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63．阎王也会讨厌我
我们在西大林的第一仗是安营扎寨建“人”字大厦，然后就是开荒播种战斗。播完种之后就立即投入建茅屋准备过冬的大仗。没有星期天休息这一说，也没处洗澡。我在西大林两年中就“洗”过一回冷水浴。夏季有一天下雷阵雨，雨很大，如瓢泼。正在野外干活的我们没处躲，大家一会儿就成了落汤鸡。有人索性脱掉衣服仅留个裤叉让雨淋个够。一边淋一边由身上往下搓泥。雨过后我们把淋湿了的衣服铺在或搭在随便什么东西上晒。下工时衣服也干了。这是北大荒的老天爷给我们洗了唯一一次免费澡。
盖茅草屋的原料西大林全有。木材到林子里伐，茅草到处都能割到。当时唯一头疼的是墙体材料。脱土坯时间来不及。而且到处是草地没法脱。用麦草和泥打墙西大林没麦草。困难难不倒我们这些右派。我们就地取材，把要盖的茅屋房前屋后的草地的草烧掉或割掉。把铁锹砸平，在无地表草的地上切取适当大小的草皮垡垒房墙。用干打垒的方法垒。为了防止垡块垒倒，我们先在墙基的一周埋上许多木桩，木桩上端顶着房沿，下端埋在墙基下面。木桩间距大约一米宽。我们就往这一米中间垒草皮垡子，而且塞得紧紧的，上下左右塞得一点缝隙也没有。为了防寒，墙上也不留窗户。顶多在朝南的墙上留几个不太大的洞采光。墙垒好塞紧后将里外两面糊上泥巴，既平整美观，也不可能透风。因为经里外用泥巴糊抹后，四面墙成了一个整体，已无缝隙。房顶上好梁与椽子后，铺上树枝杂草，抹好房泥再盖上用铡刀铡过的茅草。茅草铺得一溜齐，拍得一样厚，绝对不会漏雨。这些西大林从远古直到五八年才有的茅草屋，我们盖了十几栋。我们盖这些茅屋时都很认真仔细，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因为北大荒冬季有时会刮“烟儿炮”，也就是特大的暴风雪。如果房子盖得不牢固不保暖，倒霉的将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盘算着怎样在这些亲手建造的茅屋里度过来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季。
我们盖的十几栋房子分在好几个小区里。区与区之间修好了纵横交叉的道路，还修了街心公园与广场，又挖了一口深井。总之我们打算在这里扎根过日子。
可谁也没想到一声令下，为了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我们全体立即要进完达山伐木。还没完全干透的新茅屋我们住不成了，真有些舍不得。但军令如山倒，我们全体要立即开拔。伙房烙了许多大饼，准备了够两天吃的干粮。进山里用不着的东西全存放在一处由领导上保管。我们这些右派就向完达山原始森林进军了。
我们分场的伐木点在一处地名叫“炮手营子”的地方。离了公路往伐木点根本没有路可走。我们就得一边走一边先砍出一条路来。我们这些右派当中大概没有任何人到过从未开伐过的原始森林。刚见到这原始森林时都非常好奇、高兴。甚至有个别人还诗兴大发或引吭高歌。但在进了深林之后一个个都傻了眼。头顶上见不了阳光，脚下寸步难行。干粮已经吃光，要在当天赶到指定的宿营地才能埋锅造饭。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不轻的行李、工具和生活用品，沿着过去猎户走过的羊肠小道一边砍路一边往前挪。我们用斧头或镰刀砍倒脚下的灌木或小树和杂草，在“路”边的树干上留下“路标”以防迷路。在砍“路标”时整个树干会震动，有时会把松塔震落下来。松塔就是松树的子房，大的有一两公斤重。从几十米高的树顶上震落下来，若正好掉在人脑袋上非砸死人不行。我们栋到松塔当然想试着吃。新鲜松塔因松香很多不易剥开，要晒干或自然风干后才好剥了吃。松塔多，松鼠当然会多，这些家伙剥松子比我们右派强得多。剥的声音响脆利索，一声一棵松子绝对无误。在砍路的途中，在不少死树和倒木上见到许多磨菇和木耳。因我们背的东西太多，砍路又太累太费劲，赶路要紧，只好放弃。好不容易在天黑前到达指定地点先埋锅升火烧水做饭。等吃上饭已经是午夜时分。大家随便或坐或躺在火边上等待天明。
天亮之后我们兵分两路，一批人原路返回将砍过的路往宽里修，以便马车能进山。另一批人还是和初到西大林时一样，赶快修筑“人”字大厦。因为山里找不到荒原上的茅草。这里的人字大厦只能全部用木料搭建。式样也和西大林的不一样。为了冬天能防寒，修建的是半地窝式的人字大厦。先挖开一个不太深的大坑，在坑上横搭上几根大木头，再挨排铺上较细的木头。然后再铺上杂草、石片、树枝。然后再铺上很厚的一层土。这种半地窝式大厦好似窑洞，保暖还行，但不能防雨。因为顶上都是干土。外面下雨，里面会漏泥汤。因为屋顶全是整根整根的树排成，并且压了很厚的碎石与土，重量太大。有节疤的大梁负重久了会吃不消，会自动断裂。若不小心，会有房塌压死人的危险。我们建的这所半地下的窝子睡着一百多人，若出了事非同小可。所幸我们右派中有许多木工。只要听到断裂前的响声就往那里支撑一根柱子。立木能承千斤，在撑了几根柱子后危险也就彻底排除了。
在马车路打通之后又将路往宽里修，不久就通了汽车，我们队把发电机组送上了山，并运来了一顶帆布帐篷，用着专门存放粮食。北大荒的林区深秋经常下雨。人可以雨淋，但口粮不能淋雨。幸亏送来了帐篷，有一夜山雨很大我们的窝棚成了水帘洞。一百多人只好挤进存放口粮的帐蓬。大家密密麻床地坐在粮袋上等天亮。
安营扎寨就绪之后我们开始伐木。我们这些老右过去连森林都未进过，一下子要当伐木工人，困难当然很多。但在那发了疯的年代哪管你会不会。活都是人干的，我们发了锯和斧就伐开了树。大概是比我们早进林子的地方出了事，请来了一个老汉指导我们伐木。老汉见我们连“锯路”都没分，竟能把树伐倒，惊愕得直摇头。他替我们锉锯和拨开锯路。就是将相邻的两个锯齿各往一边拨开一定的距离好让锯易出锯末。锯路开得正确，锯拉起来就省劲，而且吃料速度快，用同样的劲效率就高。伐每棵树前必须把树根周围的灌木杂物清除干净才能开始伐。否则发生事故时伐木人因行动不方便而会有性命危险。
我们在当地老乡的指导下学会了锉锯，分锯路和判断树头的倒向及有无打挂的危险之后，产量上升很快。因而体力消耗极大，当时粮食多，随便吃。但很少吃大米饭，东北大米质量极好，我们有人在吃米饭时一顿能吃四斤米的饭。现在听起来当然不可思议，但这是真事。
炮手营子一带的森林里树种很多。最多的是东北松，松树上松香很多。我们经常能找到松明子，即浸透了松油的松木。我们将劈开的松明一根接一根烧着照明。烧松明子烟太大，发电机上山之后被大家淘汰不用。
每当天雨之后，我们全体都留心采磨菇和木耳。要么碰不着，碰着了就是一大桶或是一大盆。原始森林中的鲜磨菇味美无比，能煮出油来。这种植物肉比任何动物肉都好吃千万倍。不是亲自在森林里是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进山之后随后上来了不少猎户。我们买过野猪肉和熊肉吃过。
雨季过后立马是严冬。一场大雪之后翠绿的青山变成了银白的世界。大家都穿上了冬装。但伐木拉锯、打枝杈和集运木材都是力气活。拉锯拉不了一会就得脱衣卸帽。不戴帽子的脑袋在寒冬中像一个个刚出屉的热馒头直冒热气。有一次我生病到卫生所看病。卫生所在一个帐篷内。我一走进帐篷就热得受不了，赶快将皮大衣脱下。这时我看见帐篷内挂着的温度计指着零下十一度。野外当时在零下25～30℃之间，温差相差二十度，人当然一下子受不了！
当时全国都兴放卫星和拨白旗，雪原林区也不例外。我们伐木不是伐倒了就行。而是要把木材运出山。运出山的第一步是要把伐倒的树去掉枝杈锯去树端，将大头装在小爬犁上。用一个班的人拉的拉，拽的拽，把木材拖到汽车或拖拉机能到达的地方。这工作比伐树本身还要累和更危险。但为了放卫星，再苦再累再有危险也得快干蛮干。一棵大木头好几吨重，下坡时要靠人拽，而且仅是在木头的后面的人拽。前面的人则不能拽，但也不能离开前面，因为要掌握方向。所以有位右派就给前面的人编了句话：“保持拉的姿势，但不能用劲”。我们给这一位右派起了个绰号，称他叫苛彬喇麻，错上加错。苛彬是他的原来姓名，原是外贸部的干部，他经常披着一块黄色油布披风，故称他喇麻。此人凡事总不虚心，故又称他错上加错。“保持拉的姿势，但不用劲”就是他的杰作。有天拉一段又粗又长又重，路又陡的大木头。后面的人下坡时力气不够拽不住。前面的人又要保持拉的姿势不能往别处逃跑。小右派杨孟谦的右脚被飞下的装着大木段的爬犁辗压得粉碎。他从此成了残废，但他万幸的是保住了性命。他很快摘掉了帽子在八五三农场就业。他用自己的一只脚使自己摘帽子早了几年。但在全国统一摘帽子时因为他已在农场就业就离不开那里。这一只脚换来的是喜还是懊悔只有杨孟谦自己最清楚。他最后想尽一切办法将全家弄回了四川崇庆老家。他先让他大儿子回去。他儿子回去后不幸因小便不慎尿到了电线上触电身亡。如果他当年不丢掉一只脚，不提前摘帽子，不在农场就业，而是等到全国统一处理右派时再落实政策，他就用不着自己费力气回四川了。
杨孟谦丢了一只脚，我的脚没丢，可差点丢了命。我与别人伐一株笔直的水曲柳。按规矩清除了树根下的障碍。先锯了下锯口，但在锯上锯口时还未锯到位，离下锯口还有不到十厘米时树头下坠，树根上锯口的一半向外弹。整株树干的下半部从根部向上翘，立即响起清脆的劈裂声。整株树沿中间的纹路猛然向上劈成垂直的两半。上锯口的一半树身立即窜上了天空。林业工人称这种事故叫“打劈”。我们两闪电似的扔了锯抬头眼睁睁见到好几吨重的树上了天，劈裂声尖刺震耳。这时我们俩都吓呆了，用呆若木鸡形容也不为过。树上天之后又闪电般地直冲地面落下，把地下的冻土扎进好几十厘米深。这时天空中满处都是“回头棒子”往下落。碎枝败叶如天女散花无处不有。近处的人们纷纷跑过来准备为我们俩收尸。可我们俩还是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当我们“醒悟”过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可我们俩还是高兴不起来。这大概是我们俩祖上积了大德。否则我们是必死无疑！说也奇怪，我们不但没死，连汗毛也未少一根，怪不！
事后领导知道了这次事故也很害怕。伐这种树头倾斜度大的水曲柳事先要用铁箍先把根部箍起来才能避免打劈。但这样的防护措施谁也未对我们讲过，我们也未见过铁箍。
卫星放得多，伐倒的木头自然就多，但伐倒了运不出去也是白槽踏森林。十多年前我又去北大荒。说我们当年伐的木材在经过三十多年后还在原地不动。不少都烂掉了。
我们伐木的地方没有森林小铁路，仅靠汽车拖拉机运不出多少木材，因而敢想敢干的人们就突发奇想要修建一条特别的运材之路－－冰道。
冰道按字面解释是冰上之路。事实也是如此，但这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木材的冰上之路，装载木材的是一种特别的大爬犁。每一个爬犁能装几千斤木材。用履带式重型拖拉机牵引。一次能拉单个或多个爬犁。拉起来像一列列的没有铁轨的“火车”。冰道就是按爬犁的“轨距”在路上挖出并行的两条宽度一样的沟，往沟里倒满水结成冰就行。
这两条平行的沟宽约半米左右，深约四十厘米。木材运多远，这条路就该有多长。由各单位分段修建。这条路经过的地方多是荒草甸子。问题是数九寒冬到处已冰冻三尺，到何处去取水。挖这种冻土沟不能用炸药，只能用十字镐一点点地挖。
我们全部人马离开了伐木点到荒草甸子上修冰道，各单位规定了期限和任务。完不成要插白旗。到草甸子上首先是没处住。地冻已经三尺，挖地窝子既不可能又无材料，时间也不允许。只好把存口粮的帆布帐篷拉到工地。帐篷小而人多，睡不下，大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夜间谁也不能起来小便，否则回来自己睡的地方就没了。有位大个头姓王的老右两腿实在被人挤得受不了。他用条梆腿带一头系在帐篷顶的支架上，一端把自己的两条腿吊起来悬空睡。他这种睡觉的方法全世界也难找到。上半身在地上，屁股下的半截吊在半空中。这样睡当然非常难受很不舒服。但当时一昼夜仅能睡几个小时。再难受也会倒头就着。睡着了，什么样的难受也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哪一位老右实在憋不住尿，但也不敢起来，随手就拿别人的毡靴当尿壶。起床时主人怎么也穿不进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尿结成的冰疙瘩掏出来，勉强把脚齐了进去。
我们被插了白旗，并不是我们干劲差，而是我们离水源太远，运水的工具也少。我们找到一个低洼处就近挖井，总算老天保佑渗出了水。我们就派人不停地取水，大大加快了进度，甩掉了白旗。修冰道的时间很短，大概有十几天。冰道修通后各农场的拖拉机日夜不停地在冰道上拉木头。有一次我们几个右派搭乘本场拉木头的爬犁。因太累，我就在爬犁上的大木头上睡着了。大木头是圆形的，坐不稳，睡着的我一下滚到了爬犁底下眼看要被辗成肉酱。同伴们大喊:
“停车”。姓高的拖拉机手很敏捷，立刻刹住了车。我又一次捡回了一条小命。在我的右派生涯中我一共“死”过五回，三次在北大荒，二次在新疆。在北大荒的第一次是水曲柳打劈上天，第二次就是这次滚到拉木头的爬犁底下。第三次是我们下山后有年冬天挖排水干渠。挖渠的地方是在沼泽地里。当时也是数九寒天地冻三尺。沼泽地冻得铁板一块。起初几个人一起打“排字”镐还能行。所谓排字镐就是几个人一齐用十字镐挖冻土，各人的动作要同步。由一人领着喊号子发出口令一齐动作。弄得好能震下好大一块冻土。后来冻土越冻越深，排字镐也失了效，就只好改用炸药爆破。当时炸药紧张，数量有限，我们这些右派就用硝酸化肥加粉末状的木炭渗上一定数量的炸药轰冻土，力量虽不如地道的炸药，但多装些也能用。
炸冻土先在要挖的水渠上垂直开一个大口，能容得下两个人下去操作就行。两人各自向前用长把的小铲子在冻土上打水平炮眼。炮眼位置大约在冻土层总厚度离地面的五分之三处，炮眼越深越好。爆得好两面能掀开十多米的冻盖。但有时也会让人气得牙痒。非但掀不开一点点冰盖，反而把冰盖下面轰成一个非常大的“防空洞”。原因是沼泽地冰盖下面的泥土很稀很软根本没上冻。炸药的力气掀上面的冰盖不够，可对没冻实的软泥巴力气就足够，就像吹泡泡糖似的在软泥深处“吹”了一个大防空洞，里面能盛下几十个人，而且整个空间很暖和。这个大洞成了拦路虎，非要在洞里再往上打斜炮眼继续爆破才能掀开冰盖。有一天我就在洞里打这种炮眼。我一个人在里面很深的地方打炮眼。忽然洞外有人大声问里面有人不？我当然答应有人。他让我赶快出来。对面要放炮。幸亏这位细心人救了我一命。否则我在地下深处非要震死不可。
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最危险的能记得的是北大荒的这三次。新疆的两次，第一次是与陈法政挖树差点被将要倒的树压死。平地拖拉机翻车是第二次。虽然危险极大，但一点小伤也没留下。阎王也不肯或者是不敢让我去报到。因为我是右派分子。大概阴间和阳间一样，像我这样老喜欢讲实话的人阎王也会讨厌我的。
64．好友吕林的往事
我们离炮手营子伐木点回到自己的分场时，饥饿政策已向全国袭来。八五三总场有供销社，老出售一种没包装纸更没有商标的茄子罐头。我认为大概是供海军出海无新鲜蔬菜用的。不知是谁谣传说这种罐头中混有红烧猪肉的罐头，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结果大家都想试试运气，罐头卖完了，谁的运气也没试上。
我父母知道我们的处境，凑了好多副食品票给我寄来了不少食品。大家都向自己家中求援。寄来吃的食品一般都偷偷自己一个人吃，怕别人看见。不少人是在被窝里偷吃东西。
家中给我寄来的食品中有酱猪肉。是装在一个军用饭盒里寄来的。我就用这饭盒装上少量的水用上面的屉蒸酱肉。蒸热了就给好友吕林一块肥肉。那时早就“三月不知肉味”。吕林边吃这块肥酱肉边说：“好吃，解馋！”。吕林是位大好人，他是电力部的会计。当知道我家是南京八卦洲时，他说他知道这个地方。我纳闷北京电力部的人怎么会知道八卦洲这个小地方。因为八卦洲在长江当中，原来并没有这个地方，是长江当中的沙慢慢淤起来的。现在南京长江第二桥就将建在八卦洲上，已经开始施工建桥。吕林知道八卦洲是因为一九五四年长江闹洪水八卦洲被淹。八卦洲所有的家庭无一幸免全都成了汪洋一片。八卦洲在被淹前用于排水的电费无人交。南京市政府也拒绝交这笔电费，就一级一级弄到北京电力部。吕林就被派到南京调查这件事。八卦洲已是汪洋一片，南京市政府忙于救灾，电力部找不到可交电费的人也只好把账挂着拉倒。据说今年比五四年的洪水更大，可八卦洲却安然无恙不知可故?吕林年纪比我大，他总是把我当作小弟弟看待。他在解放前在大后方上过大学，英语很好。被派到朝鲜前线当英语翻译。当时志愿军战士文化程度低，很少有人懂英语。就是会的，也只会说一句“也斯”，就是汉语的“对！”。吕林有一次在前线，战士们跑来说他们押的一批美军战俘死活不肯走路。老吕就去问战俘为啥不肯走。战俘说他们问押他们的志愿军战士是否押他们去执行枪决。我们的战士一个劲地说“也斯”。那些战俘还会走吗？就地枪决了岂不省事！吕林向这些美军战俘解释我们的战士除了“也斯”别的英语不会说时，误会消除。美国兵也就愿意挪步了。
战俘营空中都有气球标志，告诉敌方飞行员：下面是他们的自己人。可天上的人不相信，照样轰炸扫射，气得下面的战俘大骂自己的人瞎了狗眼！
有一次战役缴获了不少罐头，志愿军补给困难，缴获了这些罐头如获至宝。可打开罐头里面全是水，再打开还是水。战士们弄不懂美国佬搞的啥明堂，找来了吕林。吕林见了罐头上的说明告诉战士：美军新到一个地方在未弄清水源无毒前不准饮用当地的水。这些水是美军从美国运来的饮用水。当时我们的战士连炒面都吃不上，他们却喝的是美国水。这两支军队的供给反差太大。但阔少爷最后还是败给了我们。
美军战俘起初不肯吃炒面，说是喂鸡的饲料。但看到我们的战士都吃“饲料”，也只好跟着吃，他们更愿意吃爆苞米花，一些战俘用罐头盒当小锅在火上炸玉米花吃。他们在战俘营里组织蓝球队常和我们战士赛球。他们个子高大老赢球，有些战俘还挺得意。当吕林问他们怎么会弄到战俘营赢球时，他们就像一个个泄了气的篮球都垂头丧气无话可讲了。
有些战俘是飞行员，他们发牢骚：明明照相机的胶片上没有桥，但志愿军的火车还是过了河。报怨我们不是打仗，而是在玩魔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白天把桥吊走，或是桥的铁轨在水下时，他们惊愕得直拍脑袋伸出大姆指说：“中国人真聪明！”
吕林在朝鲜战场主要是与战俘打交道。编辑战俘看的小报。有些黑人战俘在经过阶级教育后，他们反战很积极。
老吕抗战后在善后救济总署服务。总署的工作是调拨分配二次大战的剩余军用物资和美国老百姓捐助的财物。我们的解放区也有相应的机构，美国人也给解放区发放这些东西。他在救总工作时每到各人过生日的那一天，食堂就会给这个人过生日。我问食堂怎么会知道每个人的生日。他说参加救总时每人都要填履历表，出生日期都要填的。我参加革命时当然也要填这种履历表，可我们谁也不给谁过生日。他们与我们管理办法上的差异是很悬殊的，人情味太浓！他在河南开封的救总工作时给灾民们发救济的衣服。有一天一个灾民找到他，说他分到的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写满洋文的纸和几张花纸。大概是衣服主人忘了的东西。灾民心地很善良，想让当官的送还给衣服的主人。吕林看过之后告诉那位好心的灾民，衣服的主人说衣服上少了几粒扣子，一时没时间配，很内疚。所以在口袋里放了一些钱(美金)让衣服的新主人配上扣子，并致歉意！美国人的人情味又在这几粒扣子上“暴露”无遗。
在北大荒时我们俩全是单身汉。我回到北京很快找到他，他还在电力部。我们先后都成了家。“六四”风波时我们两家曾一同去桂林、黄果树旅游。他现在虽已退下来，但还在上班。
65．究竟是谁抢谁的钱
我十多年前重返北大荒，仅见到当年的两位右派。其中的一位杨孟谦以后也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四川崇庆。倒是见到了不少当年的转业军官及其后代。他们见到我有些人就发牢骚，说他们是在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后来中央对他们有了照顾，凡是他们的后代进入高校的，毕业后可以不再回去。因为农场连年亏损，许多年发不出工资。他们自己也弄不清农场究竟欠他们多少工资。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了离退休干部。农场因发不出离退休金，就想出了一个别人很难想出的“好”主意。给这些人一些离休田或是退休田，让他们自己种，自己保自己，农场另外一律不再管。这大概不是普遍的政策，而是局部不得已采取的变通办法亦未可知。
现在还留在八五三农场的当年的右派大概仅有任毅同志一位了。他个子不高，人很聪明，会拉一手小提琴，而且把小提琴带到了北大荒。当时我们成天劳累得连话都懒得说。但他还时不时拉他的琴。可惜我一次也没听过他拉出什么令人高兴或欢快的曲子，总是如泣如诉让人感到凄凉和悲哀。听到他的琴声，谁的心头也会泛起莫名的烦恼与无奈。特别是在饥饿席卷全国时他拉琴的次数更为频繁。每当听到他的琴声，大家都知道任毅是饿得受不了又拉琴了。从而听的人更加耐受不了饥饿的煎熬。六零年我离开了北大荒，也告别了他的琴声。
我回到北京后，在十多年前，偶然在家里的电视屏幕上见到当时的王震主席接见黑龙江垦区小白桦艺术团。这个艺术团就是任毅亲手浇灌、培养、成长并由他带领进京献艺的。王震亲自派专机送他们荣归农场。我重返北大荒时他是八五三农场文化馆馆长兼小白桦艺术团指导。我纳闷他为何要留在农场？我回北京后李涛告诉我，我们走后他们又一次上山伐木，可这一次上山与我们第一次上山完全不一样。首次上山时粮食随便吃。我记得上山的第一天埋好锅之后就是任毅要表演他拿手的山西刀削面的手艺。我们七手八脚帮他和了许多面。他让我们和得稍微硬一些，多揉几遍。他一个人往滚水锅里削面。他削得是很均匀，面片很薄，我们就削得不如他又薄又快。他说山西老把式把面团放在头顶上的布块上，左右手各拿一把刀左右开弓削面；面条如雪片老远飞到开水锅里。他说他没这本事。我们也从未见过这样削面的高手。那天我们整整饿和累了一天，大家饭量都很大，把他忙得够呛。可他一句怨言也没有，而且很高兴。因此大家一个劲地夸他手艺高，不是乱吹。大概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他也不例外。要说那一天大家全是故意抬举他也不是，起码我自己是真心夸他。他削的面就是比我削得好。再说饿了一天的人，吃什么都觉得好吃是常理。如果今天再吃那天他削的面条，大概不会有人夸他。
任毅他们第二次上山是在六○年，他们当时早已饿得连走路抬步的劲都没有，还要干伐木这种最苦最累的重体力劳动，实在是把人往死里整！据说第二次进山死的右派很多。全部右派不是体重骤减就是得浮肿病。当周总理知道北大荒的右派们若再呆下去将有全部被毁灭的可能，终于下决心全部调离北大荒由各原单位重新安置。李涛就是在这时下山回原单位的。他们下山时也没车送。各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发的一点口粮几口就吃光了。有人实在背不动自己的东西，就走一路扔一路东西。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要回原单位，这些用了近三年的破烂扔了也不心疼，顾命要紧！
据李涛说有些右派就是死在归途中的。走累了没办法就坐下休息，以后就永久也没能站起来。李涛他们就是咬着牙好不容易走到有人家的地方，用高价或是用东西与老乡交换，弄了点吃的东西才把命保住。
任毅当时也走出了危险。路边有一处农场开的高价饭馆。这种饭馆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就有，是当时的政策允许的。美其名曰加快资金回流。连国营商店里都有高价专柜。一斤普通糖果要几十元。而当时的工资普遍都低，一般水平也就是五十元左右。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斤高价糖。若不想买高价的，就没处卖，或者是要什么票。那时票证五花八门。连买手纸都要工业券。当时我们右派在北大荒的每月生活费仅三十二元，那能有钱买高价的东西！可任毅到了高价饭馆不能不吃，因为前面还有一多半路要走，而这时他被饥饿快击倒了，不吃说不定会变成路倒。饭店见到这些饿疯了的，又马上要回北京的右派，就要最后宰一刀。不宰白不宰！说不定他们走后一辈子也不会再回来的。十多年前我重去北大荒回到北京后，李涛问我到那里去干什么？说我大概在那里还没呆够！事实上离开北大荒再回去的人确实很少。回去的大概都是贱骨头，罪还没受够！
一方要宰人，一方肚子饿得不让宰不行，买卖就这样成交。卖的是死猪肉（活猪不让宰要上交），每小碗四元（？现在记不清楚），任毅连吃了许多碗，口袋里的钱也吃光了。但他没吃饱还想吃。这时他心里很不平衡：几小碗死猪肉就掏去了他好几个月的生活费，这比拦路抢劫还厉害。所以当卖肉的人转身去往碗里装肉时，任毅被不平衡的心理驱使，他也要学着别人去抢。他伸手到柜台里的钱箱里抓了一大把刚才还是他口袋里的钱。他当场被人抓住送进了派出所。
在北大荒被折磨死了的右派当然回不了北京。活着的八五三的右派们除了杨孟谦早因工伤残废被额外开恩摘了帽子，被安排在本场就业之外，活着的右派仅剩任毅一个留在了八五三。原因是他思想没改造好，而且大白天“偷”公家的钱。这样的“坏”人还能让他回中央吗！
任毅算是交了华盖运。右派帽子未摘，回不了北京，又成了小偷。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可谁能想到，双料“坏”人任毅的华盖运却变成了桃花运。这是他自己也怎么料不到的。
八五三农场当时的知青很多，女知青当然也多。农场有位党员干部被认为作风不好，与女知青有染。听说这事上级并未定案，因为女方并未揭发。也没人当场抓住，证据不足。可这位党员干部竟然抛妻别子自己走上了绝路。一个妇女孤苦无援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怎么过！而任毅也是孤苦一人没人同情、怜悯与照顾。当时他已绝望到极点，对一切都无所谓。衣服不补不洗，比叫花子都不如。老百姓中好心人多，都可怜这一女一男的处境，更可怜失去父亲的三个小男孩。有人就给他们牵线搭桥。女方当然希望有个男人帮他抚养孩子，再说她在丈夫自杀之前就十分同情任毅的遭遇：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弄到如此地步，只要是有良心的哪能不同情！说他拿公家钱，农场拿死猪肉卖才是抢别人的钱！
要处分的不是任毅而是那些黑了心故意宰人的人！
任毅因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他不想成家，更不想害任何女人。他又是右派又是小偷能给谁带来幸福？但女方不嫌弃他，说右派本来都是好人。至于偷钱，她认为不是任毅偷钱，而是公家抢他的钱。对这样识大体的妇女，任毅不能不从心底里佩服和感激。好心的人劝任毅就当行善做好事帮她把孩子拉扯大也算积大德！任毅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孤男，一个寡妇和三个未成年的男孩重组了一个家庭，使原来已破碎的家庭获得了新生。孩子们又有了父亲，而且是一个有很高文化的父亲。孩子们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沉重的家庭重新有了欢乐。孩子们的母亲是一位高大的山东妇女，为人正直和善又非常能干和吃苦。任毅进了她的门后，她像变魔术似的将任毅变成了“新”人。破衣烂衫胡子拉杂、整日垂头丧气的任毅永远不见了。农场的人都以异样的目光瞧着迎面走来的任毅。都说他走了挑花运，得到了如此贤惠的老伴；认为他那把钱“抓”得好。钱虽没抓到，却抓到了幸福的后半生。谁见了他都替这个新的家庭高兴。
老伴要将三个儿子改成姓任，任毅不同意。他认为孩子们的亲爸也不是什么坏人。他认为若没有错误的知青政策，孩子们的生父也不可能走上绝路。他不能在孩子们的心中永远抹去对生父的纪念。改姓与否对他自己无所谓。他自己再未要孩子，一心一意要将这三个孩子培养成人。这样的继父到哪里去找？孩子们对任毅都非常敬重和孝顺。
到了一九七八年全国统一摘帽子。任毅的问题水到渠成顺顺当当地解决了。农场也承认卖死猪肉不对，有害人民健康。要说“偷”或“抢”，是农场先“抢”或是“偷”。任毅不是偷和抢，顶多算是自卫而已。因为钱数少，仅是几碗死猪肉的钱，法院根本懒得管。而当时就是这点芝麻大的事，而且按道理是农场的过错，竟然把任毅送进了派出所不准他回原单位。这实在也太凶残了！就是因为这样的凶残，八五三农场为日后留下了全国一流的文化馆长，培育出一个响当当的小白桦艺术团，并且登上北京的舞台让农场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大风光了一番。连国家主席王震都接见了他们，并派专机送他们回去。这样的凶残不是也很“值”得吗?
我在十多年前重去农场时曾到他家数次做客。生活比我在北京强得多。他客厅内有一个很大的金鱼池。孩子们都参加了工作，老伴身体很棒。我回北京后曾几次去信，但未见回复，故不知他的近况。遥祝他健康长寿。若能见到我写的东西，请给我写封信以解悬念，寄北京北航计算机系即可收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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