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作者自传：
姓名：李昭国 男 现年70岁 1944年1月25日出生，生于北京 ，
祖籍：河北枣强梁家屯
1950年春读书，1954年夏考入金村完小；1954年10月转入北京观音堂小学，1956年9月合并于后达里小学，1957年9月考入北京第四十一中学，1963年9月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七系学习，1965年9月派往山东郯城四清工作团，负责红花埠公社韩庄四队的“四清”工作，1966年6月撤回，奉命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11月毕业。1968年12月分配在四川五级部398厂（地址：广安县代市区梭罗镇），历任：工人，技术员。
1984年6月调回北京，在西城区工商局合同科，任科员，后在局办公室任科员，直至2004年2月退休。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言）
总纲：记录家族的历史，审视昨天走过的路，解剖自己的烙印，分析与社会的互动，整理个人的思维，开始做一个真实的人。
从1957年上初中一年级起，我的主要课目中就有了政治课，六年的整个中学阶段自不必说了，就连1973年，我的“回炉”－－再回大学，进修光学设计专业，政治课也是不能少的，而且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讲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中学阶段，我学的政治课第一部分就是社会发展简史，讲的是到今天为止，人类社会形态变化所经过的几个阶段，从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它自身带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那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跟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会越来越激化，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从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第一次经济衰退可以体现出来，这次衰退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意、日法西斯阵营的彻底崩溃，建立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间隔越来越短了，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所有制，国民经济完全是计划经济，能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样就大大地避免了经济的无序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就是那一个阶段我的“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
当时的政治课除了讲社会发展简史之外，还讲辩证法，讲唯物论，讲哲学，讲时事：“大跃进”来了，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来了，讲“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总之，政治课程的内容就是一直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来进行讲授的。政治课考试主要是考记忆力，看你能不能把标准答案记清楚。我记得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全班政治考试成绩最好的是克刚，每一次都能考百分，并且一字不差，包括每一个标点。大家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钢丝录音机。我觉得那样考试的程式化，只能培养学舌的“鹦鹉”，决不会造就有独立头脑的人材。我在那个时候，既不愿意死记硬背，又不甘心政治课成绩不理想，经常处于思想的尖锐矛盾之中，例如：答政治试卷时，有意不罗列理由的1、2、3、4而是平述到底，或者故意将理由的顺序颠倒。为什么自然科学的学习提倡多种思路，文学艺术提倡百花齐放，而政治学习只能照本宣科？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3年，正是“伟大旗手”红得发紫的时候，也是那个“白卷先生”最露脸的时候。我们四十六位同学从各地的工厂、研究所聚集在北京工业学院，除了学光学设计专业课、计算机课之外，每周两节的政治是必须保证的，突出政治嘛。当老师讲到：恩格斯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同学立即插话，问道：老师，我们需要多长时间？那个教研究室主任，毫不犹豫地接过话题，“包括我在内，需要改造一辈子！”当他讲到：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德国的古典哲学是最系统、最完美的，也就是最后的哲学。恩格斯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有同学接过话题，问道：您刚才讲的这个论断，也会变吗？老师楞了一下，很快地说了一句：这好比一条狗，拼命地去咬自己的尾巴，永远咬不到一样。我们似乎懂了他的意思，没有再追问下去。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的哲学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哲学。而且，顺便记住：狗都是有尾巴的。
有人类以来，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贯的，各种宗教的信仰体现得更集中。伊斯兰教称他们的“上帝”为真主，在他们看来，“真”应该是世界的根本；佛教宣称：以“善”为本，看来这是佛教徒处世的基本出发点；人们说，基督教是弘扬美的，你看，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雕塑，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充分体现人文主义的自然之美，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了大自然，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和谐的，和谐的事物是最完美的。如此说来，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无休止的。我信服那句话：崇拜自然和天性，我将尽力要求我笔下的文字：真实、善良、自然。
还有一句话目前很时髦：世上最难的是战胜自己。他们无非是想提醒人们，要战胜自己的弱点，战胜个人的欲望，一句话，就是号召人们，继续“夹紧尾巴做人”。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人们不应当向自己“开战”，世界本来就是多彩的，不能企图用一种思想，去统一所有的思想，应当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现在联合国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既然生物的多样性，对地球的生物链都有好处，那末，保持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在对比和竞争中自然淘汰不是更好吗？人之所以由猿演变成人，变成直立行走，进化成早已丢掉尾巴的高级生物，为什么还要向后走？既然像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其对宇宙的认识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么还有谁不带“局限性”呢？想来，已经去世的人，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大概还要包括所有将要出世的人，都得置身其间，唯有神除外。我们完全可以体验霍金先生科学报告的精神，充分发挥人类的思维能力，对宇宙的认识一定是不断深入的。
我们不是曾经在“文革”中出书，大张旗鼓地批判过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吗？在生物遗传学领域里，我们不是曾经只允许巴甫洛夫学说存在吗？事实证明，某些人的单一思路，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我中学上了六年，语文老师换过六位，作文作了近百篇，但是，说心里话，我的绝大多数文章是为老师作的，是为应付学习任务写的，成绩总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游荡。无论哪位老师的判定，都是令我心服口服的，只有那末点儿水平么。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两次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并在讲评课上当成范文读了。
第一次是初二时，我写的是回忆上小学时，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它却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是亲身感受，又因为确实挥之不去，所以写出来就自然、流畅，当然，自我感觉良好。那篇作文感动了老师，我以为他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经常对同学们强调：只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才具有感染力。从此，那位姓武的语文老师，也同那篇文章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第二次，是上高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姓王，河南口音很重。我们课下经常学他讲话，尤其是在他大声朗读过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课文之后，我们都学着他旁若无人的样子，抑扬顿挫的声调，用他特有的口音大声朗读，并且学得惟妙惟肖。
在他通讲了文言文《王道与霸道》两天后，他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就是：用白话文改写《王道与霸道》。我就认真且“用心”地进行改写了，古文中原来有一句精彩的反诘句，我以为课堂上老师讲得降低了原话的力度，我以现代人的口吻，更恰当地翻译了这句话。
作文本发下来，我发现老师在这句话的下面，连续画了一串红圈，并破天荒地给了95分（作文，王老师一向评分很严，他认为最优秀的给八、九十分，可是同学们很少碰到，在他的作文课上能得七十分就很值得庆幸的了，他认为很一般、没有特点的，只能给六十分，再碰上几个错别字，又刨去几分，就只有五十六、七分了）。就在那次作文讲评课上，全文读了我的那篇作文，指出那句反问句“翻得好，更恰当”。我也从此懂得了“用心”的第二层含义，抄书跟学舌一样应该受到蔑视，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诗，都必须用心去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这也从此成了我写作的主要准则。我不敢重复大唐诗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话，但是，决不夸大其词，踏踏实实做人，只有这一点，自己还是可以把握的。
我从小喜欢思考问题，最不喜欢现成的答案。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就是我第二次进城后不久。有一天家里吃芝麻酱面条，妈妈教我调麻酱：水要分好几次加，而且要在调匀后再加下一次水。我自己琢磨，这些过程是一定必要的吗？等下一次我必须试试。机会很快就到来了，我端着麻酱碗，凑到水龙头那儿，一次加足了水，偷偷地试了起来，我真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原来，水可以一次加好的。我无论如何用筷子搅动，结果跟愿望却大相径庭，哪有一点和好的芝麻酱的影子，麻酱一缕一缕的悬浮在水中，连颜色都没变，母亲只好倒掉，重新调过。这次，母亲没有说我什么，我却记了一辈子。许多年以后，直到在工厂里，看到工人们用机油跟水一起混合成润滑液的时候，又翻翻书，才算稍微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我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出于对电子管收音机的好奇，打开后机盖，用改锥调整方铝盒中的芯子，一不小心，改锥碰到了金属件，“啪”的一声突响，眼前猛地闪过一个电火花，我立即惊呆了，马上结束了这次无知而“大胆”的摸索。可这次经历，对我的心脑的冲击是深远的，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而且所有的梦境都是相似的：眼前闪过一片特别亮的电火花，耳畔响起一声巨响，同时双腿猛地弹跳起来，然后重重地砸在床板上，就像人们抡起大棒狠狠地敲打床铺。妻子拉开灯，大声问我：怎么了？我只好轻描淡写地嘟囔一句：作了个梦。这种情况我记得在35岁以后才停止，也就是说一直困扰了我20年。
再一次就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制图课有一道选作题，主视图跟左视图完全相同：是同在一个正方形内，从左右两个相对的顶点，分别引两条平行直线，直到对边的中点。要求画出俯视图。课余时间开始琢磨，没有结果。不行！我必须解出来。周六晚上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还在思考那个立体图形……在我似睡非睡之际，脑海里闪过一个挖槽的正方体，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个题的答案，此刻我完全清醒了，立即翻身趴在枕头上，用笔记下了它的样子，画完就翻个身安心地睡了。
喜欢我的人，评价我：经常独立思考；看不上我的人，评价我：爱“抬杠”，“喜欢钻牛角尖”。我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跟鲁迅的弟弟的名子很相近的人，我俩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他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在当前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象牛顿、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在六十年代，公开说这样的话是犯忌的，就是在今天，在这显而易见的结论面前，公开作这样的预测也不愧是前卫的。
我清楚地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们大学隔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儿的“红卫兵”曾办过一个“展览”，展出“六四”级的一位女同学的日记，他们抄录了日记中“最反动”的文字，其一是：“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都是男的，为什么第六个不能是个女的呢？”他们在旁边的解说词是：“你们看，她多么狂妄，梦想当革命导师，真不知天高地厚！”其二是：她竟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大学阶段通过两门外语，入党；毕业后，分到外交部；几年后进入“司局级”；十年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明白，她那些日记的内容到底“反动”在哪里？她敢想别人不敢想的，尤其是还把它们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那还不成了人家唾手可得的“铁证如山”的“罪证”。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日记、所有的私人信件，都可以成为判定思想是否正确的依据。我原来所在的工厂，在1975年就曾经组织职工开会，批判过一位姓邵的工人，其“罪行”不过是他在给另一个工厂的好朋友写过一封信，而这封信被人捡到了，其信上不过引用了两首古诗，一首是：铁马将军夜渡关，宰相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命里不如闲。现在看来，这首作品顶多反映了作者消极的处世情绪，也反映了引用者的消极处世态度，哪有什么反动可言！第二首诗文中无非是含有“白虹貫日”那样敏感的文字。工厂各车间轮流的批判会，无限地“上纲”，发动群众“深挖他的反动思想根源”，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一切不是跟封建社会的文字狱一样了吗？在那样的氛围里，有谁敢写点东西呢？
车间的一位姓刘的老工人，曾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一个老厂“四清”期间，他所亲眼见到的，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
昆光厂在“四清”运动中，他们车间整理了一个人的“材料”，揭露这个人在他的日记中，抄写了“反动诗词”：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待到冬去雪化时，只见青松不见花。这份材料转到了“工作队队长”那儿，队长批评说，怎么能批烈士诗抄？重报！当然，最后还是报另外的“材料”，定了他的“罪行”。
刘师傅了解我的爱好，平时很喜欢写一点“小诗”，怕我也会被政策水平不高的领导抓住“小辫子”，再“上纲上线”，到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从“五四”运动以来，立志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人们就大力反对过“八股文”，提倡言之有物的“白话文”，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文风不正的问题不是还大量存在吗？“人微言轻”，也许我对此起不到什么作用，看来，自己只能做些“抛石引砖”的尝试罢了。
我在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萌发了写本书的想法。想把自己家庭的转折和变化写出来，那有多少内容可写呀！我从农村刚转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满口的乡间土话，在同班的天真烂漫的同学们中间，同他们讲话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只好整天一言不发，自我封闭起来。可是，在我内心藏着多少话，想要对别人倾诉啊！
现在，离岗回家了，有了充裕的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权且用写点东西的办法充填，也可以说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日子。
近六十年的漫长岁月，乍一想，可以写的内容太多了，从哪里下笔呢？女儿在电话里听了我的打算，建议我从印象最深的事写起，可以同时写几个点，在此基础上再不断扩展地开来，就像在一张宣纸上，点上了墨点儿，墨迹不断地扩大，最后完全可以相互联系起来。那就着手试试吧。
家族史
一、我的源
听李家老辈儿人说，梁家屯的李姓家族，是由山西洪桐大槐树那儿迁来的。
我查了一下历史：
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于1406年下令修建北京城，1420年基本建成。他决定从南京迁都北京。
二、太祖
约1855年（清咸丰5年）出生，1870年，到北京学徒，1875年学成出师，1880年开鞋铺，1883年制成第一双与众不同的云步鞋，1886年扩大了门面，只有一个心思：挣钱、节俭、置地、盖房子。每年攒一年的钱，到年底沿着进京的南北大道步行7天，经固安、雄县、白洋淀赵北口、任丘、河间、献县、武强、武邑、衡水，步行六百多里，回家过年节。
那时间北方的火车道还没修，从农村出来打工真不容易，回一次家，来回路上就需要半个月，一年忙到头，只有正月初一到十五能放松地闲几天。这条路，在1966年的九月份，我还真步行，走过一回。那次，我约了三个同学，我们三个男的和一个女同学，从北京出发，以一天六七十里地的速度，沿着大道－－“长征”。一天没停地走，第七天，我们走进了冀县县城。我想：在二十世纪初叶，上一辈人比这个速度快不了多少。
当他50岁的时侯，他的家业发展到两处四合院，都是四面青砖落地的，跟村子里大多数土坯房一比还是挺显眼的。
两个院子南北排列，都是朝东的大门，长长的门道，一进门左手边放一块长一尺半，宽一尺的青石板，那是捶布用的。
正对大门尽头的墙上有一个座钟大小的佛龛，供着红脸的关公坐像，那是武财神；长门道的中间是朝南的二门。
二门其实是方方正正的一间房子，进二门不能看见整个院子，进二门对面的墙上的佛龛里供的是财神爷赵公明。
两处院子，各有一个西挎院，那是养牲口的地方。
同一条胡同的最南头是个放大车和农具的院子，三间北房，靠南的是两间土房和朝南开的一个大梢门。
上面讲到的三个院子是连在一起的，胡同的东侧是一个长工院，宽敞的院子，只有三间西房而已。
出了胡同再往南就是一片庄稼地。再往南，偏西一点，离村院落四、五十米就是自家场院。
场院大概有一亩地大小，靠东侧中间的位置，盖有两间土坯房。土坯房没有门，南边一半装着一个石碾子，靠北边的是一付石磨。两样东西把不大的屋子占得满满的，如果两样同时使用的话，第三个人就只能站到屋外了。但是在收割季节，看场的人住在那屋里是一举两得的。
村子四周有一百多亩地是自家的。
我1961年见过屯里的李家家谱，那一年过年时，供在德夫家的西屋里。大年初一，长生哥跟我一起去拜家谱。家谱挂在西墙上，几乎把整整一面墙都占满了。
我们磕过头之后，就走到跟前，仔细地端详起来。我是第一次见家谱，原来小屯里李家家族，一共有三支。几百年前，他们是五兄弟。头大的一支，现在只剩下两兄弟－－德福、和德纯。老三家也剩下两兄弟－－村西头的世昌（以剃头为生）和世X。我们这一支是最小的一门－－也是两兄弟－－老明和老升。据说外迁了两支，不知迁往了何处。
我从家谱的第一代数起，到我这一代应该是第十七代，家谱上明明白白写着“昭、穆”两个字，长生哥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字辈了。
他那一代靠勤劳奋斗，在1918年前后，家境达到了顶盛时期，雇了几个长工，养着几头牛和有一挂大车，村南有自己的场院、场院的东边盖有两间磨棚（碾子、石磨配齐的）。何时何病去世不祥。
三、祖父
祖父李老升，生于1887年，1958年死于中风，在我的印象里，他不善交际，不善言词。不管事的一个“黄面窝窝”老头。除了背个糞筐拾粪之外，從未见过他做过其它成功的事情。
他很少跟孙子们说话，只有一次，他相当难得地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奶奶每天半夜参拜北斗，终于把“北斗”参了下来，“北斗”坐在房沿上，白胡子一直拖到地上，问她有什么要求，可她摸着下巴，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结果，北斗误会了她的意思，赐给了她满下巴的胡子。”
我一直在想：一要每天半夜起来参拜，这太辛苦；需要参拜多长时间呢？能否参拜下来，谁也说不准；一旦参拜下来，我能提什么要求呢？我一直确定不了。
这一直是我童年时期时常琢磨的问题，一个从来没有向其它人透露过的秘密。
爷爷个子挺高，年轻时可能有一米七五吧，年纪老了，背有点驼，走路抬不起脚来，慢吞吞又拖拖拉拉的。他的样子长得很平常，没有什么特点。胡子全白了，稀疏得很，说他象京剧《女起解》里的那个老头儿－－崇公道吧，那善良的心地差不多；再一个相仿之处就是那山羊胡子了。
他不识字，可能没有读过书，因为在爷爷、奶奶房里没有看见过有字的书。他的童年一定正是家境贫穷的时候。
四、奶奶
奶奶也姓李，娘家在南西约十里远的“圈子”镇，是当年很富有的家庭。
但在那个年代，又不时兴女子读书，她不识字。
她有一双标准的小脚，尖尖的，走起路来，慢吞吞地挪动着“外八字”的小脚，两只前臂端着架式。你如果看见过她急急忙忙小跑的样子，那阵势才算“精彩”。大娘、婶子们见到她“内急”，慌忙中往茅房跑的样子，都悄悄地泯着嘴笑。
她洗脚不避小孙子，我近距离仔细见过那双脚。当打开三尺多长的白布，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半部分已经完全变型了，几乎成了一个肉粽子，大姆指是粽子尖，其它脚指紧挨挤在斜后边。之间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没有裹脚，指头们一定会散开来，她那尖尖鞋也一定会穿不进的。
那块裹脚布对老奶奶太重要了，是一天也离不开的。（毛泽东批判八股文时，曾形容某些文章就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那一定看到过她母亲的那块长长的布条，因此会那么贴切，那么深刻。）
我知道她是我的奶奶，开始有了对上两辈人的自我意识，是在1947年秋。奶奶一个人来北京，独自带着三岁多的我，去香山看望因病在那儿疗养的父亲。
我们在西直门那儿换的车，郊区的公共汽车一直开到香山寺的山根儿。她带我爬那高高的而且陡陡的石阶，一直爬到最上边的平台。
父亲就住在那平台上，是正面从右边数第二间屋子里。那是一排长长的灰砖灰瓦前边带廊子的平房。
周围到处长着松柏树，还有细细的溪水，从山路边轻轻地流过，环境真是幽静极了。如果不是奶奶在带我下石头台阶时，我象放飞似的跑在前面，脚下一滑，滚下了台阶，磕破了嘴唇，疼得哇哇地哭起来，我是记不了那么清楚的。
1988年夏，随海淀职工疗养院的同志，疗养院当时在香炉峰与碧云寺之间的山沟里，晚饭后一起到香山寺散步。当我们一起走过香山寺前的小桥，穿过彩绘的牌楼，漫步登上那高高的台阶时，我突然感到周围环境似曾相识，以前来过这里吗？
小学春游、秋游没来过这里；初中时，在山前参加过暑期菜园劳动；高中时跟同学一起爬过“鬼见愁”；大学时，也从未到南山坡来过，没有“双清别墅”、“香山寺”的丝毫印象。总之，当时的感受是那样的强烈，真有“梦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它却在我擦肩处之感。魂牵梦绕了长达4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那是我记忆机能刚萌芽时的印象，人的大脑的功能真是了不起呀！
奶奶个子不高，六十多岁的时候顶多有一米五零，背驼得很厉害。她做针线活的时候要带老花镜，针脚又小又匀。她跟孙子们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你，象能穿透你的心底。我想：她年轻的时候长得一定很漂亮。我看见那扇“窗户”一直到早过昏花的年龄时，还不时闪烁着灵光。
据说，她1959年病逝了。
五、我的童年
上面说到的只是我三岁时的记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几件小事，我还依稀记得，当然先后秩序，我已经无法分辩了：
有一次，母亲抱着我，同父亲一起到红楼影院看电影，当灯光暗下来，幕布上出现不动的幻灯片时，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当周围一切都黑下来，幕布上的影子活动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扎进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只得把我抱出来，结果全家谁也没看成。
又有一次，我检到一个比巴掌稍大些的圆铁片（也许是洋铁皮罐头的盖子吧），独自在胡同里滚动着玩，我弯着腰为它加力，我突然感到手掌钻心地痛，手上滴滴达达地流出血来，手掌上靠近中指的地方，划了一个圆弧形的大口子，肉皮向外翻着，直到现在你们还可以在我的手掌上，找到那次划伤的疤痕。
又有一次，我在大姨家门口玩耍，看见挑着担子的卖凉粉儿的小贩，大声吆呵着走过。大姨掏钱买了一碗凉粉，喂一岁多的弟弟吃。我一看，急了，怎么？这一次，没有我的！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手脚用力地敲打着床板。大姨跟妈妈笑起来，一边哄我，赶紧又买了一碗，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住北屋的邻居，跟我同岁的小妹妹－－小楼，在街上撒尿，我好奇地撅着屁股去看，她怎么没有撒尿的小鸡鸡？觉得很奇怪，立即跑去悄悄地告诉了母亲。
“她是女孩。”母亲听了告诫我说，“以后不能看女孩子撒尿！”我从此记住了：（世上）分男孩、女孩，女孩跟我是不一样的。
远房的亲戚，一对年轻的夫妻来访，执意带我去北海逛公园，园门广场的旁边是个无门的院子，人们都要先走进去，大概是去买票吧。看起来园门比现在大些，一迈进园门的中间是圆形的门房，收票的人坐里面，可以清楚地盯着进进出出的人们。
我们顺当地进园了，走过长长的汉白玉石桥，迎面是一座大庙，紧挨着它的西侧，有一个大笼子，有两层楼那么高，象小院子那么大，十来只猴子在里面假山上玩耍，这比大街上耍猴的猴子好看多了。我久久地站在大笼子跟前，呆望着上窜下跳的活宝们。
当我回过神来，突然发觉周围没有了一个认识的身影时，我害怕极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来的陌生地方。哭，不行，别人把我领走怎么办？只有自己一个人壮着胆子，照原路找回去。还好，那时路上的车很少，无论是汽车，还是人力车、自行车。
进门一见着大姨和妈妈，憋了好久地冤屈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哭一场。“真行！能一个人单独走回家，真有出息。”随着大姨和母亲不断对我的夸奖，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然后按大姨的嘱咐，当那对丢孩子的大人进门时，我应藏在门后，当然“计划”没有得逞，没等他们把走散的过程讲清楚，我已经憋不住劲，从门后跑了出来。
1947年冬，妈妈生了老三，那是一个小妹妹。月子里的妈妈，就躺在惜薪司27号窄窄的小南屋东头的床上，屋子里没有几件家具。
妈妈让刚刚4岁的我，把煤球炉子上熬熟了的稀饭锅端下来。那是一个约直径20厘米大小的双把提锅，锅里的大米粥正咕嘟着泡儿。当我端起来的时候，才发觉它很烫，没有端到地面，就松手了。小锅掉在地上，还算幸运，锅没翻，可米汤飞溅出来，溅到了我左脚的脚面上。只一滴，疼得钻心，立刻烫起了水泡，痊愈后在那儿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左脚面正中间一颗“牛痘”般大小的“花”。
小妹妹的阿了屎尿的“介子”（妈妈对尿布的叫法），就泡在小院当中的大盆里。还不知道香臭的我，捏着半个馒头，蘸着盆里的黄汤，就往嘴里送。刚巧，父亲从大门外走进来。他发现了，进屋拿了个鸡毛掸子，“我叫你不知道香臭！”他一面说着，一面朝我头部打来，脑袋上马上鼓起了一个包，我疼得哇哇地哭起来。
父亲的肺病加重了，不住地咳嗽，痰里还带着血，住进了中央医院（现在位于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月子里的母亲狠狠心，撂下刚刚出生的小妹妹，天天提着塘瓷的提盒，步行两里多路，给父亲送三顿饭，哪还有工夫给小妹妹喂奶，未满半月的她，被独自锁在小南屋里，妹妹病了，混身抽滀，这个小生命未满十天就离开了我们的家，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送来了个薄扳木匣子，请个人把她连同木匣一起扛走了。父母还未来得及给她起名子，连同她的模样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象。
从小，我从心里就很怕我的父亲，总象老鼠见了猫，躲得远远的。发现他从绸布店回来了，坐在屋子里，我就弯着腰悄悄地从门前溜过。我不记得他曾对我笑过，哪怕是微笑。
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时间大约在1947年的秋天，天上薄薄的云，天气不热也不冷，我正一个人在西安门大街93号门口西侧的便道上玩耍，紧挨着那个天主教会三层小楼的西边，支着一个白布帐子，帐子下摆着一付剃头挑子。我看见一个成年人掏出手枪，朝几米以外的正在为人剃头的师傅瞄准。突然，枪响了，那个剃头的师傅立即倒下了。
枪声就响在我的耳边，凶杀就发生在离我十步之内，我真的吓坏了，拔起腿来拼命地往家跑，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
不一会儿，我听到了大人们的议论，那个开枪的跑了，剃头师傅死了，正在剃头的人吓坏了。
几天后，又听到了事发的原因：开枪的是个军队的马弁，军队开走了好几年。他的女人跟这个剃头的过了好几年，马弁现在回来了，偷偷地让那个女人回到他身边，几次都没有谈成。于是，起了杀心，发生了使人胆寒的悲剧。
我八、九岁时，父亲曾当着我的面轻声背诵过一篇什么：“在一片广阔的原野上，一挂大车漫无边际地走着。……”他那对自己无望的病痛，和对家庭前途无尽的忧愁，感染了我，它几乎跟随了我一生，那是我心灵中抹不掉的烙印。
另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有出息！学习不好，长大了就只能象小棍儿（我家的近邻，家里穷得叮噹响）一样！
其实，他注意在启蒙时教我记忆、思考，常指着“月份牌（就是一天一页的日历）”，告诉我：初一过了是初二、初三……。阴历一个月，小“尽”二十九天，大“尽”三十天。
我在学龄前就能从一数到三十，也直观地体验了“数字的顺序特征”。
数学具有显而易见的逻辑性，理性思维难道是李姓老祖宗留传给予我的好传统（姑且称作大理寺的传说吧）。对数学的偏爱可能要伴随我的一生——十七年的学生时代，十七年的三线建设，十七年的工商工作，可能还有十七年的退休生活。是父亲在我儿时的学前教育使我受用一生。
父亲的肺病加重了，经常咳血，被庆昌祥绸布店（座落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内）的东家辞掉了管帐先生的工作，尽管为掌柜的卖了十余年的命：白天站柜台，上板后（不许说关门，不吉利！）记好这一天的帐。半夜，插上门，还要去掉布匹头部位的商标，盖上伪造的“著名”商标（戳子）。
长期的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不生病才怪呢！
在那物价飞涨的时期，只给了十几匹布了事。没有了工作，加上疾病缠身，一家四口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北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回老家去，回乡下去种地、养病，这不失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1950年大年刚过，家里就要我上学了。村小学校位于村子的中部，教室是借用金老太太家一排五间的北房。尽靠东头的一间是老师的起居室，中间三间连通，是一至四年级的合班教室，用黑墨涂抹的木制黑板，就挂在教室的西墙上。
学生课桌是五花八门的。低年级学生，都围坐在从庙里搬来的供桌四周，高年级的学生用的桌子，是由各家搬来的各种规格的条桌。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学生可是大小参差不齐，年龄最小的学生六岁（如：我刚满六岁），年龄最大的学生大约有十八、九岁了，属于扫盲性质的。
老师姓吴，她留着齐耳短发，穿一身土布灰军装，看起来，也就二十几岁出头，比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大不了多少。老人们称她“女八路”。
老师讲课的时候，总是先讲低年级的课，接着布置他们作练习；后讲高年级的课，再布置练习。“读”书的时间，全体学生是统一的，一旦老师宣布：“下面念书”，男女声混在一起，高低声混在一起，真是“乱成一锅粥”，离开半里地都能听得见。
一上午，中间只休息一次，中午放学，学生回家吃饭，老师轮流在各家吃“派饭”。下午再上一节课。半下午就放学了。（石板、石笔）放学后，那些大个学生经常在老师屋里呆着不走，直到家长喊他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
你别小看这个小学，功课的种类是不少的，低年级除有语文、算术之外，还有“大仿”、“小楷”（须个人买米黄色的毛边纸订练习本）；高年级要增加珠算、“尺读”（应用文的写作规范）两门课。“大仿”是“拓”着红色的字帖，用中号“羊毫”笔“描”写，让学生体会运笔的奥妙；“小楷”是用小号“狼毫”笔（据说，笔尖里掺着几根黄鼠狼的毛，能使笔峰有弹性），按照着做好的十二乘十八的方格框抄书。老师判作业时，用毛笔蘸着红色墨水，在他认为运笔比较规范的笔划上，画一个漂亮的圈。
学生们比谁的大字写得好，只要比一下谁的红圈多就是了，“小楷”的判法也用小毛笔画圈。“尺牍”这门课是讲如何写应用文，比如：写信对长辈、平辈、晚辈的不同称谓，写信开始、结束的不同用词；竖信封的写法等等，还有各种应用文的规矩（1953年以后，这门课就去掉了）。
我还记得上一年级时的语文课本，一翻开书的第一课，在第一页的左上部，是竖排的三个算盘珠大小的字：上学了。中间还有一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上二、三年级时老师教的注音字母，念经似的大声朗读“波、坡、摸、FO，DO、TO、NO、LO”，第八个音老读不准，开始老读成“LEI”。以后我进京上五年级时才重新学的汉语拼音，逐渐学会了说普通话。
我刚上学时，是在每年的冬天结束一个学年的。春节前，期末考试成绩，是要张榜公布的，全校学生是按成绩的多少，依次排列的。最后一名的右下角，照例是要用红墨水笔画上一个“L”－－中止符，老百姓都开玩笑地说，XXX今年坐上了“红椅子”，那可是对全校成绩最差的学生的特殊“称号”。
吴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调走了。新上任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中等个，留着很帅的分头，还显眼地镶着一颗金牙。从二年级一开学，教我的就是他－－这个姓赵的中年老师了。赵老师对同学很严厉，许多同学都很怕他，尤其是，淘气的、不用功的和成绩差的同学。他惩罚学生的办法，一是用“戒尺”打手心，二是罚站。还好，我倒没有挨过他的打，没有罚过站。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他，一身的穿着打扮，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还能写一手很漂亮的的毛笔字。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