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11、统购统销中的忧思
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二年，我分配到横江区水冬乡任工作组付组长，那位麻脸的罗乡长到住处看望我时，第一句话便开玩笑的说：管组长怕不会像高组长样也爱那杯吧？他说的那杯，我心知肚明，就是说女人吗。下乡的前一个晚上，周区长给我介绍水冬乡情况时说：“水冬乡地处云南边界，百姓相当玩劣，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土匪自新份子，有的人现在还和云南勾结作大烟生意，对统购统销相当反感，所以特别为你们工作组配了一个班的解放军。特别是你的前任组长高殿候，强奸民女，教师等二十余人，还污良为匪，逼死人命，虽被枪毙，但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你去以后，千万要注意作风问题。”想到这里，我笑着给罗乡长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当天晚上，便接到线人报告，有批偷运大烟要在骑龙凹交货，晚饭后工作组和全部解放军民民兵约三十余人，各自按指定的位置，隐蔽在草丛中，等待烟匪们的到来。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更不准发出响声。山林一遍寂静，没有月光，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我紧紧裹住棉军大衣，抵御那呼啸的山风。没有恐惧，只是有些紧张，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与匪徒交锋。当手表时针指向零时二点三十分的时候，身旁的罗乡长碰了一下我的手指着山凹那边，看过去有点像萤火虫的光点在闪动，十分钟后，看清了是六个手电筒发出的亮光。当亮光相距我们十公尺的时候，两旁设伏的同志便围抄过去，将六名烟匪包围起来，一声不准动的吼声，匪徒们惊得四处乱窜，三十支手电筒的亮光下，一个个只好举手就擒。
我负责审问的烟匪叫晁汉青，水冬乡人，四十岁。一看那满脸风霜，两手粗大，紫铜色的肌肤，便知道是个老实的农民。我问他：“贩运大烟是犯罪行为，你们为什麽要去作？”他听到隔壁罗乡长刑讯的打骂声，又见我态度温和，便对我说起实话来，他说：“我们也知道这是犯王法的事，都是为了一家老小活下去，才逼着走这条绝路的啊！”原来他的父亲叫晁炳初，前年因为他无意中在小学后窗看见高组长奸污女教师，被高发觉后，污他通匪，吊打不招，关在乡政府，挖墙洞逃出后，被民兵追捕，逼得跳进金沙江自杀，从此晁家便成了高组长的眼中钉，粮食统购中，给他定了个高额统购户，完不成时，抄家搜粮，致使颗粒无存，他三个妹妹，六个儿女，还要供奉老母，全家十一口人，饿得实在无法，只好夥同几个缺粮户，到云南去帮别人运大烟，换得粮食，糊家养口。我对他说：“高殿候不是枪毙了吗，又有谁来逼你呢。”他说：“看来你这个工作组长是学生出身，不知道统购的霸道啊！你如果是农民，就知道利害了。”
第二天我和乡文书周德民下村去做统购摸底工作，路上休息时，我问他：“高殿候和晁家的事？”他说：“晁老汉死得可怜，但高组长也死得有些冤枉呀！”我说：“他奸污那麽多妇女，又逼死人命，有啥冤枉？”他笑了下说：“我也是本乡本土的人，这其中的原由，我最清楚，这些天我看出来，你是个学生出身的干部，为人正直，是个好人，我才告诉你，这里发生的一切，无不与统购统销有关，他说：你知道这统购数量是怎麽定下来的吗，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从区到县，那一个当官的心头都有数，他们却为了升官，层层加码，所以下达的任务，你挖尽农民的存粮也完不成。高殿候是一个好色之徒，那些稍有姿色的妇女看重了这点，只要投怀送抱，她家就可以多留下些救命粮，大多是处于自愿，主动勾引他的，不存在强奸之罪，所以起初只判了六年刑，他不该上诉，又正逢过第一个三八妇女节，便当了典型，改判死刑，你说是不是有点冤枉。”我说：“照你这样说，我们还去摸什麽底呀！”他又笑了下说：“这叫走过场，不走也不行。”一边说着，我俩走进了一个农家院子，听到有人在哭，便上前去问，原来正是晁汉青的老母，身边围着她的三个女儿，也一起在低声的抽泣。周德民说；“这是新来的工作组长管同志，你们有啥找他说吧。”经他一说，四个人全对我泪眼相向，那老母说：“我们十一口人全靠儿子跑云南，找点粮食回家糊口，他这被抓了去判刑，叫我们怎麽活啊！”我说：“偷运大烟是犯法的事，你这个当母亲的就不该要他去作”。那大女儿说：“不做又怎麽办，一大家子人，粮无半粒，钱无分文，我初中未读完，也只好带着侄子们挖野菜过日子，你说还有啥子办法可想。”我忽然想起区粮站要招人的事来，便问她叫什麽名字，多大岁数？她说：“我叫晁丙秀，满过十九岁了。”仔细一看，三个女儿都长得肌肤很白而清秀，楚楚动人，简直是山沟里的金凤凰，便动了同情之心，立即写了张介绍去粮站工作的条子，请文书带回去盖上公章明天一早送到她家。
回乡路上，乡文书说：“这是做了个好事，救了晁老汉一家人，我坚决照办，但暂时要瞒着罗乡长，你知道吗，有人还正在打晁丙秀的主意呢。我笑了下说：“这人就是你乡文书吧？”他正色道：“千万不要误会，我和你管组长一样，都是有妇之夫，只是打个抱不平。”
回到乡政府的当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写了篇短文，“在摸底工作中千万不能走过场”。寄给省统购统销工作简报。大意是说：摸底工作是关系到统购政策是否能正确落实的大事，统购多了，农民会缺粮饿饭，统购少了，要影响国家统购任务的完成，正确的数量是来自认真的摸底工作，所以千万不能走过场。文章须然登了出来，却加了耐人回味的编者按云：摸底不走过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重要的是防止右倾情绪，影响统购任务的完成。摸底工作结束后，我们工作组全部回横江区政府开会，接受统购任务。县委书记在大会中不点名的批评说：“有少数同志对统购统销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有右倾情绪，存在着单纯的群众观点，他们怕给农民留粮少了，影响生产极积性，他们就不怕统购少了，影响我国的工业和国防建设的大事，所以必须批评这种右倾的单纯群众观点。一切任务都必须要有先进性，当然就有一些困难，靠你们去努力，才能完成，不然我们还要你们这样多的干部去作什麽工作呢”？
当统购任务具体下达到乡时，我大吃一惊，比原来摸底的数量多出了两倍。小组讨论时，我公开的说：“把农民的种子粮收光也完不成。”乡文书碰了下我的手说：“任务重才要我们去努力工作吗，你不用愁，到时照样完成。”我意识到他是在保护我，但说出来的话是无法收回的。经罗乡长加油加醋的汇报，我便成了大会批判右倾情绪的典型。由于当时任务紧迫，批判会只是走过场而矣，不然，我会吃不完兜着走。批判的结果是走马换将，调了个是党员的刘建章来代替我的工作。刘建章是执行任务最坚决而入党当上行政股长的，他一贯只讲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的铁杆干部，在“肅反”运动中，由于他的严刑逼供，曾迫使三个所谓的贪污份子自殺，再加上个生性殘暴的罗乡长，水冬乡的农民啊，你们将是在劫难逃了。
回到家中，总是闷闷不乐，忧思重重，寝食难安，妻子问我：“你有何心事，说出来让我给你排解排解不好吗，一个人闷在心里会出毛病的”。我将水冬乡工作中的经过都讲了出来，最后我说：“共产党不是说为人民谋幸福的吗？为什麽农民的日子还过得那麽苦，甚至逼得他们挺而走险，去偷运大烟。共产党的干部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为什麽要骑在农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呢。统购统销到是保障了工业建设和城市人口吃饭问题，但广大的农民却过着缺粮挨饿的日子。还不知道我走后水冬乡的农民要遭到什麽样的苦难啊！”妻子听完后大吃一惊，她说：“你这些想法给别人说过吗？”我说：“除了给你谈，我还会给谁说呢”。她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这些想法给我说並不要紧，但千万不能给任何人提起此事，我知道你生性善良，刚直不阿，爱打抱不平，但你要知道，你是端的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饭碗，应该为政府办事，如果你光为农民着想，不就是吃东家的饭，为西家办事吗，我们吃了那麽多苦，刚好过点，你也要为我们母子着想，少管些闲事，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12、性格决定前途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后来的几年工作中，我被排除在政治运动之外，作些供销社的基層业务工作，长期奔走于乡村之间。收购油料，推销工业品，清理社员股金，动员农民施用化肥，走村串院，又使我了解不少农民的疾苦，见了便放不下，把妻子的话，忘个一干二净。拾起小品文的匕首，用戈苗笔名，歌颂真善美，鞭策假恶丑。在《四川日报》、《四川农民报》、《新观察》等报刊上犮表了如“空城计”、“羊的不平”、“晁老汉的哀思”、“好打扮巧逢交际花”、“追花逐柳”等。被聘为四川日报骨干通讯员，后来还聘为四川人民出版社作者。加上我爱好拉二胡，又能写写画画，性格开朗，乐观好动，与人为善，在基层干部中得了个外号“管二胡”，走到那里都能带给他们欢乐，我自己也陶醉其中。由于我长期奔跑在外，与妻子聚少离多，又好烟酒，微薄的工资全部耗尽，基本上没有拿錢回家，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每一次回家相聚时，妻子见我告别了昔日的苦闷，日子过得舒心，总是高兴的鼓励我，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里的事，她独自承担起家的重担，任劳任怨，省吃俭用，毫无怨言。确实是个贤妻良母。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调回业务股坐办公室，是几年奔波劳累后的第一次安定，享受到正常的上班下班，休息星期天的待遇，可以每天和妻儿一起，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每个星期六下午是民主生活会，照例相互帮助，还可以向领导提意见和建议。算是有一些宽松的改治空气。会议开始不久，我们的第一把手彭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忽然走了进来，大家感到奇怪，因为彭琳主任是有名的“彭官僚”他是部队上連级干部转业到地方的，有特强的战胜感，以党政领导自居，性格孤傲，整天板着一张青水臉的面孔，从未见过他的笑容，除了开会，很少和大家交谈。最大的笑话是他的特殊恋爱故事：他年近四十，还是光棍，急于有个老婆，本是人之常情。来县社不久，看上了姓刘的工作员。她年方十八，白哲的肤色，红红的脸蛋，性格温良，可惜出身大地主家庭，起初彭主任有些顾慮，后来便横了心，把刘某叫到办公室对她命令说：“你必须嫁给我，这是革命工作需要，也是你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錢，争取进步的表现”。果然，三天后他们便登记结了婚，半年后，她便入了党，成了祕书股长，又过了些时候，她的成份变成了城市贫民。又过了些吋候，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这便是人们私下议论的，“彭官僚”命令婚姻的喜剧。
他来到我们业务股会场，满座惊骇，低头不言，静候彭领导的示下。他坐下后环视一週，见无缺席之人，严肃的说：我们供销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你们业务股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正确思想，俗话说：莊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目前化肥价贵，农民也还不十分相信，所以我们要组织好人畜肥的供应工作，我已申请政府批准，对城市人口的粪便进行统购统销，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统一配销，具体工作就由你们业务股承办，你们全体人员都要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由沈如治股长负责，研究出一套具体实施方案，三天之内交我批准执行。说完后便回他的主任办公室去了。这一旷古荒唐奇事，一经党总支书记出口，便成了政治任务，所谓政治任务，涉及到拥不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大事，不拥护共产党便有当反革命份子的可能，谁也担不起这个重责。沈股长用手抓着头皮，良久说不出话来。
在座的人，也鸦雀无声。我心裡想：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对粮，油，棉三个品种宣布实行的，因为这是能影响国计民生的物资，而粪便也宣佈统购统销，豈不有辱国体，这窝屎窝尿，正明公道，古今中外，歷代帝王都管不了的事，怎麽彭书记却要管起来呢，简直是标新立导，主观主义，急功求近，荒唐极了。心裡这样想，嘴里可不敢这样说，只好喝茶抽烟。会场足足冷了半个钟头，沈科長只好请股内骨干戴弟先出个主意。因为他是共青团员，又是彭主任的心腹，自然能说出很好的办法来。果然不错，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了一整套大粪统购统的实施方案。他说：要完成好這个政治任务，必须抓好以下四个环节：宣传、运输、储存、销售。其中最重要的是尽快修建好能储存数十万担大粪的大池，否则会影响全盘工作。
按照戴弟先的意见，沈股长给彭主任写了个实施方案，建议成立“大粪统购统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戴弟先为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 。
戴主任叫人把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市人口粪便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人人见了，暗自惊心。自国家宣布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以来，违抗者，遭关押判刑的，比比皆是。统购统销四字，威力无穷，谁敢不遵。于是，史无前例的大粪统购统销工作，便在宜宾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为了解决大粪存储问题，戴弟先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小较场下面，金沙江边的石龙庵，看准了一处天然的大粪池基地。他把彭琳主任请到现场介绍说：请看那一条巨大的石龙，把金沙江水截然挡在外面，特大洪水时，从龙尾涌进的河水，把岸边淘成一个大坑，退水以后，成了一个天然池地，我们只需将较低的龙尾部份加高，便能成为一个特大的储粪池了。彭主任听后，当然高兴，这样做，省时、省工、省钱，符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便立即签字拨款，动工修建。
由于粪池施工前缺乏科学勘测，地下水的渗透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当天千方百计把水抽干，第二天早晨，准备浇混凝土时，又是一池清水。反复数次，均遭失败。
二十天之后。因农民不敢进城挑粪，居民厕所家家暴满，催供销社运走又得不到解决。只好往水沟倾泄。下水道不堪重负，造成多处堵塞，粪便溢于街面。真是：满城风雨皆粪臭，何处窗外无怨声。
又十天后，各单位团体直接向县政府提出意见，纷纷要求尽快解决粪便问题。弄得彭主任焦头烂额，无法可施。只好向县委承认错误，请求撤销了大粪统购统销命令。
作为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青年，我面对这一事件，怎能视而不见，忍而不发呢？便写了一篇小品文《粪的风波》，寄给《四川日报》，报社非常重视，派了记者兰青来宜城核实。经过他查阅档案，得以知道，修建粪池浪费人民币20余万元。（当时宜宾居民生活每月消费，人平均为6元。）兰青和我都非常痛心，他说：“我要马上赶回去，争取明天见报”。
第二天，《四川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出的同时，我收到兰青一封信，他写道：正和同志，由于付印在即，文章中我加了一段文字，即：“翌晨，彭主任珊珊来到池边，池水对他闪灼着胜利的微笑。”未取得你的同意，希谅。
彭主任见报后，气愤极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训斥说：“你向报社写稿时，为什麽不经过党支部批准？又是谁看见我珊珊来到池边，池水又怎麽会向我发出胜利微笑？难道符合事实吗？这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你要负全部责任。”我理直气壮地说：“彭主任是党的领导干部，你应该知道党报通讯的八条规定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所有通讯稿件，除报社党组织有权审核外，无须经过其它任何领导批准或审查。（系原意，非原文）另外，关于彭主任到池边那段话，不过是文学艺术描述的技巧需要，并不影响到整个文章的真实。如果还有大的不实之处，文责自负，我自然脱不了关系。当一力承担，决不推脱。”他本来文化程度不高，又不喜欢学习，全凭着在部队时的汗马功劳，作威作福，早有彭官僚之美名。所以一时还找不到什麽话说。我知道，多说也无益，便告辞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粪的风波》，在静如死水的机关大院里，一石激起千层浪，上上下下，议论纷纷，三三俩俩，各抒己见。有的说：“初生之犊不畏虎，学生出身的小管，不知天高地厚，敢去碰老干部，不吃亏才怪。”也有的说：“在报上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还有的说：“为老百姓说了公道话，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有的甚至说：“他地皮都没踩熟，就想去出风头，真是自讨苦吃。”
回到家中，最关心我的妻子说：“你为老百姓说了公道话，本来是好事，我认为不错，为什麽大家却有那麽多责难呢？就是耍得最好的朋友都说：‘你们太年轻，不知道处世之艰险，以后慢慢地才会知道啊。’”
事隔不久，彭主任和批准计划的郑顺荣副县长，同时调到省党校学习，听说受到了处分，那是党内的事情，我们平民老百姓当然无权得知。不久，官还原职，仍八面威风。我却被他们领导干部之间，内定为最难管的小干部。我们夫妻在单位上变成了危险人物，谁都怕与我们夫妇沾上了边，受到牵连，影响自己的前途，平时耍得好的，还主动向领导表态，与我划清界线，断绝交往。
人，是群居动物，被孤立意味着失去了友谊、关爱、沟通和亲情，使你感到自己像飘浮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无人可救。每天相对的都是一张张冷脸，所有的人都怕和我多说了两句话，召来麻烦。我生活在恐惧，傍惶之中，感到有不幸之事降临。
1955年7月30日上午八时，刚上班，我被人事股长易新容叫到她的办公室，满脸假笑的对我说：你工作能力强、经组织决定、调你到宗场区社充实基层、希望你发挥特长、作出更大成绩。我心知肚明、这是他们排除异巳、实施报复、但面对当时处境，我自然也乐于快些离开困境。
第二天一早、迎着朝阳、我背上行李，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13、早划定的右派
区社张主任告诉我、接任宗场农业生产资料门市、显然己经把我从干部贬成了售货员。从那时起、我只好服从。
当时、农民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谁也不愿买供销社的化肥、我必须四乡奔走、去向农民宣传推销、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们的生活、写了不少报导农村的作品在报上发表、不久、成了《四川农民报》、《四川日报》的骨干通迅员、后来被聘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作者。当时政府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深造、宜宾文化馆保送我到四川大学文学系，能带百分之四十工资就读，所以必须经县以上组织批准，我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的批复是工作须要，不同意入学。
1957年12月、县社通知我参加全县第一批整风学习，我知道自巳被留下来不准读书，是早巳划成右派份子了，所以毫无保留的把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意见、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都提出了自巳的着法。于是反右时我笫一批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从此成了死亡族群一员。妻子儿女、兄弟亲友、无一幸免。
二十二年的苦难历程，请看；笫二部右派凤云录和第三部一个倔强的女人。
1960年12月送我去劳教的栈房街转运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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