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55．孤独的年与丹书铁卷
在胜利牧场十五年当中我究竟干了多少苦活、累活、脏活和险活现在不可能全回忆清楚。但兴修水利这件意义重大，县上投资最多，在牧场上游修建尤口大坝的工程，我永远忘不了。不仅动员了牧场和东沟、东湖的许多劳力上渠，连县公安局劳改队的犯人都调到牧场水利工地。此项工程设计由吐鲁番县水利局承担。我对水利虽外行，但与吐鲁番县派到工地上的技术人员交谈中，知道这项工程在乌鲁木齐远郊算是规模较大的工程。设计也比较规范。投入了一定的机械施工力量。在施工期间工地上设有柴油发电机站提供电力与照明。
为了抓紧时间提高工效，我们的住处虽离工地很近，仅2－3公里，可我们上渠的劳动力全住在工地上。冬季施工，数九寒天，我们没有房住，就挖半地窝子住。在地面上往下挖大坑，一般都是方形或长方形。视住的人多少就挖多大的坑。先挖一斜坡通道作进出口，然后往两边和纵深挖。靠通道的一面挖得比较深，深度比一般人的高度稍高些，靠里边下层留下四十厘米左右土不挖，留做睡觉的炕。
开口的大坑挖好后就将伐来的大树段横架在土坑上，有一架“梁”的，也有两架和多架的。然后在架上椽子和树枝，再铺上麦草。最后压上原来早挖出来的土。再装上随便什么东西做的门或门帘子，这个地窝子就能住人了。若天气特别冷，里面可以架炉子生火。一般都是十个人左右挖一个窝，有两天时间即可竣工，而且不花一文钱。发电机组发电之后，地窝子里也都装上了电灯。在深山中的夜晚，这些地窝子也非常明亮耀眼，由于地窝子是在山坡上，远远望去，宛如天上的繁星。
和我住在一起的有河南、山东、江苏、新疆等地的人，有汉、回、维和哈族。他们文化程度都较低，全工地仅我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在晚上收工之后，我的住处来的人很多，进门就得上炕，主要来听我胡谝传(新疆方言:
侃大山)。像赵军、叶明、葛春林等知青和回乡知青经常来。他们在经常的胡谝传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而受益终生。赵军和叶明日后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们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在一起休息聊天，相处得很投机。他们从不把我当坏人看待，知道我是受了冤枉。也明白这冤枉是上头不讲理造成的。
我们好几个冬天在水渠上干活。水渠是依山修筑，和电影上修“红旗渠”相似。在石头山上修渠先要打炮眼放炮。每到中午或傍晚放工前等大家走出危险区，工地上排炮齐轰，群山回应，石雨满天。等吃过午饭或次日清理炸疏松的石头，这样比较安全，从未出过事。而我在北大荒暴破冻土时（也是修水渠）差点被炸死（等写到北大荒时再详细写这件险事）。工地上没有风动工具，打炮眼全是手工操作，又慢又累又危险。铁榔头时不时砸在握钢钎的人手上。所以两个打炮眼的人要配合默契，动作利索，脑子反应要快，钢钎的火要淬得好，不能脆也不能软。
绕着山边的水渠挖成或炸成雏形后，除了全是石头不漏水的地方，要用鹅卵石砌防渗漏层。鹅卵石在山下的河坝里。当时无提升工具，也没有行车的路上渠。就得靠人抱石头从山下往山上运。什么工具皆无，就用两只胳膊抱住或是背着石头往山上爬。这很像藏族影片“农奴”中农奴们往布达拉宫背东西一样。不过他们有背兜，而我们只用两只手。所以大家的衣袖和衣背坏得特别快。因而大家尽可能都穿破旧的坏衣服，或是垫上破麻袋片。有人说这是支乞丐大军则非常形象。不但衣服坏得快，鞋也特别费。因为要爬的山坡遍地都是渠中清理出来的尖石头。再坚固耐穿的鞋也经不起在粗糙的尖石头上磨。所以有哈族就用汽车外胎做成“草鞋”套在皮袜子上比任何鞋坚固耐磨得多。特点是太重，走起路来要费劲得多。除了哈族，没人自制这种汽车外胎草鞋穿。
工地上有县上派来的医生，一般的小伤小病可就地解决。有一次有人伤情较重，正好县上的不知什么干部到工地，乘的是212军用吉普车，大家要求顺便带到市上医治。但这位干部借口人多坐不下不想带，结果闹得工地众怒难犯。这位干部也只好敬酒不吃而吃罚酒很不情愿地将伤员带走。在这件不大的事件中，许多人深感一些干部平时说的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生产服务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到要动真格时往往就现了原形。我们本来在水利工地上干劲虽不能冲天，但也还是尽心尽力地干活。万万想不到在工地上累死累活负了伤，人家当干部的连革命的人道主义都不想讲，实在让大家寒心！工地上的基层干部对县上的这些干部也十分气愤。因此干活的情绪多少受到些影响。
供销社也时不时送些香烟，肥皂、糖果、脸盆等到工地出售。工地有伙房，但没有厕所。大家可以自由找个人见不到的地方随处方便。食堂伙食千篇一律，黑面馒头或面条，吃的菜除了土豆还是土豆。时不时宰杀大牲畜吃肉。如牛、马、骆驼全宰过，哈族人宰骆驼不吃它的胃。我们就把他们不吃的内脏拿来开小灶。骆驼的胃里外用盐和碱洗干净后肉很厚实。一个骆驼的胃至少有几公斤重。我们在地窝子里放了不少调料煮烂后大家共享，比骆驼肉本身还要好吃得多。不仅味美，而且嫩烂。相比之下，骆驼肉就比较粗，也不容易煮烂。这种好东西竟把它扔掉对汉族人真是不可思议。但哈族就是不吃，这就是民族的差异。哈族宰牲口总是把血白白放掉让狗舔。在工地上宰牲口时我们用水桶接血。先在水桶里放些清水和盐。搅拌均匀后做成血豆腐嫩滑爽口，比土豆菜不知好吃多少倍。就这样，我们好几个冬季在水渠上的劳动生活还算过得去。
每年过春节，大家都要回去过年。但我没有家。若回到自己的住处，因为很久未住人，还得收拾和升火。再说口粮和生活用具也大都带到了工地上。工地上煤随便烧，水也方便。若回去这些问题都有困难，所以每年春节我就一个人在水利工地上过年。工地上一个人没有也不成。有了我留下总比没人好，食堂把面、油和肉菜给我自己做。人家见我一个人孤独在若大的水渠工地上过年，也很同情我，总是要多给我一些吃的东西。当我看到在一个下午的几小时内平时喧闹的工地立刻变得死一样的沉寂。远处走在回家路上的人们欢天喜地时我就痴想这世界上要是不过年该有多好。这样就能继续干活流汗。人累了就顾不上去想家、想自己的将来和回忆自己的过去。因而能暂时忘掉自己的痛苦。我干活干了近廿年，劳动关我早过了，肉体上的苦和累已经习惯了。但在廿多年中休息的时间少，离开群体的时间也相当少。一旦离开了苦和累，一旦离开了群体反而不适应。感到非常孤单、寂寞和整天整夜地想入非非。当时又不敢写日记，只能在自己的脑子里过“电影”。人家都回家过年，我南京的家也要过年，父母和兄弟也绝对会想念我。可他们哪里能知道在方圆几公里的水渠工地上过年时，仅有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连工地上的耗子们过年也还有妻儿老小，也还有一个温暖和睦的耗子家庭。而我除了自己的影子什么人也没有。我真希望聊斋上的狐狸精或是西游记上的白骨精或是随便什么活着的东西来到工地上与我做伴。就是来青面獠牙的厉鬼也可以，总比什么活的东西皆没有强。
牧场离工地也不太远，但大过年的，人家都在高兴地过年，若我到别人家串门岂不让人家扫兴！平时可以去的人家，到过年反而不能去打扰。人家都希望过年，而我却害怕过年。一个人十多天的孤孤单单的日子不知如何打发才好！
本来我也早该成家娶妻生子了。但我响应党的号召说了一些经过几十年考验都是非常正确的话，而被英明伟大的领袖搞阳谋，打成了右派。女友离我而去，她是被迫的，我不怪她。幸亏没结婚因而没孩子，否则离婚更麻烦。将到手的老婆跑了，因而要断子绝孙，因为右派的我再不想生出小右派让自己的孩子受罪，决意打一辈子光棍。共产党的阳谋让我断子绝孙这也太缺德了！还要改造我的思想，非要我说我自己是错的，而阳谋是绝对正确的。这种可笑到极点的，耍弄人的政策还要说是党的政策！如此长久下去，这个党能活得久吗?
这个党能把我“改造”好吗？这种政策已经无知到如此地步，还指望委屈的人服服贴贴要在思想上承认它的正确性，要在内心深处歌颂它。这岂不是一厢情愿的大白天说梦话！当初我十七岁时参军参干，满怀激情与希望投身革命。五四年分配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喊什么人万岁把喉咙都喊哑了。当天写信回家报告父母我见到了大救星。想不到就是这个大救星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亲自搞无耻的所谓阳谋让我断子绝孙（至今我也未要亲生的子女），还想要我承认他诚实公正和任何错误、缺点皆没有。还想让我一个劲几十年一贯跟着各种党报一样去思想去歌颂，这也太天真太一厢情愿了。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比四个伟大的所谓的导师不知要强多少万倍！
在水渠工地上曾有知青与我争辩，他们说什么人的功高盖世，因为功劳大就碰不得，否则就是犯罪。过去封建社会有所谓的丹书铁卷，因为功劳大，犯了满门抄斩的死罪也可以免。这种免死牌是封建社会皇帝赐给的。想不到一心想搞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伟大人物不要皇帝赐给，而自封“丹书铁卷”。自持功劳大，就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谁倒霉，彭老总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的功劳是大，但人民已经给了他最大的补偿，给了他最高的歌颂与信任，最高的权力与地位。要不我当初凭什么喊万岁把嗓子都喊哑了！因而这笔账两抵消了。可他犯的罪呢？谁和他清算过？难道他真有丹书铁卷吗？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劳要奖，罪过要罚。总不能让救过一个人的命的人去杀一个人而逍遥法外吧?
他救人要表彰，杀人要偿命，这才是共产党的法。如果共产党内也适用无形的丹书铁卷，这还能叫共产党吗？！再说，就是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丹书铁卷有时为了平民愤而不得不作废。难道我们共产党内无形的丹书铁卷就不害怕民愤而永远有效吗？！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的教训就必然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古今中外都一样！
56．闲事与改造
六五年我被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该牧场的生产经营状况在当时是建场以来最好的时期。仅羊就有十多万只。如果每只羊一天拉一斤羊粪，光羊粪的产量每天就有十多万斤。当然羊白天拉的羊粪都散落在草场上，但夜晚羊粪都拉在羊圈内。一年四季羊都有圈。由于当地的羊圈都是几十年或上百年前一直沿用下来的，到我们修成拉羊粪的专用路时，羊圈里的羊粪厚度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几米厚羊粪的羊圈很普遍，少数的更厚，简直就是一座座羊粪矿。
胜利牧场的草场不是一般口内人想像的如内蒙牧区的草场，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场。它的草场大都在山上和戈壁滩上。这些地方的草是贴着地长的，根本长不高。羊群在山上吃草，把一座座山头上踏成一圈圈螺旋形羊们走出的路，这些羊踏成的路上就长不出草。若不是经过几十年或许是几百年，一座座山就不会踩成如此的形状。当时牧场完全靠天吃饭，对草场根本不投资，既不灌溉，也不种植，更不轮休，也不收割牧草，完全是原始粗放型生产。因此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或是没有。当我们大批劳力到达牧场之后，当时牧场家底也比较厚实，就想在草场建设和放牧后勤补给及冬窝子建设方面有所改善并开始实施计划中的蓝图。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极大，牧场发展计划被迫夭折。
当时发展后勤保障的措施是扩大牧场的农田，多种粮和植草。种地主要靠水土肥。当时牧场在戈壁滩上开了不少地，也修了不少渠。为了提高产量，就需要肥。牧场有的是羊粪，用不着拿钱买。只是羊粪都在离农田很远的深山之中的冬窝子里。不仅距离远，而且没有路可通。这样就必须修专拉羊粪的路供汽车或马车运羊粪。我们修了许多条这样的路通到羊粪“矿”上。
羊粪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踩踏，成百上千吨的羊粪成为一个整体，因而先要进行开采，也就是挖羊粪。有些羊圈的羊粪里混有大量碎石，这样就要过筛。要不就会把碎石头也拉到地里，既费时又费力又坏地的事当然谁也不会这么做。在拉粪之前先要派人到粪“矿”上挖和筛。这是件又苦又脏又累又冻又离家远要在羊粪上吃和住的倒霉活。我在牧场时，都是派我们这些份子们去干。我有一次挖羊粪曾在很深的粪层下挖出过好像是石器时代牧人用过的破碎粮食的磨石。这东西是一上一下的两块石头。下面的一块扁平两头翘，上面的一块是棒状。石棒的一面与下面的石头正面吻合，由一个人操作即可“磨”粮食。我回到北京后曾在首都博物馆里见到过这东西。与我们在牧场挖出来的一模一样。可惜我们当时都认为无用而抛弃了。
在羊粪开采好和路修通后就可以往牧场的地里拉羊粪了。马车拉一天仅能拉一趟。汽车当然快得多，能拉好几趟。拖拉机带拖斗拉因路不好上下坡太多，很少用。但时不时也有用轮式拖拉机拉的。
等拉羊粪的路修好了能拉羊粪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但还是在初期，生产秩序还没彻底乱，不过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羊粪虽然不要钱买。可修路、挖粪、筛粪、装粪、运输、卸粪等劳动是要花钱的。如果进行成本核算，每一车羊粪运到地里的价钱也是很可观的。可惜这些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到地里的羊粪有不少是白白浪费掉了，谁也不想管和谁也管不了。
羊粪拉到地里，不管是汽车或是马车拉，卸羊粪时总是卸一点挪一个地方，要分成许多小堆卸下以便利犁地时好撒粪。可达坂城地区风很大，冬季的风更大。这一小堆一小堆放在地里很久被风刮走的相当多。可这事谁也管不着。每当拖拉机要来翻地时就是那天风再大，大家也要立即象天女散花似的在大风中把一堆堆羊粪撒完。在大风中撒羊粪好似在扬场，辛辛苦苦拉来的羊粪就被大风不知刮走了多少。撤粪的人无不个个痛心，但谁也管不了，照撤不误。总不能让成堆的粪翻在地下把庄稼的苗烧死！如果这牧场是资本家私人的，谁要在大风中撒羊粪，肯定会被炒鱿鱼。资本家本人就更不会下令让职工白槽踏他的羊粪。当时我在地里在大风中撒羊粪时就提过意见，说这是浪费。可代表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民兵们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只管要我快快地撒，早撒完早收工回家。口口声声要改造我这个右派，当我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忍心把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拉到地里的羊粪不白白被大风刮跑提意见时，不是得到支持，而被说成是多管闲事。要我继续和大家一样糟蹋肥料，这究竟为了什么？究竟谁的主人翁意识强，究竟应当谁改造谁！
羊粪翻到地表下面后就播种，苗出齐后就要浇水。牧场浇水是大水漫灌，水面上漂的都是羊粪。随水漂走的羊粪也不见得比风刮走的少。实际上牧场运到地里的羊粪有很大一部分被风和水带走了。没人测算过这损失的百分比。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笔不小的损失。尽管大家都知道，但就是没人管这件“闲”事。仅有我这个多嘴的右派闲不住老多嘴多舌惹得无产阶级不高兴，落个多管闲事的罪名。这样的改造，能把我改造好吗？
每年往地里运的羊粪相当多，因而风刮走和浇水漫灌被水带走的羊粪也相当多。损失的羊粪再多也不要紧，因为牧场有的是羊粪。在深山中沉睡了也不知道多少年的羊粪一时半会运不完。多运些就能把损失补上。因此在运粪时期除汽车和马车外，轮式拖拉机也要上阵。有几次我跟拖拉机装卸羊粪。山里刚修的路相当简易难走，开拖拉机的人特别小心。因为小心行驶，在山中一直没出事。
有一天也是如此，拖拉机拉着满满一拖车羊粪和四五个装卸羊粪的人，小心翼翼在山里闯过了一道道上坡和下坡，终于开到场部通往田地的平坦大道上。司机和拖车上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所有的难关都闯过来了。上了这又宽又平的路当然就安全了。
可万万没想到，想当然不管用。不知司机怎么弄的。在又平又宽又没人的路上拖拉机带着拖车一块儿翻了车。幸亏这车全是装的粉末状的羊粪。我们几个人虽被扣在拖车箱内，但在被人扒出来后奇迹发生了：我们每个人全未受伤，仅是全身灌满了羊粪。眼鼻口耳和衣领、衣袖里全都是，全都成了羊粪蛋子。有人说我命大，这是我在牧场险些死去的第二回。第一回是与陈法政挖树时没死成。
司机一个劲道歉说对不起。他也不是故意的，我们谁也没伤着，就与他开玩笑：说他翻车的本事是一流的，能一个人不伤真了不起！
57．上访北京城
在七九年底全国统一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我曾向上级表示不想摘。想留下将来做传家宝。我很知道物稀为贵的道理。若全国都摘了，仅剩下小猫三只四只，这些人是马上会闻名全世界的。如至今还没摘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人。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虽九死一生，但托祖上积的德，身上没少一块肉，所以右派再当上二十多年直到死我也能对付。如果不给我摘（我自愿的），我就成了全国极少数的几个反面教员，就会提高自己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知名度。我当右派二十多年除了累得苦得留下一身病之外，什么也没捞上。二十多年仅硬给了四百元所谓的生活补助费，一年还摊不上二十元。欠我的二十多年的工资一个子儿也没补。因而我很气不氛，要捞一把。我当了二十多年的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的。为了帮助无产阶级证明我果真是个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份子；证明党当初瞎把我打成右派根本没错。所以我要在摘帽子的问题上向党讲讲价钱，就提出不愿摘，就想捞知名度。但我也十分清楚当初把我弄成右派时也没征求过我是否愿意当右派；因而这次摘帽也会不征求我的意见就硬摘。我们这些名义上的国家的所谓主人，在全国解放之后什么时候能做过国家的或是自己的主？什么叫民主？即你是民，我是主！叫你当右派你就得当，而且要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当，否则就是态度不老实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叫你不当右派你想当也当不成！你若不信，我给你试一试！我现在向组织上打一个报告申请批准再当一次右派，管保没任何一个人会签字批准。从我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的小命就在党手里，叫你上北大荒你就不能去南大荒，因为没这个地方。叫你到新疆你就不能去西藏（至今未去过怕受不了）。叫你戴帽子你就得服服贴贴地戴上，叫你不戴你就得愉愉快快地摘掉。至于你个人的意愿那是狗屁！要不我们党还能给谁做主；党的权威那也不就成了狗屁吗?：所以小民的小命必须由党做主！如果党在某一时期各项政策都很正确，我们这些小民就会沾光享福也高兴喊什么人万岁。如果党在什么时候吃错了药，如什么迷魂药，那对不起，我们这些小民就得痛痛快快地去流放、充军、劳改或是在那所谓的自然灾害年代几千万一齐上西天。若你要找我们算账！对不起，我们党是一贯正确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试器，根本不可能犯错误。你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要不你就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我们绝不手软，我们有法院，有解放军（现在还多了个武警）。你能做啥！
我什么也做不成，戴帽子我做不了自己的主，摘帽子也如此。摘帽子时我还在新疆，没人找我签字或给我看什么东西。仅是后来听说部里给我做了这样的结论，说朱峰同志在被错划成右派之后一直不服，历次上访……。有人为我担心，要我请部里改一下免得日后留后患。我不同意。非但不同意改，而且感谢部里这一次终于说了实话，也是我的意愿。这非常了不起。如果将来万一再反右，我也绝对不会再埋怨部里。因为部里就是按我的真实情况写的结论，我自己虽未见到，但我举两个手赞成。结论中说的我多次上访也是事实。
我当时在新疆的天山深处改造。承胜利牧场有人抬举我，说我是中央来的大右派，其实我自己不糊涂，我这个右派大不了。在当年的北京反右时我连报纸都没上过。年纪才24岁，工资当时才69元，毕业工作才三年，能大到哪里去？可我这个小右派“野心”不小，一定要和党组织抗争到底，就是不服气，就是不肯在内心里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态度“恶劣”，罪加一等加重处罚成了二类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后又充军到新疆。前后共二十多年。其实当时反右根本不管你自己是否承认是右派，上级就给你定了。因为据我所知，没多少人会真心诚意承认自己是右派的。有些人在高压下“承认”仅是为了哄骗共产党以求减轻处份罢了。正所谓光棍不吃眼前亏。可惜我不愿当这样的光棍而愿吃亏。近代中国特别是解放后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太不争气！封建社会有不少知识分子能做到“士可杀不可辱”，而反右和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既可杀也可辱，像傅雷夫妇和老舍是极少数。所以人家就当然敢肆无忌惮地搞所谓的阳谋了！不过你也不能不佩服搞阳谋人的手段非常“高明”非常阴险和凶残。连彭老总那么刚强的人在所谓顾全大局的幌子下也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他自己有“错”！普通平头百姓就更没资格反抗了！可我这个小右派就是胆大包天，在北大荒和新疆“改造”了近二十年还是不认输，还要从新疆走万里路要到北京上访。上访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就是伸冤告状，直接告共产党的状。
伸冤告状当然可以用写信的方法请邮局送到北京告。我写过，而且不知写了多少年，写了多少次，但从来没人给你回复过，那怕连一个屁都不肯放。非逼得你亲自到北京来进行所谓的上访。要不北京当时怎么会有许多的人上访！
上访可不像写信那么简单。首先要有时间和路费，还要上访的人有腿能走路。更紧要的是基层单位准不准你到北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上访。
随着“气候”的不断转暖，我开始做到北京上访的准备。首先我要说服我所在的胜利牧场让我到北京上访。牧场人的话非常好说。因为我在牧场已经十多年。我十多年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看清了我这个右派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心中都已经清楚我是件冤案，只不过他们手中无权改变中央对我的定案。牧场让我找县上，因为基层无权批准我到北京上访。牧场不是国家政权机关。
我到乌鲁木齐县县政府办公室请求准我到北京上访。县上的人很不错，他们非但没训斥我，大概内心也很同情我。他们说谁都应该有申诉的权利，要不北京各部委和中央要设那么多上访接待站干什么！我要求给我写个路条，也就是行路的证明。他们给了我一张公文纸，让我自己写。我当场写好后他们就盖上了县政府办公室的公章。他们原来说上访你自己去就行。我怕万一在路上被卡住县上还得去人把我领回来，给县上添麻烦。有个证明路上就无人卡。我写的证明大意是：我县胜利牧场右派分子朱峰要求到北京原单位上访，请沿途各机关放行。我拿了我自己写的但公章是县上盖的证明回到牧场。到场部给领导看准我去北京的上访证明。牧场当然会准我的上访假，而且时间不限，到上访结束回来就行。另外我要求牧场给我写一个我经济收入情况的证明。我要求他们按实情写，他们照办不误。证明写我在牧场劳动一年非但分文分不到，还欠队上许多钱。他们问我要这证明干啥？我说这就是我的火车票和饭钱。他们都摇头不相信。上访的粮票我早就准备好了。我把我自己的东西捆好锁好并向相处得好的邻居和朋友辞行，托他们为我照应“门户”。我又一次到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情况我很熟，我很顺当的上了火车。在对旅客查票之前我找到列车长，给他看了我的两份证明和我五八年在北京出版的与别人合译的一本书，出书时我才二十四岁。车长看过证明和我译的书后他相信了我的身份和我当时的处境。说不定他家或是亲友也有人被打成右派，十分同情我。他让我找个地方坐下，并问我是否有吃饭的钱。我回答吃饭的钱还有。我请他到北京将我交给北京站就会有人给我补票的，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在离开他不远时隐约听到他对别人说，把这样的人弄到新疆牧区为的啥，对谁有好处！我很感谢这位好心的车长。
到了北京站我自动对检票人说了我无票的情况，检票的女士大概叫任鹏，她留下了我的证明，让我拿票钱补票再还我证明。我照办不误。
新疆火车到北京在晚上，而且晚了点。我打听到三机部在交道口。到了原来交通部的大楼见到了三机部的牌子。门口的解放军问我深更半夜来做啥？我说来上访。上访也要到上班的时间才有人接待。我说我刚下火车，是老远从新疆来的。问我是什么单位的。我原来就是这里的人。怎么没见过?
那是五八年，你们不可能见到我。他们让我天亮再来。我说没处去。我说我原来也是解放军，希望他们给予通融照顾。他们大概在请示之后将大厅内两张长椅子拼起来让我休息，并带我到厕所冲了一个冷水澡。我请他们照应我随身带的小包就睡下了。
天亮时他们把我喊醒，说夜间呼噜声真大。我八九十个小时没好好睡过觉，当然会睡得很香。等上班时部里信访接待室就来人接待我。算我运气好，接待信访室主任是我过去的同事，改名叫于兵，我们过去同住一个宿舍。他告诉我反右时他也差点成了右派，弄成中右，并曾被开除党籍。他当然对我非常同情。他说要想很快解决我的右派问题不大可能，但看样子也不会太久，要我沉住气不要太心急。既然到了北京，就玩几天再回去。他让我到原单位去一次。并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住在永定门外甲八号中央信访接待站。等要回去时再找他要回新疆的火车票。
我当时一身臭汗，背着一个军用小黄包，和叫花子也差不多。拿着于兵给我的乘车路线说明条到百万庄找到我工作过的研究所。接待的是位不认识的女士。后来我知道她叫陈玉秋。她急忙给我打来了满满一暖瓶开水招待我，并立即向领导报告。所领导也早接到了于兵的电话。与我谈话的内容也与于兵相同，安慰我不要着急。我大概运气是要好转，我们原来的单位与空军的一个研究所合并成了一个所。原来整我们的人我一个没见到。见到的领导大概原来都是空军的干部。看样子他们都很同情我们。对原来我们原单位百十来人打出九名右派大大超过了5%很不理解。
我到永定门外中央接待站，是个六层小楼，里外到处挤满了上访的人员。有的上访了许多年，成了上访专业户。在陶然亭附近的马路上有许多临时搭的小棚子也都是上访户。他们在露天生火做饭，有些还拖儿带女，惨不忍睹。我暗想，连我在天山深处的小右派不远万里都能到北京上访，到北京上访人员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央接待站内住的上访人员虽然很多，但只要是被正式接待的都有一个床位，卧具也非常清洁。我白天在北京玩，晚上只回去睡一觉就走。我把北京逛了个够之后找于兵。他给了我一张去乌鲁木齐的慢车票。火车票上注明上访专用，不准转让。这正合我意，我要一大站一大站往前挪，要一大站一大站玩个够。也算苦中作乐吧！
慢车全是在永定门发车。只要是西行的车都可以上。我在站前看到许多人在买梨，才一角二分一斤，我一下买了三元钱的梨，在车上又当水又当饭，第一站到了郑州。
郑州车站站前饭店卖大碗面条，是鸡蛋面。我亲眼看见把鸡蛋打在一个长方形大白铁皮的盘子里，一次要打好几十个蛋，搅和之后放些盐和酱油在开水锅里炖，炖好了每碗面条上浇一勺。因为鸡蛋中有坏的或是全部鸡蛋不新鲜，吃起来有些臭哄哄的。花粮票吃这样臭哄哄的面条实在有些冤大头。当时是先交钱和粮票后给东西，想退也退不了。在郑州市内逛了半天觉得没啥意思又乘车向西。当时慢车夜间人不太多，可以趴在桌上睡觉。第二站到了西安，是午夜到达。因为西安是古都，我又未曾在西安玩过，故不想立即转车，就在站前一个昼夜营业的饭店中等天亮。
我吃过夜餐之后没事可做，就仔细观看饭店内墙上的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的诗词我大都能背诵。但看墙上他的龙飞凤舞的草书我有好些认不识，也就顺不下去卡了壳。卡了壳不死心再从头往下顺，这样往复重读最后还有几处还是顺不出。万万没有想到在我旁边的一位吃完饭的人，穿得比我还差还脏，还难看。他见我顺了好几回还顺不了就告诉我顺不了的字该怎样念。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对这位指教我的人立即肃然起敬，并立即向他道谢。他当然也谦让了一番。
反正我们二人没事是在等天亮。他问我从何而来，往哪里去。我就老实告诉他我是到北京上访，现在回家去新疆。他问为啥事上访，结果如何。我也同样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仔细。
在我说完了之后我当然也同样问他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他见我先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也是来上访的，也准备回家。
我问他何事上访。他在好一阵沉默之后对我说了他多次到陕西省政府上访的原因，并让我给他参谋参谋。
他本人是位小学教师，家里有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家乡很穷，他父亲有吸毒品的嗜好，因而就更穷。家中经常没吃的，有一日他父亲就到邻队的苜蓿地里偷苜蓿（嫩苜蓿可以煮了吃），苜蓿地很远。他父亲去了就没回来。公安部门经过侦察认定他父亲是被他弟弟用斧头砍死的（凶器被公安部门找到），经过审讯认定他母亲与他弟弟有男女关系。他母亲和弟弟被捕后他在家乡人言可畏没法生活就带着两个妹妹流浪到外面。等妹妹稍大后就送了人，自己也倒插门给人家当了儿子（女婿）。他妈在牢内“病”死，他认为是逼供打死的。他弟弟每当要执行死刑时他就到省城上访，因而他弟弟的死刑就要往后拖延。他说他父亲经过验尸确实是斧头砍死的。
他问我应当怎么办，让我找替他出点主意。我对他说，我承蒙你相信我，把你家这些照理是不愿让人知道的案子全部告诉了我，我就应当对你说实话。你在家中是老大，应当对你家中的事有仔细的了解。按理你父亲去偷苜蓿就是被人家抓住了人家也不会砍死他，再说你父亲也没有仇家要杀他，更不会谋财害命杀他。他承认我说得对。我说你父亲是不是你弟弟杀的你应当最清楚。如果政府判得对，你仅是为了救你弟弟的活命，我劝你就不应当再上访，因为他罪有应得。如果你确认你弟弟不是杀人犯，我认为你再艰难也是应坚持不间断上访，直到洗刷你弟弟和你妈的冤情为止。
他听了我的分析好半天没吭气，看得出他是非常同意我的分析与劝导。
我估计他将会停止上访，是通过他的眼神瞎猜的。不知不觉天也亮了。我们一齐走出了车站的昼夜饭店。
我到车站洗了脸，吃过早饭就打探去碑林的路，不到八时就到了陕西省博物馆，我一个人就在大门口等开门。不一会来了一位小伙子，也背着个小包，一看就是个行路人。因为九点才开门，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一边等就一边询问对方的情况。他叫黄诚忠，是南昌高级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学校送他出来进修，路过西安抽空也来参观碑林。我也如实讲了我从新疆到北京上访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二十四岁就当了右派，受了不少罪，而且一贫如洗，很同情我，并表示了对冤枉人的政策极端的愤慨。我们一起参观了省博物馆就中午了。一起进午餐，想不到他一定要做东，我怎么谢绝也不行。萍水相逢，他对我一个落难之人能如此热情，我当然十分感谢。我深信他是一位非常诚实，厚道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交朋友不交这样的人交谁?
我们同行还有一段路，他主动要了我的车票，给我补了一段路的快车票，也拒绝我付快车费。当我们分手的时候，就像多年的老友，相互依依不舍。他再三叮嘱我要保重，要耐心等待，说“天”总会亮的。以后我们就天各一方，书信不断。他到西德进修来回都经过北京，他都来看望我。回国时还送了我不少礼物和一张20马克的现钞，至今我还存在银行里作为我们萍水相逢之人的友谊见证。他多次邀请我到南昌去旅行，可惜我身体多病，一直未能成行。他早就成家，但至今未见到他妻子和孩子。我一直很想念他们。
这一次到北京上访是最艰难的一次。以后的上访就不像这次这么苦。由于“气候”不断转暖，我在达坂城的唯一一所高中当代课老师，每月有固定收入。再上访就有足够的旅费和生活费用，也用不着到县上再开什么证明。我有了车票即可顺顺当当地到北京，到北京后又可顺顺当当地找于兵，反正回来他会给车票的。
我在另一次上访时有一天到北京天文馆排队购参观券。在我身后有一位老人也在排队。我主动请他把票款给我，要他到旁边找个地方休息。因为从他与老伴的交谈中我听出他的乡音。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确是我的同乡。他是一位老医生，上过朝鲜前线。他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如实说了我当时的处境。他听了不断地摇头和叹息。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小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
在我复职回京之后，他到北京开中华医学年会。他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位秘书。这位女士既年轻又漂亮，我们见了面。经过慎重考虑，我感谢老人的关心，婉言谢绝了这位姑娘，因为他太年轻漂亮，而我自己早就过了中午，恐日后生变。老人觉得我想的不无道理，同时也更敬重我遇事并不轻佻。近十年来，大概是他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未到北京来。我想在这本书稿写成之后去拜望他一次。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是淮北市中华医学会的李景洲医生。世上还是好人多，要不我就不会有今天。像胡耀邦这样的伟人们，他们为了我们这些受多年委屈的人费尽了心血，但许多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人们在我们最苦难时，他们的同情与安慰也同样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感谢的。愿天下的好人们健康长寿！
58．右派分子上讲台
我所在的达坂城地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包括胜利牧场在内，所有的大队，如东沟、东湖、阿克苏都只有小学，顶多有附属在小学内的所谓戴帽子的初中。达坂城境内的确需要一所像样的初中或高级中学。
在林彪得势的年月，搞所谓三线，乌鲁木齐在达坂城的东湖花了不少钱在戈壁滩上建了一所师范学校。后来人去楼空，许多校舍就成了当地的小学或空闲着。因而乌鲁木齐县就在这里成立了达坂城高中。
有校舍有生源，在县上找不到高中老师到山沟里教书，这样就给我提供了机会。
我有个江苏如皋的老乡曹子香原在东沟大队当会计，以后调到县教育局当会计，他向当时的王校长推荐了我。当时胜利牧场也很愿意我去教书。我们当年在水渠上一起劳动时认识的安徽阜阳人冉占云，他为了逃避自己不满意的妻子自流到新疆。他是个老高中生，文化底子很厚实。他早就在东湖小学和高中代课。他向王校长介绍了我的情况，这样我虽是未摘帽的右派，也可以不必再监督劳动而上讲台给无产阶级的后代上课了。也没人批斗我，硬说我要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了。是无产阶级自己把他们送给我教育。我到高中后与冉占云合住一间窑洞宿舍。他为人豪放爽直，待人诚恳热心，我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两个人一起自己做饭吃，不分什么你我。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喝白酒。来了客人哪怕明天没饭吃也要把酒喝个够。我不知劝他多少次也没用。
我没学过师范，当地初中生的水平也差，很难教。但我总是认真的备课，从而自己也学到了不少早就忘了的东西。我教语文和历史课，自信教得不比别人差。
按说农村的子弟应当老实，其实不然。我有一次上语文课，发觉大伙偷偷地笑。我赶快走下讲台巡视，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最后排转身仔细向前看。见一女生背后贴着一张纸条。我取下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我是江青”。连我这个不是老师的老师也忍不住要笑。我好不容易憋住笑问这条子是谁贴的，那位女生自己不知道，别人又没自动承认的。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也没深究，事后我也没对校方讲过这件事。有同学拿江青开玩笑，我认为这个同学已经能分辨善恶美丑，只是表达的场合欠选择罢了。
冬天新疆很冷，教室里都升火炉，因而单玻璃的窗户内壁上结成厚厚的一层冰花。我见到冰花上大概是用小刀刻划出许多数学公式。一旦刻上就擦不掉，除非把全部冰花融化掉或铲掉，这是很难办到的。这些窗上的公式对考试的学生就非常方便了。这是公开的作弊，但老师们无可奈何。我离开新疆以后大概是因为当地办高中的条件不够，这所短命的高中被取消了。
当时在这所高中执教的老师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有人是本科师大毕业，有人是高中生。我对教书就更外行，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幸亏在那里的时间不长，所以也未太久地误人子弟。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讲课，学校院子里来了一辆吉普车。这证明是县上的干部到了学校。当时吉普车只有县上才有。因为我正专心讲课，再没多分神去管这件事。
车停下不久校长要我暂停讲课，让同学自习，要我到校长室。我见到县上几个干部正等我。他们都很礼貌热情让坐，并说专程到牧场去找我，结果找到了高中。因为他们马上还要返回县委，只好让我停课。
他们是县委统战部摘帽办公室的干部，专程来向我传达中央要将全部右派一律摘帽子的文件。他们大概会以为我听到此消息一定会大喜过望而激动异常。如果我果真这样也在情理之中。但我反应相当平静而冷淡。我请求不要摘，要把帽子留下作日后的传家宝。我当时虽是单身，无儿无女，但我自信以后会有的。传家宝会有人继承的。
当同事们和学生们知道县上专门派车派人专程为我到学校时，他们都为我高兴，而我自己却不如他们高兴，这实在怪得很！其实这一点也不怪。我的心被共产党凉了二十多年，早凉透了，简直成了冰棍，一时半会是暖不过来的。当时我哪里能够知道，就是这种对反右运动不怎么彻底的平反，而想出了一个“改正”的新名词，让五十五万多右派们没有被平反和补发工资的结果，是经过胡耀邦等伟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的。对共产党已凉透了心的大概绝不是我一个顽固派，下面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即可证明许多人是和我一样的。
我在华东军大的一位扬州同学，以后我们一起从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他叫奚兆炎，毕业后在上海交大外语系任教，退休前是上海交大外语系副主任，他妻子大概成份比较高。在动员学生上山下乡的年代，他妻子的妹妹不肯下乡留在了城里没下去。有一次某个剧团招生，她去报名，人家见她条件合适，要收她。但要她到街道居委会开一个证明才能收。她自知未响应党的号召人家不会给她开这样的证明。反正她当时年纪小，老到居委会办公室玩，乘人家不注意就私自偷盖了放在桌上的公章。有了盖公章的证明人家就收到了。但这个小姑娘哪里知道还要迁户口，转粮食关系种种手续，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偷盖公章的事发，她剧团没去成，还狠狠挨了批。小姑娘吃不消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最后她就死在了那里。奚兆炎的妻子不敢去收尸，奚只好去。当初花一样的少女，死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奚是条刚强汉子，也忍不住流下了悲愤的泪。他并未把他见到的真实惨状告诉他妻子。但妻子哪能猜不出，也不多问。
从此他妻子发愤狠学英语，现在美国当教师。上海还有她的丈夫和小儿子，但她说什么也不回国。就是短时间回来也不行。因为只要踏上中国的土地她就不可能不想她亲爱的小妹妹。害得奚兆炎在中国和美国两头都住不踏实：长期留美舍不得上海单身的小儿子，长期留在国内又舍不得老伴孤身一人在美国。最后他妻子提出：实在不行动员丈夫在上海找一个老伴。她情愿一人客死在美国也不回来。当然，中国人多，也不少她一个，但她为何宁愿客死他乡也不回故土，这不值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深思吗？她不伤透了心会这样吗?
奚兆炎当然不忍心再找老伴，也只好两头跑了。
我知道自己不会长久在高中代课，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教的学生可不管我是右派或是左派，只要我教得好他们就欢迎、就高兴。高中语文课本上有“我爱韶山的红杜鹃”这一课。是毛岸青和邵华夫妇写的纪念他们的父亲伟大舵手的文章。伟大舵手归天时我不仅不悲伤反而有别的感觉，但当时我不敢公开表现出来罢了。我教学生们这一课真提不起精神来教。我只能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劲，不如教别的课有声有色。不过学生们也没人问我为啥如此。更没人追究我的立场或阶级感情出了什么问题。不过我当时还未办摘帽手续，还是右派。他生前就说过右派就是反动派。如果我这个反动派真心诚意歌颂他就是对他的最不敬。理由有二。首先若我真心歌颂他，就证明我这个右派不是反动派，他的那句话就成了屁话。其次若我真心歌颂他，被右派歌颂的人肯定也是坏蛋。我不想让伟大舵手当坏蛋，就不想歌颂他，实际上是在保全他的名节。他地下若有知，应当感谢我。这里要顺便说一句，我在五十年代初是真心诚意歌颂过他的，而且到现在还自信当时没歌颂错。五十年代初我也真心诚意骂过蒋介石，但后来我却十分佩服他儿子蒋经国。这并不是我脑子出了毛病，而是作为一个正直公道的人必须应该采取的态度。对事不对人，这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你好的时候，我就歌颂你，尊敬你，你不好的时候我就瞧不起你和骂你。如果你犯了罪，老实不客气，我们就应当依法惩罚你！我们共产党人当初为什么要造反闹革命？道理是一样的。
我代课的时间不长，但在高中也结识了不少很有水平的老师。如现在当了新疆土地管理干部学校领导人的明剑舟；在新疆财经大学执教的赵国栋。学生中不少人进步很大，如张照亮当了达坂城中学的副校长。要让人称奇的是好友冉占云，他不当教师却成了乌鲁木齐知名的照相专业户。今年四月我又到新疆故地重游。到了他家我吓了一大跳，他自己盖了一大片楼房，多少间我也数不清。人说他是百万富翁。或许有些夸张，我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老冉为人正直勤劳。我深信他赚的钱绝对不会像那些贪官污吏那样“赚”的，而是靠勤劳加聪明得来的。但说到底也是现在的政策有了改变。再不是那种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均贫政策。否则冉占云再能干也是白搭。
在我的一生当中，在讲台上站得最久的也还是在达坂城高中哪一段年月。整天与朝气蓬勃天真无邪的学生们在一起也算是一种享受。可惜我为了要回北京工作，又一次要到北京上访，也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高中，回到牧场准备行装上北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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