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朱峰：男 汉族 1933年3月15日生于江苏盐城1950年17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调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附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上海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修学校、现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俄语，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1954年春分配至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第四零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1957年错划为二类右派。1958年春被遣送黑龙江853农场六分场。1960年遣送新疆乌鲁木齐轴承厂。1962年被下放至南京市八卦洲。1965年被安置在新疆乌鲁木齐大阪城公私合营胜利牧场。1979获右派改正，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六一二软件实验室任副主任。评为副高级工程师。1993年退休。根据亲身经历，撰写《在阳谋的祭坛上》一书。
朱峰回忆录《在阳谋的祭坛上》序
在吴永良著的北大荒回忆录《雨雪霏霏》的增订本里，附录了两个名单，一个是《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各部遣送北大荒八五零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共874人；一个是《中央各部委遣送八五三农场改造的二类右派花名册》，共486人。八五零和八五三两个农场加在一起，共1360人。在这名单里的著名右派分子，八五零农场有尹瘦石、李易、聂绀弩、吴道弘、黄苗子、丁聪、李景波、卢芷芬、谢和赓、彭达、赵琪、吴绍澍、王立中、刘惠之、胡考、戴煌、朱启平、李凌、沈默君等人；八五三农场有蓝钰、吴祖光、陈新桂、李荒芜、范四夫等人。本书作者在《中央各部委遣送八五三农场改造的二类右派花名册》中名列第381：“朱峰，男，26岁，江苏人，原二机部翻译。”他的经历，散见于这本回忆录里的，拼接起来，大约可以这样说：
他一九三三年生人。一九五零年十七岁，初中刚读了不到一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进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附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上海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修学校，现改称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习俄语，当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四年春天提前毕业，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第四○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
他陷入政治的陷阱，第一步是一九五五年对于胡风一案的议论。他说，写了三十万言书也不犯死罪，不要墙倒众人推。后来反右时这是他的主要右派言论之一。在肃反运动中他又是肃反对象，被审查了很久。原因是他们单位的保密制度规定，每天翻译的东西先要从保密室借出来，下班前要还回去。他嫌麻烦，认为自己翻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就未还去，放在办公室自己的保险柜里，肃反运动中就以此为由头对他进行审查。可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调查出来。整风运动中。他写了篇大字报，内容也没啥特殊的东西。不外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要靠乱咋唬吃饭等等。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划为二类右派。
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先流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宝清县八五三农场，一九六零年又从这里直接调到新疆。这是因为那时新疆机械工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向中央要干部。中央支援了一批干部，各层次的都有，二机部抽调干部的时候就顺便把本系统在东北劳动的右派们给新疆了。他到了新疆，分配到乌鲁木齐新疆轴承厂，一九六二年，大跃进失败，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大精简，新疆轴承厂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并尽可能留下他们自己的人，并迎合这些人想回内地家乡的心情，几乎将从北大荒调来的右派们全都下放回了家。新疆轴承厂就把他精简了，让他回到南京市八卦洲家中。一九六五年他再次来到新疆，被安置到乌鲁木齐县达坂城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在这里度过了近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统一解决右派分子问题，才回到北京复职。一九七九年底他终于从新疆复职回京到北航六一二软件实验室当副主任。后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
他的这一本回忆录《在阳谋的祭坛上》，副题是“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表示他是着重写新疆那一段经历，事实上他对北大荒的那两年也有很深入的回忆和很生动的记述。这一本回忆录所写的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变局不断的极其重要的时期，虽说他只是写他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却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页历史。它提供了任何一本正史也不可能提供的细致的描写。
比如，一批右派分子来到了北大荒，他们是怎样凭着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
我们刚到西大林除了野鸡、野鸭、狍子等活东西迎接我们，见不到任何人。到处是齐腰深的草和遍地的水。这种沼泽地的水又脏又臭不能喝。到达西大林后见到房无半间，井无一口，大家的鞋袜裤腿全是湿的，地上从来没有过路。我们谁也没见过如此荒野的地方，不少人哭了。但哭有什么用，先得为自己弄个安身的地方。先找到一小块较高的地方，再垫上一些树枝和草把肩上的行李先放下。派出绝大部分人到小树林中砍直的高的不粗的小杨树运到一处较高水浅的地方搭成“人”字架。就是将两根去掉枝叉的杨树顶端扎在一起，下端尽量叉开插在泥水地里，挨排插。几百棵杨树连起来插就成了“人”字大厦。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割来了茅草，用一些草搓成草绳把一扎扎茅草捆梆在杨树形成的“墙”的外面。再把从杨树砍下的枝杈铺在“大厦”里的泥水地面上，铺得很厚，再铺上茅草，做成了水上弹簧大通铺。这种“人”字大厦外面刮小风，里面刮穿堂风。外面下大雨，里面顺着茅草下粗雨。外面雨停了，里面继续下。我们有了窝后立即打井，因为时间短，挖不深，先挖个浅坑，把里面的脏水舀尽，让它慢慢渗出较清亮的水暂时饮用。
荒原上过了冬的蚊子苏醒之后可了不得。它们成群结队大白天袭击人和畜。蚊子多的时候我们白天要戴防蚊帽，袖口和裤脚口都要用绳扎紧，防蚊帽能防蚊子，但不能防小咬。小咬若钻进了防蚊帽又出不来。它咬人的毒性很强，会咬得人满头满脸满脖子肿包。又疼又痒又不敢抓。抓破了会感染更不得了。蚊子猖狂时我们用过的铁锹插在地里，因为把子上有人的汗味，过不了一会把子会变粗，上面落满了一层蛟子。我自己一巴掌在自己衣服上打死过几十个蚊子，想数数都没法数。因为不少死蚊子被拍死时已经碾成了泥状。
我们大便是个麻烦事，不敢一个人方便。先要约好几个想要拉屎的进行分工。找个干燥的地方并要看好风向，再找一些枯草烂叶升火。火升好了要找青草将明火盖住不让充分燃烧，憋住火堆只准冒烟。这时想拉屎的人赶快跑到烟幕里拉尿。脱裤子和拉屎的动作要快，一定要在火堆冒完烟之前结束“战斗”。有时风向会随风变，我们也不得不随风同步转移“阵地”，否则屁股和大腿就要遭祸。即使这样谁的屁股也没有被蚊子幸免过。有些蚊子有敢死队的精神，能“勇敢”地冲破我们的烟幕防卸工事狠狠地攻击我们的屁股。为了保卫自己的屁股，不少人从北京寄来了防蚊油先涂在屁股上。但北大荒的蚊子不识北京的货，照咬不误。
接着，大跃进来了。各行各业都大放“卫星”。现在的读者大约不知道这大跃进和放“卫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请看书中写的一个小例：
五八年是个全国发了疯的年代。当我们点完大豆，播过小麦又运来了许许多多向日葵种子。要我们每人每天要点播好几公斤向日葵种，完不成领导上就不能放卫星。我们只好为了领导上能放卫星每个点播坑就放上一大把种子，在规定期限内把种子点完了。当这些种子发芽长出地面完全不是向日葵的样子，而是像一簇簇韭菜的模样。因为太密，谁也长不成长不大。结果种子和我们的劳动白费劲不算，地也被白白耽误了一年。这次破坏性的事件我们谁也未被追究，因为我们早有言在先，声明过这么多种子根本种不完，要求拿一部分炒了吃。可领导不准，说要适当密植。究竟要适当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虽然不准炒了吃，我们在播种时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生葵花籽，结果我肚子里被打出一大堆蛔虫。
不但农业要大放“卫星”，工业也要大放“卫星”。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全民炼钢。书中写了他弟弟在家乡苏北地区参加炼钢的故事：
我大弟弟因为我的牵连只好入盐城师专上学。他有幸不准读书而要去大炼钢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当了光荣的炼钢铁的人才，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苏北平原水网地区一无铁矿，二无焦炭，三无耐火材料。但当时发了疯的中国人在疯子们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不是没有铁矿、焦炭和耐火材料吗？这难不倒巧媳妇们。巧媳妇可做无米之炊。盐城师专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到民间去“取”这些原料。他们见到谁家屋里没人就把人家喂家畜家禽的泥盆瓦罐拿走用碾子碾细了当耐火材料。更缺德的是当时农村草房多，农民为了防龙卷风把屋顶上的草刮走，一般都用破缸压住屋脊两端的茅草。他们就爬上屋顶也把这些“耐火”原料偷了下来。光有这些破缸破瓦不能大炼钢铁，还得有钢铁才行。他们就到处找钢铁，反正那时吃食堂，每家每户做饭菜的锅也就成了多余的。那时社会上因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小偷也没了，每家的门户也就用不着上锁了，因而锁门的门鼻子和锁本身也就是多余的了，全是大好的大炼钢铁的材料。至于没焦炭可用别的燃料代替，可用木材烧木炭，这下树木、门窗、床板和装死人的棺材通通都能用得上。就这样，师专的未来为人师表的人们先当“小偷”、“土匪”和“强盗”后，就炼出了“钢铁”向党报喜了。结果我们的党报上又多了一颗启明的新星。
这些大跃进和放“卫星”的事情，正史上也不能不有所记载。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说：“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夏收期间，这种浮夸风集中表现为虚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竞放高产‘卫星’。……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实际上的采用‘并田’的方法，即将多块地里成熟或者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找出一两株长势特别好的农作物，用它们的收获量乘以大田的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484页）关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也说到了，说是“盲目蛮干”，说它“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严重冲击和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同上书，第491-492页）这种高度概括的文字，就远不及这本回忆录给读者的印象深刻了。后世读者将会从这里更深切地了解这一页历史。
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它的价值远不止这一方面。它的作者是个很有个性很有风趣的人。他藐视迎面袭来的横逆。在斗争会上也戏弄那些斗争他的人。在权力者看来，他是个最不听话，最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分子。他在书中不但细细写出自己种种反改造的事迹，也写周围难友的反改造事迹，像原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右派分子李涛出色的反改造表现，我看到这些地方，快意地笑了。这是一本反改造故事集啊。他们，在高压之下，为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几根傲骨，证明了所谓“人是可以改造的”不过是权力者的愿望和幻想。不过作者也看到，权力者所作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成果的，书中说：“我已经看到我们右派分子当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现得非常极积，与领导一唱一和，就是所谓的靠拢组织。其实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就是想尽快瞒天过海假积极争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右派分子”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品牌，这五十五万人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写出了这一方面，就更全面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 这本回忆录可信的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书中记载了难友贾明克的事迹：
我们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右派是反右前的北京电力工业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贾明克，他们的学校归电力工业部管。解放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山东一个地区的书记。他说当时他只要批个条子就能枪毙人，可见权力之大。进了城之后他们都成了国家和党的大干部，权更大。可他不忘本，还是解放区带来的小脚老太婆当老婆。可许多人在进城后都换了老婆，换了城里的，年轻的，漂亮的, 扔了过去共患难的乡下老太婆。电力部里也有这样的领导干部。老贾看不惯，就说共产党内出了一大批新陈世美。他说上梁不下梁歪，这些人所以敢换老婆是受更高干部的影响，是上行下效。老贾不仅把矛头指向了部领导，而且还不指名地指向了中央，能不把他打成右派吗？
我在《中国反右运动资料数据库》光碟里查到了贾明克的材料，他的右派言论就有这样一条：“过去党对“男女关系”的处理是欠严肃的，今日“陈世美”所以多，与这有关，根源在中央，中央委员中除周总理等人之外，都有小老婆（我所说小老婆，系指年轻的老婆）。”
可见回忆录说的是可信的。
作者要我写序，我就写了这些读后感，负责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2012年4月17日朱正于长沙
第一章千年戈壁（一）
1．达坂城的姑娘
一九五四年我从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前航空工业部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五七年打成右派，先流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八五三农场，后又调到新疆，最后在乌鲁木齐县达坂城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生活了近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统一摘右派帽子我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复职，目前我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
我在新疆总共生活了近廿年，在达坂城就有十五年，故对达坂城的地区、气候、风俗民情要比西部歌王，已故的王洛宾老人要知道得多一些。
儿时就会唱《达坂城的姑娘》，但不知道达坂城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王洛宾为何许人。达坂城因“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而名誉中外，王洛宾老人生前是达坂城的名誉镇长，愿为达坂城做些贡献。我在达坂城生活了十五年，也有这样的愿望。
虽然在上小学时就会哼“达坂城的姑娘”，知道有个地方叫达坂城，而且地方一定很美，要不姑娘怎么会漂亮，西瓜能又大又甜呢？！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达坂城，最好能找到个漂亮的女孩当媳妇，更希望她赶着马车来。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谁也没去过达坂城。而我却是非常“幸运”的在达坂城生活了十五年，这得感谢“伟大”的反右运动。
因为从小就会哼“达坂城姑娘”这首歌，故一开始就上了王洛宾的“当”。翻开中国地图，达坂城在迪化（乌鲁木齐）东面，现在乘汽车约一个多小时，全是沥青路面。该地是通往南北疆的走廊，也是全国著名的大风口，现在建有全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群。那里的所有树木，不论是大树、小树或千年古树，没有一棵是直着长的，青一色全歪斜着长；原因是长年优势风极强，树木只能顺着风势生长。这地方几乎天天刮风，不刮风的天很少。如果哪天不刮风达坂城的妇女就麻烦了：做饭烧火的炉灶拔不出烟。冬季不刮风就更麻烦：火墙和火炕因拔不出烟就烧不暖和。不刮风炉灶拔不出烟，满屋子的烟会呛得屋内的人鼻涕眼泪一起流。做饭的妇女更受不了。她们不能在做饭的时候往屋外跑。这时妇女们就盼望赶快能刮起风来。达坂城的烟囱习惯了刮大风，一日不刮就消极怠工。达坂城地区如果刮起了特大风可不得了，会酿成风灾。戈壁滩上的石头满天飞，就连行驶在达坂城地区的火车也得停驶。否则会有刮翻车的危险。停在铁轨上的火车迎风面就苦了：车窗绝对不会留下完整的玻璃、车厢表面的油漆会被风沙打磨得面目全非。风灾会造成人畜伤亡和失踪。因而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民歌说达坂城的西瓜大又甜至今是没影子的事。达坂城是个连石头都能刮上天的地方怎能长出又大又甜的西瓜！达坂城的人和路过达坂城的人吃的又大又甜的西瓜全部是火洲吐鲁番运去的。王老先生当年采写这首歌时大概并未去过达坂城；或是去过了也不了解当地的物产情况。后来这首歌传开了想改也不可能了。弄得至今许多人还以为达坂城真产西瓜，而且又大又甜。
达坂城实际上没有城，我六五年到达坂城时仅有一处供销社，一处饭馆，是公社所在地。居民不多，回民却不少。大都以农为业。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大前年我又故地重游了一次，虽有些变化，但不太大。唯一的一条街上（也是过境公路）未见到一座楼房。说达坂城是座城是不符实际情况的。作家杨牧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曾描写过达坂城。达坂城有公路和铁路。铁路快车不停，是慢车停车点。有月台，但站上当时无铁路营运人员，也不卖票。无票房和候车室。是无票上车再在车上补票。现在的情况相信会有改善。
达坂城虽然没有城，但所管辖的地域相当广阔。其面积要比内地某些县大得多。当年我所在的胜利牧场就在达坂城辖区内。报户口、买粮食、生病住院和乘火车都得往达坂城跑。街上有一个很小的书店，不定期开门，买书的人也不多。我只要有机会去达坂城，如果书店开门我总要进去浏览一番。至今我还存有在那里买的书。
有一次我参加汉字学术交流会，会址在北京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楼上华能公司会议厅。听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做学术报告，想不到他表演的第一行如行云流水般的粉笔板书竟是“达坂城的姑娘”这六个汉字。他书写的这六个汉字比达坂城的姑娘更漂亮，令与会者倾倒叫绝。汉字成千上万，庞先生为何要用这六个汉字表演他的硬笔书法我不知晓，而且这六个汉字的次序不改。这次偶然的表演足以证明达坂城地方虽小，因王洛宾老人的一首歌，其知名度在国内外是很广的。所以我也要写达坂城，以求对得起我在达坂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我认识不少达坂城的姑娘，有本地土生土长的，有汉族、回族、哈族。也有当时饥饿年代从内地当盲流逃到新疆的移民及其后代。她们有些头上是有辫子，维族姑娘大都是一根的，别的民族两根的多，也并不很长。达坂城当然会有漂亮的姑娘，但也并不是每个姑娘都貌若天仙。我在达坂城唯一的一所中学教过书，所有女生都是达坂城的姑娘。要说她们都漂亮，就和“达坂城的西瓜大又甜”一样同样不可信。
达坂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北疆的交通咽喉，物产也很丰富。地下水源充沛。煤很多。盛产小麦、油菜仔和胡麻。特别是当地的蚕豆质量很好，享誉全新疆。虽不产西瓜，但达坂城有个叫后沟的地方桃子很多，味道也好，若王老的歌说达坂城的桃子大又甜，我就没有异议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春被安置到达坂城的， 一九七九年底才回到北京，历时十五年。亲身经历的、亲自见到的和听到的故事不老少，现在年纪大了，又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为避免将来因记忆力衰退可能遗忘掉，趁现在退休有时间，整理出来留做纪念。
2．给周总理的加急电报
达坂城街上有位从乌鲁木齐市下放的老工人，姓崔，我称他崔大爷，我到他家去过几次。老夫妇俩因年迈不能从事田间劳动。而当时达坂城的居民除非农业人口外，全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粮食供应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谓工分粮。有工分才有粮，没工分就没有这部分粮食，崔大爷夫妇就没有。因为没工分，决算时就分不到钱。吃人口粮就老得欠生产队的。他们成了当地生产队的负担。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在当地开照相馆。他原来就是乌鲁木齐市照相馆的工人。这是达坂城唯一的一个照相馆。一间小土房，睡觉、做饭，照相全在里面。可当时是计划经济，居民全是农民。是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鸡屁股银行的年代。农民舍不得吃自己的鸡下的蛋，要用蛋到供销社换盐和点灯的油。哪有许多闲钱去照相！当地离乌鲁木齐市很近，干部们和有钱照相的人都愿去市内照相。所以老崔的照相馆的生意很清淡，生活当然很困难。
生产队的社员过年再困难，生产队都要给些粮油肉菜。而老崔因为开发照像馆不从事田间劳动，生产队就有理由不管了。有年到年关老崔穷得实在没办法。先找生产队，队里不管，让他找大队。大队又让他找公社。公社就在达坂城街上。老崔找他们也方便。可找了也没用：他们说连困难的五保户都救济不过来，你开着照相馆还要救济，没门！老崔求救无门，又不愿出门讨饭丢社会主义的脸（当时当地的确没有要饭的，生产队再穷也得给社员粮食吃，再说也没有让讨饭的政策）。怎么办？老俩口想到了死。可老崔毕竟是工人出身，是乌鲁木齐市的人，有点文化，也有点觉悟，也不肯离开当时“美好”的社会主义。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想来想去，就绝处逢生。他想，若是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他们的艰难处境，一定不会像队里和公社的干部那样见死不救。终于他俩决定给总理发电报。
达坂城是公社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般该有的单位全有：银行、粮站、农机站、派出所、火车站、汽车站都有。邮电局离崔家也不远。他到邮电局发电报。邮电局的人他也都认识。当收报员见到收报人和电文就像被火烧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好一会说不出话。他劝老崔不要发。老崔不干，说若不发他和老伴的命由他抵。这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大概邮电部门早有不准拒发或扣留明码电报的规定。或者是受同情心的驱使，电报当时发出。是加急电报。电文大意是他夫妇俩要在除夕自尽，向敬爱的周总理辞行。
邮电部门不敢有丝毫差错，否则要负见死不救的责任，谁敢？！电报当天就惊动了总理办公室。这可忙坏了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更不用说。达坂城公社受到批评理所当然。老崔老俩口平静地坐等总理回音。
汽车响、马达鸣：老崔家门口来了一大群人。有米、有面、有肉、有菜、有衣、有被、有煤、有钱、有总理温暖的心。老崔老俩口四行热泪扑簌簌滴在达坂城冰冻的土地上。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