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今天是二重奏……斧头与枷锁构成了对比冲角与坚冰结成了矛盾纸钱与奶瓶织成了混乱
——拙作《早春交响曲》尾声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后来对张海迪的行踪就不甚了然了。第二年收到她寄赠的一本新译英国儿童小说《丽贝卡在新学校》，我也把我那本《早春交响曲》给她寄了一本。再后来，在北京又见到她两次。
一次是1984年夏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她去韶山写一本给少年儿童的书信集，类似冰心《寄小读者》那样的一本书，路过北京转车。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同志与张海迪本人都没打算告诉团中央，但我们却接到了山东团省委的电话，得知他们来京。打听到张海迪住在京西宾馆，魏久明便带着我去看她。那天晚上北京遇上罕见的狂风暴雨，我俩都淋得像落汤鸡。到她房间里，恰巧李燕杰与他的助手小郭也在，他们是下午来的，一直谈到晚上。没坐一会儿，温元凯领着两位台湾商人也来看张海迪。温元凯是头天晚上与张海迪同一次列车来京，在软卧车厢里认识的。张海迪房间里这下热闹了。几位都是大侃家（我暗笑：李燕杰是82届演说明星，张海迪是83届明星，温元凯是84届明星——三届明星喜相逢！），争先恐后地侃，从女强人的时间观念到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从台湾民俗土风到美国的性犯罪，一直谈到11点钟雨声渐消。可惜因人多，我没来得及细问她的近况。
第二次，是1985年5月17日。她的那本书出版了，书名叫《鸿雁快快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座谈会，为这本书造舆论。海迪被接到北京参加这个会，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全国妇联的负责人等也都出席。这个会，本来没我什么事，但湖南少儿出版社来京筹备这会的有一位是我大学同窗好友，拉着我要我帮他与《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接上头，又一定要我参加这个座谈会——“会后宴请！300大洋一桌，你一定得来！”如此，便叨陪末座。这天张海迪要应酬的人极多，我也不可能与她细谈，看上去她与以前没有大变化。我提起我的女儿上了二年级，海迪眼睛一亮——那年在万年青宾馆开会时，星期天女儿没人照管，我只得带到座谈会会场去，她在边上自个儿扇动胳膊转圈作盘旋飞翔状，引得张海迪不错眼珠地盯住她看，又是艳羡又是怅惘。张海迪说：“那这本书正好算我送给她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在《鸿雁快快飞》的扉页上，她题下：“送高歌 祝你‘六·一’快乐 张海迪”。
匆匆而晤，匆匆而别。后来我看过两份材料，了解到她到某些情况。一份是《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写的内参，大意说：张海迪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苦于应付、接待来访。看望的、求教的、求治的、告状的……络绎不绝。不像在北京可以由我们来挡驾，在聊城出面挡驾的只能是其父母、妹妹和王佐良。要么拦不住，要么得罪人。这位记者是那天去见张海迪的第80人，他还未告辞，第81人进来了，是从外地专程来找张海迪的。有些人对张海迪的好奇心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她住地那间平房，白天晚上都时时有人趴上窗台窥探；都时时有人不打招呼就掀开门帘进来瞄一眼；还居然有人把小录音机偷偷放进窗户，不知要干些什么。
另一份，是湖北省妇联的刊物《知音》1988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张海迪又写了长篇自传体小说《黄河的女儿》。宣传她以来，她共收到了中外来信15万多封，王佐良现在在一所师范学院从事英文和德文翻译，也成了海迪的秘书：收信、拆信、复信。他俩还一起回上海拜望了公婆。是呵，能够静下心来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不愿意被人为地隔离，哪怕是好心地保护和崇敬地疏远。每一个英模，我相信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回到普通人生活中去的努力。我祝她成功。
最近，我在《青年参考》上读到一则调查，值得在这里介绍。
这项由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日本15所的1303人，美国13所高中的1052人，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20人。
回答“最受尊敬的人物是谁”这一询问的结果如下：
日本：1、父亲；2、母亲；3、坂本龙马（江户时代历史人物）。
美国：1、父亲；2、麦克·乔丹（篮球运动员）；3、母亲。
中国：1、周恩来；2、邓小平；3、鲁迅。再依次往下排列是：刘晓庆、撒切尔夫人、爱因斯坦、张海迪、马克思、武则天。
张海迪是最受中国高中学生尊敬的人物的第七名，位列爱因斯坦之后，却在马克思之前。
看来，大风刮过剩下的不只是一片叶子。
1987年-1989年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