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14．改名与浇水
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朱名峰。朱德元帅的朱，珠穆朗玛峰的峰。这在我的档案里写得清楚明白。各种政审表、履历表、调查表、定案表中都是如此写的。可我到牧场之后姓名却被人改了。既不经过公安局，也不经过什么领导批准，更用不着我本人同意。既改名又改姓。而且我还没地方告状伸冤，而且老老实实地服从和答应。
我究竟被改成了什么名了呢？我被改成了“老五”。姓老名五。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位叫老子的，我成了他家的传人。但老子事实上也不姓“老”。我不相信老子的无为学说，他的学说我们无产阶级不能相信也不可相信。因为他不主张搞阶级斗争。不斗争怎么行呢？！我们伟大领袖提倡不仅与人斗，还主张与天斗，与地斗。斗争的乐趣是其乐无穷的。与人斗，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斗死了。与天斗与地斗，战天斗地，斗得小高炉遍地开花，森林遭殃，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今年（89年）南北洪灾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训。尽管我不相信老子的学说，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了几千年，要比马克思的学说长久得多。我不太能看懂道德经的原文，只好读翻译成白话的文本。谁让我小时不好好学古文呢！
老五这个名子是怎样安到我头上的？我妈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我。按中国固有的习惯，我应当是老大而不是老五。我母亲是补房，前面我从未见过的母亲有一男一女，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则我应该是老三。我怎么会排行在老五的位置上呢？把我的名改成老五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就算能假设成立，也应还我一个姓吧！叫我朱老五我起码有一半可以接受，也就是对姓没有异议。可人家不给我姓，就简单叫老五，人家没有必要和你商议征求意见，人家就这么喊你，我认识的全都 这样喊我。喊久了不答应我也得答应。在仅有两个人的场合人家喊老五，不喊你是在喊谁？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你不理不答应也没用。老五就是你，是大家公认的。叫你老五也不是一点根据一点理由都没有的。
若问有什么理由和根据，那理由就充分了，根据也非常过硬：地、富、反、坏、右吗！你若识顺序数。请你按“地富反坏右”这五个字顺着数。倒数我是倒数第一，顺数我是第五。我的这个顺序“第五”是中央国家党组定的，是有案可查的。我为这个顺序“五”当了二十多年右派。我的家庭也为了我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我的大弟弟当年是南京七中的高材生，因为我成了老五，虽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成绩也很棒，就是因为我成了老五，重点大学不让他进。分到盐城师范专科学校（我祖籍盐城），也不批准他入党，尽管他入党条件早够了。我七九年底全国统一摘右派帽子。我曾请求留着这顶右派帽子当传家宝。全摘了就物以稀为贵，说不定过些年会很值钱的！我不情愿也不行，还是摘了。我不情愿摘掉帽子后我弟弟就非常情愿 地入了党。封建社会时不时会有一人犯法，满门抄斩的惨剧发生。我们是世界上最最先进的政党当政，应当一人犯法一人当，绝对不准搞株连。可我被错划成了右派我弟弟为什么不能上大学和入党。害得至今我全家都埋怨我影响了他们的前途。有段时间我气得不与他们来往，我质问我这个党员的弟弟：我和你入的党究竟谁错了？你不要摸不着坟茔乱磕头。你找我伸冤诉苦是找错了对象。冤有头债有主，我又没有犯错而你埋怨我，本身就是天大的错误。退一万步，即使我错了。我一人犯法一人当，新社会不搞株连，应当你进你的步，我当我的右派。各人的历史是各人的一生行为写成的。你们的党应当懂得这简单的常识。否则怎么能称得上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呢？！你当时入不了党应当是你的行为表现不好所决定的。可他不认账。说他的支部早就说他够条件了，就因为五七年反右才被压住不批准的。他埋怨我，我据理不认账。而且我的理由按党的理论非常充足。他说不过我。我说你埋怨我非常错误（他也承认），你埋怨的对象实实在在不该是我，而是你当时入党的那个党。他还能够说什么呢？！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可见一个冤案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片。解放以后历次运动有多少冤枉！我们失去了多少民心！如果民心全失去了，那么我们的小命就要完蛋了。不是已经有许多人被历史审判了吗？可能有人会说还有漏网的。但天网恢恢，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是躲过了十五，还有三十呢！你不要着急，总会被拉上历史审判台的。
我在牧场的真名实姓被别人省去了，我成了大家公认的老五。我对门的邻居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五岁，男孩两岁或是三岁，长得都挺漂亮好玩，人见人爱，我非常喜欢他们姐弟俩，常抱小的玩。小的受了姐姐的管就哭着跑来向我告状：“老五叔，姐姐又欺负我了”。我每到这时心内不知是什么滋味。孩子们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可孩子们小不懂事我又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懂！在他们的童心中，在他们非常圣洁的心灵深处认为我就叫老五。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朱峰这个人存在过。冤枉人的政策在这两个童心中已经把我朱峰彻底消灭了。而且干净彻底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政策是多么的凶残和卑劣！国民党当年最凶残的时候杀我们的人。如杀上海的王孝和烈士，他们在报上要公开公布烈士的姓名。就是秘密处死在他们秘密档案里也要写明真实姓名和化名。而我们杀自己人，连姓名都消灭掉了，骨灰上不留姓名只编号。我虽然未被杀，但有些人活着比被杀还难过。要不然傅雷夫妇等人怎么会自裁呢？我是活着，但在两个小孩心中朱峰是根本从未有过的。这种无形的刀子比任何锋利无比的钢刀都厉害得多。这种刀子现在谁手中还有？
小孩的父母们指责自己的两个孩子：“老五”也是你们喊的吗？！大女孩嘴硬反驳：“不喊老五叔喊啥，大家都是喊他老五的吗！”他们的父母无言可对。我批评他们不要怪不懂事的孩子，我能受得了，请他们二位尽管放心！
四年前我到辽河油田拜访过他们一家。女儿已经上班工作，儿子在上大学。两个都一表人材。大概是父母早就向他们做了工作。这回没喊“老五叔”，而是喊朱伯伯。我感谢历史的进步，孩子们终于明白了“老五”的苦涩含义。
我在牧场十五年，大人小孩都习惯称我老五，我哪能在十五年中不接受这个“雅号”呢？！但也有例外，就是我的组员们常不喊我老五而喊我组长。我这个组长是无产阶级批准的，是官的，他们不能不喊，否则就是对无产阶级不服从，是反党。不要说四类份子，无论是谁也无权反党的。至于我们这个党当时是对是错那是党自己的事，错了也不准反（党是一贯正确的，各个时期的宣传都是如此，因为历来正确，反党就是弥天大罪，就要戴帽子劳改坐牢和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更何况伟大的党是不可能错的。因为我们的党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和任何别的政党都不一样，能不断净化自己，能不断进步。根据这个理论，要说我们党现在贪污腐败成风，那是阶级敌人故意造谣，别有用心！什么×××、×××的案子都是假的。堂堂的北京市委有多少党员，又在中央鼻子底下，难道我们党组织和那么多党员在王宝森自杀前全是吃干饭的吗？！书记同志在政治风波中不是立场最坚定为党立了功的好党员好榜样吗？！这么好的书记是基层锻炼出来的，是久经考验的，请不要乱怀疑上敌人的当！
我在牧场一天就得当二十四小时的老五。我的组员们对我这个老五组长关怀备致，好的东西请我吃，重活、累活总想法让我少干和不干。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组长对他们至关重要。没有我这个组长他们就没有主心骨，就没有档风的墙，好像蛇无头不行似的。我在无产阶级队伍里从来未受到如此钟爱和照顾。在我们内部绝对不会像无产阶级内部常内讧，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他们绝对不愿意反我，因为他们舍不得。谁也不舍得拆自己的保护伞和挖自己挡风的墙。我们长时间在一起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但全不把我当外人，我至今感激他们，尽管他们现在不知道。
牧场四月因冰山上雪水融化要浇第一次头水。浇过头水之后就要开始春播。牧场灌溉系统当时很落后，龙口没有闸门。分水和堵水要人下到冰冷的雪水中将渠内的大鹅卵石堆起来或清除掉。堆卵石的一边就没有水或水小，否则就相反，就有水通过，下游就能浇地。下水堆鹅卵石分水不是闹着玩的事。冰水寒冷刺骨，在水中久了谁也吃不消，要闹病或留下终身疾病。谁都怕这分水的活。我的组员们不让我下水，顶多让我在水浅的地方给他们当下手。他们说我一人在外，孤孤单单，要是冰病了可没人照顾。我病了他们就没组长了，就没人为他们想办法出谋划策了。我有时看他们冻得实在不行也要下水。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使我感动得眼泪往肚里流。这是阶级友爱吗？可我与他们是对立阶级呀！他们如此照应我，我觉得比亲兄弟还亲。我现在老了，六十有五，有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肾结石等病，就是没有关节炎，而他们自己许多人就有。我未得关节炎与他们当年保护我是有直接关系的。这种以他们自己的健康铸成的友情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的界限，我是终身难忘的。我多年不见他们了，说不定他们有些人可能已离开人世。果真如此，遥祝他们在九泉之下幸福快乐。哪一天我也到了那边，一定会去看他们，再讲故事给他们听。我虽多病缠身，但我冒死也要想再去新疆看看他们，就是看不到他们自己，也要到他们的坟头上加上几块戈壁滩上的石头（写到此处，我这个六十五岁本来就心肠很硬的人止不住汨汨泪水落到了稿纸上）！故去的和活着的曾经是我手下的组员们，请你们千万等等我。我是一定要再去新疆的，拼死也得去！我必须再一次当面向你们表示我这个当年老五组长的谢意。也请求你们再喊我一次组长或老五（今年98年4月下旬我又飞到新疆，活着的当年的份子们仅有木沙一人了）！
他们在河坝里把水堵好之后，我已经在岸上拾了不少干柴架好了篝火并煮好了茶。他们一边烤火一边喝茶一边休息一边把带来的食品拣好的请我吃。他们吃饱之后大都骑驴到水的下游去浇地。浇地也是苦活累活而且各人要分散开干活，各人间的距离一般喊话都听不见。所以也讲不成故事开不了玩笑。他们把我留在龙口看水，怕水被邻队偷了。只要有一个人坐在龙口旁，水就万无一失了。看水这差事是最美的活。水渠边、树荫下，我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喝着他们留下的奶茶。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新鲜，风景是自然美，从未被人工破坏过。我翘着二郎腿，坐在篝火旁。安闲自在赛过活神仙，其环境比我在北戴河休假不知要美多少倍！
可这时我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安静不下来，脑子里放开了电影：我家是贫农，我十七岁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并入了团，廿一岁从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可廿四岁就当上右派先后流放到北大荒和现在的牧场。过去我所敬爱和相信的党不讲理地把我推向阶级敌人的营垒。我来到这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父母兄弟都帮不了我，可能还要埋怨我。自己的阶级弟兄整我斗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而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少数民族组员们对我比什么人都好都亲。比党、比父母、比弟兄、比朋友都亲。朋友们一个个怕牵连，就连过去的女朋友也吹了（若不反右肯定结婚，我今天孙子辈都该有了。可我现在是断子绝孙的人）。父母弟兄远在万里之外，他们已经为我背了黑锅，出于内疚，我总是写信欺骗他们说我在牧场如何如何好。能欺骗得了吗？全国都乱七八糟。我父亲那么大的年纪因为是右派的父亲被“英勇”的红卫兵脱光了鞋袜轰着游街。我的家也抄了，所谓洋书（俄文版图书）抄走了。我家里人能不埋怨我吗？！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理解是同情。这些我的组员们都给了我。因此就是让我两肋插刀为他们去死我也愿意，士为知已者死吗！我已离不开我的组员们，我不想孤孤单单一个人看水，我要找我的组员去。可我敢自由行动吗？我走了水就没人看，水就会被人堵走。几十个人在下戈壁断了水那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了，我能顶得住塌下来的天吗？！
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肯动脑子并做好思想准备，机会总是有的。机会对每一个人都不偏心，只要求你准备充分就行了。那些逮不住机会的人不应当埋怨机会不公平，而应当埋怨你自己没有把握机会的本事。
机会终于自动上门了。邻队的队长骑马来到我面前。我不用猜，他是为水来的。要不春耕农忙时节身为队长能有闲空骑马逛龙口吗。他今天来错了。如果看守龙口的是老熟人，抽支烟，说几句好话，或是像现在流行的给点回扣，总是能要到一些水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守龙口的是老五这个又臭又硬的老右派，他连工作组和军代表都不怕，哪能分水给他呢？他自己首先泄了气，认为要水无望。他一个队长总不能低三下四求我这个右派分子吧！那无产阶级的体统不是全丢光了吗？！
可他不想马上打马回府，总有点不死心白跑一趟龙口。
牧场规定各队轮流浇水，要是大家全浇，水源不够谁都浇不成。但龙口水大时若下游浇地的支渠盛不下龙口的大水，不能把水白白流掉，就可以分一部分水给邻队。他来龙口的目的就在于此。但因为雪山刚开始融化水不大，就不能分水，否则两个队都很难浇好水。
因为我看水，他想要水，因而他对我的态度应当说是很礼貌的。他让我吸莫合烟，我不会。我请他喝茶，他并未推辞。我问他来龙口有啥事。他也没说谎，想来看看是否有水能弄点。不过我是右派，就不难为我了，否则就会给我惹麻烦，我们队就会饶不了我。这位队长句句说的都是通情达理的老实话，而且不想为难我这个老右。别人对我这样的人越尊重，我就会本能地出自内心地感谢人家。
而且我这时还急着想去找我的组员们。这可是送上门的绝好机会。我叫他不必顾虑我。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分水好了。他不明白问我为啥。我说天底下的贫下中牧是一家，还分什么你我他。你们队收的粮食也是牧场的粮食，也是牧场的社员吃，我们都是牧场的社员，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前些时在场部放的电影《龙江颂》你看过吗？他点点头说看过。电影里的好党员江水英情愿自己队受损失也不让兄弟队受损失。我虽是右派，但我也要学好人好事，也要发扬龙江风格。我的一席话把这位队长说得笑逐颜开。他高兴地说，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政策水平高（事实上按党的正确政策，这话不假），他服了。我说您若不敢下水分水，我自己下去给您分，有什么事与您无关，全由我右派自己一人承担还不行吗？！他的确也受了我真情感动。说由他自己下去分水，他不让我下水。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在演戏，其实不然，我是真心想把水给他。若不把水给他我就离不开这里，就没法找我的组员去。他不下水我也会下水分水。水分时间短，只要推掉三五块大石头就能立马上岸，所以不会挨太久的冻。
他分了水上来后又和我聊天喝茶，因为他感激我和佩服我，我又多了一个朋友。他告诉了不少牧场斗争的内部情况和小道消息。他再三再四向我致谢辞行了。因为他们队也该有水了，得赶快回去组织人浇地。
我们队几十人在下游浇水，起初因水大浇得快，后来慢慢水小了，再后来就更小了，谁也浇不成了。我们的组员和别的浇水的人无水可浇也只好原地休息了。我看水的本来就在休息，仅是苦了我们的队长。他急如星火骑马快跑，沿水渠察看是否在哪里跑了水。但一处也没跑水。等跑到龙口一看他火冒三丈。水被人家分了一半，怪不得浇不成地！
他气呼呼问水是谁分的，我据实说是邻队队长分的。他瞪眼问我为什么不挡他。这下轮到我火冒三丈了：我是右派分子，是专政对象，他是党员是队长是贫下中牧，我能挡得住吗？你不是让我和党员队长对抗吗？我那敢！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就像你让我干什么活我该和您对抗吗？他说邻队队长是邻队的，管不了我。我说队长都是牧场的，牧场的队长还能管不住牧场的五类份子？我们的队长一不小心说走了火：他说牧场的哪个领导什么时候能管得住你这个老右派。我说全牧场的革命群众和领导每天每天每天都把我管得死死的。就是我爸爸临死家中发来电报牧场都不让我回去，怎么能说管不住我，还要怎样管？他气得说不过我，更生气说，你不想想我们队多少人在下戈壁浇地，水没了你不心疼吗？我说我不心疼，反正水都是浇的牧场的地，收的粮食都是贫下中牧和本场的人和牲口吃，还分什么你我。江水英是党员，你也是党员，你为啥不能发扬龙江风格？－－我开始批评我们急得满头直冒汗的队长。因为我让他学龙江风格，他也不能找出理由再和我继续唠叨。因为再唠叨下去丢的水就更多了，下戈壁许多人就更窝工了。他只好下水把水再堵过来。气哼哼让我赶快回去浇水。他自己要留下看守水口子。因为对方一会儿也要上来人到龙口的。
我到地里水还未到，组员们因没水集合到一起喝茶休息。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似的那么高兴。
因为我平时浇水不行（我不愿意浇），所以让我看守龙口，没想到我仅看了大半天就计谋得逞又回到组内。其实看守龙口是件美差，仅是我自己要回组里的欲望太强烈才略施小计的。
队长从此再也不肯或是不敢让任何一个份子看守过龙口。
15．野胡萝卜
六五年春我被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我是单身汉，场部有食堂，我就在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极差。菜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主食除了牙碜异常的黑面馍头就是牙碜异常的黑面面条。一碗黑色面条吃完碗底下能沉下许多黑砂子。其原因是麦场上细砂石多。这些细砂石扬又扬不掉筛又筛不净。再加上牧场冬天没水淘麦子，把眼见的石头捡掉就上牧场唯一的小钢磨磨面。因为麦子里石头多，所以钢磨磨片也比磨没石头的麦子磨损快得多。吃这种面做的馍上下牙不能嚼，上牙不能碰到下牙，否则会牙碜得不得了。所以只好小块往下吞。如果哪一天能吃到外地或是乌鲁木齐生产的八一面（标准粉）馒头，大家就像过年似的高兴。我在牧场吃到肚子里的石头加起来当以公斤计算才符合实情。
后来我到了生产队，有知青的年月队里断断续续有过食堂。但各队的食堂都是兔子的尾巴长久不了，大家情愿麻烦自己做饭也不想再吃食堂。因为吃食堂等于要被别人扒层皮。本来各人定量就不太多，吃食堂就更不够。加上队里穷，食堂常缺盐少油，谁也不愿意做饭侍候人。众口也实在难调。结果各队食堂全都寿终正寝。
牧场夏季所有的水渠里都有雪山融化后流下的雪水。若到雨季水就更大，有时也会发洪水。这时所有干渠内的大小鹅卵石就会万马奔腾似的，人畜绝不可趟水。否则就会被洪水冲走连尸体也找不到。到了冬季水渠断流，滴水皆无。大家先吃水渠里残留的冰。冰完了就得跑好远到牧场唯一的一口井上驮水吃。一般住户家中都有驮水的桶和毛驴。可我们单身汉没有。时不时可以向人家借用。但借多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大都是到井上担水吃。担一趟水得好半天功夫，而且人也很累。有些单身汉劳累了一天下工后连步都不想迈。自己虽然有粮食和柴禾，但是没有水；自己又没力气花半天功夫到井上担，又不好意思再向人家讨水。有个别人又饿又累但也无可奈何，干脆饿着肚子睡觉，到明天起床再说。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因为我的组员和邻居们都会主动给我解决缺水的困难。我平时极重视和他们搞好关系，更常主动为他们义务劳动，大人小孩都愿意给我水。我在牧场十五年，深深体会到帮人实际上是帮自己。而且这种帮人的时效很长久。人心都是肉做的，人心换人心，你若不对别人好，人家也不会对你好。我在牧场人缘好，讨的便宜不知有多少，甚至我这条老命也是因此而活到现在的。
夏季牧场遍地是水，做饭升好火后临时到水渠提水也来得及。水质好，甘洌绝无污染，胜过如今市场上质量不佳的所谓矿泉水或纯净水。但到了冬季牧场水贵如油，对单身汉更是如此。有家的人一般都有驴、驮桶和巴郎子（哈语：小孩），而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和孩子。就是自己有驴也等于没有。因为驴是活的牲口，冬天牧场的驴都是放养的，用时到野外去抓，用完了给点草料吃过就又放开了。冬天到牧场，可看到周围都是没人管的驴。远远看去驴的长相都差不多。可驴的主人老远就能认得自己的驴，打个招呼驴就能招来。对调皮的驴，特别是不听话的叫驴（公驴）他们也有办法能逮住。可我们单身汉就没这能耐。首先是老远分不清谁是谁的驴。其次是它不听你的召唤，你就是向它磕头它也不会理你。就是人家同意让你用他们的驴，如果驴主人没空让你自己逮，你逮驴比自己到井上担水还费劲。不过有了驴和驮桶或水车，拉一趟比人担一次的水要多许多倍。可单身汉的容器有限，驮一次水没处装水也白搭，得把水送人。在牧场送人家水也是人情。我每回借人家的驴把剩下的水全都送给驴的主人。所以他们愿意把驴和桶或车借给我用。甚至有时还希望我去借。我没水时他们知道了也会主动送水来。这些孩子们穿的衣服有些是我义务给他们做的。
冬季我不敢洗脸，那是很奢侈的行为。顶多用半干不湿的毛巾擦一下，毛巾也黑得像锅底。衣服基本不洗，更谈不上洗澡。不少人身上都有虱子。冬季在野外休息和吃饭时不少人在太阳底下脱下衣服逮虱子也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我身上长期没有自己的虱子。若有了，觉得身上痒痒了，我也不急着逮，晚上回去把内衣全部脱光，把被单被套也都全部换掉拿到屋外冰冻。外面都在零下10～20度。再健康肥壮的虱子也会冻成冰疙瘩。这种办法在缺水低温的地方很管用。若有机会到乌鲁木齐市，就会去泡澡堂子。不淋浴，而是泡大池子。见了池子里的热水甭提有多亲切。总是不想爬出来，一泡就是半天。衣服当然也要洗。乌鲁木齐市不管什么地方室内不是有暖气就是有火炉。当地气候本来就干燥，洗过的衣服当天就干。据说哈族人不怎么洗澡，一生就洗三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和死后洗净用白布裹起来下葬一次。在那困难的年月每人发的布票不多。六十年代初每人就发六十厘米布票，说是让补衣服用。所以前苏修就笑话我们中国大陆是三个人伙穿一条裤子的社会主义。三六一十八。一点八米也仅够做一条裤子。我是自学成才的裁缝，对俄国的计算我以为是很精确的。但维哈族死了人当时再困难也要给他们发丧葬布票。可见死了的他们比活着的人们更受政府的照顾。但少数民族当中有些人对照顾的政策并不领情。少数人要搞东土耳其斯坦，要闹独立。他们为什么要闹，我才疏学浅，不是专家，没研究过，所以也没发言权。我是汉族，不想国家分裂，曾做过一些少数民族有点文化人的工作：解放前新疆连一寸铁路都没有，现在连达坂城都有了车站，顺风时我们牧场也能听到火车叫，这不是比过去好得多吗！没想到我这片好心遭到了抵制。他们说没铁路时我们这里粮食、鸡蛋不值钱，因为运不出去。现在铁路通到哪里东西贵到哪里。现在连我们自己吃鸡蛋都很困难了，更不用说粮食定量少得可怜。我们自己种的粮食是我们自己的，为啥要你们定量。他们一肚子怨气都发到我头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和他们讨论这些有关民族问题的话题。我只好用另外一种办法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尽义务，帮他们解难分忧，给他们讲故事。爱他们的孩子，慢慢地他们就不把我当外人，说我是汉族里的好人，苦命的人，值得同情的人。他们也敢向我讲不少知心话，向我讲他们不敢对别人讲的话。对这些话我至今还忧心重重，深感民族问题是很难应付的难题。但有一条原则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内，那就是不能用暴力手段。这在历史上是有血泪教训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按各民族自己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要尊重各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草率从事只能导致失败，这是迟早的事。
他们是否一生仅洗三次澡，我不相信。他们平时也是爱干净的。我虽然和他们，特别是我的组员相处得亲如兄弟。但为了尊重他们，我至今未敢向他们问过是真是假。他们下葬是用很长的白布裹起来不用棺木，这是我亲眼看到过的。
我们单身汉劳动一天已精疲力尽，下工还要担水拾柴做饭，实在是苦不堪言。有时太累不想动，随便找点剩的对付一下自己的肚子就行。至今我还是这样不挑食，能吃饱就得。现在我对家里人挑食很反感，不想吃的就一口不吃。有时我就摆家长的威风发脾气。可事后想想，觉得我自己不尽情理。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养成不挑食的习惯的！是在那当右派的苦难岁月、是在解放前老蒋统治民不聊生的，是在三面红旗上天亩产万斤安徽无为 和全国各地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年代；是连周总理请客都付不出粮票的年代。他们连这些年代看过都没有，有些也没有听说过。怎么能养成像我不挑食的习惯呢？！除非把蒋介石再请回来，可他死了，连他儿子蒋经国也死了。蒋经国可比他老子有本事把台湾还弄得挺富。据说外汇储备有时比我们十多亿人的大陆还要多。这种话我不信，是阶级敌人造谣。你不想想我们十多亿有觉悟又勤劳又聪明又勇敢而且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世界最最先进的英明党的领导和专政下还赛不过被我们打败撵到台湾的败军之将？他们手下才几千万人，我们手下十多亿人，而且都是中国人。难道我们有觉悟的几十个中国人，还不抵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处在水深火烈中的一个中国人，笑话！台湾太不像话，开选举会或什么会时大人物还动手打架！你看我们人大会和政协会就没人敢打架。对什么事表决时总是全体一致通过，掌声如雷。可近年来反常，居然有人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是居然懒得连表决器也不按。不知这些代表按的什么心！他们怎么能混进代表队伍中的！其素质要比一致通过的代表们差多了！依我看这些代表迟早该清除掉。不和绝大多数代表保持一致的人民代表和政协代表能代表谁呢？！也许有人会说，说不定真理会在少数人手中。我以为你这是屁话！真理永远在党的手中，党是一贯正确的，一贯光荣伟大的。你若不信我敢和你打赌，和你一起去北京图书馆查看我们历年的党报，看看当时的记载，当时有没有党失去真理的记录（事后的不算）。你敢打这个赌吗？！
在那苦难的年月，我能填饱肚子就行。可现在连吃饱都不敢了，否则血糖就会升高，这就要控制饮食。我患糖尿病已多年，这病大多数是遗传的。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持续不断上升。目前仅北京一地糖尿病患者就达三十万之多，全世界至少也要有一亿多，中国就有两千多万。据专家论证，近年来糖尿病人不断增加与自己的过去的艰苦生活不无关系。人的身体有自动保护功能。当时生活苦、营养差，人体为了防患未然，自动把吃进的营养储存起以应付不测之需。可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东西多了，营养丰富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艰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它还是照旧机制运行，照常储备，而且贪得无厌，越储越多，胖子越来越多，糖尿病人也就多起来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如今想吃的不敢吃，所以有钱也没用，首先我的嘴就被封住了。如果至今我还在牧场当右派，生活还是不好，劳动很累，说不定我的糖尿病不会有。病理专家分析：有一种叫糖尿病的冰山学说。说糖尿病的遗传基因虽存在，但营养不行，又经常劳累，糖尿病就会如水下的冰山，不会显露出来。如果苦一辈子，到死糖尿病还在冰山下面一辈子不会显露出来。因而世界上的事真说不清楚。是福是祸谁知道！有时福中有祸，又有时祸中有福，这大概就是辩证法吧！
牧场生活简单，少数民族每天是馕和奶茶，常吃肉，但不吃菜（也没菜）。他们认为地上长的草（菜草不分）都是牲口吃的东西。他们从来不种菜，只种草。而我们汉回族，特别是单身汉都没奶牛奶羊。就是有自己也管不了，也没人挤，因而要吃菜。牧场没有卖菜的，就得自己想办法种。有个四类份子老木匠，他也是一个人，家在山东张店，自己一个人到新疆谋生成了专政对象。我和他共同开了一小块地，用树枝简单地围上。从乌鲁木齐买了点胡萝卜种子种上。当地土很肥，羊粪又多，苗出得不错，丰收有望。因地肥胡萝卜产量又高，多收的我们一冬也吃不完。
有天上工我刚走到萝卜地，见有人在里面，走近看是队长的小女孩。她大约三四岁，胖乎乎，像个外国洋娃娃，非常好看。我让她出来，因为小苗才寸把高，还未长成萝卜，根本不能吃。再说她两只小脚丫子在地里乱踩乱踏，我们的辛苦就全完了。大概是她在家娇惯惯了，或是受大人影响，她根本不肯听我这个老五的话。死活不出来。我和她说好话和吓唬她全没用。她还反抗说这地不是你们从口里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我管不着她。大人和孩子能讲什么理！让她再踩踏下去这块地的萝卜就全完了。我没再好的办法，就把她提了出来。这下她哇哇大哭。幸亏大家早上工了，因为我一贯拖拉不愿好好干活才晚上班。如果有人看见了一定误会我是欺负哈族娃娃。她哇哇哭我就走不成了，我哄她不要哭。这娃娃知道我是专政对象是坏人，她不让我哄。这时我实在不知所措。娃娃眼尖，一边哭一边见到我把她提到的小支渠旁有许多多年生的野胡萝卜。这东西毒性大，人畜吃了有生命危险。她要拔了吃，我当然不让她吃。当她把野东西拔下抓在手中时我就抢了过来。这下她更不干更有理了，她骂我说你种的不让吃，这不是你种的又不让吃，说我太坏、太坏。我说这东西有毒要闹死人的，你小命还要不要！她不信，说我这个坏人有意骗她。也可能她因为太小不大懂死的意思。
我本来就出来晚了，又被她耽误了很久，我急着要上工，到下戈壁去，去得太晚就得被刮胡子（挨批评）。如果我走了她年幼无知出了事怎办？！不错，我是制止过，劝过，吓过，但没成功。我当大人的责任并未尽到位。她是骂了我，但孩子不懂事，我不能因为她骂过我就可以不管她死活，否则我还算个人吗？！她父母和她自己都说我是坏人，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当没看见，让不尊敬我专我政的人的女儿去死。可他们不尊敬我，有时还要刮我的胡子能怪他们吗？！他们是听党的话才这样对待我的。我自己在五七年以前不也是诚心诚意听党的话吗！入了团还想入党。错不在他们而在党。党错了我却要不懂事的哈族小女孩替罪去死，我还算什么知识分子，我还能算是个明辩是非的人吗！当然我走了，娃娃死了，法律追究不了我的责任，而且我与她和她的父母是对立的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我公开救他们的女儿有人会说我是没安好心，想拉拢贫下中牧以弱化他们对我们应有的警惕，从而证实我是想收买贫下中牧。我走了可以避开这些可能要加在我头上的罪名。罪名可能被回避了。但我的良心呢？我的良心 不是被狗吃了吗！尽管当时不承认良心这个东西，说良心也是有阶级性的，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什么东西就都有阶级性的胡说八道。牧场拉水的驴，主人也用，我这个被专政的人也用。你说这头驴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我的良心是我自己的，哪一个阶级也休想拿走！如果我怕批评刮胡子，怕日后可能有的，什么人硬加给我的罪名，而不坚持救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我就会倒大霉，要后悔自责一辈子；要一生一世不得安宁。说不定因为自责太深会影响自己的寿命。
我反问自己，你什么都不怕，什么工作组什么领导你都不怕，连中央定你右派反党你到死都不肯认账，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我不能急着去上工，只是急得不知如何才能救这娃娃。如果我是她爸，我就要揍她不听话，把她拉回家。可我又不是她爸，我不能打她骂她，所以她也不害怕我。还是要继续拔着吃。水渠边这种野东西很多，因为牛羊都不吃这东西，长得快得很。
再难的事我都能想办法对付，可这回我急得实在不知所措。喊人吧！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大家早上工了。
慌乱之中我看到打麦场，离我们两个人站的地方不太远。我撤腿就往场上跑，估计她爸也可能在场上，她小命就有救了。可我自己得被刮胡子了。刮就刮吧，我被刮得还少吗？总要比开斗争会要好些吧！
果不其然，当我气喘嘘嘘跑到场上，她爸劈头就问我到现在还不出工磨洋工，是不是又装肚子疼或是又有什么事要汇报。因为我老装病骗他们，老装汇报给他和比他大的领导出难题。对此他早就领教过，所以防范意识很强。当着麦场上许多人。我又被开始刮胡子了！
我听到他说“汇报”两个字，就顺水推舟说对得很。我就是有大事要汇报。他因为过去领教过我的计谋。又气又不敢拒绝让我说。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要保密。当众不能说。否则出了事责任在你队长而不在我。
他气得把干活的工具一扔，一起和我走出院场外。我哪有什么闲功夫和问题向他汇报！我一出场院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要我站住我偏不站，跑得更快。他很生气追我。不过他也意识到不知出了什么事，也停止刮我的胡子跟了上来。等我停了下来他才抓住我。我用手指向水渠的低处。他一个跳步串到他孩子面前，伸手就一耳光，这耳光很重，响声也很大。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比我提她到萝卜地外面时哭得要响得多。老子把女儿嘴里的野东西往外抠，没命地抠，提起她把头按到水里让她嗽和吐。孩子一边大哭一边骂，说爸爸是个坏东西，比老五（就是我）还坏。
这时这位队长早把阶级立场抛到九宵云外，他对孩子吼：他（也就是我）是最好的人！此时他眼中含着亮晶晶的泪珠。
我在牧场许多年，除了专政对象们说我好之外，这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感我肺腑的情深意切的褒奖之词。所以我也止不住我自己的眼泪。
水渠边、兰天下、三个人、两大一小六行热泪，各有各的苦乐和辛酸。一个美丽的哈族女娃终于得救了。人性、是人类的共性，不是任何阶级的私有财产。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在胜利牧场的水渠边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请问那些左得出奇左得不能再左的家伙们：若你的可爱的娃娃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希望我这个右派是救人呢，还是希望我坚持对敌态度不管呢？！请回答！你们有这个回答的胆量吗？！
这个当年的哈族女孩至今还深深印在我脑子里，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会毫不费事地把她儿时的像画出来。算起来她也该早成家生孩子了。而且她的孩子比她当年还要年龄大。
从他的女儿得救之后，队长对我的看法彻底变了。他会怀疑党对我的政策。把好人弄成右派还流放到新疆受监督！他不可能不怀疑政策的正确性。
队长当时对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是含着泪水挥挥手让我上工去，再也没刮我的胡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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