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二十二）旧巢难归
靖辉走后，犯人们讨论开了，这里家属接见没单独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啊呀，你真幸运呀，遇上了一位贞洁女子。”
“是啊。看样子，她很有教养，很端庄，懂情感。也懂妇人之道。”
“难得啊，有的女人，丈夫前脚进牢房，她后脚就嫁人了。”
一位叫舒省犯人，听到这里，头低下了，看样子非常难过。因他入狱后，妻子不久就离婚了，马上又嫁了人。丢下一岁多的孩子交母亲养着。
我见他的心被刺痛。补了一句：“也不怪这些女人，总有她们的难处，谁愿无故抛弃自己的丈夫？”
另一人接过了话头：“是的啊，我们被关了进来，在这里改造大家是庙后乌鸦一般黑，谁也不用岐视谁，欺侮谁，也不怕谁笑话谁。家属就难了，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冷眼，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在单位，积极分子视她如眼中钉，没单位的在街道上那些“左婆婆”尽挑你的刺儿，好事没你份，差事坏事尽向你泼来。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囚徒，她们是囚徒的附属品，是贱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能走脱为何不走脱？跟老百姓过“平等生活”去。硬栓在一起，两人都痛苦也犯不着。”
“不管怎么说，女人心一般都狠，古人说，‘最毒妇人心呀’。”这人叫丁四喜，因他妻子在他入狱后两个月就嫁人了，一次也没来看过他。
“这样说太偏激。汤烈辉的妻子也是女人，搞了个假离婚，现在又为他出狱的归宿奔走要复婚。我的妻子，每年至少来看我两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小的我进来时还只半岁，她还要照顾母亲，60年我水肿厉害，她用树叶拌米糠，做成粑粑送来几次，不然我早死了。当时我看她也有水肿，她却记挂我。”说话的这人叫周和平，是地主成份。有人说他记了翻天账，被判了八年刑。
丁四喜接过他的话：“你的妻子与你离了也是个地主婆子，她是挣不脱的。不如守着死挺。”
另一人说：“农村人纯朴些，农民大多数不欺弱者，背后还给一些怜悯、同情。城里人勾心斗角，花花肠子，势利得很。”
“还是汤烈辉的妻子聪明，反正两人不在一起，来个假离婚避避风、躲躲雨。到时候再复婚，原封不动，没损失什么。”
这时队长向这边走来，大家停了讨论。晚上学习时，队长一走，又在这个题目上议论起来。我是学习组长，又要将题目引回来。其实我何尝不是老想着这些事啊。
靖辉的身影老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想着团圆后如何过着幸福生活。在梦里，我梦见自己回到了津市，和靖辉相聚在一起。我的小波并没被饿死，也在身边。她上小学了，长得非常可爱，很聪明，会唱歌、会跳舞，她奔跳旋转，轻盈灵巧。忽地一下，这小波掉进了一口“黑井”里，我吓得惊呼，睁开眼，神志茫然，心还跳着，我用目光寻找我的女儿，没见了啊！我呼叫：“这是谁挖的‘黑井’啊！”
几天后，我收到靖辉的来信。
烈辉：
离开你后，我找你们的刘管教说了我的要求。他说，他们与津市公安局联系了，不同意你回津市，因你在津市无亲人。我说，我是他妻子呀。公安局说“你们离了婚，法律上不承认你们的夫妻关系，”我要求他成全我们，他答应再与津市公安局联系。
那天，我从石膏矿出来，我走到彭家厂，天色也不早了，肚子也饿了。走进一个食堂吃了半斤米饭。我打算赶到雷公塔，明早搭早班车。我这次来这里，是没请假悄悄跑来的，明天一定要赶回家上班。
在食堂吃饭时，有位姓彭的大姐，是从新疆回来的。吃饭时，他问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将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她，她很感动。她说你们做得对，“右派”不是什么罪。她又说，这里离雷公塔还有八里路，会摸黑。今晚你不走了，同我睡明早我送你。我同她睡一床，谈得很晚。我几乎没入睡。第二天，还不到五点钟，她提一个大马灯，送我到了雷公塔。我赶上了公安开往津市的头班车。
这位彭大姐，她独身一人返回了彭家厂。我上了班，谁也不知我去了你那里。
回厂后，我又跑了公安局、派出所，都不答应接收你。主要是王经伦在作梗，他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你还是要争取来津市。万一来不了，你也不要回华容老家，就在劳改工厂就业，然后我俩复婚，再回津市。现在农村艰苦，生活艰难，一年到头饭都吃不饱，事又做不完。到我这里来，你做木匠，也不必要好手艺，会钉钉子就行。罗继保的木工有做不完的事，你可以同他合伙干。
你向领导多讲讲，也许他们会大发慈悲成全我们，我等着你归来。
靖辉 ×月×日
（二十三）毁了巢的旧燕
陆续有人刑满释放，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多少有点感情，只是谁也不敢表露。这种地方犯人之间互相斗殴打架，队长见了，顶多批评两句，吼一声就没事了。互相打一小报告，他更喜欢。如果互相有了感情、亲密了，这样会怀疑串通越狱，会有麻烦的。虽要出狱了，不会逃跑，也不宜太亲近。互相划清线是习惯，自己已成了“阶级敌人”，界线划得清，才是靠拢政府。所以走出来的人，对狱中朋友也只轻轻地说：“回家后，有机会通信啊。”
我的刑期将满了，我天天扳着指头数，焦急地过。我将我的日常用品如棉被、脸盆、食具之类都约定给一名判15年刑的小青年，这青年平日与我交往不多，因他破罐破摔，说话无遮拦，常说些越轨话，我怕惹麻烦，他一发牢骚我就避开他。但我心里非常同情他，这么小的年纪，奶臭未干，来了这种地方，而且刑期够长的，我对他虽回避，他却对我友好，见面总带孩子般的笑容。他大概20岁左右，这种灾难过早地降临到他头上。
1960年元月24日，我出狱了。我还要到常德改进机械厂去办理出狱手续。要经过津市去常德。
这是一个早春的晴天，我走出警卫室，淡淡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北风嗖嗖吹着，有些寒冷。出狱前，我将衣服全部穿在身上。绒衣绒裤，还是1955年在省粮校读书时买的，已没了绒，成了薄薄的布，裤裆大块的布没了。卡机布裤子是55年和56年前做的，补丁加补丁，补丁又烂了。一件棉衣更惨，无法补了，这是进狱后丁梅生用帆布为我做的那件。无法补了，也没扣子，将胸前左右一围拢，用一条澡巾在腰上一捆，既替代扣子又暖和多了。一顶帽子，帽沿已没有了。这形像在监狱不觉得怎样不好看，大家差不多。当我走到雷公塔，上了车就不同了，虽当时老百姓都穿补丁衣，还没有到我那个程度。很多双眼眼偷偷向我瞟来。他们一定在猜测，此人如此狼狈，是干什么的呢？我也自渐形秽起来。让别人看够，我不必躲闪。
我出警卫室后，就买了一包沅水烟、一盒火柴。我本不抽烟的，在监狱的犯人是不准带火柴的。今天，我要享受监外人能带火柴的权利。我划燃一支烟叨上，以示我虽落难，并未做见不得人的事。仰，无愧于天地。
我要落户津市，户口是件大事。我既在津市经过就到派出所去打听一下，民警拿出一封文件给我看，是常德监狱来的函，并对我说：
“监狱来人联系过，津市公安局领导不同意接受。”
我到公安局找了副局长王经伦，我的理由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应回津市。”他不“理采”这些理由。他说我在津市无可投靠的亲人。我说陈靖辉是我妻子，他说：“你们离婚了，法律上不承认你们的关系。
我真不懂王经伦，我与他有何冤仇？为何一再不给我留一条路走？划右时，他置我于死地。他栽脏陷害，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害我家破人亡。七年了，他还未解恨。又在我与陈靖辉复婚的前面挖条鸿沟，不准我入津市籍。我正在与王经伦纠缠，一个民警走了进来，听说我要与陈靖辉复婚，他哼了一声说：“你与她复什么婚啊？她与别人结婚好久了。小孩都抱了，我在街上看见了的。”
我的头轰的一下要炸了，难道她在哄骗我？到石膏矿去是试探我？或说旧情难忘，最后见我一眼。或者同别人结婚了，生了孩子，感情不合又离了，反转来又吃回头草？天啦，这些事怎么都摊在我头上啊！
我心中只有气愤，只有怨恨，无处诉说，我走进饭店，要了一盘豆腐，二两白酒，我闷闷喝着。我原本不喝酒，加之五年来未闻过酒气，心中郁闷，想用酒鼓鼓自己的勇气。使自己不太消沉。不知喝了多久，服务员将我推醒：“同志，你醉了么？”我睁开眼，站了起来，付过账，走了出来。
我犹豫了，我不想去靖辉邢里了，免得难堪，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会打搅她的生活，闹得沸沸扬扬，于我于她都没意思。
又一想，不行啊，果真如此，不是我的错，我们有约，早两月她还艰难跋涉，还偷偷地到我那里。后来又接到他的信，何至于骗我呢？如造成误会，我会后悔一世啊，难道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我又想，现在的人没一个与人为善的，特别是公职人员，“说假话，造谣，泼人脏水”，是他们的惯性。我横下心，向建华机械厂走去。
我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进建华机械厂大门。进门是白铁车间，十来人在捶捶打打。我还未开口问谁，有一位女青年见到我，猛地站起来，向里面车间跑去，大呼道：“陈靖辉！你的汤烈辉回来了啊！”
这么一吆喝，车间里面出来一群人，几十双眼睛盯着我。 “看样子还好呀。”
“还没变什么呀。”
我很不自在，从烂棉衣服里摸出烟来点着火，叨在嘴里，以掩饰我的尴尬，自己尽量放松一点，自然一点不至于太窘。
靖辉跑着出来了，她笑嘻嘻：“去去，到宿舍去。”她走到我的前面，走到宿舍，房间有两个铺位，她问我：“你还认识吗，那个床是我们的？”
我认真看了看，一个黑底的大花被印心，是我俩结婚时用了的。我指着床：“这个……这个……”她笑道：“记忆力还好啊。”我坐在这张床边，看热闹的走了许久，我怯怯地问说：“你真还是一个人啊？”
她一怔：“你怎么这么说，不一个人还有几个人嘞？”苦笑一下在揩眼泪。
我历来心直口快，不掩不藏。我将那民警的话一一说给她听，她说：“这种人是要烂舌头的，无中生有，泼人脏水，难道就不怕报应！他居然说得真的一样，可恶！卑鄙！”
这时，厂里一位叫王生美的青年进来了，这王生美我认识，长得很标致，文质彬彬，陈靖辉见他进来，忙说道：“王生美，公安局一个王八蛋说我嫁人了，还生了小孩子，请你告诉他，我嫁给谁了？”
王生美卑视的一笑：“这从何说起？这是无中生有，造遥！哪有的事？老汤，陈靖辉可以立贞洁牌坊啊。”
我心中的一切猜疑和顾忌全解开了，一快石头落了地。
靖辉对一位女青年说：“小妹，你替我到裁缝店将那套衣拿来。”
她带我去澡堂洗了澡，我将她早早就准备好的内衣、鞋袜与帽子全部换过。我回到宿舍，这位小妹已将新棉衣、新裤子拿来了。靖辉帮我脱下那条烂裤，又将新棉袄、新裤穿上。她上下打量我，甚是高兴。
这一换，内外一身新，又暖和多了，一股暖流从心窝喷涌而出，在周身沸腾。她又带我去理发，在我理发时她又买了一条大围巾。理完发，她将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完全变了一个样。我反而不自在起来，五年来，没这么打扮过，也没这么干净过，破衣烂衫惯了，这么一突变，反而不适应。
靖辉轻轻对我说：“我们没家了啊。你到一旅社订一个床位，我去车间收拾一下就来陪你。”
在一旅社，我拿出证明来登记，服务员说：“你叫汤烈辉？” “是的。”
里面坐着两个人，惊奇地说：“汤烈辉回来了？”
我瞧瞧他俩，约40多岁，我不认识他们。我说：“是啊，我还没死啊。”他们没作声了。
不久，靖辉来了，我们还是在谈户口问题，看来没希望了，她说她无数次找王经伦，他不理踩，没办法了，权在他手里。你还是在常德就业，我们复婚然后再转户口。
深夜了，我留他住下来。人们说久别如新婚，新婚是甜蜜的，我们是苦涩的，只有泪水，只有诉不尽的衷肠。
第二天清早，她送我到车站。她告诉我彭月娥和刘家伯妈的地址，说他们很牵挂我，必须去看望他们。
我上了车，她默默的看着汽车开动，车到了羊湖口下坡处，她还站在那儿。
这是农历的腊月的22日，离春节只有八天，按常规，外出的行人要赶着归家，而我没有了家，临近年关，我还要离开妻子，往监狱走去。
我犹如曾在这里栖息生育的燕子，今年飞回来，在老巢处徘徊寻觅，老巢不见了，被恶少毁了，它只能在巢边凄鸣，琢磨重新啄泥再筑新巢。
能否筑起新巢？
（二十四）到彭月娥家
到了常德后寻到彭月娥的家。她见到我很高兴，带我去面馆要了一碗麦面。她坐在桌边，讲陈靖辉一些情况：“她丢不开你啊，她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了。”
我告诉她：“昨天我去津市公安局，一个干警说陈靖辉嫁过人了，还生了小孩。”
“这是胡说，这些人专会造谣，无中生有。”她停片刻又说：“一个单身女人在家多难啊，一方面是反革命家属，受人岐视；另一方面又是单身男人献殷勤，陈靖辉在厂里还算文化较高的，人又活跃，长得也不错，追的人不少呢。能熬到今天，等到你回家真不容易啊。她厂里一个叫余元寿的，他舅父覃文道是个单身汉，从平顶山来到津市。余元寿与几个女人串通，邀陈靖辉到余元寿家玩了几次，就做起了介绍，撮合陈靖辉与覃文道谈恋爱。后来，覃文道替陈靖辉买了一张琴，一双凉鞋。陈靖辉问我怎么办，我问她‘你还等不等汤烈辉？’她答：
‘我丢不开汤烈辉，他是个正派人！’我说：‘既然如此，买琴与凉鞋的钱，替覃寄去，宁可多寄点，寄50元’。她按我的建议寄去了，那可是两个月的工资啊。据说覃文道收到这笔钱呕得三天没上班……”
我一碗面吃完了，她说：“你没吃饱还吃一碗。”她又要来一碗，我又一边吃，一边听她说，“还有新华书店一位经理，也找过她，她婉言拒绝了。厂里还一位余昌刚，这人是武汉来的，个子很高，人很帅，殷勤献得不少，她也拒绝了，她说，必须等你回家后再说。”她停了停：“老汤啊，你要珍惜这段感情啊！一个青年女人离了婚，不可能没人追啊，问题看怎么对待，如何处理。我在狱中几年，陈克俭也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他有技术，工资也高，难道找不到女人，他也在等我啊。”
我告诉她我争取在劳改队就业，然后复婚，过渡一下，再入户口，她表示赞同。
与彭月娥分别后我来到高山巷，这是地区粮食局所在地。五年囹圄，常德虽已变迁，但旧貌依然可见。记得52、53年，我在地区粮食局还是一个20将出头的小青年，在整个局里，我年龄最小，无知而幼稚，大家视我如小弟，每次被派去到各县市检查工作，都是做冯正魏的助手。其实他比我只大两岁，却显得非常成熟，因他是本地人，又读书比我多，高中毕业又进了革大，见识丰富些。我只是一个小帮手，可他对我非常友好。
1953年地区粮食局办了个防化训练班。他与唐照伟都是教员，我在训练班管理学员生活等做后勤工作，我们关系都好，这些都是难忘的往事。
我在粮食局门前徘徊观望，希望能见到冯正魏，甚至希望局长吴铁铮也走出来，让我碰着，吴铁铮局长，为人和善，没一点官架子，他是一位非常关心爱护下属的领导。
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想见到他们，又怕见到他们。最后还是没见到他们。我也没敢跨进大门一步。这八年来不好交待啊！
十四年后，“右派”改正了，我回到了津市粮食系统后去常德会见了冯正魏。了解到他也没躲过1957年这一劫，同我一样悲惨。从他口中知道，唐照伟调到澧县粮食局亦为“极右”。故人相见，只有感叹。感叹之余，庆幸还能活下来，大难不死，也是后福。吴铁铮局长早已作古。这是后话。
我绕到公墓，这里完全不是先前的样子，篮球场没有了，抗日烈士的地盘被活人占去，所剩不多了。
去德山的最后一班轮船到了，轮船向德山开去。
我到厂部报了到，我将我的要求说了。队长要我到“新工人宿舍”住下。食堂也与犯人分开了，我从犯人变成了就业人员，又跨越了一小步，感觉大不同了。大家穿的衣服不同了，吃饭是“买菜制”。不像犯人分菜时六人一组，十二只眼睛盯着分菜的瓢。谁多一片菜都会闹起来。
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休息日，就业人员大部份去常德玩。我也同去了，乘坐德山开市区的小火轮。我按照靖辉给我的地址，在71械厂旁边，寻到刘昌发老俩口，走进他家，一间破旧房子，炊具也在一间房里，刘伯老多了，他那时大概60余岁。伯妈见了我，首先是一怔，然后快步跨过来，抱着我老泪纵横地哭起来：“娃儿啊，实在是好人啦，为何遭这大难啊？”她松开手走近锅边刷锅，为我煮一大碗面条，足足有半斤，我连汤也喝干净了。
现在说来，一碗面条算不了什么。那时粮食紧，大家都吃不饱，每人一月24斤米、四两油，要招待客人是很困难的，这面条拿了粮票也难买到，能吃到面条是很不错的。更何况我是真正从饿牢中走来的人啊！
刘昌发是常德人，老俩口1953年底同我们一道调去津市，后来可能是年老退休，又回常德了。他无儿无女，对晚辈非常爱护。58、59年，我的小波是伯妈主动义务扶养着的，这恩情永生难忘。我时刻记着。可是以后的十四年，我回老家仍然非常艰难。79年我得到平反后，靖辉说接伯妈来我家住，我到常德竟找不到她二老了，我到居委会打听，无人知晓，我问71年机械厂旁的居民，都说不知这两位老人。
我又请常德市粮食局唐汉春到政工科查询，亦说查不到，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均无结果，我想俩老可能去世多年了。
1965年2月23日，队长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业不符合政策，只能回老家，明天送你回去。”并发给我一个月的工资32元钱。晚上，我写好一封信，在路上准备寄给陈靖辉，告诉她我们的计划又破灭了。
第二天，上了一辆货车，队长也上了车，这是我真正离开了监狱，脱离囚禁生活。本应高兴，几年的挣扎，终于能活着走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小命。可是我害怕回家，怕面对父母，怕见到父老乡亲们。我从家乡参军到部队，乡亲们是用锣鼓、秧歌欢送的，千叮咛、万嘱咐，寄托无限希望。十五年过去了，我却坐了几年牢，被遣送回家。我如何交待，何颜见江东父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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