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注释者：
笔名拓荒者，1949年出生，因文革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于1968年随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大潮，去农村务农，离开农村时，又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迫进入超强劳动强度的搬运社工作，经历了多年极其艰苦的非常生活。从1999年开始，有心地收集历史资料，资料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至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藏品得到省档案馆和众多专家的认可。
图：父亲
父亲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有一了，是他解放初期把我们兄弟俩带离那日后变得更加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农村，来到城市，和他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学到了更多知识，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不至于受了伤害还留在蒙昧之中。
父亲这一生没有跟我们子女留下什么，但留下了他在各个运动时期写下的部分交待材料，这些材料的留存，是远远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历史见证。
图：这是我父亲文革期间的“认罪”材料和文革后期的申诉材料。文革“认罪”材料是文革后期组织“交本人”处理被退回来的材料
新中国成立那年，父亲二十四岁。
父亲解放前几年在乡下教书育人的经历，使他有了接触地下共产党人的机会，年轻的父亲被共产党的主张所吸引。于是，父亲任超在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就向家乡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表达了要求加入党组织的要求，并当场得到了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口头上的应允。父亲后来在《交待》中提到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只填了一张表（党员登记表），没有支部大会宣誓，没有规定候补期和转正手续。以后自己在区委会搞秘书工作，上级调到□□县委组织部搞干事工作，五三年又调到区里搞区委书记工作。”
父亲在该区担任区委书记工作期间，在“一九五三年约十一月至第二年五月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当时这样的学习意味着父亲又有升迁的可能。
图：前排右一为我父亲。照片上的父亲正满面春风地和他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学员们毕业前夕在省会长沙留影。“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后排右一的学员一只不安分的手终于在照相那一瞬间还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落在了一同事的头上
这时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真可用“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形容。
图：父亲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首先就是在这个区委会搞秘书工作，这张照片成立时，父亲已另调离工作。不过，后排左起第二人为我舅舅彭海宴，是他积极推荐我父亲入党的推荐人。
我父亲在解放初期那样特殊（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为巩固共和国基层政权，为建设一个他理想中的自由独立人民民主国家，也为1949年后基层政权新旧变更在作出贡献，正是由于千千万万像他这样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体构架起来。
上图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十几号人，中图为新中国基础政权的建设，为共和国基层政权的巩固在忘我地工作，上图供给生活费制下的区人员花名册。
1952年土改复查时，父亲正在□□县委组织部工作，
“听到家里划为地主成份时，心里不服，当时，我找了李□□部长，为家里辩驳说，我家里只有16亩田土，自己有劳力，没有剥削，为其诡辩。当时还向村干部写了封信，要他们根据土改政策，把我家成分研究下……”因为这是后来的《交待》，父亲把当时合理的辩解，被迫说成“诡辩”。然而，这次成份的变更居然没有影响到父亲1953年职务上的升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终于使父亲的前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国民党在大陆当政最后几年面临失败而断然采取的一些非常补救措施中，就包括在国统区强制民众加入国民党、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的努力，以致最后发展到下面甚至只要开个会动员一下，或组织者以别的名义喊人集体照张相就算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国民党组织的荒唐地步，致使当年很多青年学生就这样不明不白仅被学校组织召开了一次会、乡村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在一个什么选举名目下仅集体照张相就算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国民党组织。导致以后在审干期间对国民党这种行为的认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明显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行将就木这一具体历史背景条件下，这样行为的目的肯定是有违这些人的意识的（我这里还有些资料也是这样反映这方面情况的）。
不幸的是，父亲的刚成年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大环境，从父亲的《交待》中读到，这点青年时代的经历成为父亲命运的关键转折，也成为父亲终生无法摆脱的“历史问题”梦魇，：
“1954年，当地政府写来检举材料到□□县组织部。九月份，张□□部长找我谈话，说明有检举材料，这才承认了参加国民党（组织上指明那次照相就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行为），为一般党员。关于国民党小组长问题就冒交待。在审干运动中，经过组织找其五次谈话后于1957年审干中才承认。”
这样，父亲在离开省委党校学习后不久就“离开了党的工作”，被组织上安排到湘潭专区人民医院搞秘书工作。
1961年，我生母因病去世。1962年，父亲经组织介绍和我继母结婚。这也成为父亲必须交待的内容，1969年1月21日的交待材料是这样写（交待）的：
“爱人杨菊先，我和他【她】是1962年3月份由邹 □（□□县委妇联会主任）同志和湘潭专区妇联会曹主任介绍的，只知道他【她】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后离婚八、九年，一直冒结婚。他【她】参加工作后，一直调在□□县工作，表现不错，是个共产党党员……这次在五七干校被揪出来了。他【她】的问题，只能由他【她】自己向组织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交待。”
1963年．由于继母突出工作表现和杰出的才能，故父亲只好屈就又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这座城市。不久，父亲便后悔了，他受到了冷落，他被降职使用。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彻底摧毁了父亲那一息尚存的尊严和多少还有点忿忿不平的心态……
图：父亲文革书写，文革结束“交本人”处理的交待材料现留存下来的就只剩下这十二份了。上图为父亲问题专案组在1968年12月20日（31页）这份交待材料首页左上头用毛笔签署的：“15分（材料）、221页”醒目提示。这十二份交待材料的日期分别是：
1967年1月28日两份（10页、11页）、1967年2月3日一份（11页）、1968年9月8日一份（13页）、1968年10月19日一份（13页）、1968年11月8日两份（3页、4页）、1968年11月6日一份（3页）1968年11月12日一份（12页）、1968年11月19日一份（15页）1968年12月20日一份（31页）、1969年1月21日一份（41页）
下面根据这十二份材料，就父亲文革期间书写有关他的“个人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一定的综合，但下面用材主要摘自1968年10月19日（13页）这份交待材料。
一.父亲关于填表就家庭出身与本人成份问题方面的反省交待：
“在开始参加工作时，那时候也冒土改划成份，对划成份的政策是根本不认识的，只听说共产党是爱穷人的，所以在未土改前，填表填家庭出身都是填的贫农；一九五一年土改划为中农成份，以后填表都是填的中农成份；到一九五二年土改复查时，才划为地主成份，从这以后，填表都是填的地主成份。在本人成份，一开始是填的自由职业者，因为我在解放前教书的时间比较长点；到一九五九年审干结论见面时，说我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李□□告诉我，说本人成份要填地主，作为处罚，以后填本人成份是填的地主；到一九六五年清档建卡时，医院人事股副股长彭□□告诉我，要我填本人成份填伪职员，从这以后，填本人成份，一直填的是伪职员。”（1968年12月20日第26页交待）
二.父亲就曾两次加入三青团的交待：
一九四二年九月父亲在长沙古稻田读书期间，
“当时学校发展三青团组织，时间约九、十月分，我和李□□、付□□等集体宣誓加入三青团为一般团员，并发有临时团证和臂章，没有活动。”
一九四三年父亲回家种田时，
“由东庆乡坝上完小教员刘□□（三青团分队长）又介绍我重新加入三青团为一般团员。只填了表，没有宣誓与发团证，以后只发了个布质袖章，没有活动，是年就脱离了关系。”
“据李□□（现华容均和垸）1958年8月所写证明材料称：任超于1942年下学期在安化东坪私立中学四存中学同学时（校址迁到长沙市古稻田），我和任超、付□□、等集体宣誓加入三青团，并发有临时团证和臂章，放寒假时，我们就回家脱离了关系。又据南县商业局下放干部杨□□（同学）证实：四二年十月在长沙古稻田读书时，我看到任少卿（任 超）、李□□、付□□等人挂过三青团的袖章。又据华容县新河乡完小教员三青团分队长刘□□57年3月自传交待和58年8月所写证明材料证实：我于43年上期在注市坝上东庆乡中心国民学校教书时，先后介绍吴□□、王□□、任少卿等人加入三青团，只发了表，没有宣誓与发团证，以后发过一个布质袖章，未有其他活动。
据此，任确于42年下期与43年上期两次加入三青团，为一般团员。
此问题任自参加工作以来，长期隐瞒，此次审干中，经组织查证属实后，找其4次谈话，指出材料方承认。”
三.父亲就一九四七年曾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小组长的交待：
一九四七年四月份，“为选举伪国大代表，本乡伪党（国民党）、团（三青团）竞选斗争很激烈，各自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夺领导权，夺取伪国大代表席位，在本地发展国民党组织，我由吴□□（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代填表参加国民党为一般党员，介绍人是任□□、颜□□（已死）、胡□□。在四月的一天，吴□□喊我和汤□□、何□□、叶□□等到观音庙照了个相，并在同年五月份由吴□□提名，我和何□□、谭□□、唐□□四人任国民党小组长，并报华容县党部发了一张任职令。在任职期内，我协助发展了国民党员陈□□、凌□□、戴□□、吴□□四人，喊他们去照相与填表的工作。”
据本人于1954年9月交待，1947年选伪保长和乡民代表时，大量发展国民党员。九、十月间由兄任正卿（国民党区分部执委）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填了表。入党后，参加了伪保长和乡民代表的选举投票，在七保、第二保国民学校范围内发动农民选举，并到学生家里叫他们派人去选国民党这边的人。
经问吴□□（当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现住华容县幸福大队）证实：任在1947年约四月间本乡伪党团竞选伪国大代表时，任 超由任□□、颜□□、胡□□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入党后，于同年5月间我提名任 超、何□□、谭□□、唐□□四人分别担任国民党小组长，并报伪县党部发给了一张任职令。任在任职期内，协助发展了国民党员陈□□、凌□□、戴□□、吴□□等四人，1949年快解放时，才脱离关系。据此，任超加入国民党任小组长问题是实，但本人对国民党小组长问题，直到1957年审干中领导找其5次谈话才勉强承认。
四.一九六五年，父亲单位在清档建卡时，“发现我的档案中有一份由伪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于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签发的伪浏阳县少尉防空哨长的委任状。”的交待：
“至于在一九六五年清档建卡时，发现我的档案内由敌伪档案转来任少卿在民国三十七年有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委派为浏阳县少尉防空哨长（的）问题，当时人事股长彭□□告诉我这一情况，我回忆没有任过此职，在解放前，我也冒到浏阳县去过。这份委任状是回什么事，我就搞不清楚……”
五.父亲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情况交待：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我内弟彭海燕和贺林生（共产党地下支部书记，毛泽东主席的亲表侄）同志到我家来（大概是四月份）”吃完中饭后，我们“谈了些家常事，也谈了那时的局势情况。以后五、六月份贺林生同志又来到我家，”他跟我谈到“现在局势要慢慢好起来，青年人应该有个打算，有个出路……
贺林生同志先后到我家来过数次，了解些我，主要是彭海宴向他介绍了些情况，说我是他姐夫，教书，想找出路。因此，我向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又向我谈了些共产党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翻身。他就这样口头答应了，但冒办入党手续。后来因溃垸，他也冒来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贺林生来找我“要我同他一路到孤儿院去一趟”，这次，“他给了我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我填好后，他“要我晚上再到这个屋里来开会。”不久，“他给了一本党的知识书给我看了。大概在十二月份，我内弟彭海宴到了我家，告诉我说，我编在新安垸谭□□的党小组里。”……
六.父亲是怎样参加工作的交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由□□县第四区杨林乡当时负责的陈忆吾（陈赓大将的亲弟弟，他当时也在我家乡负责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写字通知我到那里接罗□□的财粮工作……以后，陈忆吾又通知我到县里湖滨党训班学习，当时同来的有彭海宴……和我共十多个，到湖滨党训班后，不知是人冒到齐，还是其他原因，好像党训班没有开成，正好碰上县里召开扩干会议，通知党训班的党员都参加扩干会，在扩干会议期间，，这些党员又填表正式参加工作……”
父亲的这份反省交待材料还附有父亲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在中共湘潭人民医院支部就父亲加入地下党的结论问题：
本人历次交待于一九四九年五月由我地下党支书记贺林生同志介绍加入我党。据贺林生证实，任超入党，主要是我相信了彭海宴。他的入党时间，经我再三回忆，是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五、六月份，任超找我表示入党，通过谈话后，我也就口头答应了，但未办理入党手续。过了一个时期（大约11月份左右）才发表给他登记。根据证实情况和此次补充交待，任超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贺林生给表登记时才正式加入我党的。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在中共湘潭人民医院支部的审查结论。）
反省人 任超 1968年10月19日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