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73年和79年我两次参加农垦司主持的《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的编写，时为79年编写人员的合影。
如果把1973年3月我到四师科研所参加筹建算是文革后正式恢复工作的话，至91年2月我60岁退休，上天留给我工作的时间只剩下18年了。尽管在农大学习期间遭受肃反和反右的接连折腾，58年毕业后被发配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但还是痴想着在这么一个旷野里总该能让我为国家建设、也为专业探索做点事了吧？可还是在乱哄哄中过了15个年头，连绵的运动甚至“劳改”一直在吞蚀着我宝贵的岁月，真正让我放手工作的时间屈指可数。特别是从66年到72年的浩劫期间，整整7年，围攻批判、家破人亡，已是身心疲惫，确实连想死的心都有，又何谈其它。我渴望工作，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只求能让我安安心心地工作，把我有生之年都贡献在这块土地上。可是由于下面将说到的原因，在这块密虎穆（棱）兴（凯）平原上，我实际只又耽了11年。11年后就不得不离开了这块我熟悉的土地。在这11年里占据我全部生命的是两个内容；一是工作上的风风雨雨，另一个是我重新组织的家庭。为了回味和叙述上的方便，我将它们分别放在两篇回味里。有关家庭的重建在下一篇回味里再叙。
1
能搞科研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想那样的生活：每天都需要读书钻研、无穷尽地接受未知世界的挑战，用探索性的劳动来构筑创造，用创新手段向大自然索取财富，那是多么诱人的生活！所以当1972年底，李副参谋长安排我去四师科研所时，我没有任何考虑，也没有具体打听师里对科研所的安排和筹建的前景，就欣然接受使命，满以为就此可远离纷杂的政治，踏实地搞点自己喜欢的业务了。怎能想到从此踏上的竟是一条如此坎坷的路途，继续无奈地空耗着自己有限的精力和已剩不多的岁月，最终筑就了一个残破的梦。
1973年正是文革后期，全国依然是继续突出政治。不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领导至少在口头上对搞科研还是重视的，“科学实验”是主席说的三大革命之一，谁也不能公开违背。各师都成立有科研所、各团都有科研连、生产连队里还有科研班，形成三级科研体系。只是科研连和科研班好办，主要是为本农场搞些品种比较和繁育，不需要投入多少技术力量和科研条件；但要成立研究所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在文革的大形势下问题更多。当时兵团各师都把辖区内原有的“东总”或“省局”科研所改名为师科研所。偏偏四师所辖的虎林、密山地界内没有科研所。其实、1959年原牡丹江农场管理局曾在虎林筹办了一个局科研所，取名东风科研所。1962年春王震带着北京农大的几位老师来垦区视察，并在八一农垦大学召开垦区技术会议，到会的有各农场场长和部分技术人员400多人，王震和北京农大老师在台上就座，大会自由发言。当讨论到油菜专题时，东风科研所的技术员王金龙上台发言，强调大面积种油菜可能带来的问题。不料王震是主张垦区当年种油菜的，并亲自指令要垦区大量调入油茶籽，听此发言火冒三丈，没等他把话全部讲完，当即站起来现场下令解散该科研所。那天我也在会上，亲眼目睹了这场“闹剧”。谁都没有想到，在讨论纯技术问题自由发言时，仅因该单位某位研究人员的技术观点和领导相左，竟殃及池鱼连整个科研所都被立即撤消的怪事。在这会议上我也曾就其它专题上台发了两次言，幸好没给王震发现有什么纰漏。但从此牡丹江垦区也就没有自己的科研所了。1968年四师成立时，正遇密山八一农垦大学停办下放，四师就把该校农学系留校的老师组织起来，在农大原址上挂了一个四师科研所的牌子。由于八一农大也是师级单位，四师管不了它，除师部在该所安插了一些行政人员外，实际没开展多少科研业务，和师内各团的生产也没多少联系。1972年春农大准备复校，四师又没有科研所了。这也就是72年年底连长训练班上李副参谋长安排我去参加筹建师科研所的由来。
科研所的筹建业务具体归师生产科管，1973年2月我正式以借调名义离开36团15连到了师部生产科。拿了师部介绍信到八一农垦大学去办理接收科研所的手续，实际是代表师生产科去接个头，算是正式进入了科研所的筹建工作。
农大接待我的是原四师科研所所长，实际是八一农大农学系党总支书记，还是我北京农大59届的同学许凤郊。我俩过去虽没交往，但农学系不少老师我都认识，何况还有校友情谊，应该说他对我的接待十分热情。饭桌上一面热情劝酒、一面大骂师部，倒让我不知如何应对。从他话里可以听出师部领导不懂业务、不支持科研工作、只重视安插三亲六故等。其中大多也是当时老农垦人对兵团现役干部较普遍的议论和反映，只是他说得更露骨罢了，我也没太在意。至于具体交接业务则非常简单。因为所谓的四师科研所当时只是个空架子，技术人员全是原农大老师，房屋和仪器设备基本都是农大原有的东西，农大复校后这些东西当然都回归农大。在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由师部派任的原科研所杨副教导员，一位转业的义务兵，他给我看了一张分家后应归属科研所的人员名单，都是些出纳、文书、打字员等9名行政人员，没有一个技术人员，只有几件简单的仪器，如灭菌锅、台秤等，是师部出钱买的东西，还有一些文书印鉴和桌椅，总共也就够装大半个解放牌汽车，商定两天后由农大出车送到师部。所谓的交接工作就算全部完成了。
师部附近没有地，不能建科研所。这时来了位主管农业的杨清海副师长，他是非现役的老农垦干部，对成立科研所倒很重视，到处为建所选址。可是好的土地团里不愿给，他一个非现役副职夹在中间也是两难，正好这时36团的凉水泉科研连准备迁址，杨副师长就决定在该处建师科研所。
从位置来说凉水泉还真有某些优势。地处密虎铁路和公路沿线，有火车站，交通较方便；有耕地三千多亩，地势平坦，就位置和规模来说基本符合建一个师科研所的要求。问题主要是原有条件太差，不仅地势低洼、农田建设基础薄弱，更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也没有多少住房。除职工宿舍外当地曾是农场的一个砖窑，有些废弃的窑洞可供临时居住。总之从土地规划整理、房屋设备建设到人员队伍的调入，是彻底的白手起家，一切希望就等待杨副师长争取师党委的大力投入了。就这样，1973年3月四师科研所正式在凉水泉挂了牌子。师里还任命了科研所筹建小组，按营级编制，由42团调来一位孙教导员任筹建小组组长，还有两位副教导员，加上我和原凉水泉连队的郑队长，共五人组成科研所的筹建领导小组。当下修缮了几个窑洞作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外来人员的宿舍。4月份，师部给所里调来了三名农业技术员，其中两位是1968年本科毕业的，另一位老戴是1960年山东农学院毕业的老技术人员，曾多年从事品种选育工作，倒是建所急需。由于条件十分艰苦，又远离师部，科研所原有行政人员除一位文书一位打字员外都不愿到凉水泉来，这倒少了人事上的不少麻烦事。就这样，这个所谓的科研所算是把架子初步搭起来了。杨副师长随即指示：当年就要尽快开展工作，要通过开展工作让师领导真正觉得建立科研所的必要性，这叫做用实际行动做领导的工作，以争取对科研所的大力投入。
想想当时的情形也着实让人可笑：这样的科研所可能全世界绝无仅有！除了在原生产队队部的门上赫然挂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科学研究所”的大牌子、文书抽屉里有两个大红印章外，没有研究队伍、没有办公条件，男同志全都住在废窑洞里，更没有任何仪器和设备。这也能叫科研所？还要开展工作？但不要忘了。这是在北大荒，有着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传统；当时还是文革时期，精神万能嘛！人们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何况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因为文革白白空耗了七年大好时光，现在总算有一个可以让你干点活的地方了，虽然是住窑洞、几乎一无所有，但终究是叫科研所啊，还不得舍出命来干！知识分子贱不就贱在总希望共产党能允许自己干点业务事吗？看看刚建所时所里原有的行政人员都争先恐后地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可农场的技术人员却还都千方百计地想进科研所，来住破窑洞也行，对比之下就太说明问题了！
筹建领导小组里只我一个技术人员，也只我一个非党员，分工负责科研。开展科研工作的担子当然就落在我的头上。我和老戴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我们自己虽然力量薄弱，但有师科研所的牌子，四师下属有14个团、各团科研站都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条件；由于过去没有对口的管理部门，他们一直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为引进一些新品种需要自已到全省去跑，试验也是各做各的，既缺乏交流也不够规范。我们以师科研所的名义，从发挥全师组织作用，强化全师科研网入手，把14个团科研站的力量组织起来，先干点事，把科研所的影响打出去，就可以争取时间逐步积累自己的技术储备。具体做法是在尊重各站自主性和独立性前提下，统一全师试验方案，统一调剂参试种子，共同讨论试验结果，面向生产，做好服务。这样，通过不同生态条件下全师多点的试验结果，绝对胜过他们单站的工作。还能借助兵团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力量，既发挥自己的位置优势为全师生产服务，也弥补了当前自身力量的不足。我们又从原科研连的人员中挑选了几名较有经验的知青作试验员，组成了一个品种研究组、一个栽培研究组和一个小区试验班，紧密结合全师生产的迫切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区试验和原种生产供应。果然，这个做法得到了各团科研站的热烈拥护，科研所的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地但却是很快开展起来了。
但是师部有关科研所的筹建方案却始终没有下来。所给经费只有日常费用开支，房屋和农田建设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动。也许注定这四师科研所命该步步坎坷，1973年6月密虎地区遭遇严重涝灾，7月发生了小麦大面积不结实现象。全师播种的93万亩小麦中竟有17万亩严重不结实。不实的地块或地段小麦株高穗大，长势良好，看似丰收在望，但半穗甚至全穗无粒，使产量受到严重影响。一时间从师、团领导到各级技术人员都十分震惊，主管生产的杨副师长专程赶到刚组建的师科研所，责成我们必须尽快查明原因找出防治对策，并把这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可所里既无专业技术力量，更无仪器设备，小麦又成熟收获在即，不可能再进行任何生理或病理分析。我只得带了一名试验员，于麦收期内在发生不结实现象最严重的37团，抢在收获前进行大田调查。
其实那年黑龙江发生小麦不结实的情况不仅在我们四师，生产兵团的三师、五师、六师都相当严重，全兵团小麦不结实面积达80万亩以上。惊动了中国农科院小麦专家金善宝院长，从北京派人前来调查，足见这一问题影响之大。这种现象虽在1971年也曾较大面积发生过，但没有今年重，而垦区以往则从没有大片发生过，只是听说五师音河农场几乎年年都有。可直到当年冬天，无论省内外各级农科院校的老师、教授，或兵团的各级技术人员对此说法都莫衷一是。有认为是受开花期高温、雾、阴雨等气候影响、即所谓天派，有认为主要是土壤条件、耕作栽培措施造成的、即所谓地派，各派还都有自己的调查依据。我在几十万亩麦田里和农场同志共同跑了一个多月，收集了不少对比数据，也写了调查报告，观点是属于地派的。但仅靠一时的田间调查，确实无法说清各种问题的内在关联和实际成因，所形成的推断和建议显得较为空泛，问题显然远没有解决。
凉水泉的耕地原本低洼，科研所仓促定点更没有进行任何农田建设。6月份的涝害使试验地里积水严重，住在窑洞里的筹建小组和技术人员也全都泄了气。杨副师长在师里对科研所的建设既孤掌难鸣，又忙于全师抗涝和小麦不结实问题，无暇顾及。正巧那年9月我被抽调到农业部农垦司去芦台农场参与《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的编写工作，整整写了两个半月。回来时只见所里的孙教导员、老戴和文书等人已全都集中在师部一个空闲房子里，成天以下棋打发时间。从农大拉来的那几件仪器和桌椅又用汽车拉回了师部，那个凉水泉连队和该队全部土地又送还给了36团，筹建四师科研所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在汽车的来回奔驰中划上了句号。窑洞、汽车与研究所，这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成了我们1973年筹建兵团四师科研所第一年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物，是我们日常工作中随时需要讨论的话题。因为那一年我们的科研所，正是住在窑洞里，而且经常跑在汽车上（搬家）的。
一年的时光又这样过去了！
2
杨清海确实想把师科研所搞起来，那年冬天他依然到处在为科研所选址。但究竟只是个非现役的副师长，在建设兵团以现役为主的体制下能量有限，没有师党委的决定他到各团去实际上招呼不动。一个冬天很快过去，1974年4月已是春播在即，建所问题必须立即定下来。他斟酌再三最后决定把师科研所合并入38团科研站，实行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师团双重领导。于是我们在师部闲待了一冬的全部人马，总共也就十几个人，连同那点家当又用汽车从师部拉到了位于卫星的38团，科研站就在38团的团部－－卫星镇。
38团的前身有些特殊。虽然他原是八五○农场的五分场，但在东北农垦总局时期成了农垦部实验农场，直属部里领导。1963年王震还曾从北京农大约请了10位教授，针对当地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该场试验站布置试验。北农大抽调了10名1962年的毕业生配给这些教授作助手，每人按对应教授拟定的试验方案，夏天来此做试验，冬天回北京在农大做样品化验并写试验报告，有人称为准研究生。1966年文革爆发，此项工作中断，10位学生就此留在了农场。组建兵团后这个部试验农场改编为四师38团，试验站也就成了团科研站。所以这个科研站的技术力量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比其它科研站确实要强得多。
但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拥为这样一个科研站，从农场到普通技术人员的眼眶自然也就比较高，根本看不上当时师科研所来的那几个人。更何况当时师科研所是营级、而团科研站是连级，在一切都讲官阶的中国和部队里，更让原来团里和站里的领导感到别扭。团里不少人认为这是杨清海想以此吃掉他们的科研站，戒心甚重，极力希望把这个科研所撵走，或者直接就把师里来的那几个人撵走。更何况历来所谓双重领导单位经常是矛盾丛生的单位。该有人管的事互相推委，不用人管的事谁都可以插手。杨副师长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他说他没有独立办所的力量，目前只能采取这办法才能把科研所办起来。就这样，首先由两方面的人凑起了一个领导班子，仍叫科研所筹建领导小组，可实际是师里来人时总找原师里的人谈事，团里依然还找原团里的人商量，这样显然很容易滋生派性。谁为主？谁是谁的人、谁在支持谁？如此等等。这原本也是某些中国人最喜欢搞的名堂。更何况正值文革后期，派性的遗风正炽，有人搞起这些事来更是驾轻就熟，使得双方关系从一开始就相当别扭。
科研所筹建领导小组由6人组成。师里2人团里4人。我们的孙教导员任组长，38团科研站原指导员任副组长兼党支部书记，成员有原站里的站长和两位副站长，负责管全所的生产和行政，再加上一个我，我分工管科研。这样拼起来的班子其工作情况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杨副师长的努力我们还是从师部得到了一定的支持。除每年由师里直接下达一些基建指标，逐年盖了科研办公室、家属房和化验室外，还陆续调入了一些技术人员。先后调入了五位老同志，多为文革前农场的主管技术员。又接受了几名八一农大的工农兵学员，连同原有的、含38团科研站的人马初步建立起了种子、土肥、栽培三个研究组，一个化验室和一个情报资料室。连实验员在内共有科研人员约30人，另有一个主要为田间试验服务的试验班，使所谓的科研所似乎真有了一个初步的架子。
但要想真正开展研究工作却遇到了较大的干扰。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那时候的政治形势总是不能让你安安心心地搞业务；二是技术队伍内部人员和认识上的种种分歧，又很难把大家组成一个合力。这两方面的冲击，再和上面说的所站矛盾及双重领导等单位派性纠缠在一起，推波助澜、暗潮涌动。对于一个想尽快打下一片天地的新建所来说这些问题可真是致命的。
首先，1974年正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在北大荒也同样热火朝天。各种政治口号和人员批判应接不暇，虽然多数科技人员对此不仅糊涂而且早已厌倦。但政治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不仅要占去不少宝贵时间，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在政治运动的重压下依然抬不起头来。尤其在有如此派性基础的单位，更有人借此兴风作浪。对孙教导员还维持着表面的客气，而我这个师部派来分管科研业务、出身又不好的臭老九、还不是党员，就成了某些人搞小动作的主要对象。有人经常利用我做的一些事或说的话，结合当时各项政治批判运动，给团部广播站写广播稿，倒还不敢直接在所里搞，但小喇叭是拉到各家各户的，谁都能听见，也包括科研所。利用上挂下连的文革手法，不点名地影射批判并向全团广播。什么典型的“单纯技术观点啦”，“不尊重贫下中农啦”，……甚至露骨到今天我刚在自家门前摆了一排小麦盆栽试验，广播里就说“这是对批邓示威、用科研冲击批判右倾翻案风”；76年我曾作为观察，随意引种了几粒文冠果，广播里又说“我们这里也有江青的忠实追随者，江青就喜欢文冠果”。总之，一听广播大家都知道这稿子影射批判的是谁！可由于没有点名、又是团里广播站广播的，听了你也没法去找去。这种集政治污蔑和派性矛盾搀杂在一起，实在无聊之极。好在我还经过些风浪，对这些小动作只是感到恶心而已。
其次，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知识分子仍属改造对象。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外，首先必须参加劳动。不仅在田间试验中要和工人们一样干活，农忙时全体科研人员还要放下试验，经常去参加大田生产劳动。这常成了筹建小组中我和管大田生产的原副站长发生意见争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的试验也都是田间试验，农时一到你忙我也忙。可当时的观点似乎只有到大田里去干活才是劳动，在试验地里干活就不是劳动。而他更常以大田农时紧张为由要求组织全所突击，一切科研活动都必须暂停。作为科研所竟不能保证科研活动，现在看来简直难以理解，然而那时候却又十分自然。因为从中央的整个政治调子来看，知识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1973年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的社论；还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特别是1975年的朝阳经验、七二一指示，更重申了对知识份子的“两个估计”，强调要组织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管理学校。农场里各中小学都进驻了贫下中农代表。上级还下发了大连光电所等国家科研单位选拔工人担任研究室主任和课题组长的经验。领导小组专门就此组织文件学习，要求我立即对各研究组进行改组，把原来由老技术员任研究组长的一律改由工人（试验员）来担任。起初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哪能搞科研还不让技术人员当主力，既然这样还办大学干什么？但这马上就提到了你究竟是执行什么路线、依靠谁的高度。最后只得采取折中办法：各研究组均设正副组长，由工人身份的老试验员，多数是知青任组长、主管行政，原技术员组长，所谓知识分子改任副组长、负责课题业务。虽然由此仍产生了一些矛盾，但总算把事情应付过去了。现在想来，当年中国的事情也着实让人可笑，多念了几年书，连个技术组长都因此当不上，大学毕业的只能接受中学生领导，谁让你叫做什么知识分子了呢！
最后，除了政治上的干扰外，队伍内部也有不少问题。到1975年所里拥有的约30人科研队伍中，其来源构成大体是：由师里陆续调入的各年龄段技术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原38团科研站的技术人员占三分之一弱，另三分之一强是以知青为主的老试验员。这样一支来源各异、参差不齐的队伍，认识和意见不一原就难免，更何况有着上述派性的干扰，更难齐心。可在当时情况下，科研所的紧迫任务就是必须尽快为全师生产服务，迅速做出成绩，让各团、也让师领导感觉到科研所有作用，才能支持科研所的建设。这原本也是一切企业办科研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向就是要求各研究组均面向全师、加强生产调查，掌握生产上存在的紧迫问题，并按各自的专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短平快项目，为推动生产服务。但这方针受到了原38团科研站中曾专门配合北农大教授做试验的部分技术人员的嘲笑和抵制。他们坚持认为大田调查不是科研，农业科研必须摆小区、搞数理分析。并奚落说那些凭生产调查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综合别人意见凑出来的，既没水平也没科学价值。这种认识对一个基层农业研究所来说显然是片面的。我能理解他们这种认识的由来，因为他们过去是专门给北京农大知名教授做助手搞试验的，其中有些教授我还比较熟悉。一年里只是按教授出的方案做几个小区试验，可以说他们的业务经历和科研思路的“根基”并不在全师几百万亩的广阔天地里。可我们这样的科研所既不可能再走他们过去的路，更不可具备样的研究条件。我坚信数百万亩农田里有着无数科研思路和作物规律的启示，它既是我们一切农业研究的归宿也是我们研究思路的源泉。这种分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学院型和生产型科研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避免把这种争论和单位派性再搅在一起，我回避了争论，采取各干各的方针。谁认为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何况当时这样一个研究所，原本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科研管理制度。
说起当时情况的确让人泄气，我们这些所谓的科研人员，一方面要求全力搞好科研，为农场服务，尽快做出成绩；另方面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在夏锄麦收等农忙季节和所有工人一块在大田里起早贪黑突击干活。这再不够，还要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批判。任一方面稍有不周，就是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可我又实在太希望自己能做点业务上的事了。要知道，1975年我已经44周岁了，一生的太阳早已偏西；从农大毕业也已17年了，想想当年在入学时一心希望为国家建设努力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与梦想，那种既不可望也不可及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其实我的要求真不高，更知自己出身不好、世界观永远要改造，既没有提拔重用的奢望，也没有物质享受的追求；对艰苦的北大荒我安心边疆建设，不怕累不怕苦，只求能让我做点业务上的事，再不要让生命就这样白白地耗下去了，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啊！因此当来到了师科研所，虽然筹建中的问题那么多，条件那么差，矛盾又那么多，我就像是一个已多年挣扎在波涛中的溺水者那样，死死地抓住这块破木板不放，毕竟无论这块木板再朽再破，也还是块木板啊！
就这样，我根本不管派性和小动作的干扰，如饥似渴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一切能做的事，面向全师生产，尽力发挥这个刚筹建起来的科研所在全师生产中的作用。我提出的口号是：“要让全师各团甚至整个兵团，都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科研所的存在”。为此，那几年里我和所内的某些同志，主要是从师里调来的一些农场老技术人员一起，确实可以说是摈弃一切干扰，艰苦创业，忘我地为这个刚筹建起来的科研所做出了拼搏般的努力。
图：2005年和张逊重回卫星，在当年师科研所在此盖的科研办公室前合影
我们继续组织和完善全师的品种试验网。通过组织联网，完成了全师品种区划，每年统一试验方案、共同汇总试验结果，这对推动各团品种试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几年里全师先后确定了黑农26号大豆、嫩玉一号玉米，以及部分地区龙麦175等生产与后备品种。同时我们自己的育种组开展了对各后备原种的提纯复壮，无偿供应各团，特别是玉米自交系亲本的原种生产与供应，深得各团科研站的欢迎。同时我们也开展了自己的育种和南繁，当然要出自己的品种至少还得十年以后。
除品种外我们也组织了全师的肥料试验网，提出了师内不同地区各主栽作物适宜的施肥配比。还以四师科研所的名义编辑出版了技术刊物《科技资料》，不定期出版，既为本所及本师技术人员构筑交流和发表的园地，也以此宣传和扩大我们科研所的影响。
除组织全所科研联网工作外，我还参加了省农科院土肥所《草炭利用》的课题研究。通过全师生产调查和在有丰富草炭资源的38团10连布置田间试验。最终探明：黑龙江由于气候寒冷、土壤有机质丰富，草炭主要只是一种物理改良剂，大量施用可以改善粘土性状和提高沙土保水性，但从植物养分来说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肥料。这就纠正了当时农场和农村不少基层干部对所谓“草炭肥”的模糊认识，曾经冒着数九寒天、全队老少在沼泽地里大挖草炭，作为积造肥成绩上报。此项课题后来还得了一个管局和省厅成果奖。
当然所有以上这些工作从严格科研意义上来说水平并不高。但作为一个刚组建起来的企业型研究单位，既无技术储备、又缺设备经费的条件下，这又是立即在生产上发挥作用的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
这段时间最占据我心灵和精力的还是那个小麦不结实问题。它像个谜团一样地吸引着我，一心要探个究竟。根据1973年对数万亩麦田的调查结果，发现不结实田块的地段分布、严重程度，和土壤类型、地势及耕作栽培措施有显著相关性。为进一步搞清原因，从1974年开始，我与37团科研站戴书友、炮连技术员吴淼湖等共同合作，在上年发生不结实最重的37团炮连粘质冲积草甸土上布置了上百个田间试验小区。孕穗后、抽穗前又与东北农学院小麦专家李文雄、植物学和植物生理等多位老师协作，进行田间植物学观察、显微镜检测，某些生理指标的测定。终于查明：小麦不结实的生理原因是花粉败育。发生败育的时间在抽穗前、即花粉母细胞四分体，单核-单核靠边期时发育中止。花粉粒萎缩、无淀粉反应，雌蕊仍正常。我们在各处田间检测了近千个样本无一例外，可惜73年我们开始调查时小麦已成熟，无法进行此项检测，否则问题可能更早搞清楚，当年也不可能如此意见纷纭。
这种花粉败育与当时南方油菜不孕现象颇相似，南方的研究已明确这和土壤缺硼有关。该年五师56团在连年发生小麦不结实土地上用硼酸做种肥即曾获得全部结实，他们因此断定是土壤先天缺硼，决定从1975年起在生产上全面推广小麦施硼酸种肥的措施。但五师这个简单结论不能解释四师的复杂现象。因为在土壤母质先天缺硼的土地上小麦应该年年不孕，不会只在个别年份才不孕，更不会不结实地段年年“搬家”。尤其我们的田间实验表明在四师主要耕地土壤白浆土上，硼酸种肥会造成严重烧苗。因此1975年我和37团的同志继续自行深入探讨，在既无经费，亦无测定硼的仪器设备情况下（当时不仅兵团、连东北农学院和八一农大均无此条件），要想弄清楚是哪些土壤和植物环境因素影响了硼的有效化，似乎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只得采用一系列盆栽、框栽及田间试验进行调控性的实物验证，当然这样工作量将成倍增加。我自嘲地说：“这是让植物自己来说话”。
虽然由于1974年、尤其75年后四师地区气候较好，各项耕作措施恢复正常，小麦不结实现象逐年减少到基本不见发生，各级领导对此问题已逐渐淡化。但我们几个人出于要探个究竟，仍一直自行坚持试验到1977年。最终做到完全可以通过人工控制土壤水分和耕层紧实度的办法全面复制当年春小麦的不结实现象，基本查清了问题的成因：由于当地土壤有效硼在临界值范围内，我们送了两个土壤样本请南京土肥所刘铮先生作了测定，确证了这一点；如果当年小麦孕穗期遇田间过涝、或耕层板硬降低了有效硼的转化和小麦根系的吸收能力，就容易招致生理敏感期缺硼，此时若在孕穗初期根外追硼还可以补救。正是当年兵团种地不讲科学，72年秋涝大面积过湿作业、73年6月又遇雨涝，影响了土壤硼的转化、吸收和植物根系的发育，从而造成当年小麦大面积不结实，我们据此提出了今后的生产预防措施和予警建议。
通过这项工作，我自己学习了不少植物学、生理学和土壤电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简易测试方法，这也许可说是那几年里我真正的最大收获。
1976年是神州大地剧烈震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和“四五”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遥远的北大荒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也承受着震撼。只是十年文革中今天批这个、明天揪那个，昨天是领导人、后天又成了特务，使年青时曾如此热衷于政治、热望着党的我，此时对政治已由迷惘走向了厌倦，又从厌倦产生了某些怀疑。那一个个高亢的口号，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动辄就激荡自己的热血，反而打心底里滋生出某种反感，这实际上也是党以他自己的行为在我心里损害了他自己。因此当张逊打开4月5日天安门事件报纸时，我首次说了一句当年我俩都感到震惊的话：“实际情况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哩”！
不过，作为集权国家的中国，中央的政治颤动总是要波及神州每个角落的，北大荒当然也不例外。1976年2月26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又改组为黑龙江农垦总局，原来的现役军人或转业或回沈阳军区。四师又改为牡丹江管理局，我们的科研所也就跟着在年内改称为牡丹江管局科研所。北大荒又回到了原来的农垦系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种体制上的变来变去我们早已习惯，只是每次折腾都会带来人员和机构的动荡。现役军官逐渐走了，杨清海由副师长改任局党委书记，对科研所的支持加强了，并决定增加农机研究内容，调入了搞农机的曹副所长和一些农机技术人员。但双重领导和筹建小组的体制暂时还没有变。
由全国政治形势引发的另一个冲击，是从1977年起垦区越刮越烈的知青返城潮。就我们科研所来说，知青不仅仅是组成试验员的骨干力量，有的已作为技术员使用，而且也是构成近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主要成份。1977~78年他们成批回城，包括工农兵学员，总计返城的知青约占全所科研队伍一半以上，给刚刚有点模样的科研所队伍建设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