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1976年是所谓的“龙年”，元旦那天晚上，吃过饭没有事干，屋子里又冷，我跟一个朋友裹着军大衣在二军大的校园里散步。走到大操场边上时正好八点，大喇叭照例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音员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寒冷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响亮。
当晚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写于“文革”前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曾经在《诗刊》1967年1月号发表过，但似乎无人记得）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那时毛泽东就是中国最大最有名的诗人，之前发表的他的那些诗词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么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又发表他“伟大”的词作，我们不由得停下脚步，认真听了起来。前一首还是挺豪迈的，后一首说实话真不咋地，特别是“不须放屁”那一句，把我们都搞傻了，当然最后那句“试看天地翻覆”，从写作时间上看还是大有深意的。
这两首词照例在官媒上引发一片讴歌礼赞，掀起学习的高潮。个人觉得，《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还是不错的，而《念奴娇·鸟儿问答》则不大像词，更像顺口溜，尤其是“不须放屁”这一句，实在不像“伟大领袖”填的词。对于“蓬间雀”指的是谁、“试看天地翻覆”又是什么意思，大家还争论了一阵，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那就是对某些人暗示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了。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中国真的再一次“天地翻覆”。
1、周恩来去世
这一年的1日，一个寒冷的早晨，我还蜷缩在被子里没有起床，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时间，外面大喇叭放出来的竟然是哀乐（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随后，播音员用悲痛得颤抖的声音宣读了讣告：周恩来去世。我在震惊的同时，受到播音员情绪的感染，忍不住流了眼泪。
象我这样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真是看着有关他的纪录片、读着有关他如何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文章长大的。毛泽东是被人们当作神灵一般崇拜敬仰的。而对周恩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展现出来的那种亲和力，在中国的领导人中绝无仅有，那时中国人对他真的是“爱”。
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始终未倒。透过官方媒体，他出现在群众面前的形象都是正面的，他就象《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一般忠君事国、勤政爱民，在国民心目中就是一个完人。
“文革”开始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么被打到，要么靠边站，只剩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几个人留在核心层。他被冠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头衔，进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参与“文革”的领导工作，中共的九大、十大，他都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第三，他始终是政治局常委，在总理的位置上干了26年，一直到去世。
这样的记录，在中国的政坛上，除了毛泽东，就是周恩来。根据当时的逻辑这表明他是属于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以更加赢得群众的爱戴。
林彪事件以后，群众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贫困枯燥的生活已经厌倦，渴望社会安定，生活改善，因此，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邓小平就深得民心。彼时民间已经有了“四人帮”要批判周恩来的小道消息，令群众十分不满，更激起了群众对周恩来的爱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群众是发自内心的悲痛。
那以后的许多天，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关于周恩来逝世后事态的一些后续发展，他的遗体放置在人民大会堂供群众瞻仰，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哀悼之意，媒体上有许多这样的报道。
因为第二次调防、父母将电视机都带走了，我们这些住集体宿舍的人都没电视可看，所幸二军大有一些部门经常会将14或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出来，象放露天电影一样吸引很多人过来观看。在周恩来去世后的那段日子，一到晚上，我们就去寻找那些电视机，冒着刺骨的寒风，挤在人群中，看着那小小的黑白荧光屏上播放的有关追悼周恩来的专题报道。看到周恩来那被癌症折磨得早已失去昔日神采的遗容、孤零零的站在家属位置上的邓颖超以及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周恩来的遗体前哀恸欲绝的画面，看电视的人群中也响起了一阵阵的抽泣，许多人泪流满面。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江青竟然戴着帽子，据说当时有群众在收看电视时就很愤怒的高呼“脱帽！脱帽！”“四人帮”垮台后，这成了群众批判江青时给她列举的一条“罪状”；还有就是张春桥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后走到邓颖超面前时，竟然出人意料的拥抱了她。他与周恩来、邓颖超非亲非故，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常理的，也引起了一阵议论。
许多单位自发的为周恩来设立了灵堂（我所在的工厂是设在职工食堂里，每天去吃饭时就看得到），他的遗像四周堆满了花圈，有不少人自发的戴上了黑纱。但是后来“上面”就来了指示，要群众“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因为悼念周恩来而“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批判邓小平。
后来发生的事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因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被当局称为“反革命暴乱”的事件。而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也有一个男青年将国旗降下来，换了一面写有悼念周恩来字样的白旗升上旗杆（这个人随即便被现场的便衣带走了，听说是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官方舆论说这一切都是邓小平不甘心失败、暗中唆使坏人打着悼念周恩来的旗号干的，目的是否定“文革”，破坏批判右倾翻案风运动，反对毛泽东。以此为借口，当局在全国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对周恩来悼念的高潮也由此消退。
2、“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趣事
邓小平1973年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担负起主管钢铁、煤炭、铁路等方面的工作，并对这些行业被“文革”搞乱的生产秩序开展了整顿。
到1975年，整顿显示出成效，由于“文革”动乱而受到冲击的工业生产重回正轨、铁路交通秩序明显改观，人们的交口称赞（这个我深有体会，刚进厂那会儿，第一次上中班，应该十点半下班，可才九点多钟车间里已经看不见几个人，工人们拿着毛巾、肥皂和衣服三五成群的往浴室走，还不到十点，大部分人已经换好衣服走出厂门。师傅跟我说可以下班了，我还不敢走。不过这个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厂里就开始抓劳动纪律，再也没人提前下班了）。
8月份，国务院公布了《工业二十条》，其中提到质量、规章制度、按劳分配等等，都与“文革”中的一些口号背道而驰，一些人拥护，也有一些人表示疑问甚至抵制。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所以在邓小平大搞整顿时，上海的反应并不积极。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再次遭到公开批判，这就是“文革”中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头上的“帽子”很多，最大最重的一顶帽子应该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整顿，自然也成了他反对“文革”的一项“罪证”。官媒火力全开，连篇累牍的刊载批邓文章、还拍摄了故事片。
各单位也纷纷行动起来，召开各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我们厂也不例外。开会那天，厂领导、干部、工人代表轮番上台，“愤怒批判”，火药味十足。别人的发言内容我都忘了，只记得铸钢车间主任操着一口苏北方言中的那十个字：“工业二十条，条条全是毒！”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没有上台发言，不过那时我在负责出车间的黑板报，也东拼西凑写了几篇批判稿应付差事。
1976年，北京爆发了“四.五”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被打倒。各地都组织群众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大家都想：老邓这一次算是彻底歇菜了。
不过大家都想错了。
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消息一经公布，全国人民又是普大喜奔，一片欢腾，似乎全然忘记一年多以前自己还为他的再次下台上街游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呢。
一天吃过午饭，厂里组织职工上街游行表示庆贺（别的单位都有行动，你不行动不行）。我们厂不大，就出去了100多人，队伍前面有人举着有庆祝标语的横幅，还有几个人敲锣打鼓，其他人跟着高呼口号。一路上遇到不少这样的队伍，但不知为何，大家都有些嘻嘻哈哈的。
回到厂里，队伍解散后，我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对一位相熟的青工说：哎，邓伯伯又出来领导我们搞“四化”了，我们可要好好干啊。原以为他会附和我说两句，没想到他忽然指着我大叫：你虚伪！去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你还写过文章批判邓伯伯，你要向邓伯伯低头认罪！搞得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好讪讪的走开了。
那位铸钢车间主任也很倒霉，大家都拿他那句“工业二十条，条条全是毒”来奚落他，他只好苦笑着挠挠满头白发，骂了一句粗话：妈的个×，上头变来变去，我们老百姓怎么搞得清楚？！
不过到这个时候，大家对这种翻来覆去的折腾已经看透了，所以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3、唐山大地震
1975年2月，辽宁的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因为预报及时，伤亡只有2万多人，而民众也产生了以为我们国家真的已经到了可以在任何一场地震发生前都及时做出预报的水平，对地震的警惕性大为放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没有预报，伤亡非常惨重。
要是在今天，人们第一时间就可以通过微信、网络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现场情况，而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也会对灾情做详尽报道。可当时官方媒体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十分简单，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一概避而不谈，新华社的电讯里只有“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么一句话。几天以后，人民日报上才陆陆续续的登载了一些关于地震灾区的报道，电视上也出现了被埋在废墟里多日的人被挖出来的画面。但那些报道，全部是所谓的“正面报道”，即以反映灾区人民、包括前去救灾的部队和医疗队如何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以及灾区群众如何感谢党中央、毛主席的“救命之恩”、通过对灾区人民的救助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主。我们对灾区实际情况的了解，只有通过小道消息和电视里偶尔一闪而过的画面（要等到N年以后，大家才逐渐知道了一些唐山地震的详情）。
那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谢绝了外国的援助（多年来都是我们援助别人，这次怎么能让别人援助我们），就像任贤齐在“心太软”里唱的那样：“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不知是摩托化程度太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些部队接到开赴唐山救灾的任务时，竟然是抗着铁锨等原始工具跑步行进！在废墟中救人，没有什么专用装备，基本上都是徒手作业，听见哪里有人在地下喊“救命”就在上面挖）。到后来干脆不把地震当回事儿了，因为不能因此转移批林、批孔、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
地震对上海没有造成什么直接影响，不象北京和天津。但那一年云南、四川、江苏等地都先后发生了不同震级的地震，所以那一段时间流言纷纷，传说江苏地震会影响上海，搞得人心惶惶，闹出不少笑话。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大概要算当年8月22日，发生在上海杨浦区的一个居民区——凤城新村的一场闹剧。
那天深夜，被酷暑折磨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整个凤城新村一片寂静。忽然，一阵“地震了！地震了！”的呼叫将他们惊醒，这一下就象“汤浇蚁穴、火燎蜂房”（京剧《沙家浜》里面的台词）一样，整个凤城新村顿时哭爹叫娘的乱成一团，大家纷纷往外跑：男人大多光着上半身，有些女人只穿着胸衣内裤；有的人因为来不及开灯，撞得鼻青脸肿；还有人懵里懵懂慌不择路，就从楼上往下跳，结果摔得缺胳膊断腿。有一个老太太，逃命时被从双层床上铺跳下来的儿子踩在腰上，跌坐在地上动弹不得，儿子去搀扶她，老太太一面大叫“不要管我！”一面死命把儿子望外推。
等跑到外面后，人们惊魂甫定，才发现月朗星稀，夜净风清，大地也很平稳，没有丝毫的震动，自己这边鸡飞狗跳，可周边的居民区毫无动静，显然是一场虚惊。这时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的人也来了，大家一番议论、分析，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们厂里就有一些工人住在凤城新村，第二天来上班时把昨晚的遭遇讲给我们听，众人笑成一团。
还听说某郊县的一个礼堂，一天晚上正在演出文艺节目，一个中年男人跑来找他的女儿，因为没有票，看门的就不许他进去，于是这个男人就在礼堂外面大喊女儿的名字“田珍，田珍”。孰料上海话里面“田珍”的发音和“地震”相同，他这一喊不要紧，礼堂里面的人以为发生地震了，“轰”的一下炸了窝，没有人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外跑，在门口挤成一团，年纪轻的、力气大的率先夺门而出，年幼体弱的只好最后逃出来，结果挤伤者甚众。
这几起事件，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于是发下通知，要“广大革命群众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借地震搞破坏”。
凤城新村的事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那是年轻人搞的恶作剧。那天晚上，他们下中班回家，骑车经过凤城新村时，其中一个忽然心血来潮，提议假装地震来了吓唬吓唬居民。另外几个人一听觉得有趣，便同意了。于是他们一面飞速的骑车，一面狂喊：“地震了！地震了！”这一喊不要紧，把个凤城新村闹得天翻地覆。
几个捣蛋鬼并不知道自己的恶作剧起到这么大的效果，
回家后也没跟家里人说。第二天听人家议论，才知道事情搞大了，再一听公安局正在查，更是害怕，便跟家里人说了事情的原委，挨了一顿臭骂之后，被家里人带着去派出所自首了。他们后来遭到了怎样的惩处，就不得而知了。在那个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估计没他们的好果子吃，要是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平时的表现再差一点，那就更要被“上纲上线”，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了。
很多年以后，听我们大院一位唐山大地震时正在宝山农村插队的女生说，她那个生产队只有她一个女知青，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住在破屋子里都提心吊胆，当时她许下的心愿是：一旦发生地震了，队里的哪个男青年冲进来救她，她就跟他结婚。不过还好上海这里没事，她也未能如愿成为某个社员的老婆。
4、毛泽东去世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同样是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宣布的。之所以说毫无准备，一是因为尽管我们知道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个垂暮老人，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了，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肯定要“万寿无疆”的，没人敢想他会死。二是宣布毛泽东逝世的时间，既不是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时间”，也不是早上六点三十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而是1976年9月9日的下午4点。
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会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间来宣布这个令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之震动的事件。那一天我和家兄（彼时正在上海近郊的宝山县罗泾公社插队、那几天正好回家）准备晚上到南京东路的德大西餐馆去吃一顿，就在要出发之前，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不过，在正式宣布之前，有关部门还是向公众做了预报，我们就通过第二军医大学广播站的大喇叭知道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于是，我们就决定睡个午觉，听完重要广播后再去市里吃饭。
对于这个重要广播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脑筋，周恩来、朱德已先后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还不到两个月，邓小平也早就又一次被打倒，似乎没有什么大事，我们就估计可能又要发表毛泽东的什么“最新指示”，或者是诗词之类。
到了下午四点，院子里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首先传出来的竟是那一年我们听得最多的哀乐！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他去世了？
哀乐结束后，是一个男播音员缓慢而颤抖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讣告”。这时我的心跳开始加剧，预感到什么，又不敢往那方面想。广播里继续在宣读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的宣告”，听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因病，于1976年9月9日时10分逝世”。听到这里，我们呆住了，沉默着听完了讣告全文。
我们是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我们学的英语，第一课也是用英文说：“毛主席万岁”（现在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英文6级水准的，只要没学过，估计都不知道如何用英文喊这句口号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老人家会死，现在他才活了83岁、还没有领导我们解放全人类呢，就和我们永别了，而且事先一点儿征兆也没有，突如其来，这让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怎么受得了？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生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听到这样惊人的噩耗绝对应该大放悲声、至少也要流下伤心的眼泪吧，但不知为何，我与家兄只是默默的坐在床上，面面相觑。
讣告播完，是治丧委员会的公告，然后是国际歌，然后又是讣告（我想起1969年越南的胡志明去世时，也是如此，哀乐、讣告滚动广播）。知道没什么其他内容了，我和家兄叹了几口气，商议了一番，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去市内，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了，但是没有禁止吃饭（包括西餐）。
到了外面，发现街上的气氛已经变得十分凝重，动作快的单位，已经贴出了大标语，有的行人的袖子上已经别上了黑纱，不过没看见捶胸顿足、当街号啕的，看来尽管是如此的突然，但在经历了周恩来、朱德先后去世的感情冲击，人们已经有点麻木了（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假如是毛泽东第一个去世，可能会如天崩地裂一般。
到了“德大”一看，里面居然顾客不少，让我有些惊讶，看来这些人和我们一样，并没有因为“伟大领袖”的突然去世而悲痛欲绝，饭还是照样吃，但不论是顾客还是服务员，表情都很严肃。不少人压低了声音嘀嘀咕咕，餐厅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不知道是接到命令，还是餐厅自觉采取的措施，停止供应各种酒类，只卖桔子水。
随后那一段时间，日子过得乏味至极，媒体停播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娱乐节目，连篇累牍的都是“兄弟党”、外国政要的唁电、歌颂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比怀念毛泽东的文章、歌曲和一些悼念活动等等。电视里则天天都是首都人民列队瞻仰毛泽东的遗体，如丧考纰般的集体哭灵的内容。
那时人们对延续了十年的“文革”已经很厌倦了，因而对代表极“左”路线的“四人帮”也很厌恶，更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中央内部有斗争。在看电视时就不象周恩来去世时那样完全沉浸在悲痛中，倒是对那些政要们在守灵时的表现更感兴趣。我现在还记得：华国锋给人的感觉有些茫然和紧张；江青一身黑服，头上裹着黑纱（在那个年代，算是颇有创意的了）；王洪文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张春桥双眉紧皱，抿着嘴角，有一次还不住的摸着自己的脸（后来有小道消息说，那是因为他在灵堂外为什么事指责许世友，惹得许世友动怒，挥起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的缘故）。
我们厂里又在职工食堂的主席台上为毛设立了灵堂，我们每天都在毛泽东遗像的注视下吃饭，原本闹哄哄的食堂那段时间也安静了许多。
厂里举行追悼大会的会场也在食堂里，我们那位长着一副龅牙的党总支书记担任主持，工人全站在台下，面向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像，大会开始，龅牙书记站在台上，一脸“悲痛”的说：“同志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然后便嚎啕起来。他的哭声不是响亮的“啊—”，而是从嗓子眼儿里逼出来的尖细的“咦—”，通过麦克风传出来显得分外难听。他的脸胀得通红，五官挤在一起，看得出是在拼命挤眼泪。那时天还很热，几百人穿着工作服挤在闷热的食堂里，浑身粘乎乎的，他的“哭”声和那副表情更是弄得大家无比难受，但又不能笑，有人发出了不耐烦的“啧啧”声。
“哭”完了以后，是读中共中央的悼词，然后就是列队、逐一向毛泽东的遗像三鞠躬。
9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各地也相应的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在上海，除了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有一个主会场以外，每个区、县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分会场。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的主会场设在杨浦体育场，那天吃完午饭以后，厂里部分去参加追悼大会的人就集合了，然后步行到杨浦体育场（我“有幸”被选中参加）。
和那个年代举行群众大会不同的是，现场没有飘扬着无数写有某某单位名称的红旗，所以尽管体育场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却不知道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
大会要下午3点左右才开始，但我们都提前进入会场，在指定的位置排成纵队。在参加大会之前，已经宣布过纪律，所以有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直挺挺的站着。仲秋的上海，午后的阳光还是比较炎热的，在那儿站上几个小时，没有体力和毅力真抗不住。
北京的追悼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快三点的时候，大会开始，王洪文主持，三点整，全国的火车、轮船，还有一些工厂都拉汽笛致哀，我们在体育场里低头默哀，四周是一片汽笛声。上一次中国出现这种情形是斯大林去世，这回是毛泽东，下一回是谁？
汽笛响了三分钟，然后是华国锋致悼词。我们都耐着性子听着，人群中不时有人因支持不住倒下，然后迅速地被担架抬了出去。我很羡慕他们，真恨不得自己也一头栽倒在地，那样就不用在这儿挺着了。
后来在电视里看到了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追悼大会的情况，站在台上的那些中央领导人个个面色凝重，心事重重，华国锋致悼词时，王洪文一脸不耐烦，而华国锋那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以及沾着吐沫翻稿纸的镜头则在观看电视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阵窃笑，那时人们对华国锋的评价就是“土”。虽然那时大家暗地里对延续了十年的“文革”以及“四人帮”那伙人都比较厌恶，但这么老“土”的一个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些令大家失望。
尽管华国锋接班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不知为何，给人的感觉是事情没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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