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1-4 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作者：王锡鹏（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经回忆，就我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外迁的有关情况提供如下。
一、一九六九年，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科技大学革命师生为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曾主动提出了创办“五?七”实验基地的意见，并与院里数次交换意见之后，由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科大革委会、院工、军宣队指挥部、院革委会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刘西尧本人转送的。
据我回忆，事隔月余之后，刘西尧曾告诉我，科大的报告由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批了，同意他们的报告，刘西尧并叫我到科大去一次，将此情况转告科大指挥部，让他们开始考虑基地的选点等准备工作。我没有看到过两位副总理的批示。但我是向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的负责人转达过刘西尧的这个口头传达。
二、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都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
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在此问题上，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的具体批示是什么，我不清楚，但科大的报告是办“五.七”实验基地，并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三、科大广大革命师生得知中央批准他们创办“五.七”实验基地消息后，曾主动到广西南宁市挂钩，特别是关于无线电专业，拟在那里搞点。我记得刘西尧对此也是不同意的。刘要求科大先到河南信阳地区选点，为此，我记得刘西尧还给纪登奎同志写过信，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
四、科大下放安徽，很多师生是不同意的，并在当时多次来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已在南宁挂了钩，那儿也很欢迎，而刘置科大师生的不同意见于不顾，仍坚持要放到安徽去。并派我几次去科大指挥部，督促尽快地进行搬迁。我记得当时科大师生提出要进行辩论，后来刘西尧也未为此去听过意见。
五、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发生的问题刘西尧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刘西尧的，还是李德生告刘西尧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
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我记得有三条内容：
第一，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关于经费问题，因当年预算已编在科学院预算之内，所以暂由院里管到年底；
第二，当时为了和缓科大部分师生的对立情绪，减少搬迁下放工作中的阻力，刘西尧又耍了一个手法，即关于南宁地区科大师生自行选的那个点可以不动（实际上是要拆散）。如果放到安徽之后，省里要求那个部分也合并在一起，应由省里去定；
关于决定中的其它内容记不清楚了。
关于文字的东西肯定是有的。我和尚可去安徽时，是拿着这个文件，并当面交给了李德生同志的。
我们去安徽之前，刘西尧当面对我们有过如下交待：
(1)抓住李德生同志在安徽之机，将科大的移交手续办好。到安徽之后的工作，向省革委会请示；
(2)我曾问过刘西尧，科大下放之后，今后的方向及专业设置等问题如何考虑，刘西尧表示，移交之后，由省里去作考虑，科学院不再插手；
(3)经费也要尽快转过去，减少麻烦；
等等。
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六、关于赴安徽办理移交的过程：
确定由尚可和我代表指挥部及院革委会赴安徽办理移交之后，据我回忆，我们曾赴科大指挥部与该指挥部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赵（？）副指挥仔细研究过对策，我记得关于去的目的是对科大师生保密的，而且对科大革委会同去的杨秀清等同志也是保密的。
我们为了赶在李德生同志在安徽期间办理好移交手续，原订购飞机票，后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在合肥降落，又临时改为乘火车前往。
等火车开出之后，我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
为了避免让我们与科大师生在合肥车站直接进行接触，李德生同志特地安排破例让火车在合肥前一站停车，通知我们下车，并派小车直接把我们接到了稻香楼宾馆。
我们到宾馆之后，第一件事先向刘西尧通话，汇报了我们到达合肥的情况（是尚可打的电话）。
接着，省革委会通知，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我们。不一会，小车把我们送到了省革委。
李德生同志见了我们，我们当面呈交了随身所带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同志看了一眼，接着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 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可以和省革委会文教组研究一下。接见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接着李德生同志就去开会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和尚可等人向省革委文教组负责同志汇报了科大的详细情况（包括专业设置、人员等），并在一起研究决定将科大师生分别下放到农场、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当时的意图是：
(1)大批人马下到安庆，事先无准备，吃住都发生困难，分散下去，临时解决一下困难；
(2)尽可能地在安排下放时，照顾一下专业的特点；
(3)暂时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
在李德生同志接见我们时，明确指出，下来先进行劳动锻炼，然后再谈办学的问题。
大约是我们到达合肥后的第三天，在省革委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到了安庆，并在安庆召开了科大师生大会，宣布了将科大移交给地方的有关决定，并针对科大师生的对立情绪，向他们施加了最大压力。在大会上，我们特别按照刘西尧的意图，传达了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的讲话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未起到作用。
然后，我们一行直接由安庆经南京返回了北京。
据我记忆，在合肥可能还给刘西尧打过一次电话，是由刘西尧本人接的，尚可给打的，讲些什么，尚可清楚。
七、在我们去科大之前，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细节记不清楚了。
1974年7月5日
1-5 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搬迁的问题
－－作者：郭汉彬
一、1969年8月，科大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毛主席一系列教育革命的指示指引下，提出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建议”，经科大、科学院宣传队、革委会反复研究后，联合署名上报中央、国务院。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先念、谢富治副总理作了如下批示：
富治同志：科学院、科大提出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问题，经业务组同志讨论，拟予同意，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以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否，请您审批。
先念
十月十六日
同意。
谢富治
十月十六日
退刘西尧同志，望依照毛主席指示，做过细工作。
先念
十七日
十八日收到批件后，刘西尧同志即向两科联合办公会议主要成员进行传达。据我现在记忆，还专门找了科大宣传队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赵、贺来中关村，把批件给他们看，要他们回去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我记得是在晚上找赵、贺来的，在刘西尧同志的房间里谈，一起谈的有石煌同志，尚可、郝梦笔、王锡鹏是否参加了，记不准确。
二十一日晚，两科联合办公会议开会，刘西尧、石煌同志传达二十一日下午国务院召开战备疏散、下放部署会，先念、富治、登奎同志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并进行了讨论。科大指挥部（可能是赵、贺）也来参加了。传达的主要内容：⑴战备档案疏散问题；⑵人员疏散下放问题；⑶高等院校下放问题；⑷注意保密问题。会上还宣布了国务院业务组分工由刘西尧同志具体抓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疏散下放工作。
这次传达，与科大有关的有如下内容：
⑴在人员疏散下放问题中，有如下内容：“各部门所属在京的大专院校，需继续办的，师生员工尽快离京到外地去搞斗批改，可到工厂，也可到农村去。不继续办的院校，也可到工厂、农村或‘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搞完后，在当地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分配工作。”
⑵高等院校下放问题，内容与后来发的中共中央文件五条相同。先念副总理说，大专院校起草了一个通知，不要等批下来以后再行动。有些大专院校暂时不要宣布办或不办，先搞斗批改。富治同志说，撤销是个大问题，先下去，清华、北大带头，他们都可下去，你们怎么不能下去。
二十二日下午，国务院值班室召开会议布置，要各部门给国务院报三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有关大专院校的，有这样一些项目：现在教职员工多少？学生多少？准备下放到何处？何时下放？仪器设备如何安排？现在有什么问题需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想法。这些项目均由科大指挥部提供后，由科学院于廿三日中午报国务院。
这次传达后不久，中央发了经毛主席批示“照发”的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发了关于战备档案疏散的若干意见、关于人员疏散下放的意见（即六条）；关于在京大专院校下放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即十一条）等文件和精神。这些文件和精神均向科大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和布置。
当时，科大的疏散下放、搬迁问题主要是按照毛主席批发的中央文件，国务院业务组讨论确定的十一条，其中第一条明确提出：“这次大专院校下放，主要是为了战备的需要，疏散在京人口，各单位一定要闻风而动，积极作好思想动员和搬迁的组织工作。同时也要结合教育革命的需要，尽可能地先把好下放的地点。院校体制的改革问题，要待斗批改的适当阶段，研究解决。院校的撤销、合并、调整问题，要按照中央规定办理”。
根据上述文件和指示精神，科大当时把疏散下放、搬迁和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结合起来，而首先主要解决战备疏散下放问题，离京到外地搞斗批改，逐步创办试验基地。
二、科大原提出到江西，因江西有北大、清华等，后又提出到河南（豫西），并派人去选点。在选点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与省里意见不一致，科大去选点的同志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十一月七日选点的同志回来后，科大指挥部向刘西尧、石煌同志等作了汇报。刚好当天晚上，国务院业务组开会研究院校、科研单位疏散下放问题。据十一月八日下午刘西尧同志在两科联合办公会议上说，国务院各部门下放的院校、科研单位定点太集中，要分散一点。国务院业务组准备找各部门负责人再研究一下选点问题。并说，河南去的单位太多，较集中，科大不一定往那里去挤。是否考虑到安徽去，李德生同志也较感兴趣。后来经科大、科学院领导讨论研究，觉得河南困难太大，省里又不大欢迎，安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同意去安徽去选点。此事，除由刘西尧同志口头向国务院业务组汇报外，科学院正式电话向国务院值班室作了报告。
三、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六七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出去省事。王锡鹏等多次向刘西尧同志反映，要求尽早解决科大下放后的领导问题。科大指挥部也想早日从安徽撤回来，以便早日回部队。大家都希望安徽省能早日接过去。七○年一月，科学院根据科大一再请求，同意派人到安徽解决问题，确定尚可、王锡鹏去。科学院领导都倾向这次去安徽干脆把领导关系给明确，请安徽接过去。正好当时李德生同志回安徽检查工作。刘西尧同志从国务院得知李德生同志可能很快就要回北京，所以催他们早日动身。在尚、王离京的当天上午，两科联合办公会议传达文件后，研究了科大提出的问题。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至于今后怎么办？应按省里的意见，征求科学院意见后上报计委审核后报中央批准。基建问题，也要征求安徽省革委会的意见决定。设备仪器原则上要搬去，至于什么时候搬，由省革委会定，在搬之前，我们要保管好。省革委会要科学院办什么事，科学院要尽力办。工宣队送到后可回来，军宣队暂留那里，什么时候搬出，由省里安排，在未派新的接替，或未明确撤出前，不能撤出。学生在未毕业分配前，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应留就留，应下就下，什么时候分配，什么时候走，要听中央。教职员工要下去（个别的例外），下去的可以适当照顾夫妻关系，不能照顾在北京的。
尚、王去安徽后的情况，因我随刘西尧同志在友谊宾馆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具体的记不准确。
以上是据我现在记忆和查阅个人笔记本记录整理，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供参考。
1974年7月6日
（中国科技大学档案，1974-WS-Y-4）
1-6 刘西尧把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
－－作者：阮耀钟
前面我们介绍几位当年科大领导和科学院领导，关于科大下迁的回忆。虽然科大下迁之谜至今仍未能完全解开，但是，当年直接掌控科大搬迁命运的刘西尧，对科大下迁应负主要责任，对此可以肯定无疑。
一、借科大办“五·七”实验基地的为名，把科大一脚踢出北京。
1969年8月下旬，科大有关负责人将“教育革命组”起草的《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
科大的《报告》，经刘西尧二次亲自主持修改，10月9日，由刘西尧亲自上报国务院业务组。这份《报告》的内容，刘西尧应该完全清楚，为了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为了实现这个革命愿望，准备首先创办一个“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对此，刘西尧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份《报告》正合刘西尧心意，所以亲自主持修改，亲自上报。
王锡鹏说：“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 但是，须知两位副总理是关于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批示，而不是下迁或下放科大的批示！显然，刘西尧用这个《报告》作借口，“借此机会”把科大下放，一脚踢出北京。
二、刘西尧借高校下放之名，把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
中央从未下过高校战备疏散的文件，但是中央下达过高校下放的文件。并且这个文件是刘西尧亲自来科大传达的。
科大大事记记载：“1969年11月1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刘西尧到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即中共中央(69)72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再次动员全校疏散搬迁，提出学校下去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搬迁。”
刘西尧把文件精神表达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可是高校下放《通知》中只字未提疏散搬迁，《通知》中也只字未提林彪的一号令，更未见有北京的高校要迁出北京的片言只语。《通知》说的仅是高校下放是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隶属关系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领导。很多科大人当时就对刘西尧“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的说法就提出质疑。至今我还在纳闷：刘西尧也是个大学生，不会这点语文水平也没有吧？其中真正的内幕是什么？至今无人揭开，仍是疑案。
据时任校革委会委员的李从珠回忆，校领导通知我们三人去安徽为下迁选址。到合肥后，第一天去了安庆、宣城。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合肥向省革委回报，接待我们的王常委说，您们学校已决定迁到安庆。学校迁到安庆完全是刘西尧和李德生决定的，为何如此仑促？
当年科大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一栋仅能容纳300人的三层小楼。根本无法支撑近三千人的基本生活。那里条件艰苦，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这里哪能办一所大学？刘西尧曾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学生，心里应该很清楚。
并且，刘西尧还迫不及待要王钖鹏，赶来安徽办理科大的移交手续，可见刘西尧为了尽快把科大赶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是何等心切。
在王锡鹏去安徽办移交之前，刘西尧还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
王锡鹏说：“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三、刘西尧为何要把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
王锡鹏说：“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科大虽然是1958年创办的，1959年已是全国16所重点院校之一，1962年科大的入学分数已超过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科大雄师给中央文革贴了几张大亊字报，后来被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大的动作。文革中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中没一个是科大的，清华、北大很多大学发生了武斗，科大几乎没有发生武斗。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大是最没作为的，相对而言，科大是最好管的的大学。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