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1-11 科大为何下迁
－－作者：阮耀钟
科大为何下迁合肥？是科大校友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科大校友，甚至连大学校门都没有进过的平民百姓，也常问我这个问题。都认为既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应在北京办，怎么会搬到合肥来？
我作为一个老科大人，作为科大下迁的见证人，为了对科大校友有个交待，为了给后来的科大人有个交待。我退体后，在网上作了大量的调研。继续发表在我的博客上，汇编成册，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书，《科大下迁合肥》 (电子版)。
该书主要是回答科大为何下迁合肥。我知道，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我是学理工科的，要讲证据，要讲亊实。然而，科大为何下迁合肥这却是个政治问题，政治家做的亊情，很难抓到证据，为此，我只好先用反证法，排除了一个个说法，最后的结果也慢慢出来了。但这只是推论，无法用证据和事实证明，分析得对不对，欢迎一起讨论，但不争论。
一、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
很多人认为科大下迁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新华网中关于1969年林彪“第一号令”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1]
有的文章说林彪的“第一号令”是背着毛主席搞的，甚至连汪东兴的回忆录也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是试探毛泽东反应[2]，看来这些说法都不可信。而文献[1]是中共中央编的，具有权威性。另外，“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第一号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两案’时，却没有将林彪‘第一号令’列入起诉书” [3]，也旁证了林彪“第一号令”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的，只不过“第一号令”的提法是黄永胜自作主张加的。我认为文献[3]对林彪“第一号令”的真相讲得相当清楚。
最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尤其是看了苏采青发表在《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上的《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4]一文之后，我认为苏采青是研究党史的，又发表在党史研究上，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按苏采青的观点，科大下迁并不是因为林彪“第一号令”。
苏采青指出：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设想进行的。
苏采青提出这三条结论性意见都是有根有据的，详细可见原文。
苏采青的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科大下迁与林彪的“第一号令”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另外，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刘达同志“解放”，官复原职，刘达同志官复原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周总理写信，请求科大搬回北京。但周总理看了科大的信，没表态。这说明周总理也很为难，若科大下迁是因为林彪搞的鬼，是由于林彪的“第一号令”，周总理也不必如此为难了。
由上可见，可以肯定，科大下迁与林彪的“第一号令”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说科大下迁就是因为林彪的“第一号令”。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9)》
[2] 《林彪“一号命令”始末，毛泽东一怒之下点火烧掉》
[3] 《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真相》
[4] 苏采青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5] 丁兆君、柯资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的背景与动因浅析》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f987f0100998o.html
二、 科大下迁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
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建“五七”基地，有校史为证。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1]记载：
“1969年7月15日─23日科大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东北等地选点办‘五·七’干校，以便干部轮流下放劳动锻炼。”
“1969年8月初，校革委会常委在听取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的同志汇报后，原则同意他们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地点在江西。”
“1969年8月下旬，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主持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我校关于创建五·七’基地的报告。刘提出地点设在豫西，月底派人去南阳看点。”
“1969年10月6日，刘西尧和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到校开座谈会，校革委会常委及教育革命组部分同志参加，讨论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明确该基地是科学院的一部分，基地设在河南南阳地区。”
“1969年10月9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驻中国科技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联名书面请示报告国务院业务组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农场、又是科研单位，逐步发展为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理工科学校。计划二、三年完成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地点在河南省南阳专区。”
“1969年10月16-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
对于“五七”干校，我们这些老头子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五七”干校的产生,当初是为了安置大批精简干部和有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错误估计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所以，也用“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俗称“臭老九”)进行“劳动改造”和“再教育”。据方励之记载[3]：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州。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因为清华，北大有迟群、谢静宜这样的通天人物，所以清华、北大动作较快，至1969年8月，清华、北大已在江西办“五七”干校，而我们科大才开始找地方。
我的结论是：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建“五七”基地，但科大下迁决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因为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4] ,五七干校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科大下迁若是因为办“五七”干校，科大也早可以搬回北京了。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2]《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大事录》
[3] 方励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4]《五七干校述论》
三、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战备疏散
前面谈到，科大下迁始于选点创办“五七”基地，但决不是因为办“五七”干校。1969年10月16-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刚刚批示同意科大“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报告”。学校正派人四处寻找“五七”基地，突然，真的是很突然，从找“五七”基地变成疏散搬迁了。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 [1]记载：
“1969年10月21日校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委会议，驻校宣传队副指挥赵湘濮传达上级关于战备疏散下放的指示，要求学校立即疏散搬迁到河南省去。”请注意日期，传达战备疏散下放的日期是1969年10月21日，而中苏谈判已于10月20日开始。
“1969年10月22日驻校宣传队一副指挥及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等再次携带刘西尧亲笔信去南阳选点，到唐河、新野等地看了后，一致认为在此山区、丘陵地带创办基地有困难。”
“1969年10月23日召开全校大会，驻校宣传队赵湘濮副指挥作关于学校疏散搬迁的动员报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
“1969年10月26日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石煌召集驻校军宣队王政委，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等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的《十条意见》时说：‘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但是，中央从未下达过高校战备疏散的文件！
赵副指挥要求科大在11月5日前，即半个月之内全部搬出北京。请想想，连地方都还没有找好，就要求在半个月之内搬出北京，可能吗？搬个家也没这么容易，何况是一所大学！
我记得，当初动员疏散搬迁时还说，因为可能要打仗，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劝大家赶快离开北京，去外地躲躲。知识分子，即使像我这样根正苗红，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都成了“臭老九”，要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打仗了，不知为何如此看重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叫北京的工人，中国的领导阶级去外地躲躲？不保护工人阶级，反而保护“臭老九”？令人费解。
我认为战备疏散实际上是政治家常用的一种战争动员，仅仅是一种手段。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9年大事记》
[2]《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3]《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林彪“一号命令”的真相》
[4]《五七干校述论》
四、科大下迁不是因为高校下放
中央从未下过高校战备疏散的文件，但是中央下达过高校下放的文件。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9年 [1]记载：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
科大大事记也记载：1969年11月1日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刘西尧到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再次动员全校疏散搬迁，提出学校下去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搬迁。“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
可是高校下放《通知》中只字未提疏散搬迁，《通知》中也只字未提林彪的一号令，更未见有北京的高校要迁出北京的片言只语。《通知》说的仅是高校下放是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隶属关系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领导。传达高校下放通知时，科大还在北京，尚末下放。所以，科大下迁不是因为高校下放。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9年
[2] 《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五、科大下迁是毛泽东的战略步骤
科大刚下迁合肥时，工宣队队长李东林第一句口号是：“下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谁反对下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谁就是反革命！”于是把“四常委回京”和“二十八个半合肥之行”都打成反革命亊件。那时我对李东林的口号很反感，认为他是拿鳮毛当令箭。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反而认为李东林的话没错，科大下迁的确是毛泽东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反映了毛泽东骨子里蔑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本性。很多人为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辩解，说毛的原话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如果把这句话改成“路线错了，干得越欢越反动”，逻辑上还说得过去。“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逻辑上也不通。知识多少与反动没有逻辑关系，也与路线没有关系。如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成立的话，那“知识越少越革命”也应该成立，这就更显示其荒谬。但文革中确实如此，我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就要接受没有考上大学的工宣队和在农村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读书成为罪恶的根源。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只想用事实说话。毛泽东听不进专家学者的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像梁漱溟、梁思成、马寅初等等，都是中国当代大师级人物，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可是毛泽东听不进他们的正确意见，足以反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从毛泽东重用和喜欢什么人，也可看出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众所周知，王洪文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曾准备作毛的接班人。陈永贵也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高居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还有白卷英雄张铁生，高升为全国人大常委。难道真是“知识越少越革命”？。
全国大学几年不招生，世界上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吗？让初中生谢静宜、迟群去掌管清华、北大二所名校，领导清华、北大的“斗、批、改”，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荒唐。但是文革中大家谁也不敢说荒唐。因为都知道这二个人的背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谢静宜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长达17年。这样一个几近文盲的女子，在清华园里随便抓一个都比她强，而她一度成为掌握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生杀大权的人物，恐怕是中华民族，乃至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为奇葩的现象之一。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一度掌控清华、北大，并且赢得毛泽东、江青等一干人等的欢心，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北京市委副书记。
1958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警卫局汪东兴领衔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曾创下开办108所分校的纪录。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极大关注，一时成为高校学习的样板。
1969年清华、北大又在江西办《五七》干校，谁也不敢问这能叫大学吗？我们科大一帮人跟着学，到处找《五七》基地。
可以说，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办校的，当然包括下迁在内，都是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办的。这一点，我相信无论谁都不可否认。
我前面讲了，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林彪“一号命令”；科大下迁不是为办“五·七”干校；科大下迁不是因为战备疏散；科大下迁不是因为高校下放。但是如果综合考虑，全是！林彪“第一号命令”、“五·七”干校、战备疏散、高校下放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的。科大党委书记刘达曾上书周总理，想把科大搬回北京，周总理看了信，但没表态，显然周总理为难，因为科大下迁是毛泽东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为什么一忽儿办“五·七”干校，一忽儿又是战备疏散，一忽儿又是高校下放，想方设法要把首都的高校赶出北京，为什么？大家知道，一个政治家决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意图告诉别人。所以，下面只能是分析，各位读者看我分析得是否有道理？
以我个人猜想也许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政敌刘少奇。开始他也不想把文化大革命搞这样长时间，但是群众运动，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往往难以控制，北京出了五大学生领袖，后来毛泽东为什么派出庞大的工、军宣队？就以科大为例，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1968年大事记，7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7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这样，派到科大的工、军宣队500多人。据中科大《大事记》1967、1968年职工、学生统计数据，1966-1968年在校人数为4808人。这样不到10个师生就派一个工、军宣队！可是派这么多工、军宣队，还是镇不住北京高校，因为工、军宣队不是高校学生的对手。
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后来却难以驾驭它、无法结束它，到他死都没能结束，这一情形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恐怕使他最头痛的是北京高校。刘西尧都认为“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我估计毛泽东后来很可能也有类似想法。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只好采用“战争动员”，统统赶出北京。
那么为什么科大下迁会如此彻底，我认为一方面与刘西尧有关，他感到“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想尽快把科大赶出北京，“一脚踢出科学院”。另一方面与铁道兵有关，科大的军宣队是铁道兵派的，我估计，铁道兵对科大也跟刘西尧一样，感到“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并且把科大赶出北京，还可占用科大的房子，所以对科大下迁也很起劲，加上铁道兵又容易调火车皮，所以很容易、很快把科大赶出北京，最后是科大倒霉。
我的分析不一定对，欢迎指教！
1-12 反思科大下迁
－－作者：阮耀钟
科大下迁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科大下迁不仅使科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使国家也造成重大损失，搬迁真是劳命伤财。
科大下迁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虽然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应该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我在网上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科大下迁的文章，没有一篇有关总结科大下迁教训的文章，我想一定是因为这种文章实在太难写了。今天，我自不量力，对于科大下迁的教训，谈谈我的看法。
一、科大下迁是行政对教育干预太多的结果。
科大下迁虽然发生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但是，历来行政一贯对教育干预太多。五十年代学苏联，院系调整，把理工分家，都是行政干预教育的结果；1958年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行政干预教育的结果，显然这二个口号也是错误的。六十年代要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大办“五七”干校。要既学工，又学农，还要学军，怎么可能？七十年代，学朝农经验。……我作为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行政干预都是瞎指挥！改革开放后，教育界才开始过上稍为平静的日子，但是我认为行政对教育的干预还是太多。现在十七大提出，政府要改为服务型，希望政府今后对教育多做些服务性工作，少发指示，少发号施令，少干预。
二、科大下迁是片面强调“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
现在工厂已改为厂长负责制，为什么大学不能教授治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朱清时也主张教授治校[1]，我举双手赞成。科大五十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科大，还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传统。教授们能说话、敢说话，说了话也管用。” [1]。是因为科大几届党委书记都比较开明，能让教授说话，能保护教授。如果大学真正能做到教授治校，我相信中国教育一定会办得更好。倘若当年教授有发言权，科大决不会搬到安庆只有一幢三层楼的党校。
三、科大下迁是学校没有自主权的结果。
最关心学校命运的是学校师生，可是科大下迁时，科大师生几乎是任人摆布。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老师，现在学校有权聘用教师，但是学校的校长还是由上级任命。我大胆建议，大学校长取消任命制，改聘用制，校长和系主任在全国招聘，聘用谁由校、系学术委员会决定。
四、科大下迁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结果。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介绍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到科学院时的情况。1953年初郁文刚来科学院时，被视为“谆谆良师，诤诤益友” ，郁文过去的老领导，当时新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对郁文同志作了四点提示：[2]
1、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爱护科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2、科学无止境，科学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装懂，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挥；
3、在科学院做党的工作，切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要注意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4、做到谦虚，诚恳待人，能关心人、帮助人才能团结人。
这四点说得多好！我认为当年郁文书记和刘达书记都做到了这四条，所以虽然他们不是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但郁文书记和刘达书记深受科大人的爱戴和崇敬。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在中国少有，但大学党委书记有的是，要做到以上四条并不难，同样可以受到像严济慈和华罗庚这样著名的科学家的爱戴。我真诚的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党、政领导同志，无论是在科学界、教育界、企业界工作，能真正做到张稼夫同志作的四点指示，不要总是以领导自居，到处作指示，发号施令，能真正的以人民的公仆自居。不要去争什么“我领导”，“你负责”之类的，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上纯属我个人意见，若有不对之处，万望科大校友和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有的话可能太尖锐，太敏感，但我都是发自内心，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今后能更健康的发展，我一个退休老头，决无争名夺利之意。
参考文献：
[1]朱清时谈中科大少年班：为教改创路，成本就不高
[2] 苏世生 任知恕 郭若元：“郁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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