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三、军校血案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我们大学“红总”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了悲壮的乐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一首歌曲的前奏）。凭经验，这一定是又要宣告什么人“牺牲”的消息了。然而，这一次乐曲不停的放，却没有说什么，搞得我们很纳闷。
后来就听说今天早晨大学门口来了好多卡车，运来了许多满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的人，血从车上流淌下来，大门前的空地上都是血迹。进一步的消息是位于歌乐山山洞的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当时的番号是总字412部队）昨天晚上发生了武斗，送来的都是该部队和我们大学“红总”一派的组织“红色造反团”的人，有人还说昨天夜里的确听到歌乐山上隐隐约约传来了枪声。
高滩岩与山洞相距并不遥远，在我眼里，歌乐山是美丽而又神秘的，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歌乐山上的一所部队院校里，竟然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后来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27日，地方上“反到底”派的一些主要头头（当年对造反组织核心领导的俗称）到该学院去与观点相同的组织“红旗”搞活动，下午开大会，介绍搞社会上搞“文革”的情况，晚上则是文艺演出慰问“战友”，演出单位是当年名气颇大的重庆财贸系统“反到底”派的宣传队。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连“样板戏”电影都还没有），何况又是在歌乐山上那样一个比较闭塞的地方，因此该学院对立一方“红色造反团”（与地方上“八一五”是一派）成员和附近的一些群众也跑去观看。
当演出中出现有攻击“八一五”派内容的节目时，“红色造反团”以及大院外的那些“八一五”派群众便开始起哄、喝倒彩、甚至朝台上扔石头，“红旗”方面的人被惹恼了，双方从口角发展到打斗，现场一片混乱，演出只好提前结束，也在观看演出的那几位“反到底”派头头则被护送到该校警卫连（也叫勤务连）的营房里暂避。
这时“红色造反团”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出声音，称自己这一方有人被警卫连抓走了，要大家去“营救战友”。于是“红色造反团”的人和一些群众围聚到警卫连驻地，企图冲进去（也有想乘乱捉拿“反到底”头头的说法），警卫连的战士则奋力阻挡，但毕竟人少，没有多久，大门便告失守，人群涌进了院子里，继续朝营房里冲。警卫连方面鸣枪示警，但没有起作用，情急之下，便朝人群射击了。
枪响过后，院子里倒下一片，其余的人见势不妙，惊叫着四散逃命。混乱中，那几位“反到底”头头被护送出大院，从小路下山，辗转回到市区。警卫连的一些干部和战士也离开现场，消失在歌乐山沉沉的夜色之中，后来得知是跑到附近的部队驻地去了。
“红色造反团”方面的人没敢在第一时间回到警卫连现场（估计是还怕遭到枪击），直到天色微明、确信没有危险以后才战战兢兢的回到现场，把还有呼吸的人抬上卡车，送到医院抢救（根据当年的学员回忆，伤者送到新桥医院，已经死亡的则送到七医大和西南医院处理，随后遗体又运回该校）。这次事件，共有32
人被打死（死者中不仅有学员，还有本校干部的小孩和附近的学生），50余人受伤。
放眼全国，也没有如此惨烈的军校血案吧（被打死打伤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该校的学员、现役军人）？
那以后几天，现场开放供大家参观（意在让公众看到对方制造的“血案”吧），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事件发生地、位于歌乐山南端的那个山中小镇。我和家兄在母亲的带领下，裹在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人流中，怀着探险般的心情，沿着公路走上了歌乐山。
走进那所军校，就看见一些戴着“红色造反团”袖章的学员在维持秩序，看上去情绪低沉，显然这个事件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参观分三个部分。一个是事件发生的现场：警卫连大院。那是个不大的院子，一面是建筑，中间好像有个篮球场，地上可见一滩滩已经变成黑色、四周有粉笔画出轮廓的血迹。院子里有一些没有戴袖章的军人，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议论着什么，据说他们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来调查的。还有一个图片展，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再现了当时发生的可怕一幕。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人趴在一个水沟里，文字说明说他是逃出院子躲在这里、被对方发现后打死的。还有一张是地上的一团东西，文字说明说那是死者一块被子弹打飞的连着头皮和脑浆的头骨！最恐怖的是看“烈士”遗体：在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并排躺着10
来具尸体，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只在身上盖着一块大油布，遮住脖子以下、小腿以上的部位，最后一具尸体还是一个短发的姑娘。这些尸体面目完整，神态安详，看上去就像在熟睡。人们列队从水池前面走过，所有的人都捂着鼻子，不少人还在流眼泪，但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是被那一大池子福尔马林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熏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没有“少儿不宜”的概念，但也有一些东西只能是成年人才能了解、参与，比如说“性”，对孩子就绝对讳莫如深。可是，对有些血腥恐怖、对儿童的心灵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场面，却从不禁止未成年人观看，比如杀鸡、杀猪、车祸现场等等。别的孩子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一次我是被吓得不轻。晚上睡觉的时候，电灯一关，屋子里一片漆黑，下午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幕幕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幽暗中，躺在另一张床上、早已入睡的哥哥越看越象一个死人。极度的恐惧中，我只好用被子蒙住脑袋，但很快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只好再把被子掀开一个洞，让自己呼吸到新鲜空气。折腾了大半夜，最后才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对这件事，当时两派各有说法，“八一五”方面说是“反到底”派蓄意组织的一场屠杀，“反到底”方面则说是“红色造反团”冲击警卫连抢夺武器、警卫连被迫执行“九五”命令自卫才开的枪。
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是警卫连的干部和一些战士受到军法处置，有的被关押，有的开除军籍复员。
事情过去了已经几十年，也不知道谁该为这场血案负责，而事件的真相，恐怕永远也无法大白于天下了。
2005年的国庆节我去了一次重庆，并且上了歌乐山，试图寻找往昔的痕迹。
公交车的终点站就在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大门前，当年这所军校的大门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现在看到的这座大门非常气派。也许是节日放假，进门时哨兵并没有阻拦我们。
这个军校地处山坳里的一块平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山坡。午后的阳光下，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跑步，还有人三三两两的坐在草地上聊天，欢声笑语，一片宁静祥和。
我很想再看看当年看到的那些房子，但却没有找到，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等都是新建筑。看来，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已经将这所军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校园深处，就是已经被列为文物的抗战时期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在歌乐山的住宅和林森的墓。来看这些文物的人不多，山上静悄悄的。参天的大树十分繁茂、石阶上长满了青苔，夕阳映照着老式的建筑和已经有些荒芜的庭院，幽静中又透出一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苍凉。60
多年前，这里曾是何等的一番景象。故园依旧，斯人何在？
离开时，望着大门口那些进进出出、穿着时髦、笑得十分灿烂的年轻人，我很想问问他们：知道当年这所美丽安宁的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那起轰动全市的血腥惨案吗？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怕他们认为我在胡说，如此疯狂的事，今天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和理解的。
除了通信兵工程学院，在北碚歇马场的通信兵技术学校（当时的番号为总字424部队）两派间也多次发生武斗，同年8月，其中一方甚至还借助地方上“八一五”派的力量攻打对立派，将其赶出校园，此次武斗动用了军用武器，规模甚大，死伤数人。
这两所军校都是属于总参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导致10月在通信兵工程学院发生严重伤亡事件的一个原因。
当时重庆的驻军除了54军，还有隶属总后（如渝办、后工学院、西南物资局、汽车运输部队，以及第七军医大学等）、总参（如通信兵工程学院、通信兵技术学校）的一些单位。
54军历史悠久，诞生于井冈山时期，参加过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革”前最后参加的战斗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可以说整个“革命战争”的过程都参加了。黄永胜曾任该军首任军长，邱会作任首任政委。
“文革”时期该军驻扎重庆一带，军部在市区鹅岭附近，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军长韦统泰，政委谢家祥。应该说，这支部队较为深入的卷入了重庆地区的“文革”。
初期，该军先是压制“造反派”，后又支持“八一五”造反（这个不难理解，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在造反派分裂后，则继续支持“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结怨甚深，武斗中被打死打伤多名干部、战士。
武斗刚开始的那段时期，重庆的道路上会突然出现一队军车（其中有些车子还是老式的美国制造的中吉普、“道吉”牌十轮卡车，有些则是“解放”和苏制的“嘎斯”牌卡车）驶过，上面端坐着一些全副武装、表情严肃的军人，这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的武装巡逻队在巡逻，而长江、嘉陵江上也有部队的快艇巡逻。在当时那种公、检、法被“砸烂”、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护稳定。这个措施对压制一些小规模的武斗有一定的作用，民众对此拍手称快，不过到后来武斗升级为使用军用武器后，这样的武装巡逻便停止了（不仅人员有被袭击的危险，武器也可能被抢）。
1967年8月3日，重庆军分区的一艘小艇正在江上航行，当行驶到某派一个重要据点---
望江机器厂附近江面上时，突然传出几声炮响，小艇随即冒出火光，很快便沉入江底。
过了一段时间，那艘小艇被打捞了上来，从报纸刊载的照片上可以清晰的看见艇身上被炮弹击中形成的大洞，艇上的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
这件事令大多数重庆市民震惊和愤怒，两派的头头以及群众都予以谴责。肇事者为望江厂的造反组织“金猴”的成员，凶手很快就被逮捕关押，直到1977年才被判刑。此时，距那三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
同年8月22日，警备区司令部的3辆吉普车在两路口、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遭到袭击，车上的部队官兵有死有伤。有两辆车停在了现场，袭击人员冲上来后，发现其中一辆车上一位干部腿部中弹，伤势很重，随即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后被截肢。
这起恶性事件后来被定性为某派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目的就是报复驻军支持对立派别，相关人员受到了严惩（但某派并不承认，称此事是几个携带了武器的青年人擅自搞出来的，并非某派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有些为此吃了官司的人表示自己很冤）。
1968年秋，传来消息，长期驻扎在重庆、在“文革”动乱中经历过巨大冲击、为稳定重庆社会秩序还是做出过贡献的54军要与云南的13军换防。这件事与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军医大学不归54军管（属于同级单位）。但很多市民获悉此事后的反应却比较强烈，这支部队驻扎在重庆地区有十年之久（1958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即到重庆），与当地结下了深厚的关系（无论好坏），有的感到依依难舍（与54军关系较好的那一派），有的则称“大快人心”（与54军关系不好的那一派）。部队调防是11月初，当天的场面很热烈，不少群众打着横幅、高呼口号夹道欢送，部队的车队在人群中缓缓前行，有的人往车上扔鲜花，有的人送煮熟的鸡蛋（这是在效仿电影里群众拥军的场面），有的广播站的大喇叭里还传出“嘉陵江水清又清，欢送亲人54军”的歌声，呈现出一派依依惜别的“军民鱼水情”景象（据说当天去为54军送行的群众有数十万之多）。
就在那段时间，我们大院附近那条原本一直走货运列车的铁道线，忽然出现过几次绿皮客运车和闷罐车，从车窗望进去坐的都是军人，估计是运载54军或13军的军列。
13军调防来重庆不到一年，军医大学又调防了，我们离开了重庆。到上海不久，当时社会上即兴起了一股部队子弟“走后门”当兵的风潮，还有一个说法叫“子承父业，理所应当”。我们这里不少年龄在15、6岁的男孩子都报名参军了，其中有一批去的就是13军某炮团。
很多年以后，当中越之间爆发边境战争时，这两支部队都参战了，而且战绩也都不错。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大裁军，不少部队裁撤合并了，但13军与54军都改为集团军保留下来（54
集团军为战略预备队）。不知为何，看到这两支部队的番号，就觉得很亲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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