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峰
8.斯诺和右派都没胡说
但谁也没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暴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等着回原单位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牧场生产因为全国大胡闹,那里也不能幸免跟着闹,闹得农牧业生产一落千丈,结果闹得大家工资也挣不成了。因为牧场连年亏损,哪还能有钱给 大家发工资!
我的档案根本就未离开新疆轴承厂。这次重新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我的档案也就顺顺当当和我一起到了乌鲁木齐县。牧场的周秘书到县上取我的档案,他的一个大公文包没装下。他是天津人,是总政文工团的,不知出了什么毛病也下放到胜利牧场。不过他头上没有反动的帽子,仍然是干部。他告诉我,我的档案足有好几公斤重。乌鲁木齐县再没有如此厚如此重的个人档案。我估计是我在反右斗争中写的材料多。当年我写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别人上班搞翻译,我上班不让翻译只让写交待。写了好几个月哪能不厚不重呢!我到北航后曾请求党委莫书记让我看看当年写的材料,对我写回忆大有用处。那些当年逼着写的材料一定很好玩很有趣很有教育后来人的作用。可惜老莫说反右的材料都烧了。此话不知是真是假。但老莫是个老实人,我们共事多年我知他的人品。烧右派的档案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大概是怕万一以后再搞什么运动,免得会有人再拿这些档案乱害人。如果真是出于这种想法,而且仅仅是出于 这种想法我也只好同意(其实用不着本人同意已经烧了)。如果还有另外的目的,或是未烧,或是仅仅烧了认为可烧的一部分,这就令人费解。历史是烧不掉的,想烧掉历史的人自己也必定被烧。档案文献是有时效期的。如果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的档案未烧,或是仅仅烧了一部分而留下了许多。等到时效期后,让这些渗透右派们和他们亲朋好友血与泪的档案公布的话,不知要引发怎样的效果。我虽然快要走进坟墓或是化作烟尘无影无踪。但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总会有这样做的一天。
让公正战胜邪恶,光明消灭黑暗,这应当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的档案到了胜利牧场当然会有许多人看。如场部的秘书,他非看不行,因为牧场当时的书记和场长都是哈族,文化也不高,不可能直接看我的档案。以后县上派来了一位回族场长可能会直接看。等到文革全盛时期,什么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区宣队、市宣队、县宣队等等也一定要看我的档案。因为我的档案在牧场,即使是在全乌鲁木齐县也是独一分的重、厚、奇、怪的档案。凡是有权能看我的档案的人谁不想看看稀奇!加之我在牧场一贯“不老实”,很难管,不服管。所以各种工作队总希望在我的档案中能找到一些制服我的武器或法宝。全牧场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干部们在知道我的档案内容后都认为我最不老实,良心最坏,是最应该加强专政的阶级敌人。这样的麻烦就是我千方百计历尽艰辛找到的档案给我带来的。我真是自作自受,活该!
因为我的档案材料人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每次开斗争会总会有人质问我:“你家是贫农,又参加过解放军、党送你上大学、还让你到航空工业部门搞飞机。党如此培养你,如此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每次斗争会进行到问这些问题时,会场上贫下中牧和革命群众和干部们以及工作队的人真是群情激愤,一定要我交待清楚这到底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我的同学,朋友和家里人在面谈和书信中皆不止一次的问过我。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脾气和个性让我实话实说,我从未承认我反过党和反过社会主义。这下就更惹出麻烦,说我态度不好,就罪加一等。我划成二类右派之理由,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问题和问题本身性质并不严重,但态度恶劣,故从严处理。因为我一直不承认反党,那岂不是党错了!伟大的党还能错吗?!说党错本身就是天大的错,是原则性的错。说实话就活该倒霉!党是绝对不会错的。党说你错你就错,就是金口玉言,就是泰山压顶更改不了!对的总是党,错的都是倒霉蛋。把我划成右派是党对,党把我改正又是党对。你说怪不怪!给我改正时是说错把我划成了右派。是谁把我们错划了的呢?划我们也对,改我们也对,都非常英明。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成错划呢!大概我脑子太笨,至今弄不懂这个错划的“错”字该由谁具体负责。韩国汉城有座桥塌了,当局负责人要辞职下台。而五十五万多错划的右派还比不上这座桥。桥是死的东西,没有生命,可以重建。而五十五万多右派是大活人,他们被损的人格和心灵的创伤是无法修补或重建的。难怪朱镕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往事。不提过去不等于过去不存在。总会有人要对这段沉重的历史负责的,想回避或是赖帐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千古真理;种下罪恶决不会收获到人民的信任和群众的爱戴。历史上古今中外不少人曾经显赫一时,也曾做过不少好事,但因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恶,人民就要抛弃他,憎恨他,反对他。这样人的名单能写出一大串,过去、现在、将来的史书上都会写清楚的。
每次开斗争会或是批判会都要问“为何要反党”这个鬼问题并纠缠不休。我不承认反党人家不答应,说我态度不老实是顽抗。如果我想假承认对付一下,又没本事解释清楚我为什么要反党,圆不了这个天下的大谎。所以每次开这种会都会变成一场混战、舌战。一方是我一个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另一方阵营强大,不过也是人多嘴杂。人多的一方说不过人少的就老呼口号打岔,而且在说不过时耍横不用口而用手。这种会怎么能教育人和说服人!可当权者总认为这种不讲理的方式能取胜,这实在是很可悲和很可怜的!他们连“强权不是真理”这句话都不懂,还能把什么事情做好呢?!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我看是合适的。要不从五七年以后,我们国家就一步步迈向经济要彻底崩溃的边缘呢!
人多的不讲理,人少的一方讲理他们根本不听。这种会我开多了,也慢慢适应了,也懒得和他们作无谓的争论。多费口舌一点用也没有!在无可奈何时我就和这些人打混仗开玩笑耍他们,也就是捉弄他们。
他们不是问我是贫农为什么要反党吗。我就再不回答我根本没有反党,而和他们绕圈子,和他们耍小把戏。我说反党与家庭出身没有直接关系(也确实如此),贫农不见得不反党,富农不见得就一定要反党。如毛主席家就是富农不但不反党,而且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这时台下大乱,一片呼喊声说我是胡说八道。我听了他们说我胡说八道。我就接着说,如果是我的“胡”说不对那就改成毛主席要反党,他不是我们党的领袖好了。这是你们逼着我把实话改过来的。这时台下不但更乱而且象开了锅,乱成了一锅粥。口号声,气得跺脚的声音真像地塌了似的。工作组这时也显得有些尴尬,没想到会开成这样,不知如何收场好。可我当时却很高兴,心情振奋--我的计谋成功了。
有人激动异常,上台指责我太反动,竟敢胡说八道毛主席家是富农,还不是我们党的领袖!我回答,毛主席是不是党的领袖谁胡说了也没用,我再傻也不会说这样的胡话。我本来说毛主席是党的领袖,你们不干,说我胡说八道,所以我才没奈何被 你们逼得改的。这责任不在我,而是你们逼的。对方被我弄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真是一场乱成一团理不出头绪的混仗。越辩有人越糊涂,话越说越搅和,开这样的会能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既教育不了群众,也斗不倒和改造不了别人。可当时就兴常开这样的会。手中无真理,也只能靠瞎喳呼了!
至于毛主席家是不是富农,我是不是胡说,这与我没关系,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是谁?交待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交待这是斯诺说的。斯诺是谁?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我说我从未见过他。没见过还能告诉你吗?太不老实,你不要耍我们,赶快老实交待!我没法交待清楚,我说什么话你们都不信,说真话你们不相信,说假话你们就更不信。毛主席家是不是富农,建议你们最好问问伟大领袖自己,你们问好了,问清楚了。到那时定我胡说也不迟,杀我头也可以。毛主席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你们写信可以问,嫌慢打电报或打电话都可以。场部有电话,现在就可以问。让总机接毛主席就可以了。毛主席是最接近人民的领袖。只要你们问就一定会有回答的。有了回答,我是否胡说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一脚把这个皮球踢向了中南海。
也许会有人说我胆子太大或太狂,但我这也是没奈何逼出来的。当时像我这样的人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若自杀,对不起父母亲人,因为我是自绝于人民,会给他们制造更加惨痛的麻烦。这就是求死不得。可活着也太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横下一条心不是自己死。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而希望死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牧场没有皇帝,我也只好和革命群众及工作队斗了。真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也的确尝到了斗争的乐趣:我单枪匹马与众志成城的许多人斗,而且每次在道理上、道义上、人格上都没有败北,这点工作队和群众自己都清楚明白。要不他们怎么会老是向上级和组织上汇报我这个老右派难对付呢!有次市委书记到我们牧场,他们专门说了我难对付最不老实很难管的事。希望市委能许可他们加大打击力度好出出他们心中的气。书记指示对右派还是要着重教育改造。这大概是他们十多年中对我不敢胡来的原因之一,从而使我少吃了许多苦,或许是救了我一条命。这位市委书记姓刘,当时我是记得他的名字的。如今忘了,因为老了。但对他的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尽管他本人不知道。
这次斗争会我记得最清楚,闹哄了大半天,大家都累了饿了,我也一样,希望赶快散会。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也没有开不完的会,那能不散呢?!
我们这些五类份子被轰下了台(我们本来就不情愿上台),虽然别的四类分子陪我在台上站了好半天,但他们内心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知道了毛主席家也是富农,和他们的成份一样。他们绝对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不是,我绝对不可能那样认真,那样从容地说毛主席家是富农。另外是他们虽陪我站了好半天,可他们任何人没挨斗,也没任何人想斗他们,他们只有看西洋景的份,比开会的革命群众都轻松。因为他们全都没说一句话,因而也没费一点力气。每次开这种会只要我一开始搅和,他们就知道自己保管太平无事。
这次斗争会开完之后,贫下中牧革命群众终于知道了斯诺是毛主席的朋友,毛家的确是富农。斯诺讲的是真话,老右派确实没有胡说八道。
这就是这次会的收获。要不,还能再有什么呢!
9.枪打出头鸟
胜利牧场的农业主要是种春小麦,这是牧场口粮的主要来源。其次是种些油料,如胡麻和油菜籽。也种一些碗豆和蚕豆,另外就是种苜蓿。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种一次要收获许多年,不必年年种。当过了全盛期产量下降时也不必种,只要把地用犁翻一次又可恢复重长,又会有高产量。牧场的地绝大部分是开垦戈壁滩得来的。在戈壁滩上找到地势比两边凹土层较厚能引到水的地方把大小石头排除掉就可开垦种植。大都是用拖拉机开荒,人工修筑引水支渠。戈壁滩上的引水渠渗漏得很凶,龙口水很大,但到支渠末端水就很小或是没有水。在路上水都沿水渠漏光了。原因是支渠没有防渗层,支渠等于是悬在石头上的大漏槽,水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牧场的农业生产都是粗放型的,再加上当时要革命和造反,地都是公家的,劳动一年说不定一分钱分不上。所以大家是上班磨洋工,下班一阵风,拾柴担水打冲锋。大家把劲都使在属于自己少量的自留地上。往往一亩自留地的产量和品种能超过公家的十亩地或是更多。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普遍现象。牧场也绝对不能例外。不过能有一亩自留地的人家不多,除非他家人口很多才能有。
牧场在戈壁滩上开的地一般是长条形的。有的地块很大。大块的有好几里长。
春小麦不是一开春就能种,要等冰山上的雪融化成了冰水流到牧场用头一次水浇过地,再等干了,拖拉机才可下地翻,马拉播种机才能下地播。播好种后从事农业的男女老少就要整天的在地里打墒坝。先是一个老农或懂得浇水的人根据地形地貌用脚在播过种的地表面划上一道道直的或斜的线条。这位划线的人这时鞋子特别费。再结实的鞋也经不起整天在土和石头上磨(地里比较大的石头虽然排除了,但小的石头遍地都是,也是土层的一大部分,根本排除不了)。大家根据划好的线一边一个人用一种叫“报耙”的工具把两边的土聚拢起来堆成约三十厘米到半米高下宽上尖的干土坝。浇水时这些土坝就能把地势低处的水逼向高处流。当然,这些坝上因为地里已经播过种,坝上照样长庄稼。若是有墒坝在过水时冲坏了,浇水的人就要像救火似的立即补修好,否则就有地方浇不上水,就会颗粒无收,前功尽弃白闹腾。
牧场的春小麦一般都是四月播种,九月收割。尽管牧场有些地块很大可以用收割机械,但牧场没有任何收割机。全靠人工收割。每到收割季节,牧场的全部人员只要能抽得出的全上阵,搞人海战术,连工作队员也要上。任务很重,拖的时间长,很累人,特别是腰受不了。割麦实在是个苦活,谁都害怕。怕归怕,割还得割。麦子已经成熟,新疆气候干旱,当地风又大,割慢了和割晚了到手的麦子就要掉到地里,就要减产。因为掉在地上的麦子谁也再捡不起来。不过在牧场有个好处,收完麦子的地让羊群来吃,吃得甭提有多干净。到这时牧场正是牛羊肥又壮的时节,是牧民们最美的日子。据说解放前谁的羊群要到私人的收割粮食后的地里放牧,得先讲好价钱,也就是牧人要给 人家一定数量的牲畜。否则是不让放的。
割麦子久了腰疼。我虽是右派,但也是人,这点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理论上没有否定过,只是在实际操作上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把我们这些戴了帽子的人当作人。污辱我们的人格,实际上在很大范围内剥夺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这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我是个右派,但是个很小的右派,比不上所谓的章罗联盟的大右派,更比不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小人物地位卑微,有人视为草介或是蚂蚁,踩死或踏死活该!可那些立下丰功伟绩的元帅们以及国家主席被污辱人格,张志新烈士在临刑前被割断喉管,真是赛过法西斯!在我们英明伟大的党专政的国家内竟发生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惨剧,仅有少数令人敬佩的党员起来反抗,而几千万党员任人胡作非为,而且掀起了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那么这个党在当时能有资格承担英明、伟大、正确的头衔吗?!有人说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但这个过去的事为什么能发生呢?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明天,为了将来,也是为了自身,难道不该清理、反思和内疚吗?!人民的气量大如海,能包容一切。但也绝对不能容忍罪恶滔天知错不改的恶人,这就是天道不可欺与四人帮被审判的道理。四人帮当然该审判,可四人帮为什么能成为四人帮呢?这大概是法庭管不了的事,只好留给历史去裁判了!
把我打成右派我一贯不服。所以也就休想让我服从所谓的监督。这是我们民族和知识分子值得发扬应有的气节,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要不在那疯狂不讲理的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勇敢地自裁。与他们比我自愧不如,不能以死相抗争。但我也不是全部逆来顺受,一点反抗也没有:我一贯不服、多次上访北京(右派上访北京是要有胆量的),平时干活不积极,老磨洋工,老装肚子疼、老假装汇报提意见,老给专政当局出难题,从未间断听外台,鼓励四类份子要坚持、要顶住,让他们相信政策总会变,会变得对他们有利。鼓励知青不信邪,红宝书解决不了问题,不能当饭吃。红海洋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红海洋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会自已很快干死的。
因为我干活老耍奸使坏,一贯不积极,故老挨批。批归批,我还是我行我素,照样消极怠工。能少干绝不多干,能不干就一点也不干。积极干活与我无缘,因为我积极了也没用,谁也不会因为我积极而表扬我的,不信往下看!
平时我干任何活都懒懒散散积极不起来,唯独割麦子例外。不用任何人催我,我割得不但不慢,而且快,很快,常快得把大多数人甩在我后头老远。我割麦子快得像一阵风,快得让全队人无可奈何地打混仗,气得队长直跺脚。 我小时候是在苏北盐城农村长大的,很小就在地里拾麦穗,再大些就能割麦子。那时我个子小,心灵手又巧。人虽小但会割能割,不比大人差。六二年至六五年我下放到南京八卦洲家中。八卦洲是农业区,在长江当中,是旱地多,麦子多。每年我也要参加割麦子。在北大荒近三年中我每年也要割麦子,所以我割麦子的技术熟练,能割、会割而且割得快。如果割的天数少,我是不害怕干这种活的。但牧场割麦有时要割个把月,只要是人总要犯愁的。牧场割麦子,特别是在长条地割麦,每人都割二十四行,开始时“一”字形排开,大家齐头并进。麦子是马拉播种机播的,全是二十四行也最方便最公平最好计算工作量。可麻烦的是马播种时是人牵着走的,马不是人,不能完全听人的话,不能每一行都走得很直。经常是走不直的,会一会儿左一点,一会儿右一点。再说地是由戈壁滩开成的,地里石头多。播种盘片在碰到石头时就会在石头上弹起来,这时落下的种子就跳到了种子沟外面。在经过树技编成的木耢子耙平之后麦种也能安家落户生根发芽长成麦子,但这些麦苗绝对不在麦子行列内,而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成熟了。这些麦子有好些是在两个二十四行的中间,界限不清,归宿不明确,两个邻居谁都可以割,也可以谁都不割留给后面的邻居割。这些麦子不在行内,而且是零零星星的,大把抓不起来,得一根一根地割,割一根麦子一点头一哈腰,一刀只割一根。割这些麦甭提有多费劲多麻烦多恼人了。但是若割在前面的人不割,后面割上来的人就非割不可,否则地里会留下一溜麦子。这时相邻的邻居就要扯皮就要吵架,而且谁也断不清这官司。因为谁也没法说清楚这些归宿不清的主人是谁,后面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割。这样后面的人会越割越慢,而在前面的人因为可以不管这些麦子会越割越快,麻烦越少,越省劲。从而可以多直直腰休息。
马拉播种机每一次播二十四行,走两趟就是四十八行。可马是牲口不是人也不是机器,有时不可能每行都走直,要左右摆动。这样有时每二十四行的边缘的几行就有可能和已播的边缘几行重复。这样长成的麦子按行数,两趟播的就不是四十八行,要少去不少行(重叠的行数)。割在前面的人到此处只要给邻居留足二十四行就可以了,这样自己就能少割不少重复的行数。这样割在前面的人就能讨大便宜,更能越割越快越省劲越能多休息。再说割的行数少了麦捆子也就相对少些。少捆麦捆也就少费时少费力而且要少费裤子的膝盖部分。谁能割得快谁就能快而多得。我何乐而不为!
我割麦子准备充分,上工前必定要把镰刀磨得飞快。我在工厂呆过很久,不像别人用手摸着试刀刃是否快。我是用眼看,用光学原理判断刀刃是否锋利。快的刀刃是一条光的反射细线。这条线不能有粗细不均的地方。粗的地方必须重磨。我从来磨刀不干蹭,而是用水仔仔细细地磨。这样磨的刀刃才能持久。但再持久的刀刃割久了也会钝。我早在乌鲁木齐买了几条细长条油石,找个小药水瓶子装满水随身带着。一发觉刀不快马上就地拿出小油石和水磨刀。磨刀不误割麦工,再说就地磨刀也可以直一下腰稍微能休息一会。休息过了的腰再加上磨好了的刀,再割时就更快更省力,自我感觉就更好。看到自己甩下的人很多、很远,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这样在心理上就压倒了别人,就会更加从容不迫。想割就割,想停下磨刀就磨,想停下加点油,也就是喝点水吃口凉馒头全都可以由自己做主。反正后面的人一时半会也赶不上来。
因为我割得快,因为马播得不直,我一个人就在麦海穿出一条像龙摆动状的麦胡同。这胡同最前端仅有我一个人。我比慢的人速度最少快一倍,比他们中最快的也能拉下五分之一全程的距离。有人说我是割疯了。我开始割时先将全程分成几段,在心中记住预定的分段点。若不割到预定休息的地方绝不提前休息。而是要一鼓作气到达预定点。到达预定点后可磨刀、可加点油,也可哼哼歌曲或默诵毛主席或李、杜、白的诗词。诗人刘湛秋的诗当时也背过:“秋到葡萄沟,翡翠满地流;玫瑰紫好像喝醉了酒,小心马奶子蹭身油!”若想唱歌,先看风向,若向后就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若相反,后面人逆风听不到。我就唱五十年代流行的苏修(当时就这样称呼)的歌曲。如:红梅花儿开、喀秋沙、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列宁山等等。有时也用原文唱。
当我割出第一条左右摆动的麦胡同,我就坐在地头等。因为我不敢再在地里割出第二条,否则麦子地里就会更乱。就像理发推子在头当中先推出了一道沟似的。如果再来一条或几条沟,麦子地里就成了大花脸。在我穿过的胡同两旁,割的人会更慢。因为我把能不割的全都甩给他们了。有时他们让队长来检查我为何割得如此快,检查了好多回也没用。我是按规矩割的,该我割的我全割了,而且麦垛子捆得紧,捆得大小均匀,摆放整齐划一,拉麦子的很方便不会散垛。至于行外界限不清和马拉串了行的麦子谁都是和我一样处理的。前面的人总不能跑到人家的二十四行内将重了行的麦子割出来。因为行重了,谁也没办法把重了的行分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手快打手慢的,一步跟不上步步跟 不上的原因。
我越割越快越能休息,我的邻居们自然就越割越慢越累越不想割,就越有怨气,就找队长的麻烦,意见就很多。但队长也找不出我任何破绽。他们为免除再出现我割出的龙,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我快割。
果不其然,队长在割完一天麦子的总结会上除了表扬一些割得比较快但比我慢得多的社员外,说地里割得乱的原因是右派分子割得太快。他太快了,我们贫下中牧就显得慢了。他没安好心,一是他想出风头表现自己要比我们贫下中牧能干有割得快的本事。二是想破坏我们贫下中牧的内部团结让我们搞内讧。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等等。
对队长的话,对他的总结,我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天我就改了策略,我大大降低了速度,但仍在全队前头,只是慢慢坐在麦垛子上休息,离他们两三米远。等他们跟上来我再起动手割,再拉下他们两三米。我就这样两三米两三米地往前挪。这下我可休息美了,队长也满意了,群众也不吵了。也不批评我了。
我割得快反而挨批这件事谁也不会相信。但这是真人真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很奇特很怪很不能让人理解,所以我记忆尤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发生这样奇事的地块在何处,如果牧场变化不大的话,我还能找到这块地方。
三面红旗要多快好省。我割麦割得快也就是省。省时间,效率高。我也割得质量很好。可三面红旗没右派的份,你想快就批评你,就给你扣想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的大帽子。如果你不服,就是态度不好,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是政策的英明之处!
请不要说这是基层个别干部政策水平不高造成的。基层干部是听上头的话办事的。再说为什么要使用那些政策水平不高的人当干部而把不少有水平的推向敌对的营垒呢?我就是被推出去的一个。党把我培养来培养去,最后把我弄成右派,真正做到了亲者痛、仇者快,是应当得到国际反动派的奖赏和表彰的。因为这些人做成了美国中情局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五十五万多名正直的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任何反动派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他们做成了,还不该领奖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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