，恢復了工作，總比做臨時工強吧。”他說：“不然，右派改正本身就是個政治大問題。戴上右派帽子叫戴帽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叫摘帽右派分子，給右派改正了，就叫改正右派分子，在那些左棍們眼裏，右派分子永遠都是他們歧視的人。你看，檔中不是說該同志有錯誤，但不應劃為右派嗎。改正是形勢所需，給右派分子留條尾巴，以後有機會，再整。至於工作問題，他們推給宜賓市安排。現在的單位都是人浮於事，誰會接收我這個改正右派分子呢？還有，冤枉勞動教養二十年，他們隻字不提。你受株連失去工作的問題，他們閉而不談。整我們的人還在臺上，還掌握大權，他們是人還在，心不死啊。如果自己不爭取，這張改正決定書就是一紙空文。” 時間過去了三個月，丈夫的工作問題沒有資訊，市推縣，縣推市，誰也不願接納。我特意為丈夫做套藍呢子中山服，對他說：“不要再做臨時工了，抓緊時間催他們落實你的工作。自古都是狗眼看人低，人看衣衫樹看皮，你穿上這套呢子衣服也好進出衙門。”市委統戰部答復我丈夫：“你能在市內找到工作單位，我們可以介紹你去。”在共產黨主宰的社會裏，一個改正右派謀求一職談何容易，明擺著市委統戰部的態度是不解決。時間又過去兩個月，眼看年關逼近，縣委派了個姓楊的幹部來，動員丈夫回喜捷區供銷社工作。我好酒好菜招待他，三杯過後吐真言。他說：“我也是右派，是改正後回縣委統戰部的。”他滿有誠意的對我們說：“縣供銷社的領導是彭琳的手下俞均誠，幹部科長易心容是他的妻，都是你倆過去的死對頭，你們回到他的部門會有好日子過嗎？”丈夫說：“在改正檔案中看到送勞動教養的那張鉛字條子，寬不過五公分，字不到三行，上寫著：‘右派份子管正和，抗拒勞動改造，企圖謀害下放幹部鄧某某未遂，送勞動教養×年。落了日期，沒填年限，沒有批准機關，更無批准機關公章。二十多年青春便葬送在這張小小的紙條之中，真叫人痛心疾首啊。我氣憤地對宛部長說：你們宜賓縣整人就是這樣狠毒，連名都不留一個。今後，我管正和撒尿都不朝你宜賓縣的方向。”老楊說：“你還不能這樣說，你還有兩個重要的政策沒落實呢。笫一、是你勞教問題沒平反，現在你還是勞教清放人員，更重要的是嫂子當初被株連失去工作的問題沒解決，你還必須抓緊時間去找他們。至於工作問題，遲早會落實的，最好不要回宜賓縣。此話千萬不能說是出自我的口，萬望老兄切記。”
一九七九年臘月三十晚，是全家團聚後的第一個除夕，我準備了酒菜，希望能歡歡喜喜的團個年。丈夫一早出去，到晚上七時不見回來，孩子和我都等得十分焦急。他是去找宜賓縣委，也不會這樣晚不回來呀。剛從貴陽回來的三女兒更加著急，不斷的跑到大門口張望。我想，怕是出了什麽事吧，忐忑不安。直到晚上九時，他才回到家中，一臉餘怒未消的樣子，知道他又是去和他們吵架了。笑著說：“年三十晚，圖個吉利，先吃年飯吧，孩子們都鋨了。”丈夫平靜下來，喝著酒，一家人鬧鬧熱熱的圍在一起。夜深人靜，他才告訴我，你一九六三年株連失去工作一事，他們也承認屬實，但中共中央[55]號檔中規定，工職家屬因株連的可以恢復公職。因你僅是縣供銷社侖庫的臨時工，不算有公職，但是你工作了十年，這種特殊情況，還要請示地委才能決定。談到我送勞動教養問題時，宛希伯部長啞口無言。最後他只好說：“這事是彭特堅副縣長堅持搞的，只有找他才說得清楚。我打聽到彭縣長的家，找了去。他們一家正吃團年飯，我不客氣的直呼其名說：‘彭特堅，你二十年前做的虧心事，今天該有個交待了吧？’他慌忙中請我坐下喝酒，笑著說：‘大家都是老同志了，有話坐下來慢慢說。’我氣憤的說：‘不敢和彭縣長稱老同志，當初開大會宣佈送我勞動教養的是你。現在我才知道你們誣陷我企圖謀害下放幹部鄧某某未遂，請問鄧某某是誰，怎麽連個名字都不敢寫出來呢？既然不是事實，我這二十年的牢不就白坐了嗎？你知道我這二十年是怎麼活下來的嗎？’彭縣長忙說：‘我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下放的，沒有權利，整你也是上面的意思。他們怎麽說，我們只好怎麽辦。材料是個姓鐘的支部委員搞的，我只是照本宣科，確實不瞭解內情。’我說：‘那也好，明天我們一起去找那個姓鐘的弄個明白。’他勸我說：‘送你勞動教養，我們大家心裏都明白，你是被誣陷的，但是在那個年月，誰敢為你說句公道話呢。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更不敢開腔。現在好了，黨中央有檔，是你該說話的時候了，不過還是最好不要計較個人恩怨為好。關於你送勞教的冤情，我負責在短期內還你一個公道。’”
那些日子裏，我們夫婦為了落實政策，整天焦急萬分。那些執掌大權的官員們，擺起架子，冷冰冰的面孔，毫無同情之心，任你說得口乾舌燥，他卻無動於衷。市委統戰部的呂朝玉說：“我們同意你自己在市內聯繫工作，已經是仁至義盡了，難道還要我們給你安好椅子，請你上坐嗎？” 我聽了這些話，心裏很難過，想當初你們整右派時，一夜之間，整出五十幾萬，何等的雷厲風行；如今落實政策你們拖拖拉拉，冷冷清清，真叫人寒心。
當時我在十中做炊事員，和總務劉克常講起些心裏話，他很同情，問我丈夫是那個學校畢業的？我告訴他，是宜賓財經校學會計的。過了幾天，劉克常給我說：“目前有個機會，能解決你愛人的工作。學校的梁會計年紀大了，爬真武山到學校上班，十分吃力，要求調到市區。領導告訴她，能找到一個接替會計工作的人，同意她調走。她的丈夫是市委黨校校長，只要他找統戰部去說，把你愛人調來當會計，不就成了嗎。”我回家給丈夫說到此事。他說：“管他什麽工作，只要在市內就行。”劉克常找粱會計說了。沒幾天，統戰部便發來通知，叫我丈夫去十中報到。我也安心下來，抽時間去落實我受株連問題。以前的工友楊成君給我說，她丈夫公安處的同事劉紹模調到地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當主任。她帶我到他家，把受株連的詳情給劉主任說了。劉主任向省委電話請示，省委同意按特殊情況處理，恢復我的工作，地委同時通知宜賓縣委落實我受株連的政策。我按照劉主任的通知，去宜賓縣委找到宛部長。他說：“我們執行地委的決定，同意辦理，但我們這裏沒有你的檔案材料，你到縣供銷社開個證明，證實你於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確在該社工作就行了。”我去縣供銷社辦公室，坐在那裏的正是二十年前的死對頭易心容。我把縣委的意見告訴她。她冷冰冰的說：“縣委剛才在電話上已經給我說了，這不符合中央[55]號檔精神，當時你還不是我們的正式工人，不算有公職，這個證明不能開。”我氣憤的問她：“在你們單位侖庫工作十年不假吧，易股長還曾經有過不准我過三八婦女節的事，這些你忘了，我可是永世難忘你的恩典。還是你親口對我說的：右派份子的家屬不能在侖庫做工，將我下走的。難道這些被株連的事實你都忘了嗎？”她說：“那是當時的政策，你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易心容股長大人，管正和已經改正了，不再是右派份子，恢復了工作，這不是用今天的政策翻了過去的案嗎？”易心容的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氣得語無輪次：“總之這證明就是不開，你能把我怎麽樣？”我氣憤地說：“你這個小小的股長連芝麻官都不是，你能一手遮天嗎？自然有人能叫你開的。”
我把詳情告訴丈夫。他說：“不怕，我們找她的領導。”事也湊巧，我們打聽到星期五要召開全宜賓縣供銷社主任會議，我決定在會上去找俞主任討個公道。那天，我向學校請了假，早上九點便直闖會場，找到正在大會做報告的俞主任說：“請先解決我吃飯的大問題，你們再開會不遲。”他當然已經聽他妻子的彙報，對我要說的事一清二楚。他說：“你個人的事等開過會再說，現在不能影響我們的大會。”我振振有詞的說：“目前落實黨中央的政策才是頭等大事，你們夫婦想一手遮天，拒不落實我受株連的政策，也是頭等大事。”俞主任紅著臉說：“易股長已經給你說得清楚楚了，怎麽還要無理取鬧呀？”我指著他說：“你們夫婦阻撓落實我的政策，怎麽是我無理取鬧呢？有種，你打電話叫公安局來抓我，又誣衊我破懷你們的會場吧。今天有中央文件撐腰，我也不怕你們打擊報復了。”幾個區社主任前來勸說：“何大姐受了二十多年的氣，發一發也好，我們都能諒解，事情在理，緩一步自會解決的，你回去歇口氣再說吧。”
找了俞主任，我雖然出了口氣，但是，他們卻鐵下心來，堅決不開證明了。縣委幹部對他們說：“只要你們開個證明，何玉清同志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確在你社工作了十年就行了。其工作安排等問題不要你們管。”但縣供銷社就是不辦理。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丈夫在十中任會計，和領導之間又處不好關係，楊校長說：“夫妻同處一個學校不好，就把我辭退了。”沒有工作，我心裏更加煩躁。一天晚上，丈夫的右派朋友胡昆生來我家，我向他訴說委屈。他氣憤地說：“這些左棍們那有好心辦事啊，你還是再去找地委陳訴才對。臨時工作不必擔心，明天就到我管的工地上班吧。”胡昆生是重慶大學建築系畢業的，右派改正後在市糖酒公司負責基建，安排個臨時工當然不成問題。後來他們伙食團缺炊事員，又把我補了缺。工作算是暫時解決了。由於我有炊事方面的經驗，加之衛生做得好，又勤快能幹，深受領導和大家的賞識，還得到了表揚呢。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送來一紙公文，是宜賓地區公安處《關於撤銷管正和同志勞動教養的決定》，稱：“原定抗拒改造，企圖謀害下放幹部不實，應予否定，現決定，撤銷宜賓地區勞動教養工作五人小組原對管正和同志實行勞動教養的處分。”拿著這張荒唐公文我夫妻真是哭笑不得。我弄不清楚勞動教養五人小組是個什麽東西，他們竟然如此無法無天，草菅人命；不調查、不研究、不審判，就把我夫送了勞教。二十年後，輕描淡寫的說個不實，撤銷原決定就萬事大吉。他們永遠都是正確的，不認錯，也不補發二十年扣發的工資，厚起臉皮說：國家有困難，你就向前看吧。翻遍中外古今歷史，能找出這樣的理由嗎？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命一錢不值啊！胡昆生看了文件問丈夫，說你謀害下放幹部到底是怎麽回事呢？丈夫沉思良久，道出了蒙冤真相：“二十年前，我下放宜賓象鼻鄉，同組的有對年輕夫婦都姓鄧，名字忘了，他倆可能是因右傾問題下放的。我們一起勞動，相處不錯，有時也開開玩笑散心。當時正是大躍進時代，黨號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推廣密植。我們一天十六個小時彎著插秧，到晚上收工，腰杆痛得難受，伸不起。姓鄧的妻子問我，腰痛有什麽妙方可治？我開玩笑說：蔥花炒雞蛋，再加二兩白酒。第二天，她記不清楚我說的‘方子’，去問一個姓彭的下放組長：‘老管叫我用蔥花加什麽給老鄧吃，是治腰杆痛的妙方，我記不清了，你知道嗎？’彭組長階級鬥爭觀念強，事事不忘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問題，她說：‘你千萬不要上右派份子的當，他可能是叫你用蔥花加蜂糖給你老鄧吃吧，這可是毒藥啊！吃了要穿腸而亡。’這麽一說，鄧妻嚇得張嘴結舌：‘老管與我們無冤無仇，怎麽這樣狠毒呢？’彭組長告訴她：‘這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事你不准再對任何人提起，等我向組織回報後再說。’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層層上報，層層加碼，‘蔥花加雞蛋’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我的死對頭彭琳已升為地委農工部長，指令立即成立專案小組。一邊派人去四川省中醫學院，取得中藥十八反的‘科學’依據，一邊叫彭特堅下放組長召集極積份子，收集我反改造材料。彭特堅組長說：‘這是打擊右派份子在新的階級鬥爭形勢下犯的罪行，決不能手軟。也是你們下放人員改造思想，立功的好機會。’彭部長要置我於死地，報他多年的仇恨。於是，他在極積份子會上，給我製造了以下罪行，他說：‘管正和宣傳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飯，只吃糠，不用多久變泥漿。’‘要想活，自己幫，八仙過海各想方。’是惡毒攻擊我們党不給老百姓飯吃，煽動老百姓造共產黨的反。管正和在群眾中造謠誣衊共產黨說：‘以前大戰鋼鐵是勞命傷財，現在大辦農業更是勞命傷財。’攻擊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管正和在群眾中煽動說：‘畝產十萬斤大話說破天，謊言好升官；害得百姓死得冤。’管正和勞動中一貫偷奸耍滑，消極對抗，有力不使，還煽動別人少幹。”積極份子們如此這般編造上報，我管正和抗拒改造，破壤大躍進的罪行就成立了。彭部長看了心花怒放，可置我予死地了。可惜，省中醫學院否定了中藥十八反中蔥花加蜂糖可以致人死亡的說法，就判不了我的刑呀。彭部長另有高招，以管正和抗拒改造，企圖謀害下放幹部鄧某某未遂為名，處以勞動教養”。胡昆生說：“一句戲言變成了蒙害罪，自古也是少有的，他們如此栽贓也太陰毒了吧；正如劉禹錫所呤：‘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啊。這些內情你是怎麽知道的呢？”我丈夫說：“是從彭特堅和外調的極積份子那裏知道的，不然我也想不起和鄧某的玩笑了。”
落實我受株連政策問題，一拖又是半年，我再次去找地委劉科長。他說：現在己到落實政策尾期，我們已研究了你的問題，決定去宜賓縣驗收落實改正右派政策時解決你的問題。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我收到宜賓縣勞動局文件，上面寫道：“何玉清經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地區檢查驗收組和縣委研究決定：明確為固定工，工資定為工人三級，工齡連續計算。”文件拿到手，工作沒落實。我和丈夫又去找到縣委宛部長。他說：“縣供銷社易心容堅決不同意接收。”我氣憤地說：“她同意接收我還不去呢。”宛部長說：“我們知道你是不會回供銷社的，決定派幹部去與你現在做工的糖酒公司聯繫。你們有關係，也可以幫助我們做些工作。”回到家，丈夫說：“你們糖酒公司的鐘利榮書記是我的小學同學，明天我倆一起去找他。”鐘書記接待熱情，提到安置推口說：“接收一個正式工人，是件大事，必須經黨支部討論決定。”第二天宜賓縣委派來幹部聯繫，鐘書記一口回拒，說公司已大大超編，還要裁人，根本不可能安排我為正式工。丈夫再去找他，他說：“憑我們老同學的關係，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支部討論大多數表示反對，主要原因是你愛人年近五十，眼看置又要頂進一個子女，公司實際增加兩個編制。總支書記說：硬要把何玉清安排進來，就是反映到中央我也不同意。”看來話己說到盡頭，沒有迴旋餘地了。我丈夫根據中央[55]號文件規定，因夫妻兩地分離的，應予照顧安排的政策，向市委寫了申請。市委經辦人呂朝玉一貫左得出奇，對被落實政策的同志沒有絲毫同情心，她向市委負責落實政策的呂逢權副書記反映說：“要照顧老管同志夫妻團聚，宜賓縣在市內也有好幾個單位，為什麽不可以安排，硬要安排到市里來呢。”經她這樣一說，市委發了公文，請宜賓縣收回安排。他們你推我，我推你，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改正右派還是受他們歧視的。一拖又是半年過去，我們一籌莫展，想不出什麽法子，可以促成這些當官的發個慈悲。一天，我丈夫在街上碰到一個財校的老同學，多年不見，十分驚喜。老同學問他：“二十多年了，我四處打聽，都不知你的去向，有人說你送勞教已客死他鄉，今日得見，實屬不易。”經我丈夫細訴，她方知我丈夫九死一生，歷盡艱辛。她很同情我的遭遇，對我丈夫說：“你千萬別急，我給你想想辦法。”丈夫回家向給我說起此事，我不信，人家也是安慰我們啊！
有個星期天，丈夫的那個同學找到我家，說她有個主意，把我和丈夫帶進個大院，當她給我們介紹主人時，才知道是宜賓市委第一書記舒厚忠呀。書記的愛人很熱情，招呼我們坐下，又到茶、又敬煙。她說：“老舒太忙，沒主動找你們老同志交談，不瞭解你們的困難，聽了你老同學的介紹，才知道老管這麽多年所受的冤曲和苦難。”她向著我說：“你受株連受的苦，更值得同情，我們都是做母親的人，怎能不瞭解你拖大三個兒女所付出的艱辛呢。今天有什麽難處，當著我和老舒儘管說出來，能幫上忙的地方，我們一定盡心去做。”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聽到的充滿人情味和真心實意的話，還是出自一個市委書記夫人之口，感動得熱淚長流。隱藏在心裏的話，像決堤的水滔滔而出。我把二十多年的辛酸，盡情地向市委書記夫婦陳訴。舒書記很同情，他說：“既然地委都支持，我一定給你個滿意的答復。”
丈夫的那位同學後來告訴我，市委常委開會，研究我的工作安排問題。舒書記在會上說：“落實黨中央[55]號檔政策中，有的同志還帶著左的情緒處理問題，他們對受株連的同志，不但沒有同情心，還百般苛求。有的同志自己打擺子（四川方言，指虐疾）知道打擺子的痛苦，好了後就不知道人家打擺子的痛苦了。地委決定照顧管正和多年夫妻分離將何玉清同志安排到市糖酒公司。遵照我黨下級黨委服從上級黨委的原則，早該落實了，為何要拖到現在呢？”舉手表決時，八位常委，七人舉手。會後，舒書記叫秘書羅家禮以市委安置辦公室之名立即行文，通知有關單位執行。
這個世上還是好人多啊。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