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34、参与湖南和平起义
1948年春，新婚不久，舍妹哲宣偕妹婿黄栋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派去长沙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程潜、唐生智等都是我父的故交）的策反工作。
黄栋以民革成员的身份担任湘粤赣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宋英仲（我父的好友，时为中将军官，民革成员）的秘书，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有利于开展策反工作。
1948年5月，黄栋携带了民革领导人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和我父的介绍信，几经辗转，由衡阳出发，经永州冷水滩转东安县东山町，拜访了唐生智将军。
黄栋首先代表岳父程一中先生问候唐生智将军及家人。
接着，黄栋向将军介绍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政局。黄栋的儒雅、谦和，对时局的见解，不俗的谈吐，给唐生智留下深刻的印象。二人一见如故，从晚饭后一直聊到凌晨一点，还意犹未尽。
黄栋传达了中共中央希望湖南能和平解放的精神，希望唐将军能为湖南和平解放多做工作，并共同商量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具体事宜。
翌日早餐后，唐生智将军要家人牵了一匹马，送黄栋到冷水滩。
后来唐生智将军成为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要人物，解放后担任湖南省副省长。
唐生智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黄栋是第一个以革命者的身份拜会他商谈革命，并对他有所启发的人。
1948年9月底，我父得到蒋百里的侄子蒋复聪（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通知，说他的女儿蒋丽似为躲避特务跟踪，已经隐蔽起来，并叫我父设法通知回湖南做地下工作的舍妹夫妇，防备特务的追捕。我父为此命我立即赶回湖南郴州，这时哲宣和黄栋正在郴州农村以教员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年春天从上海回湖南接张静和孩子们来上海，由于通讯不便等原因，轮船行驶在长江下游时，我乘坐的轮船和张静带孩子们所乘去上海的轮船竟然迎面错过！
1948年春天，张静带着孩子们在天塘村居住了三年多之后，独自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大儿正海十岁、二儿正渝八岁、三儿正湘六岁、四儿正潭三岁、五儿正洲才几个月——从湘南的天塘村出发去上海，一路上，要坐轿子、乘木船、坐火车、登轮船！——由此也可见张静的行事作风是多么的干练、利索！
上一回我路过郴州时也曾在邓定皎家住过。哲宣、黄栋到郴州来也在邓定皎家住了很久。邓定皎、杨代秀和哲宣是闺蜜知交，抗战时期都在我家居住，在天塘村小学当教员。
1948年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周汝聪同志到郴州舍妹夫妇处，告知中共中央的城市工作的战略转移，要他们立即赴长沙进行策反与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于是哲宣、黄栋于1948年底来到长沙，在涵徳子女职业学校当教员作掩护，同时进行地下工作。
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由刘睛波（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周汝聪（西南联大毕业，曾在青年远征军中任翻译）、曹国枢（原北大学生、当时任长沙市公立医院院长）和黄栋四人组成统战小组，策动各界人士举行和平起义，同时努力消除各派系间的芥蒂，团结一致打破白崇禧负隅顽抗在湖南发动战火的阴谋。
鉴于当时湖南省国民党中上层人士虽见反动派大势已去，但还是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组织的力量，组织决定派黄栋去上海把我父和许松圃等接回长沙，作团结各派系的工作。
1949年2月，我父和许松圃在黄栋的陪同下到达长沙后，立即展开行动，走访亲朋，联络故交唐伯球、席楚霖、曹伯闻、宋英仲、戴朝震、刘公武等10多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成立了民革长沙市工委，同时发展民革成员，并由中共地下党员兼民革成员黄栋担任民革长沙市工委秘书长，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开展活动，通过多方面做细致的工作，逐步使各界人士了解中共的城市政策，消除误解与恐惧，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1949年5月初，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程潜的邀请，唐生智主持，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自救委员会”，促使程潜、陈明仁等下定和平起义的决心；也使白崇禧原来准备在岳阳长沙之间与解放军大打一仗的阴谋不能得逞，保障了湖南和平解放的顺利进行。
那时我父住在好友宋英仲家中。宋英仲将军当时被程潜委任为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每天中午吃饭时，宋英仲将军便将警备司令部的情报转告我父；我父便转给住在附近的黄栋。每天下午中共省委联络人余志宏同志便来黄栋家收取情报。如白崇禧逃离时欲炸毁捞刀河铁路大桥，我方得知情报后，便由地下党组织铁路工人护路队保障了大桥的安全。
白崇禧撤退时，还指示炸毁在开福寺一带的军火库，若此阴谋得逞，则不仅建造于汉唐的千年古寺将荡然无存，而且长沙北区的房舍建筑也将深受其害。黄栋得知此情报，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会见希望弃暗投明的看守开福寺的某营营长，晓以大义，说明利害，宣传政策，力促其和平起义，投身于人民队伍，保存了军火库，保护了开福寺。
黄栋和哲宣这两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那时都只有二十来岁，可是却满怀豪情从大都会上海来到湖南，甚至在偏僻的农村进行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活动，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图：1947年在上海。前排右起：程一中、杨允文；后排右起：黄栋、程哲宣。
前面提到，天塘村的程正泉1946年到上海，我父介绍他到陆军总医院营养股工作，1947年他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3月回到湖南桂阳搞武工队，解放后任桂阳县协和区办事处主任，1950年6月被冤枉为放纵部下抢劫判刑三年，刑满后被群众管制，文革中其妻被牵连所谓私藏手枪被群众打死，直到1979年，程正泉才被平反，定为十九级干部退休。－－在这里也作个交代。
35、迎接上海解放（1）
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他的美国同学、太子党干将刘维炽（1）任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前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时，刘维炽曾任实业部次长，我父任该部秘书主任，以是相熟。前面讲了，在此时期，我父与该部总务司长梅哲之共同把已经停业的北洋军阀安徽督军倪嗣仲出资的、有钞票发行权的“农商银行”，于1934年取得南京财政部的执照重新开业，成为改组派的金融资本，我父任常务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汪陈投敌后，此行在沦陷区大做赚钱生意。日本投降，我父曾打算与刘维炽一道，由孙科出面接管这家银行，但孙科没有实权，斗不过CC系而告吹。而我父与刘维炽的交情更深了。
我父加入“民联”后，又想通过刘维炽做争取孙科的工作，由于孙科执迷不悟，而终无所成。
为了我在上海取得职业掩护，我父乃与郭春涛先生商议，请郭先生出面，让刘维炽在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给我安置一份工作，所以我便于孙科解除行政院长前夕，即1949年3月初到输管会上班。这个时候输管会机构臃肿，人员达八、九百名之多！而工作却很清闲，除了每周发两次工资和津贴时，人员可以到齐而外，其它工作时间人员进进出出，除了有关人员之间互相招呼而外，各不相涉。
刘维炽在去香港前，曾力劝我父同去香港。我父反复考虑：自己一生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后来是改组派，以后一直反蒋。现在加入了民革，民革是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中共和毛泽东也表示尊崇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民主……
我父决定不去香港。
那时输管会就设在外滩海关大楼。我在输管会上班期间遇到了过去的同学张震。张震是我在南京金陵中学和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我与张静1935年9月在南京中央饭店结婚，他曾给我们当傧相。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赴美留学八年，直到1946年才回国，一面在交大任教，一面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下办公室，办了一个进出口行。
1947年我到上海后，便到交大拜访张震，他正新婚不久，老同学见面格外亲热。那时我想找他介绍工作，他说：“小孔（2）办了一个‘杨子建业公司’，把汇丰银行二楼全包下来作办事处。小孔在金陵中学的同班同学中，跟你最好，你可以找找他嘛。”我说，小孔现在是中国有数的大资产阶级，还会把我们这辈穷同学放在眼里？低三下四地讨饭吃我又办不到。我终于没有去找小孔。
随后，我想介绍张震和郭春涛先生见面。但郭先生得知我和张震、孔令侃是金陵中学的同学后，却要我向张震提出调查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在沪的财产的要求。张震对这个任务倒是乐于从事。
不久，张震陆续向我提供了孔、宋两家的不动产，以及“杨子建业公司”的经营情况 ，库房地址与库存物资情况的书面材料。
当陈伟斯知道我在搞这个工作时，要我将孔、宋两家财产的资料抄一个副本给他。
由于当时形势紧迫，直到解放后我才介绍张震与郭春涛先生在杨虎公馆见面。
1949年2月，重庆号在吴淞口外起义一事更激发了海军军官弃暗投明的积极性。我们也抓紧有利时间，加快了策反工作的进行。
这时的上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生活必须品一天涨价好几次，纸币票面数值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被称作“解手纸”。市场上银元袁大头的价钱早上是18万元，中午就卖到30万元了！
同时，在上海马路上，特务的飞行堡垒（警车）日夜不停地呼啸着抓人；军警常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街道路口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一派兵荒马乱的恐怖气氛！就在我家复兴中路496号门口，法国梧桐树下的人行道上，也常常出现戴着墨镜四处窥视的形迹可疑的人。为了安全起见，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一家，在1949年3月从我家搬到复兴西路息村去了。我父一中也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作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去了。许松圃先生也同时去长沙了。
当年曾在复兴中路496号居住过的许松圃先生，这位湖南大学的学子和留日学生，1948年民革成立后被选为民革中央财务委员；1949年春与我父一中同回湖南从事和平起义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7年逝世。1980年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民革参与策反的江阴要塞21日晚上起义，这使南京与上海间的江防堡垒一夜间变成了解放军渡江的桥头阵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惊慌失措，遂于22日下午匆忙决定全线撒退，战火迅速烧到上海外围。青年军202师由苏州移驻浦东，原202师师长罗泽闿已升任37军军长，浦东已成为国民党防守上海的主阵地。
郭春涛先生听说青年军202师已调驻浦东，要我设法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这时温广彝和他的家属住在雷米路我父所有的一栋房屋里。我很快找到徐甫堡，把这个意图告诉他。5月2日徐甫堡到海关大楼（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就设在这里）找我，我当即和他下楼，在马路上，徐甫堡交给我一个纸包，说：“我搞到了，你回去看吧！”说完就匆匆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与郭春涛先生联系，亲手把图交到郭春涛先生手里，当时打开一看，正是晒制的浦东地堡布阵图。
当年以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身份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的画家徐甫堡，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受到冲击，以致不能正常从事美术创作活动。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甫堡这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才得以重新拿起画笔。
郭春涛先生听说温广彝住在雷米路，指示我动员他留在上海。温广彝听了后说：“你老太爷要是在上海，我可以不走（当时我父一中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回湖南做老友程潜和唐生智的工作，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准备），郭先生和我没有深交，我不敢留在上海，只有去台湾一条路了。
上海临解放，温广彝才黯然去台湾了。听说温广彝以后成了蒋经国的秘书。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进攻上海外围的浏河、太仓、昆山、嘉定、平湖。这时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滥捕滥杀。据毛森事后供认，上海撤退前夕，逮捕嫌疑犯3000多人，杀害了1300人。
我们在策划吴淞炮艇大队起义时，也作了万一泄漏机密时的退路。杨沧活有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司令部工作，他是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侄女婿，在三月间和我们挂上了钩。这位四川老乡跟海军的特务组织的一些人关系不错。杨沧活请他密切注意这些特务的行动，并约好若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时，就打电话给杨的妻子贺玉书，只说约打麻将，贺玉书就会打电话到吴淞炮艇大队找杨沧活，说孩子病了要送医院，要杨赶紧回来。
事情也巧，就在5月17日这天上午，这位四川老乡在海军总部上班时，听见特务领行动费，他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你们要发财了，户主是谁呀？”有个特务说了句：“到吴淞去抓一个姓杨的副大队长。”言者无心，听者却着了急，特务转身去领钱；他就拨了个电话给贺玉书，贺按照事先约好的暗语通知杨，杨沧活接到电话，便驾驶他专用的吉普车径直来到复兴中路496号我家相邻的松筠别墅弄堂里。
这天上午张静正要出门去买食油，只见杨沧活身着海军军官制服，慌慌张张闯进门便说：“三姐，桂永清（3）派人抓我，要就地枪决。赶快找郭先生想办法把我藏起来。”张静知道马上要找到郭春涛先生是困难的，便从我家住所后门把杨沧活带到隔壁弄堂松均别墅我家的汽车房，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的家就住在这里。陈不在家，张静请陈妻马上找陈回来。陈妻心照不宣立刻出去了。此时弄堂里的群贤小学的人找上门来要杨赔撞断的旗杆。原来是，杨沧活驾着汽车来时不敢把车停在马路上，开进弄堂时慌乱中把群贤小学的旗杆撞断了，张静掏出三枚银元交给学校的人了事。
不久，陈伟斯夫妇便回来了，陈伟斯问清事情的原委后，一边说不要着急，一边叫其妻从箱子里取出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一件长衫、一条纺绸中装裤子，叫杨沧活改装。说着，陈伟斯就出门去了。杨沧活个头特高，但换上这身衣服也还合适。可见陈伟斯是做了多种准备的。
陈伟斯出门不久便返回来了，取出只有手指大小的一张纸条交给杨，关照说，到了苏州河的小码头上，有一只小木船，上面坐了一位戴草帽的人（后来陈伟斯告诉我们，此人是伦同志，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你把纸条交给他，他就会送你到安全的地方。
陈伟斯叫张静去马路上叫辆三轮车来拉杨沧活到苏州河的小码头去了，还让她打电话通知我，今晚最好不要回家。
1949年5月17日下午，我提前下班到北四川路老友陈和坤家。
陈和坤是1937年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1936年经他的敬业中学同学、后来我交大的同学王持介绍和我相识。我们还与暨大、大夏、光华等大学朋友筹组过“逸仙学社”；1938年在长沙，我和他及魏方、朱鸿等人在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今天》十日刊。－－这些在前面都提到过。1940年他投奔敬业中学老校长陶百川，抗战胜利后，陶百川把大东书局总经理的职位让给了他。1947年我到上海又与他相逢。
在他家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老友相会自有说不完的话。
翌日，张静打电话约我（依旧在外滩海关大楼的输管会上班）到外滩公园见面，告诉我，杨沧活已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去了；只是他那辆海军军用吉普车停在松筠别墅弄堂里很显眼，陈伟斯叫我回去找住在陈家楼上的、原来在抗日前为我家开车的驾驶员张师傅把车开走，杨的手枪和军服还在车上。
张静还说，陈伟斯一家人都锁着门躲起来了。
张静又告诉我，刘维炽的大姨姐来电话，要你回家挂电话给她。
我和张静立刻回到复兴中路496号，并到隔壁弄堂松筠别墅的汽车房二楼找张师傅，把吉普车的事拜托给他，并说，你若能把这车找到买主，卖车的钱就归你了。张师傅是老上海，为人忠诚可靠，他说：“车我马上给你开到复兴公园南门前去。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这是军用车谁敢买？”说完，张师傅和我们下楼，他把车开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5月25日上海就解放了。6月3日，杨沧活随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返回上海。原来杨沧活被地下交通员送到到无锡见到了张爱萍将军。
之后，杨沧活协助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机关、舰艇、码头、仓库和官兵。在1950年杨沧活还奉派到香港工作了半年。我们所策反、联系的海军军官均及时与人民海军接上了关系。这是后话。
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杨沧活的父亲是中学教员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四川秀山老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枪毙了！－－这对于在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海军起义的杨沧活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解放后，杨沧活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工作！
那些在解放前跟我们和杨沧活联系、参与海军起义的海军军官都及时跟人民海军接上了关系。但后来，据杨沧活告诉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海军军官大多受到冲击，有两人还死于苏北劳改队！
图：杨沧活和外甥女程正江
注：
（1）刘维炽（1992—1955），广东台山人。1949年到台湾后，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2）孔令侃，孔祥熙之子。
（3）当时的海军总司令。
36、迎接上海解放（2）
1949年5月18日，我和张静在松筠别墅弄堂处理完杨沧活留下的那辆海军军用吉普车后回到家里，我马上给国富门路（1）刘维炽家挂了个电话，刘维炽的大姨姐要我们尽快到刘家去。
原来刘维炽随孙科去广州时，留下他的大姨姐看守国富门路的花园洋房，并嘱咐她：如上海紧急时找我父联系，因此她便打电话找我们了。
我当机立断，马上全家搬到刘家去躲避一时，以防万一杨沧活的事出岔。同时也满足了刘家希望我们帮助他们看管房子的要求。
当天下午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离开复兴中路496号到国富门刘宅去，沿途十字路口都有沙包工事和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副临战状态。那时学校也已停课，但是平民百姓并不惊惶失措。
我们下了三轮车，来到一个大院门，门边和邻近相似的院门边一样，都各挂着一块长形竖写的“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职员住宅”（2）。进了大院门，是一幢清静优美的花园洋房！花园很大，还有树林，草坪、水池、凉亭呢！此外，还有汽车间、锅炉间等附属设施。
一位个头不高，约五十岁左右，穿戴打扮讲究的妇女热情的接待我们，她就是房主刘维炽留在上海看守房产的大姨姐。
楼房的装修和陈设可称得上是富丽堂皇。卫生设备、暖气、煤气一应齐全。楼下有大小两间会客室和一间很大的饭厅。楼上有三间卧室和一间书房。
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就住在这座干净舒适的豪宅里了。站在阳台上，还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的上海夜景呢！
不久，刘家大姨姐也离开上海去香港了。
上海解放以后，我把这幢花园洋房交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接着，一个部队文工团“新安旅行团”进驻了这幢花园洋房。他们每天都在后面的花园里排练节目，排练《兄妹开荒》和一些自编的秧歌舞。他们有一个很像样的乐队。有锣鼓、二胡、板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各种乐器。由一位辫子盘在头上，总是卷着袖子的漂亮女兵担任指挥。他们在一楼大厅里练习演奏……
后来听说新任上海市副市长辜悫搬进了这幢豪宅。
1949年5月19日上午，也就是我家搬到刘家后，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郭春涛先生，报告杨沧活出了事，已经潜赴解放区了。不想，郭先生在电话里沉重地说：“你郭伯妈（即秦德君女士）也出事了，时间是5月17时下午，地点是复兴西路息村弄堂口”。
原来秦德君女士在1949年5月17日下午为了跟海军起义军官杨沧活等联系，打算去拉都路的，不想被叛徒出卖，刚走出息村弄堂口就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拦住，并被装进一辆小轿车。秦女士一面抗拒，一面大声吵闹、呼救：“土匪抢人了，快来人呀！”因为郭先生还在息村里的一位朋友家与吴克坚（3）等人开会！
秦德君女士的吵闹声惊动了很多人看热闹，但一看架势是特务抓人，没人敢管，但郭春涛先生还是听到了，知道出了事，马上跟与会的同事们从后门逃了出去。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国富门路花园洋房的阳台上，看到远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不时有流弹“咝咝”地从半空中飞过，表明战斗正在上海城郊激烈进行……沪西战斗的枪炮声一天比一天清晰，到了23日，甚至白天也听到机枪和炮弹的爆炸声了；到了24日，夜间反而沉寂了，只听到零零落落的枪声……
1949年5月25日早晨，就听说解放军已从沪西进入市区，我们匆匆吃过早点，走到大街上，只见大队解放军沿街从西向东大步向前行进！每个解放军战士都头戴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迈着大步向前，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进民宅，休息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席地躺下，许多战士都疲倦地睡着了，－－真令人感动！
老百姓都自发地走出家门观看解放军进城，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
我当天打电话跟郭春涛先生联系，他告诉我，可到环龙路附近杨虎公馆见面。
翌日，我到杨虎公馆见到郭春涛先生，第一句话便问，郭伯妈有无消息？郭春涛先生说，苏州河北岸还没完全解放，还没法打听。因此我们的心情在欢欣中还有些担忧……
上海解放了好几天，郭春涛先生通过杨虎才找到秦德君女士。
秦德君女士被捕入狱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上海解放那天，还因受酷刑晕死过去。敌人逃走时以为她死了就没管她，同监的难友才把她救活过来。
1949年6月上旬的天，我和张静到北京路秦德君女士的一位朋友家中去看望她，只见她面色青黄，精神疲惫不堪，半躺在藤椅上，双足不能沾地。尤其是她那双手的十指指甲受过刑的痕迹，真是惨不忍睹！
秦德君女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凡是特务的酷刑，诸如老虎櫈、跪炭灰、压砖头、灌辣椒水、用钢钎撬指甲等等我都领教过了，我宁死也没吐一个字！因为查出了我就是有名的‘秦德君’，汤恩伯和毛森都到现场来看过我受刑……也许是他们总希望我开口，解放军进军又神速，我才九死一生捡了条命！”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召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京召开前夕，齐燕铭宣布，据上海方面举报，秦德君在解放前夕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秦德君的政协筹委资格，也即撤销其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并开始接受审查。
秦德君原本伤病未痊愈，这时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对于郭春涛先生也是沉重的打击，他了解秦德君，他信任秦德君，多年来并肩战斗，多年来生死与共，他深信秦德君遭到了诬陷……
1950年3月，秦德君女士病稍好了些，统战部指示她到上海找潘汉年澄清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副市长……5月中旬，潘汉年送秦德君上火车回北京，说她的有关材料已送达北京。
1950年6月，中共统战部将一份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文件交给秦德君女士，秦女士还没来得及拆看，传来郭春涛先生病危的消息，秦女士急忙感到病榻前，郭春涛先生病上加气，竟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握着秦女士的手说：“不堪回首……我悔不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下午3点，郭春涛先生溘然长逝，年仅52岁。
郭春涛先生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追悼会。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秦女士才拆看了中共统战部的文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对秦德君的审查结论：“……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透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有政治叛变行为。”
此后，秦德君女士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时被康生列入黑名单，在秦城监狱坐了八年牢！平反后又回到政协工作。
图：被称作“火凤凰”的秦德君女士。（摄于1985年）
1949年6月，“民革”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举行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建晨同志主持，郭春涛作报告，谭惕吾等同志讲了话。我和妻子张静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我们俩还受到郭春涛先生的大会表扬。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包括“民革”的同志们的共同奋斗，终于使上海获得了解放！
刚解放的上海，街道上的高音喇叭（此前街道上是没有高音喇叭的）总是不停地唱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或者唱－－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光明向着新中国发出了万丈光芒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连孩子们也在不断重复的歌声中明白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就是法西斯，必然被消灭；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了，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解放初期的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是习以为常的。经常满街满巷都是打腰鼓、扭秧歌的群众队列，一天到晚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挤得街头水泄不通……人民群众沉浸在改朝换代的欢乐气氛中！
注：
（1）后来叫安亭路。
（2）显然是掩护户主身份的招牌。
（3）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
尾声
（1）
解放后，我父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政协长沙市副秘书长等职。
解放后，我在华东区对外贸易局工作。1949年12月当选华东贸易部工会委员。1950年6月被提拔为华东外贸局调研科代理科长（处级），工资为176.8折实单位。拙著《外销猪鬃实务》一书同时出版发行。（此书后被美国密歇根大学收录。）
解放后，张静是上海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
解放后，哲宣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
解放后，黄栋先任中共湖南省统战部处长，后调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
（2）
1951年“镇反”运动时，因秦德君女士蒙冤、郭春涛先生去世，我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而我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青年军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管委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被列为“镇反”的对象！－－从此噩梦就降临到我和家人头上！
1951年9月，我被调到“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这一期学员1260多人多是“在旧政府供职较长”的知识分子，通过八个多月的学习，后来才知道，档案记着我“虽经学习，但效果不大”。
1952年5月，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来到新疆。9月，我在新疆省商业厅贸易科任科员，工资暂定21级。
图：1952年我家离沪去疆前留影。 前排右起：程正渝、程正湘、程正潭、程正洲 后排右起：程正江、程元宇、张静、程正海等
1953年，我因所谓“历史问题”调新疆畜产公司秘书科当科员。 1955年肃反运动我被隔离审查，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上海找陈伟斯、杨沧活调查，也不派员到北京找秦德君调查！我以青年军教官作为掩护做地下革命工作不被承认，反而成了罪证！结果在1956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7年我又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而被划作“右派”！
1958年5月我被以“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我进行审讯，也没有找我落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
张静在1956年因不满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被新疆外贸局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都被新疆拒绝执行！
－－我家遭灭顶之灾！
（3）
1958年我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在新疆判刑入狱，远在长沙的祖母已是85岁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讯息，谁知道心术不正的哲宣故意向祖母透露了这个讯息！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祖母在26岁时，32岁的祖父就得急病去世了；那时我父只有3岁，祖母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农村劳动，把我父抚养成人；后来又随我父到北京、南京、上海、长沙等地，娘儿俩相依为命60年！而今慈母仙逝，儿子又判重刑入狱，我父黯然神伤，悲悲切切！
妹妹哲宣在“反右”接着“反右倾”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父亲这个“历史人物”——尽管解放后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任职政协长沙市副秘书长，——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经常对父亲一中恶语相逼，父亲一中终于在1960年12月郁郁而终，年64岁。 妹夫黄栋在解放后被调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他在1958年领队赴新化县从事下放医疗、除害灭病工作中，在作社会调查时，对“三面红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质疑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发配下乡劳动改造！
1962年黄栋得到甄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栋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妹妹程哲宣解放后一直担任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终至人格扭曲，人性泯灭：
在“肃反”运动中，对乃兄我落井下石，用不实之词给我添加“莫须有”的罪名；
在“反右倾”运动中又逼迫其夫黄栋自杀未遂。
屡屡用“历史问题”对父亲实施迫害！
在“文革”中为了表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又把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她的亲生母亲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农村！
（4）
我们的子女，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几十年来受到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株连迫害：
1958年上大四的长女程正江只得辍学参加工作，接济幼小的弟妹。在文革中她因为“出身反动家庭”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在新疆K市中学任教的长子程正海以“同情反动家庭”为由被开除公职，文革时遭到残酷的批斗。
次子程正渝在新疆八农农机系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农村去，兢兢业业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但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遭到批斗；后又以“坚持反动家庭立场”为由，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13年！
三子程正湘196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却因“出身反动家庭”不予录取！后分配到哈密农村小学任教，他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上，受到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却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批斗，竟在学校宿舍遭到铁路上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他九死一生逃到哈密，后来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时，又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四子程正潭1960年初中毕业在西安的中考成绩优异，却因“出身反动家庭”未被录取，年仅15岁的他只得跟母亲串街走巷卖冰棍维持生计；后被“下乡”到农村，当了近二十年的贫苦农民，每天贪早摸黑地劳动，工分值只有五角钱！
五子程正洲和小女程正泽，1966年分别高中毕业和小学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反动家庭”，大队拒绝开“政审证明”，升学和就业的门都没有！只能在农村打零工，挣工分，蹉跎了十多年岁月！
（5）
在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后，随着中共中央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实行拨乱反正，我家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们夫妇得到了平反，改正，并回到乌鲁木齐原单位。
中央撤销了新疆外贸局1956年对张静的“开除处分”。
我的右派改正结论，最后是这样的描述的：“程元宇的复查结论中所谓‘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意见，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但不足以划为右派’，改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百岁溯往
我们夫妇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并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了当局的确认，随即我们都办了离休手续，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老革命！扣在我头上几十年的“历史反革命”是诬陷之词！
长女程正江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了中文系教授。
长子程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市中学任教，在九十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次子程正渝1975年平反后仍回某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又调某人民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后调州技校当教员，曾兼教务处副主任和实习厂厂长。在八十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
四子程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二十年农民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副经理、经理等，并于九十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五子程正洲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某师院数学系录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被迫在农村蹉跎了十一年的岁月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九十年代初就已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市级先进教师。
小女程正泽在七十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后来参加转干考试当上了干部。又通过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只可惜我们的子女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三子程正湘在文革中遇害，没能看到今天！这也是我们全家永远的伤痛！
（6）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孙子和孙女们相继都考上了大学。特别是次孙程尊平199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以自己的能力重返上海，遂了我们夫妇的一桩心愿。
2013年11月27日父亲元宇百岁诞辰日整理完毕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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