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九）风起云涌
这时，“四清”已接近尾声，反封、资、修，破四旧轰轰烈烈，民兵一批批，在各家各户查找。凡有龙凤、才子佳人、古人图案的瓷器、画作一律收去砸烂。我们当地有一种宁波床，上面有的雕有凤的图案，都当四旧砸烂，叫“破旧立新”。我家几本高中历史课本都收去了，我的一些旧照片、纪念章也收走了。
有一次来了十多人，在我有小房间里，看我贴在柴壁上的字，看得非常仔细，看了很久很久，想看出点什么来。吓得我心头发紧，感到了一种恐怖。我想起反右时，王经伦在字纸堆里寻出了“取消”、“换证”几个字来批斗我，我汗毛都坚起来了，幸好这些字都是单字，组不成词，他们没寻出什么，一窝蜂地跑了。
母亲颤微微地对我说：“把字纸撕掉，收点牛粪把这壁泥了它。免得惹麻烦，提心吊胆的。”在这个年代书籍成了罪恶的根源。文字，说不定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听了母亲的话。将壁纸用牛粪泥抹上了。
农村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民兵是别大队来的，本大队的到外大队去查“四旧”，砸封、资、修。工作队一批又一批进驻，外面传闻某某成了小邓拓，正在挨批斗。批“三家村”，批吴晗、邓拓、廖沫沙。
农村没报纸，只是口头传闻，有农民说：“邓拓也不应该，在三家村好好的，跑到武汉买什么栗木杉。”吴晗、邓拓、廖沫沙谐言是搞投机倒把啊。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沾不着边。但是我也不知“三家村”是回什么事。
八月十五过后，我接到靖辉的来信，说产期将近，准备回家来生小孩。母亲喜滋滋，天天点着鸡的数目，一枚枚积累着鸡蛋。全家人不想吃一个。
八月底我到了津市，在津市住了几天，每天看大字报，在邮局报亭读报。“三家村”原来是一个报纸专栏《三家村夜话》。还有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说是为彭德怀翻案。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反修正主义、反刘邓路线等等名词，报上都是套红标题，到津市来的几天我开了眼界，知道了原来不懂的许多事。
工厂基本不上班，听说大学也不办了，读书无用。工人戴着红袖章闹革命，有的人还背着枪，腰上扎着皮带，雄纠纠、气昂昂的。满街是大字报，我默默地看报纸，看大字报，不表露任何情绪，因为曾经有看大字报后表露自己观点挨打的。
我有时间到任大姐家去坐坐，任大姐就是任德芸，她也是“右派”，摘帽后在医药公司上班。她上班去了，丈夫何仁恒在家。何仁恒原也是国家干部，现在是街道搬运工，他知道很多文化革命的来龙去脉，向我谈当前形势，谈各派斗争，他有文化，报纸又看得多，所以知道的事也就多了，不像我，如山洞中走出来的人，没见识。
靖辉请好了产假，我们一道回了家，母亲格外高兴。家里为新出生的孩子作了许多准备，母亲积累了近百个鸡蛋，七只大母鸡，靖辉自己将糖、黄花一次次买回家积累着。比一般农村妇女准备得充分些。
1966年10月31日，这是农历九月十八日凌晨四点多钟，靖辉临产了，接生婆是高大娘，母亲忙里忙外，烧开水，清理旧衣包布，靖辉躺在床上，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没大喊大叫，脸上苦苦地皱着眉，头上冒着串串汗珠，可以看出她强忍着疼痛。孩子生出来了，她的手松了，舒了口长气。孩子很健壮，她非常欣慰，全家非常高兴。特别是父母双亲笑嘻嘻的，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孙，去年年底，扬先弟生了海波，现在快一岁了，这海波非常聪明。
可是我这孩子出生后没奶吃，当时没听说可以吃牛奶，可能是没处可买。只有一种奶糕替代乳品，母亲用了很多土方子，靖辉吃雄鸡睾丸、鹅脚板都没用，始终没有奶。
邻家梁竹青的妻子也生了一个孩子，奶子吃不完。到他家去讨奶子吃，梁嫂子也同意。晚上将孩子抱去，清早抱回来，因她要出工，这孩子饱一餐、饥一餐，养得不好，这孩子就是“汤冰”。
这时，靖辉厂里正在“闹革命”，大部份人出外串联，第二年正月她才回厂。
（十）“反击右倾翻案风”
靖辉要返津市了。我准备了一担箩筐，挑着孩子和衣物从罗家嘴经过，顺便去看看双目失明的婶娘。她的一位邻居也生了一个孩子，奶吃不完，还胀得疼，婶娘说将孩子留下来，让这女人喂奶，跟这女人商量后她同意了。
靖辉将孩子送去交给那女人。她回到婶娘家，当晚一晚未睡着，挂欠得厉害。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靖辉将孩子抱了回家，又是亲、又是吻，像宝贝失而复得般感动。这是一位母亲的爱。
这时天下着牛皮凌，大河沟渠都结着厚厚的冰。天很冷，土路光滑坚硬，我袜子上套着草鞋，挑着孩子到了南县。因凌还是没船，第二天继续走路，天虽冷，我挑着孩子却冒着汗，这年我迎来35岁，力气正好。经过三天溜溜滑滑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津市。
建华机械厂只有少部分工人在上班，造反派还在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你刚贴过，他马上将你贴的覆盖。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有本领。看大字报的千万不能带观点，否则你有被砸烂狗头的可能。
开始我对大字报有新鲜感，后来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谁又把毛主席怎样了呢？强词夺理的内容，粗俗野蛮的词句，砸烂狗头之类充满纸上，人类进入到一个极端野蛮、互相嘶咬、残忍卑劣，以斗为乐的时代。与禽兽无异。住了几天后我别了妻儿回到了农村的家。
这时，华容正在闹平反，坝上、注市口镇都有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群众见了我都送恭喜，好像我马上会被平反似的。华容有位万铴之，他是华容原县委书记，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农村他的口碑甚好，群众传言说他能言善辩，有才华，生活朴实，爱老百姓，同情百姓痛苦。他看到群众饿得患水肿，他下令拆掉食堂。他平日农民打扮，爱提张网在河里打鱼，打了鱼在农民家煮了吃，吃完丢几毛钱伙食费扬长而去。
现在万铴之组织平反。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平反右派分子”，他是总司令，在他的组织中有位叫石他山的，还有位叫陈铭德的。
这陈铭德在部队是一位排长，他在部队鸣放时说要改掉战士的船形帽，被划为“右派”，石他山将陈铭德的这一事实编成一本小册子－－《船形帽已改，“右派”帽未摘》。大家传说这“右倾机会主义与右派份子”是刘邓路线迫害好人，毛主席正确路线要平反。
实际上，谁倒霉，坏事就往谁身上堆，当时刘、邓是最倒霉的时候。这也是当时的潮流、风气，打死老虎犯不了错，更犯不了法。
这时杨林大队治安主任胡云蛟官复原职，原先批斗他，说他是“阶级异已份子”，都是假的。他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这次恢复治安主任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对我特别客气了。大概他领教了受冤屈的滋味。
他几次来我家，劝我去申诉要求平反。我说平反的事看看再说，怕搞得不好又挨整，他对我说：“不要紧，我负责。你不要参加任何造反组织，就没有问题。”
当时杨林墟场有些“天掉户”或者是“添调户”住在墟场。在墟场工作吃不到国家粮，在农村又没户籍和田地，粮食布票都是黑市买，这部份人生活比较紧迫。他们要去县里解决户口，也邀我一同去，我也就同去了。
我到了华容县城，表弟贾玉山在华容，他看了我写的材料后，替我油印了几百份，我找到了万铴之、石他山。他们在县招待所办公，房间很秘密，我转了许多弯，绕了很多圈才寻到他们。万铴之接见了我，谈了一阵，他说“右派“必须平反，这是刘、邓路线的迫害。但你是津市的，要回原单位去闹革命。并为我开了一张路条，路条上写着“望沿途革命造反派给予支持。”我也很想去津市看看，因那里有我的妻儿。
我到了南县，就看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张布告，《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乘机翻案》，我冷了半截腰，已经到了南县，还是要去看看老婆儿子啊。
我的翻案材料，基本未发出，也没去粮食局。在建华机械造反派头头中，谈了此事。这些人似乎也懂理，以“莫急，运动后期，会有个甄别的”等来安慰我。
津市的“右派”也在闹平反，看了中央文革这张布告后平反一事就偃旗息鼓了。我在任德芸大姐处听说省里来了个“右派”，是省团委的龚德本，还有本市的宋廷喜，活动很激烈，现在也熄火了。
一天老同事陈长庚见到了我，兴奋地说：“你来得正好，高绍贤等几位同志说要筹点钱给你，接你来平反啊。”我说：“不行了啊！中央文革有文件。”他说：“总会平反的，哪有动员人鸣放了又整人的？莫急。”他请我与靖辉第二天在他家吃中饭，菜很丰盛，在当时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弄那么多菜是尽了力的。他妻子刘月英也很热情，她告诉我粮食局的一些人和事。肖生琴后来调到公安局去了。打击流窜犯时他将一个“流窜犯”打死了，晚上悄悄地抬去埋掉。这“死人”后来又活了，还没死，其实埋的是活人，这人从土坑里爬出来了。这“流窜犯”是有来头的，他从河南来，儿子在广东某部队当团长，这位团长来到津市追查责任，如不严惩凶手他不走。最后肖玉琴判了三年刑，据说他从牢里出来后到了石门……”
第二天我去湖拖看了高绍贤，张启也在那里，一同在湖拖食堂吃饭，还加了点菜，高绍贤安慰我“小汤，不要急，这种事会要平反的。岂能要人说，说了又整人家？”
张启也说：“耐心等吧，现在闹不得啊。”
这时孩子交王贞则的母亲袁家婆婆带。这位老人很善良，带得非常认真，但孩子没母乳，营养跟不上，总是长不好。
我要回华容的家了。靖辉要我在家安心等待，暂时不必去活动，毛主席是伟人，他宽宏大量，说了几句话不会死缠着不放的。
我在津市住了十来天又回到农村。我向胡云蛟汇了报，他很客气：“不要紧，等着吧。”
几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北京吹到全国各地，也吹到了我家乡。墟场柴壁上贴出了标语，那阵势很是凶猛。这是要寻“靶子”批斗的，我暗暗有些胆怯。我去了华容县又到了津市，还印了一大叠材料，罪证是有的，但没斗我。
斗谁呢？斗了一位女人。这女人在解放前被国民党驻军连长纠缠，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后来这位连长同部队走了，丢下了她一直没有音讯。她便成了伪军连长太太，被管制。她觉得冤枉，找大队干部诉说。她没文化，也没写材料，这次成了右倾翻案风的“靶子”，将她在全大队群众会上斗了一场，算是向上交了差。
在胡云蛟及乡亲们的关照下，我躲过了这一关。
（十一）胡先庸的惨死
十月，靖辉寄来一封信：
“……冰儿还是袁家婆带着，没奶吃的孩子总是长不好。我要上班，也没管他多少。现在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不能老守着孩子。9月12日，我厂造反派去白洋湖打了一仗，是荷枪实弹，我厂死了七位同志。造反派喊着口号‘要为革命烈士报仇！’看来还不会结束。七副棺材摆在营业厅，横副标语贴满一屋。非常悲壮，也非常可怕。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儿子哭爸爸，悲惨啊！造反派群情激奋，摩拳擦掌。
厂里胡先庸书记，你还记得他吗？就是你说他不像一般官僚傲慢跋扈，对你这样的人也谦恭、礼貌的那位。他成了“罪人”，好像这七个人是他“杀死”的似的。造反派以斗他泄愤，胡先庸披麻戴孝，日夜跪在灵前。造反派时不时敲他几下，踢他几脚，真是可怜极了。又不给饭他吃。一个晚上吃夜霄，有人偷偷乘碗面条给胡先庸，大概是饿急了，他狼吞虎咽吞下肚去，呛得鼻涕眼泪直流，这面条又从胡先庸口里、鼻孔里溜了出来，惨不忍睹。我吓得躲了起来，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灵柩停了七天，送这七位“烈士”上山下葬，我厂七副棺材，还有其他几个单位五副棺材在大街上游行。鞭炮声、口号声，旗帜招展，大部份厂已停工送葬，那悲壮情景，史无前例，胡先庸披麻戴孝跟着灵柩，棺材落下休息喊口号，他就像孝子跪着。
到了山上，他一直跪着，如孝子贤孙，造反派仍不解恨，又砍他一锹，头上冒出滚滚鲜血，有人用泥土将血堵住。真吓死人啊，把人己不当人了。有的人，特别女人吓得一脸哑白，悄悄流泪，恐怖极了。造反派又喊起了口号：要为烈士报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
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牢记阶级仇！
狠斗走资派！
我也搞不懂，革命为何如此革法。不久胡先庸就被残酷地折磨死了。他的妻子姚美玲听到此噩耗，晕倒在地顿时嚎啕大哭，被造反派责令不准哭，姚美玲眼睛痴呆，嗽嗽抽泣，眼泪一串串滚在脸上。这无声的眼泪，更使人感到凄然！惨然！
我们厂一个月之内，八条鲜活的生命就如此消失了。派性斗争还未停，看大字报也有被打的。贴大字报互相覆盖，发生斗殴的事天天有，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他们都是喊“保卫毛主席”，我不知谁把毛主席怎么了？他们争着“保护”。
胡先庸死后，造反派到了人民医院，召集医生开座谈会，勒令医生写死亡鉴定材料：“胡先庸脑溢血死亡，属正常死亡。”
你在农村，这样的场所不要去。我将情况告诉你，免你惹祸上身，这是个不讲理的野蛮时代，全国都一样。
冰儿反正没奶吃，我想送他回家，请妈妈带不知可否？
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怕生出祸端……”
我看了这封信，首先想到的是胡先庸。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客气：“老汤，到办公室去坐坐，有报纸看。”他知道我的身份，我礼貌地谢绝了他。这种礼遇，自我被划右后很难享受，我从内心感谢他对我人格的尊重。造反派为什么如此恨他不得而知。
造反派称七名死者为“革命烈士”。谁又是“反革命”呢？白洋湖那边也死了人，他们也是“保卫毛主席”，他们也会认为，他们的人也是“革命烈士”？这些事说不清。
这30年来，先是日本鬼子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千万计的中华儿女倒在血泊中，这死得其所。四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打中国人也算死得其所，为人民争天下。天下争到手了，地主打倒了，反也肃清了，为什么要自已打自己，为何不休养生息，我想国人如果都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不以斗人打人为乐，共同建设国家，使家庭富裕，使国富民丰，人民讲文明，那是多好啊。难道不这样就会变封、资、修？这样互相争斗，互相打死人，砸烂国家资财、就能反修、防修？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穿什么？吃什么啊？我这些想法无处交流。只能一人想想，也不敢交流，只能烂在肚子里，没有议论，也不敢表露。
我沉思，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造反有理。”造反怎么会有理呢？造刘少奇的反有理。假如造毛主席的反呢？有理吗？彭德怀只是如实反映了一些农村的情况，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动员帮助党整风，你一开口帮助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杀气腾腾，弄得有的“右派”分子家破人亡，这还不属“造反”之列啊？！
毛主席说的每句话，又像“很有理，很民主”。他说：“只有国民党才怕人民批评，我们不怕。”他主张学生斗老师，儿子打父亲，只有阶级亲，儿子与父亲各是什么阶级呢？现在造反又串连，互相斗殴，枪杀械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为什么呢？
我反思，是我思想反动么？是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识不清么？是立场问题么？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指挥的，能容我这小人物怀疑么？能有异议么？
（十二）在修堤工地上
我从副业队回到生产队。秋天秋修，冬天冬修，上堤担土，舵杆洲抬石头，柴山砍柴。处处都有我的脚印和汗水。
洞庭湖水落了，舵杆洲露出水面，我们撬这里的石头抬上船，运到修闸工地。这舵杆洲是洞庭湖的一个人工岛，何年何人修建没有记载，只听说原来来往船只在这里常遇大风，船无处下锚停舶，被大风打翻，船毁人亡。有人做好事，在这里修一人工岛。这岛是用长方形麻石砌成的，这些麻石凿成一定的规格，用生铁码子一块套一块，连成一个整体，没有用石灰泥浆之类填充。大风大浪是推不散的。
解放后，附近几个公社修闸修剅口不断将石头运走，如今，只有在冬天枯水季节，才能见到舵杆洲了。洪水期已无法靠船了。
我们五人一只船，荡着桨向舵杆洲进发。到了目的地，四人开始抬石头，用千斤杠撬棍撬，一块麻石两、三百斤。抬石头虽是粗笨的力气活，但四人要配合默契，喊着号子，合着脚步，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小船晃摇厉害，一人扶着船沿、缓缓将石头抬上船。打伤脚，扭着腰，砸破手指也是常事。有时脚踩在水中，冻得刺骨。石头抬上船后，大家坐下来，抽支烟，然后将带去的饭吃完。肚子饱饱的，荡着船到建闸工地，一天运一船，这洞庭湖里的舵杆洲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上堤担土，是年年必须去的，有时是旧堤复修，旧堤加大加宽，有时是修建新垸，洞庭湖淤一点，就围一点。钱粮湖是58年修的。我1965年回家，离我家在2华里就是洞庭湖。后来围垦修成垸，继而新洲农场、团洲农场，向洞庭湖中心进发，离我家20余里都是农场、垸子了。
这修堤民工，都是公社社员，自带粮食、工具，包括易耗品箢箕子乜。政府没见任何补贴，一上堤就是两个多月。生产队的粮、油就是在堤上吃完的。箢箕子乜这笔开支也不小，所以生产队本来穷，这些劳役使它更穷。
回忆1949年我住的昭福垸（就是现在的幸福乡杨林大队与新民大队，中嶺大队），溃垸了，土棚招人，是自愿去的。当时我17岁，也进了土棚，当了名士佚子。那是老堤修复，每天出工后，堤务局来人点名，查人数，按人数发口粮开一张粮条，到堤务局领口粮、领菜金。这些土佚子也聪明，在甲棚点过名，迅速派几个人去乙棚点名，这样互相串通，多领钱粮，我十天半月还可以分几斤糙米回家，养活老小。
修新洲农场我去了。就地砍芦苇搭棚，土棚一个挨一个，一个生产队一个棚，离土棚约10米多远处，挖一个水坑，吃的用的就是靠这坑浸水。再远一点的地方又挖一个坑是厕所，用芦苇围起来，男女民工在厕所方便。大雨天，两坑水相连，工棚也潮湿。雨一停又叫喊出工，当时的口号是：“小雨当无雨，无雨当睛天。”早晨天未亮出工，晚上断黑进土棚。晴天吃干饭，雨天吃粥，菜只是萝卜或白菜，有时萝卜白菜供不上，就是朝天椒熬汤。那工作量，那生活只有中国农民才能忍受。
除运粮运菜的外，不能回家，也不洗澡换衣。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队上的李四爹、龚炳文还常说：“这还是好的啊。修钱粮湖才叫真苦。天没亮起来挑土，晚上放卫星到半夜，肚子饿得不行。放过卫星有的人还不睡觉，到挖过红薯的地里去捡漏挖的红薯根吃。谁又将泥洗干净了啊，身上一揩就啃起来。”他俩还说：“易先志捡红薯根耽误了睡觉又喝多了水，一觉睡了没醒来。听到出工号声他爬起来，啊呵，裤子尿湿了，他脱下裤子在伙房灶门前烘烤。姚正林是支部书记，一看易先志没来土塘里，一查他在灶前烘火。姚正林将易先志拖到土塘罚站，易先志穿条单裤，站在北风头上，鼻涕流一尺多长，人冻硬了站不稳了，才没要他站了，现在饭还基本吃饱了啊，比修钱粮湖好啊。”
大队干部不担土，只是督工，监工。贫协主席黄德元非常积极，他在工地督工，没天亮就吹响了哨子。一次在挑土时，天下起了大雨，民工们一个“啊呵”向工棚跑去，他站在路中间，摊开双手喊“不准跑！不准跑！”民工们不听他的向工棚蜂涌而去。大家跑尽了，我也跟在后面往工棚跑，他拦住我：“汤烈辉、不准跑！”我觉得他太愚蠢。也回敬了他一句，我大声喊道：“都跑了，我一人在雨中也把这条堤挑不起来！”他这才让我跑过去。
除担土外，冬天到柴山砍柴。这砍柴是老弱去的，我也去突击过。洞庭湖的芦苇也不是随便可以砍的。要出钱，还要分配，在柴山砍柴人数少，较自由，生活好安排，晚上有火烤。白天在芦苇中砍柴，再大的风，也吹不着，暖和。我砍柴技术不熟练，一次一刀砍在小腿上，裤子都被砍破了，我“唉哟一声”用手捂着，顿时左脚腓骨一条寸多长的口。同伴知我砍了脚，要我撒尿到伤口上，再用芦苇花敷在伤口上，撕了一块衣上的布将伤口包上，休息了一阵，血凝固了一瘸一瘸的又砍起来。
砍完柴，要运回家，这是三九寒冬，滩干、水浅，将柴担到河边，再背上船，扎成柴帮子运回生产队，行船靠背牵，遇上浅滩要下水推船，脚踩在水中毛血孔冻出血来，这样辛苦将柴运回生产队，分到各户。一个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这柴，集中在一起很多，分到各户就少了，所以，年年家家户户，不只是没米煮，没油吃，也没柴烧。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民的生活状态，并非我一人如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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