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梭罗
1968年12月28日早晨9点18分，我乘上了北京开往重庆的九次特别快车，列车缓缓地平静地驶离了北京站，虽然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再呆在这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继续呆在被所有报刊批判为的“象牙之塔”中了，我只愿尽早的参加工作，我们一定会在基层单位受欢迎的，是对社会很有用的人。
我的座椅是个短座椅，也就是那种可坐两个人的，这样一来，刚好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北大数学系的，一个是京工五系的，加上我一共三个男生，刚毕业的男生们坐在一起是最不设防的，加上又都是从北京一直坐到重庆的同路人，从自己的专业到这次分配的单位，从“文革”中趣闻到个人的派系，谈起个没完没了。车上的第一天一言不发地是个女生，她静静地听着这些人天南地北的一路神聊，（北大的分到南川、京工五系的分到华光，我分到永光厂）。第二天，当对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她终于加入了我们谈话的行列，她是西安军医大学毕业的，这次分到重庆某部队，刚刚利用报到前的空隙，回天津家中探望了一下，现在完全跟我们一样，赶在年底之前，去工作单位报到。(我没有看到有人记下任何人的通信地址)。
第三天（30日）的早晨八点多钟，列车经过四十七个半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从天寒地冻的北国，穿越了五个省市，来到了依然春意盎然的天府之国。列车一越过秦岭，真像飞到了另一个世界，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到处充满了生机。重庆菜园坝是九次列车的终点，我们客套地互道一声再见，就各奔西东了，能不能再见只有天知道。
我一出火车站，第一个意识－－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楼房、平房都建在山坡上，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像照片里的拉萨。乘坐第一次见到的爬坡代步交通工具－－缆车，只一角钱就把我们送到了高高的山坡顶上。蜿蜒的街道、热闹的商店突现在我面前，重庆－－却原来是这样，完全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市。顺着先到几天的同学的指点，我还看到了大田湾的具有标准跑道的巨大体育场。
太劳累了，赶紧找个招待所休息一下吧。花了几分钱，乘了几站公共汽车，又走下了几十步石头台阶，总算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这是位于市中区大阳沟的招待所，它几乎被刚分配的学生挤满了。我就住在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里，躺在单人木板床上，长时间睡不着，像仍然乘坐在行进的火车上，床铺伴着均匀的铁轨的撞击声，轻轻地摇晃着……长长的一觉醒来，已接近下午两点。
闲谈中有人说起，这个招待所里，还住着一位分配到永光仪器厂的。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这完全陌生的城市，总算遇到一位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同路人。
我很快见到了他，他脸上一脸的小坑，那应该是儿时生大病留下的痕迹，看起来比我老成、稳重而充满了自信心，这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他姓仇和我同校，是北京工业学院一系的，他们系只有他一个分到永光厂。
我们打听到工厂在重庆设有办事处，说是在“肖四哉”，在离朝天门码头不远的长江旅馆里，当时我们就找去了。
旅馆是一座中间有不大的天井的五层楼房，那是木楼梯、木地板的旧式楼房。一进旅馆，就立即就闻到了一股只有在大众浴池里，才特有的霉湿气味儿。在二楼一间不大的房间，我们找到了工厂驻重庆的办事处，见到了负责的金老头，他看了一眼我们递上的介绍信和报到通知，好像无所谓地听了我们的简单介绍，他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广安县代市镇下车，向前再步行十里，就看见一个叫梭罗的小镇子，也就到工厂了。不过，要到沙坪坝总站去坐。”
我暗暗地想，在小说“红岩”里，我就知道了沙坪坝这个地名，那里曾有党的秘密交通站，而且离渣滓洞不远。我们想搭乘工厂拉货的卡车走，这样可以省去了两头问路、走路的不便。“那还得等两天。”他没有任何表情地说。
熟悉一下重庆也好，我和老仇不谋而合。我们一起退掉了招待所的床位，搬进了长江旅馆。
我们一出旅馆大门，左手边是一个停车场，经过停车场继续往前是一段爬慢坡的街道，门牌上明白地写着：小石子某某号，我恍然大悟，人家告诉的“肖四哉”却原来就是小石子！只不过用重庆话讲出来，我就完全不知所指了。路边就有卖小吃的小摊，一张小桌，几把小竹凳，小炉子上坐着一个提锅。肚子感到饿子，问了一下价格，小面一角钱一碗，抄手（北方称混沌）一角五一碗。我们各要了一碗小面，面发黄，碱味儿很重，不过，佐料还是挺全的，盐、味精、葱末、酱油、醋都有，在面里还下了几根萵笋叶，问过我们不吃辣椒之后，在我们碗里又加了一点清油。我坐在陌生城市街道的小摊上，端着一个粗瓷碗，开始品味独立生活的酸甜苦辣。
吃过小餐，到火车站取出行李，运回长江旅馆。行李很简单，每人一个铺盖卷，一个小箱子而已。我们重新开始沿大门所对着的大街游览市容，（会很容易找到回头路）。街道两旁一些很有年头的高楼，门口挂着金融机构的牌子，我好像熟悉它们的尊容，想起来了，电影里，在反映1949年以前旧重庆的电影里。
再往前走，路逐渐变成了慢下坡，笔直地向江边去了。
那个很有名气的朝天门码头就在眼前，右手边是滚滚流淌的长江水，左手边是静静奔涌着的嘉凌江，两条大河在这儿汇合在一起。我的生活也从此跟四川重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北京出发到现在已经两天半了，除了半路见了几分钟阳光之外，没有见到过一个完整的晴天。房子、街道都是顺坡建的，分不出个东南西北来。不过，完全没必要分辩方向，我到底明白了到北京“串联”的南方学生，问路时的尴尬：你告诉他往东、往西，他听不明白，非要你告诉他“往左、往右”不行。
当天晚上，金老头通知我们，第二天搭乘工厂的运货卡车去工厂，我们一起把行李送上了停车场里已装上盘条的卡车。十几盘青蓝色的盘条，并不整齐地躺在车箱里，我俩的简单的铺盖卷，就夹在盘条中间。那是一辆较新的解放牌卡车，司机姓李，高高的个子，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胡子大概有几天没刮了。
天还没有放亮，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长长的汽笛声，早上起来上街一看，很多人都忙碌起来了，拉板板车的、扛棒棒的、背着背篓赶路的，很少有汽车开过，骑自行车的更是少见，这对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我，也真算是少见多怪了。
街对面一间屋子冒出的水蒸气，加重了城市的冰冷的雾气。不断地有人提着热水瓶出出进进，我好奇地走近观察了一下，墙壁和天花板被煤烟熏得黑黢黢的，在长长的炉台上，排放着十几把铁皮水壶，从喷着蒸汽的壶嘴那里发出轻轻的嘶嘶声。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一分钱灌一壶，这真是一个很需要的服务行业，附近的单位和家庭自己就不用单独烧开水了，急需热水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提开水。当地还给它起了个很特别响亮的名子：老虎灶，不知是因为它的灶台又长又大，还是因为它的其它什么。
李师傅就来叫我们准备上路了，随他们走出了旅馆。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解放牌老式车，驾驶室只有一排坐位，算上司机只能坐两个人，另一个是采购员理所当然的坐位了，如果坐仨人那就很挤了。我们俩心安理得地爬上车厢，今天只好与满车的盘条为伍了。
卡车在陈旧的街景中匆匆穿过，街道两旁以简陋的木板房为多，房子的柱子歪歪斜斜的，多数还带有阁楼，屋顶一色的小青瓦。
卡车顺着蜿蜒的街道跑了约二十分钟，车过沙坪坝没停，商店的大字招牌上明白地写着哪！卡车左拐了一个直弯，又开了十几分钟后，离开了破旧的街道，出城区了。
车开始沿着田野上的沙石路行驶。颠簸了约个把小时，卡车来到了一条大河的峡谷，汽车路就像挂在河流右岸的峭壁上，穿过两条不长的石头隧道，又走了几分钟的下坡路，卡车停在了北碚的渡口。
北碚在嘉凌江边，江面不宽，水很大，渡口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工作着，我们从到江边开始等待，到登上对岸离开渡口，足足有半个小时。
车一过江，就又开始爬山。卡车卯足了劲儿，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直挂着二、三挡，沿着华莹山的左边山麓向前向上行驶着。右边时而是陡峭的石壁，左边时而是深深的山谷，山区的公路顺着山势向上向前弯曲地盘旋着，好像没有尽头。
卡车奔跑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向右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峡谷。路好像越走越窄，两边陡峭的石壁就要挤到了一起了，左的小溪紧靠着公路，公路紧靠着右边的石壁，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界了。
山势险峻的路段不长，车只开了五、六分钟向左一个急拐弯，卡车钻进了一个平缓敞亮的山谷，在紧靠小河边的沙石路上轻快地奔跑着。不知不觉中爬上了山梁，又很快顺着盘山公路下到了另一个谷底。
汽车通过一座小石桥后，在一间不大的饭馆边停下来，“吃点午饭再走”司机师傅像对我们说的。从渡轮到现在已经三个多小时了，该下来活动一下了。我跟老仇随便吃了点东西，看见司机他们还在吃饭，估计一时也开不了车，就一起走出来，到附近看看。
这个镇子叫“溪口”，是山中一块不大的平地，刚才经过的那条小河，就是从镇子东南方的山澗里边流出来的，两边的石壁像利剑劈开的一样，高高的耸立着，又像打开了一条缝隙的山门。从那墨绿色的山澗里，缓缓地流淌着一条小河，我真想沿着那条河流，朔流而上，去探寻那幽静小河的源头。
两点刚过，又要赶路了，汽车又继续在山间蜿蜒的公路上颠簸了。天开始下起毛毛雨，老仇拿出一件塑料雨衣，我们俩顶在头上，背靠着驾驶楼，俩人紧靠在一起。再也顾不得留恋沿途的景色，低着头任风雨吹打着。汽车大概又跑了一两个钟头吧，雨小了，雨停了，车驶离了险峻的大山，开始在低矮平缓的丘陵中奔跑、穿行。
不久，当汽车刚翻过一个大坡，一个大镇子就突现在正前方，围着镇子右边，汽车绕了一个弯，拐上了一条路况很差的公路，前面的路又直又“平坦”，只开了五分钟，汽车开始下大坡，路况更差了，路中间被雨水冲刷的水道好像没有人修补过，路基的石头裸露着。汽车七颠八扭地顺坡往下溜，好不容易下完了这个长长的大坡，放眼望去，在坡的左前方还有条不小的河。在一个席子搭成的“大门”旁停下来，“下车吧，到了。”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手表－－五点零七分。
梭罗在哪？我们四望，只有望不尽的绿色丘陵，伴着一条在此处拐了个大弯的河流。
我牢牢记住了这一时刻，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到了永光仪器厂，生活开始重要的转折，我可能要在这里生活很多年，在这里成家、养育后代。
老高及小许
老高是和我同住一个“单工”宿舍的，大名高固庆，山东省聊城人，中等个子，瘦瘦的，是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顶头上司－－“连长”（工厂的车间主任，“军管会”时期都按部队的称呼）。
1969年元旦刚过，我就到车间报到了，因为当时工厂的装配车间还没有建，所以只好先跟冲压车间一起学习（整个工厂还没有开工生产）。冲压厂房就是在山坡上建造的三栋“干打垒”平房，墙体是用当地开采的未经平整的“毛石”加水泥垒砌成的，外墙之粗糙那是不用说了，内墙只是稍微“找了一下平”，薄薄地涂了一层石灰水，大扫除时打算彻底清除一下墙壁的灰尘，可真是太难了。老高就是这个车间的头，代管我们装配车间的十几名职工。老工人，人不多，来源可挺广的：昆明光学厂的、泸州化工厂的、包头机械厂的、重庆空压厂的。另一半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七、八个是重庆工业学校的中专生，另加上一个先分来的四川大学的大学生，她姓谢比我高两级，我们真可算来自四面八方了。说起“学习”来，无非是读报，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每次学习都是从老高讲话开始的，他底气略嫌不足，加上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讲话缺乏感召力，但是，他对人还是很真诚的。我决定搬进他的单工宿舍里，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嘛。那个房间只住了两个人，而且地点离大食堂很近。吃饭、打开水都很方便。那是一栋平房，一字排开共有六间，高高的小灰瓦的屋顶，四面厚厚的“干打垒”的土墙。门前的山沟里生长着绿茵茵的庄稼，再往远看是满目青山，象一道深绿色的“青城”，沿着渠江向右前方延伸，色彩越来越淡，直到跟灰蒙蒙的天空的融合在一起。
大陆最后一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祖国山河一片红》，我也拟了一副对联：“春风荡漾山河碧；晴阳映染大地红”。
春节就要到了，同宿舍的小许的毛笔字写得好，正在为很多人写对子，我又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作了一副：“俯饮渠江水，思念四海波涛；远眺华莹峰，倾听五洲风雷”。横批是：“红心向党”。以表达自己安心山区三线建设的决心。小许一写出来，我们马上贴在宿舍的门框上了。其实，这中间夹杂着自己展示文采的意思。
1969年元旦刚过，我就从厂财务组领到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四百二十五“大毛”（北京属于“六类”地区，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工资当时是四十六元）。第一个月我是这样安排使用的：买了二十元的食堂饭菜票，寄给母亲十元，扯了七尺卡璣布，颜色黄不黄、绿不绿的斜纹棉布，拿到下面，去梭罗小镇，找那儿的裁缝，做了件上衣，小翻领，上边一个兜儿，下边两个兜儿的那种，当时最时兴的“军便服”。身上穿得那件兰上衣，被阳光晒得掉了色不说，袖口的边儿都已经磨穿了，虽然我曾经用黑线锁过边，当然，那针脚是很差劲的了。
那时，从厂区到家属区的路上，有一个供销社，那是一连七间的平房。供销社不小，一排房子是完全贯通的，靠外侧的一半，是营业区，一连串的柜台、展柜，房子的另一半，用粗糙的竹蓆子隔开，那就是售货员们的睡觉的地方。1969年初的时候，那个供销社的物资供应可是很差的，四川经过几年的停产闹革命，一年多的“武斗”，物资库存都折腾光了。厂里的职工买不到肥皂、牙膏，平常洗衣服、刷牙，对每个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也只好，写封信，向在北京的妈妈求救了。
1970年7月底，我同刚完成旅行结婚大事的妻子回到了永光厂，因为暂时没有房子，只好暂住回各自先前的单身宿舍里，我就回到“干打垒”的平房里。宿舍里只剩下小许一个人，老高回山东聊城探亲去了，还没有回来。
小许，年龄比我大俩月，个子比我小一点，一双明亮的眼神里透着老练和成熟。他是个民工（从农村招收的专门搞基建的农民工），在基建科负责收料（沙、石子、石材、竹子等）工作。据说在1967年基建劳动中负了工伤：他拉着一车条石，顺着长长的下坡路往下溜，速度太快加上道路坑坑洼洼，车翻了，石头砸断了他的一只右前臂，经过大约四个月的治疗和恢复，骨头算是长好了，但是重体力劳动是干不了了。他聪明好学，自己买了一把二胡，据说，拉二胡能锻炼右前臂的功能，现在他已经磕磕绊绊地能拉完好几首曲子，他很喜欢唱歌，男中音的嗓子挺洪亮，尤其是四川民歌唱得很地道，当唱到川江拉船号子时，真是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了。我星期天常约他，一起爬上厂区旁边那不高的山顶，就坐在工厂高位蓄水池边的草地上，跟他学唱歌剧《江姐》的序曲，那是一曲合唱的背景音乐，中间夹带着纤夫深沉的号子。“川江号子”的旋律体现了四川的地域特征，你一听见那沉重吃力的“号子”，仿佛就看见了：赤着古铜色脊背的船工们，沿着坎坷崎岖的江边小路，拖着长长的纤绳，低头、下腰、蹬地，拉着满载的大船，逆流而上的情景。再加上小许时而高亢的激情，和那带有浓厚地方口音的民歌风味儿，真不亚于李双江演唱的《旋涡里的歌》，我被那情那景、那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深地陶醉了……“长江流水长又长哎，波浪滚滚向远方哎，高山悬崖挡不住哎，冲出三峡向海洋。……”一直唱到太阳没落在远山的后边，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
1970年8月中旬，我因结婚分到了房子，告别单身宿舍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一天晚上，当屋里只剩下小许和我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俩各自己的床边，我心里正思忖着，说点什么好呢……我们俩年龄不相上下，只不过他从小生活在边远偏僻的农村，可我的一大半的童年在大城市度过，看来，我们俩的智力也相差不大，可他只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下地干活了，我却上学上了一十七年，相比之下：他是农民“二哥”（那时候，称工人老大哥，厂里的工人师傅们，就对“农民兄弟”也戏称“农二哥”了），我却成了“臭老九”。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住了一年有余，从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他对我心存戒心，现在快分别了，我们之间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小许这时开始不紧不慢的讲起来：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跟同班一位女同学感情很好，我们之间在学习上经常互相帮助，下午放学后，回家要共同走一段很长的石板路，我们的心慢慢地贴近了，初中毕业时，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产队，那时只有开始“修理地球”的体力劳动，彼此见面的机会是少多了，只好在每周一次的协兴镇“赶场”那天，才能匆匆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愿时间和日月伴随我们一起长大吧。我二十岁那年，有个把月没有见到她，她生病了？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有许多天寝食不安，我无奈之下只好给她写了封问候信，让她务必答复，几天后她回信了，信很短：“我身体还好，勿念！我们之间的连系到此为止吧！”我不死心，拐弯抹角通过其它同学，终于打听清楚了事情的大致脉络，原来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男同学，考上了大学，假期里回到家，通过家长的撮合，两家已经定亲了。
噢，我终于解开了长期存在心头的疑团，原来是那位“大学生”用他的学历优势，“夺走”了他的心上人，小许那初恋的体验是终生不忘的。就是那次风波，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第一次跟他同寝室的大学生的我，看来一见面心存戒备，略带一点偏见和敌意，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老高从山东探亲回来了，我和小许都很高兴，我跟他谈着回北京、去沈阳的见闻。顺便讲了个在回家的火车上，听到的骗子的故事。他很惊奇：“怎么？我这次也听到了完全相同的故事。”“我们当时听故事的人有三个，一听完，可没有一个人接话，都默默不语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我当时脑子很快地转了一下，别是用故事骗取我们的信任吧。”老高接着讲了他这次探亲路上的事：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人，三十多岁，谈起他经常出差，到过许多地方，也讲了你说的那个故事。我告诉了老家的地址，欢迎到家里去玩。我和小许略有微词，老高琢磨了我们的不同意见。第二天他给老家的哥哥发了封电报，询问可有人找过他，对陌生人不要轻信。老高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几天后，终于盼来了消息，大哥的来信简单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探亲的弟弟刚走三天，就来了一个人，自称和老高很要好，出差走到县城，钱被小偷偷光了。现在，连打电报的钱都没有了，需要借二十块钱。家里人一听，来人对老高这样熟悉，就放松了警惕。再说出门在外，谁还没遇到过急事，帮朋友的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行”很爽快地答应了。不想，两天后他又来了，说还没有等到单位的汇款，要借几十块钱的路费。手头没有富裕钱了，就没有借给他，他只好走了。总之，通过这次小小的被骗的经过，对一面之交的路上的生人，千万不能暴露个人的真实情况，还是那句话，“防人之心不可无”。
老高给我谈起他的家庭情况，上有一位老父亲，年纪刚过六十；一位单身的哥哥，全家的主要劳动力；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正上小学。在一次跟父亲的单独闲谈中，父亲对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人要“走”了，两个儿子舍不得他走。儿子一直追到河边，终于追上了，一个儿子劝他父亲回去，父亲说：“别追了，你上辈子欠我的，已经还清了。”另一个儿子也追上去，同样地劝说，父亲对他说：“你也不要追了，我上辈子欠你的，我已经还清了。”老高对我讲完了这件事，又接着补充了下面的话：“我听明白了老父亲的意思，就不要争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了，哥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有成家。”（也真是，有谁愿意嫁给一个上有老人，还要拖着弟媳和两个小姪女的人呢？）我从老大爷的“故事”中，体检到老人家心地善良的用意。我至今遵循这样的作人原则：要懂得“知恩图报”，不管是上对自己的生身父母，是平对同事、同学、邻里，在与人相处中，那怕是对自己的儿女，决不能只知道贪婪地索取，而“一毛不拔”；在索取和奉献中应该巧妙地保持一种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才能做到处事处人不卑不亢、进退自如；只有这样，也能给对方以平等待人体验，任何怜悯和恩赐，都只会给人以藐视和压力。
老高是位复转军人，在部队担任过连指导员，脾气、为人都好。不久，就调山东“小三线”军工厂去了，我一直很怀念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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