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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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60年的灾害使北大荒像得了一场重病，人们都成了霜后的茄子－－蔫了！需要逐步调养和恢复。在中央关怀下从1961年夏季开始，口粮标准逐步有所提高，虽然有时十天一休的大礼拜还是不能保证，但那种超负荷的劳动确实减少了，而且还允许职工种自留地、搞小开荒。为了减少种子用量，尽可能地增加点口粮，在王震部长主持下调入了一些油菜、家稗、冬黑麦等用种量小的新作物在北大荒种植。经过这次灾害，人们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豪言壮语一时有所减少，包括转业军官在内，都开始对自己的自留地重视了。有的更起早贪黑地种小园子、搞小开荒。是的！不用上课谁都明白粮食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不仅如此，随之发生的公私不分、占用公家便宜等事情也逐渐多了起来，个别干部甚至还出现了不小的生活作风问题。总场党委书记在三级干部会上大声疾呼：“思想可不能受灾啊”！
是的！物极必反，这也许是事物发展的铁的规律，思想也是这样！
我的思想此时也有变化，忽然特羡慕别人有个家。到北大荒三年了，虽然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但作为一个大学生，三年里也有人几次要给我介绍对象，我都谢绝了。除了不习惯这种撮合方式外，我还有些害怕。害怕在如此艰苦条件下那沉重的家务负担：不仅日常的挑水、种菜、做饭，还要割草、砍柴，每年更得自己修炕、苫房、抹墙。这些都得自己做，是有钱也没处买的。单身多好！住办公室吃食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1960年冬天我可真有点羡慕那些有家的人了，因为他们多少种有园子，有点菜、还有鸡。虽然后来因粮食紧张鸡都杀了，但家里常有点咸菜、有的家还有干鱼储备。谁像我们单身汉，两手空空，每天只能用开水干咽那块黝黑的豆秸粉窝窝头，冰冷的食堂更没法和各家各户那暖融融的火炕相比。就这样，1961年夏，在同志们的撮合下，我和五分场卫生所卫生员高淑慧处了对象，并于同年12月登记结婚。
上图：我们结婚时的高淑惠
她是四川长寿县农村里的人，1938年生，小学文化，父母早亡。因家庭成份不好在农村里备受歧视。1958年她的姐夫、是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兽医，转业到了北大荒。她于当年冬天投奔姐夫落户到八五一农场五分场，后来参加总场医院办的培训班，成了卫生员并已能独立担任接生员的任务，分配在分场部的卫生所工作。她一米六的个儿，大眼睛、宽脸膛儿、纯粹川东口音，且性格内向、沉稳少言、纯朴踏实，生活十分节俭，干农活可比我强得多，总之具有农村姑娘的典型特征。我们从介绍到结婚不到半年，期间还包括了我从五分场到总场的工作调转。也许荒原的特点使一切都回归为如此本质和简单：没有浪漫的激情，没有浮华的仪式，更没有什么花前或月下，生活彻底返朴归真为它的原汁和原味。总场一时不可能分给我房子，秦科长批了我四天婚假，回到五分场。她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二十几捆苫房草，第一天我俩一齐把她原来独住的一间仅六平米且多处漏雨的小茅屋重新苫了层盖房草，重点堵了堵漏处，还掏了掏原来的小火炕；第二天把四周的外墙抹了两遍泥，内墙重糊了一层报纸，这就是我们的“新房”；第三天两人到总场（虎头）办了登记，顺便买了两斤糖果，回来给分场部的同志们一散；又打了一斤农场自己烧的散装白酒，请介绍人和卫生所长等几位到我们的小茅屋，在小土炕上摆上一碟花生米，请大家喝口酒、抽支烟，我俩就结完婚了。由于农场不发工资，连新衣新被我都没能给她做一件。
1962年春，总场在虎头给了我一间20多平米的旧房，还是土坯瓦房哩！喜出望外，高淑慧也调到了总场医院当接生员。除了门前的菜园子，还分给我家两亩四分自留地，种上玉米和大豆。也许是因为我俩各自的工作都很忙，尤其她的工作没有白天和晚上，上门服务随叫随到；也许是因为她性格内向、不爱多话；还也许是北大荒的家务事实在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似乎除了干活这个家也就没有别的事了，两人在一起时不是说自留地要锄草了，就是商量什么时候打柴或掏炕。总之，我俩似乎真正相互交流思想的时间始终不多，可能这也是北大荒家庭生活的特点，像那荒原一样地朴实无华。但是我们两人相处得一直很融洽，直到十年浩劫中她在八五○农场西岗医院“牛棚”里被迫害致死，结婚七年间我俩没有红过一次脸、更没吵过一次嘴！
在这两年期间，我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坚持着大田调查。继续在《农垦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尤其对白浆土的观察较为留意。1960年底在八五四农场召开的农垦局技术会议上，我带着水稻根系的土壤标本，说明利用白浆层的不透水性种水稻，不仅有利保水，而且在水层作用下水稻的根系可以扎入其它作物无法深入的白浆层中，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1961年底农垦局农业处赵柏处长决定当年的技术会议就在我们八五一农场召开。会议以讨论白浆土和沼泽地的开垦为主题，这也可以勉强算是垦区第一次土壤专业会议。此外，当时为了想争取麦播的主动，农垦局每年秋天都强调：要把来年准备播种小麦的地块在冻前整平耙碎完全达到播种状态，还总是多次电报命令催促。可我在调查中发现完全整平耙碎的地由于毛管作用春季地表水分大、反而影响播种，不如地表略为粗糙些，不但蒸发量大，而且可以利用冻融作用，减少整地工作量。我那篇《低湿地小麦越冬状态的商榷》一文，在《农垦报》上刊登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1962春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王震来垦区视察提出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在裴德八一农垦大学召开全垦区农业技术人员会议，亲自坐镇要农大老师给大家讲课。会议实际开成了大型技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较详细地再次说明了北大荒利用冬季冻融作用在低湿地土壤耕作中的意义。获得了陪同王震前来的北农大孙渠教授及其助手韩纯儒的好评，此后孙渠每次来垦区都要给我打个约见的电话。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北大荒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一次会议，由此遏止了大跃进和共产风，但垦区却需要继续为前几年的浮夸和“跃进”偿还沉重的代价。部分过去和农场合并的公社又分开了，虎头恢复了虎头公社，没完没了的退赔和场社纠纷，使人感到1958年搞场社合并实在是多此一举。为缓解国家经济困难，减少职工人数，北大荒也掀起了强令家属退职风，又是转业官兵为国家做出了牺牲，动员自己的家属退职回家。令人欣喜的是：1962年3月广西南宁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上，在邓子恢副总理亲自主持下，出台了一部被称为农垦“宪法”的《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详细规范了各项耕种制度，也为技术人员维护科学、抵制瞎指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62年11月中央又一次对北大荒做出重要决策，撤消原农垦部直属的两个农垦局的建制－－即牡丹江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总局设在佳木斯，仍直属农垦部。由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兼任总局局长，于是北大荒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常简称其为“东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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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很多年以后我都常回忆起这段历史，每次都难禁心潮澎湃。当年狂热又苦涩的生活、朴实和难忘的北大荒战友……。还有那无法忘记的饥饿和难以下咽的代食品，几十年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又在眼前翻腾着。我总想不明白的是：当时的领导究竟为什么竟然会变得如此疯狂？难道推广所谓“裤播机”、“先播种后整地”的这些干部们、这些国家师团级领导们，连这点起码常识都没有吗？不知道把大豆种子撒在地面、扔在水里是纯粹胡来吗？难道不知道这几百万公斤粮食是人民的血汗、国家的财产？几百万公斤哪！面对这场面我不能不想到描写建国前那些八路军和解放军曾为百姓保卫粮食而英勇牺牲的电影故事。可新中国才成立十年，是什么原因使相当一级组织和相当的一级领导干部竟然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中很多人自己过去就是农民，种过地，应该知道粮食的珍贵啊……！
当时党、特别是党中央在我心中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那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创造着新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远在边疆的一个正在改造中的小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对此产生丝毫的怀疑。中央应该永远是团结、伟大和正确的，出现那么多问题，肯定还是下边的干部把经念歪了。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既肤浅又片面的，但垦区陆续暴露出来的一些事情，却似乎印证了我当时这个实际是片面的认识。
王xx，时任牡丹江农垦局局长兼书记，是这三万平方公里的垦区一号人物和实际指挥者。他原本也是个传奇人物，1938年参加革命，一向英勇善战，据说《林海雪原》里“王团”的原型就是他。也正是他率部解放了密山县。在局里开会时我见过他，他独臂、脸有伤疤，但腰杆笔直，左臂的空袖筒似乎更增加了英武剽悍的气质。进军北大荒时他是铁道兵后勤部长兼政委，王震手下的得力干将。但据后来中央联合工作组1962年后公布的材料，在北大荒人爬冰卧雪、艰苦奋斗的开垦期间，在垦区人民每天只有豆秸粉作代食品的困难时期，他躲在虎林那栋小楼里，吃着牛奶面包、大马哈鱼，生活特殊、白吃白拿不说，还多次蹂躏妇女，不是三个两个，也不止十个八个……！
上行下效，不仅局班子里某些人也和王局长一样多吃多占、拈花惹草，以至工作组内有人竟然说：“你们局里简直和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差不多，恐怕只有门前那块石头是干净的”！农场里也有类似的领导，八五九总场场长王※山就是一个例子。他是1937年的老红军，在当时的牡丹江垦区里八五九农场是仅次于八五○的一个大农场。拥有耕地数十万亩，而且偏在饶河县地界，交通不便，真是山高皇帝远。他本人出身雇农，这时可就成了当地的土皇上，生活糜烂。为了讨好他，有三个分场甚至专为他建了所谓的“行宫”。除了每天供应他喜欢吃的蜂蜜拌大米饭外，“行宫”里还配上专职的年青妇女伺候，供他肆意淫乐……。
当然，并不是所有瞎指挥的人都是腐化分子。如首创和推广“先播种后整地”与“裤播机”从而红极一时的八五八总场场长。在虎林分局期间他和王x山都曾当过我的领导，但应该说两人特点完全不同。他的个人生活非常检点，在延安时就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扮作私盐贩子深入敌后，多次出生入死，成绩卓著。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xx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因主管情报失窃被开除党籍降级转业北大荒。有可能是他急于“将功补过”，在那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年代里做了那一切。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也同样对下面采用高压态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点和那些腐化分子完全一样。正是他，1960年春把分配到该农场工作的我同班同学肖远燕拔了白旗，撤了技术员职务发配到粮库里去扛麻袋。只是因为肖远燕反对他竟要在春天里强行播种冬小麦、而且一下子要播两万亩地的错误指令。当年他也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胡来瞎干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八五八农场还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党委书记出国参观，他自己也被牡丹江农垦局党委批准重新入党。1963年调任虎林农垦分局副局长，后又任总局机务处长。1965年社教时他在总局机关办公室里听到社教工作组正讨论他的问题：按党章规定，牡丹江局党委无权改变中央军委的决定批准他重新入党时，当即在隔壁办公室里用刀片割断颈动脉自杀。
上图：因反对瞎指挥1960年在858农场被拔白旗发配去扛麻袋的我班同学肖远燕。
对于这类问题，当时总是用什么经不住糖衣炮弹啦！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啦！多吃多占、还有生活作风问题啦等等！作为问题的分析和处理定性。显然、按此定性，这是个别领导在某个单位或某个地区发生的局部问题，没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对生产指挥上的胡作非为、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垦区人民的艰难受罪，则认定出发点还是好的，只是缺乏经验加上官僚主义，一笔带过，何况这是所谓“自然灾害”，就更没有任何个人责任了！也因此糜烂透顶的‘王团’，1963年处理后仍继任合并后的东北农垦总局副局长，王xx改调虎林农垦分局任副局长。我们都觉得问题处理得有点怪，不解渴，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多，也只能怪自己命不好，遇上了倒霉的领导！
退休后从闭塞的北大荒来到了北京，信息面宽了。逐渐知道从1958到61年的大跃进期间，“五风”肆虐整个神州大地。我们在北大荒牡丹江农垦局所遭遇的，包括前面所说及的所有问题，几乎可以说全国到处都有，而且不少地方比我所遇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是个全局性的问题，连中央都曾就纠正“五风”下过专题文件。就全国来说，“低标准、瓜菜代”，甚至饿死人，既不是自然灾害问题、也不是给苏联还债造成的后果。
所谓“五风”，按中央文件：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其中又以共产风为核心，形成相互支持、互为因果的一股由上而下的歪风邪气。读了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写的，长达1095页的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真使人毛骨悚然。作者利用当年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考察、收集和整理了河南、甘肃、四川、安徽、吉林、江苏等14省的详细资料。根据他的调查，在五风肆虐下，全国农村饿死、整死竟达3600万人，超过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死亡的总人数。读了怎能不使人掩卷长叹！
北大荒是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除了所谓的场社合并外似乎已无产可共。但仔细想来共产风仍然是垦区当年五风肆虐的总根子。因为那时“一步要跨进共产主义”的政治气势，笼罩着整个垦区。跃进、“超英”、“赶美”，敢想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整天挂在嘴上。这就为产生浮夸、吹牛和瞎指挥创造了必然的前提。特别人们都曾经历了57年反右，是不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明确定为确定右派的六条标准之首。谁敢不听上级领导的话，他就是不听党的话，就可以扣上反党并怀疑建设共产主义的帽子，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于是为了共产主义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事实上成了强迫每个普通老百姓都必须信守的誓言，而不再只是共产党员才有的自觉意愿。可怎样才算建设共产主义，又是以当地领导的决策、指令，包括瞎指挥为准绳的。于是强迫命令丛生，而且实施得理直气壮。总之、前面以强大的政治气势作引导、有人说是洗脑，后面用各种政治手段实施着对人民事实上的驱使和奴役。而那些挥舞着无形鞭子使役群众的领导，比如那个垦区的党政一把手王团，就是当地当然的皇上。他大搞特殊风，多吃多占和腐化堕落，就完全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确实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成批培养和制造“英雄”的时代。前者是高涨的政治气氛确实可以使人们不怕牺牲、拼命奉献；后者是各单位领导也需要本单位能出英雄，以便突显自己的领导成绩，向上交差、脸上增光。更何况当时从上到下的宣传方针就是要“拔高”，也就是尽量把故事编得高些；再加上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如垦区的农垦报，也按照这样的主旋律加以渲染或煽情。于是像852农场培养的排水能手陆xx，一个小女孩一天竟刨冻土达几百方，实际是用多个壮劳力在前面打眼放炮炸飞冻土，她在后面清理，所有土方都算她个人的。858农场场长从强行春播两万亩冬小麦，直到他最后发明“先播种后整地”的“裤播机”，也都是在所谓“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口号下，做出的“英雄”业绩，成了当年垦区的英雄，事实上他们当时也都按英雄接受了宣扬和奖励。
但人民群众是不愿意胡来的，为了维持这种奴役和统治，政治迫害就成了推行强迫命令、逼人就范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这个“王团”，为了压制十万转业官兵的意见，在他自己腐化享乐的同时，却在垦区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阶级斗争”的冲击波。不仅搞了“第二次反右”，还组成右派队并对其进行非人的监督劳动，有的甚至累饿致死。至于名目繁多的什么“新整风”、“新三反”、“整后进支部”、“拔白旗”……有人说就像达摩克利斯剑总高悬在北大荒人的头上。贴着马列主义鲜红标签的“阶级斗争”，实际成了领导者可以随意打扮成为整肃异见、号令天下、维系糜烂生活，驱使和奴役群众的万灵法宝，这就叫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际就是把一切不听从瞎指挥、不愿任其驱使的人统统打成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当时称为在政治上犯错误，可是就凭这个“错误”，就可以把你当敌人对待。所以能像风一样在垦区推广开那荒唐的“裤播机”，原因也正在这里。
除了嘴里喊的口号不同，这和封建专制帝王的统治与奴役又有多少区别？
在回味这段历史时，我曾在相当很长时间内想不通！这些人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还是党的相当一级领导干部吗？口头上不也总在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但渐渐地我明白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变，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熏陶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他今天成了共产党员就会烟消云散的，更何况周围人们的思想基础也是这样，有的是人会主动来抬轿子和送女色的，事实上王团秘书王x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给首长找女人。
从哲学上来说，大跃进和五风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以精神万能来驱使百姓。记得当时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叫声：我－－来了”！“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最典型的表现。以此写诗还勉强、不过是口出狂言；以此做事，就后患无穷了！可偏偏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这个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领导下，不能不成为一种讽刺。所以会这样，关键在制度，在这种领导说了算，实际也就是独裁专制的制度下，在这种百姓无从监督、只能无条件服从、被管理被奴役的制度下，王团事实上成了当地的“皇上”，所以能为所欲为。没有王团也还会出来张团或李团的。和这种制度配套的是，各级干部也都是从上到下的任命体制，相当于封建的分封制。因此干部只知道要对上负责，对上级的命令负责，只考虑如何让上级满意，而不考虑对事业负责和人民的死活。谁不听上级招呼就要被“拔白旗”，就像大王家四队那位耿直的队长和我的同学肖远燕一样。结果上级有令则行，而且谁贯彻得越快、越过份似乎就越好。如此一来不发生“左”和胡来才怪呢！
再有，就是我们总是不敢面对错误，总是报喜不报忧。明明瞎指挥已经造成大面积绝产，但报纸上天天还是党委英明、正确，大灾之年夺丰收。即使有问题，那不是老天爷就是苏修造成的，纤毫无损于光荣伟大的光环。再不然就是下面执行上的错误，要下面的干部饿着肚子、啃着豆秸粉窝窝头去学习应该大办粮食的学习班。生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后丧失了党的威信。如此害怕透明、拒绝监督，又何来的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应该勇敢地承认我们的制度确实有些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我在这两篇对北大荒亲切的回味中，记下的众多痛心的事例。
于是也就发生了当年垦区竟然出现了：“成群的浮肿、数百的饿殍、空守着那片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地”！
亲身经历了河南信阳“共产主义”狂热的思想家顾准，曾悲痛地写道：
“大地无言，但凭世间至高信口雌黄。苍天无泪，唯见“共产”实验沦为惨剧！”
风是上面刮下来的，但所以能这样迅速推开并形成灾害，也和下面的干部跟风有关。仔细分析跟风的人物各式各样：有的是头脑发热、自觉认同，跟风十分坚决；有的是缺乏自信、盲目跟随，即所谓“听领导的话没错”；有的则是明知不对，在压力下被迫自保，跟风时仍显得十分犹豫，自己内心也非常痛苦；还有的则是别有用心、乘机投机钻营。所以我们也不能把下面的执行者一概而论。
应该说，在这个历史浪潮中至今使我怀恋的是另外一类人，他们人数众多，虽未见书上有名，然而他们才是北大荒开拓者和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这里有那位已在门环上自缢的向副局长、有从朝鲜火线上负伤转业的邱场长、有那位个子瘦小的义务兵技术员魏康、还有当年我众多的同事和上述肖远燕等同学……，甚至还应该包括那对困难中用灰菜养育着三个儿子的转业军官夫妇。他们怀着建国初期对党的无限信任，和尽快建设一个富强新中国的崇高愿望，以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帝拼搏的宏大气概向北大荒宣战，在天寒地冻的原野上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战斗。不怕艰苦、无私奉献，忍辱负重；在五风摧残下，真是吃的是草，挤出的不仅仅是奶、还有血！就是用他们的血汗与拼搏铺垫出了北大荒最初的开垦。他们过的生活十分贫乏，可谁又能否认其实他们正是最懂得生活和最热爱生活的人！在他们那崇高的精神形象面前，我确实深感自己这支秃笔竟如此苍白。然而，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劳动与生命的巨大浪费！是近乎虐待的政治压力，是豆秸粉和稗子壳混做的代食品！以及由于领导违背客观规律却要由他们来承担的大自然的惩罚。心中支持他们的只是那几乎永不见头的美丽期盼和希望！……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在民族苦难中高高挺起的脊梁。记住他们吧，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北大仓！也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使我在对1959－62年那段国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回味中，除了苦涩和酸痛外，也还积存下了许多亲切、温煦和崇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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