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尔樵夫
2、“破四旧”、“立四新”
这是1966年6月后出现的一股席卷全国的风潮。
六月一日原本是儿童节，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标题，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个年月，《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之类，几乎就等同于中央文件，大家都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坚决照办，报上一说“横扫”，群众立即行动，积极响应。
社论中提到“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前面一段话，告诉大家要对哪些人进行“革命”，后面一段话，简称就是“破四旧”、“立四新”。
这时的中国，简直就是往沸油里撒进了一大把盐，登时炸开了锅。
具体什么是“四旧”，也没有具体规定，反正只要“红卫兵”、“革命群众”认为是“四旧”的就要破。至于怎么个“破”法，大家也不明就里，反正只要是旧的、洋的，一概要“破”！
那一阵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改路名、店名、厂名、医院名、学校名、电影院名的举动，到处都在砸旧招牌，到处都发生路人走在街上被红卫兵、“革命群众”抓住强行剪掉小裤脚、高跟鞋、妇女被强行剪掉烫发的事件。不少人主动把家里的旧东西（字画、古玩都有）拿出来当街砸烂、烧毁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有不少祖辈留下来的宝贝就这么毁了），更严重的是各地还发生了砸毁寺庙、佛像、古墓、园林等文物古迹的事件，僧人被勒令“还俗”、神甫被赶出教堂、外国修女被驱逐出境……总之那段时间报纸、电台，还有新闻纪录影片里报道的全是中国各地“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消息，从图片和银幕上，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当然也有重庆，街道上人潮涌动，砸啊、烧啊，砸的烧的人一脸英雄豪气，围观的人纷纷拍手叫好，全都是亢奋至极。“文革”前，我们在玩耍时打坏一块玻璃，都觉得是犯了多大的错误，“不能损坏公物”的理念深入人心，可现在无数的公物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以“革命”的名义明目张胆的大量的给破坏了。
我们居住的高滩岩一带，居民比较贫困，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旧东西拿出来“破”，而部队大院儿里相对外面的社会也平静一些（那时还不准部队搞“四大”），当然也有比较“革命”或预感到什么的人采取了行动。不过军人平时都穿军装，家属们也大多衣着朴素，也不许烫发，所以没有奇装异服可以剪，即使是出身地主、资本家的那些人，家里也比如今的农民工还要寒酸，更没什么金银首饰、奇珍异宝、红木家具、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不过还是有积极一些的人烧了几本书，个别人给小孩改了名字。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医生，他喜欢听音乐，家里有留声机和大量的胶木唱片，我们院子里很多人都知道。“破四旧”之风一起，他便让两个儿子拎着两大箱唱片，到大院儿西边朝向歌乐山的山崖上，把唱片一张一张的象扔飞碟似的扔了。两个孩子兴高采烈的当作一场快乐的游戏完成了此项“光荣的任务”，一时传为“美谈”。那两箱唱片要是保留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
破完“四旧”，还要“立四新”，被改掉的旧店名、路名、厂名都用上了新的“革命化”的名字，什么“向阳”、“群众”、“东风”、“战斗”、“永红”、“红卫”、“宏伟”、“为群”、“东方红”、“工农兵”之类，最为流行，连不少人名也跟着改成这样的内容，到处都有“人民路”、“反修路”、“风雷”剧场、“新华”百货店……到后来，至于“风俗”，过年过节、婚丧嫁娶之类统统实行“革命化”。过春节不放假、不贴春联，贴的都是“语录”。走亲访友、别人结婚时最时兴的就是赠送“宝像”、“红宝书”（可想而知家里堆了不少），在婚礼上新郎新娘不互致爱意，大家共同“敬祝×××万寿无疆”，共同学习“语录”，共唱“语录”歌，还有一起愤怒批判“走资派”、“帝修反”的。
大家都穿风格类似的衣服，剪相同的发型，尽量把自己搞得看上去很艰苦朴素，衣服裤子上打补丁非但不觉得丢人，反倒觉得很光彩。
我觉得，“破四旧”、“立四新”，不但毁灭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更是将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摧毁殆尽，而中国人公德心的缺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3、抄家与批斗
①、抄家
如今要是一伙人突然跑到你家里来，翻箱倒柜，随意拿走一些东西，基本就可以定义为强盗，但“文革”时叫“抄家”，还是“革命行动”。
“文革”初期被定义为“牛鬼蛇神”的并不是“走资派”，一些单位里的工作组按照历来搞政治运动的思路来开展“文革”，把“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还有最早“造反”的一些人定为要整的目标，而那个时期实施抄家行为的也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卫兵”、“赤卫队”之类的组织。
典型的抄家行动是：一队左臂上套着红袖章的男女悄无声息的来到一户人家门前，带队的上前大力拍门，门打开以后，这伙人便蜂拥而入。带队的厉声命令被抄家的这一家子列队站好，然后朗读几段“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语录”，接着便黑着脸宣布现在“某某革命组织”来抄家了，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要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云云。这家人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胆小的不是浑身筛糠就是尿了裤子。随后带队的一声令下，那些队员们便扑向房间的各个角落，翻箱倒柜的“抄”将起来。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便作为“罪证”没收了。
抄家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抄家时，那些对象大多没有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故而损失不小。后来其它预感会被抄家的人（或者被抄过一次但家里还藏着东西估计还会被抄的）见此情景赶紧行动，将可能成为“罪证”的东西或销毁、或抛弃、或藏匿（但是要毁弃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人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警惕性很高，对那些可疑分子盯得严严实实的，我们院里谁家要是烧个东西，就会有人怀疑是在烧“黑材料”）。后来的抄家就不象一开始那么容易了，要动一些脑筋，要分析判断东西藏在哪里，然后从地板、墙壁、天花板之类的地方把东西“起获”出来。
1966年12月，重庆枇杷山公园曾经举办过一个展览，内容就是从这些人家里抄出来的东西，以显示抄家的“辉煌战果”。展品中除了金银珠宝之类的首饰、古董、字画（这些人家里还藏着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迷恋过去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还有印着“青天白日”的当年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国军军官佩戴、上面有“蒋中正”字样的短剑“军人魂”（这些足以证明东西的主人怀念昔日的反动政权，梦想变天）。当时看展览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没想到“暗藏的阶级敌人”还真不少啊！
到1966年秋季以后，“造反”成了主流，各单位的大小领导成了“革命”的对象，此时被抄家的就不是“黑五类”了，轮到了“走资派”、“黑干将”、“小爪牙”。
军队院校可以开展“四大”以后，我们的大院里也开始有“革命群众”来“抄家”了。
有一天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听到有一队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就在我们家门前停了下来。我和家兄赶紧下床跑到窗户前偷偷朝外面张望，只见十来个学员（左臂上有红袖章，但看不出来是那个组织的）在我家门前的那一小块空地上排成一列横队，一个小头头模样的人正在作“战前动员”。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完全了，就记得是说今天要抄的是“反动学术权威”、外科的教授H
某某的家，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找到H某某的反动罪证等等，最后这些人一起背了一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约是把此次抄家当成一场战斗了吧，那时的人做有些事，在今天看来就像儿戏）。背完“语录”以后，领头的那位说了一声“行动”，这帮人便如下山猛虎一样直扑H教授家而去。H家的三个儿子跟我们玩得很熟，后来听他们说了抄家的经过，那些人并没有抄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有人对他们平时画的小人打仗的画产生了怀疑，因为里面有一些小人拿着旗帜，于是便有抄家的人怀疑这可能是“攻击三面红旗”。但后来大约连抄家的人自己都觉得这种猜想实在荒唐，也就作罢了。
父亲是中层干部，所以我们家也未能幸免。某天深夜，我们被一阵喧闹声从睡梦中惊醒，凝神一听，声音竟是从隔壁房间传出来的，是父亲母亲在跟一群人争辩着什么，并不是在吵架，就是互相背诵“语录”，这是有人来“抄”我们家了。我们很紧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声音小了，却能听到拉开抽屉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母亲打开了我们这间屋子的门，打开了电灯。见我们都已经醒了，就安慰我们说没什么事。随后，进来了两个军人，探头看了看，便退出去了。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们是医院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主要是要找父亲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之类的东西，但父亲早已在感到形势不对时将这些东西都交到医院的政治部，存在档案室里去了，所以来抄家的人一无所获。
有一天医院某教授家的一个跟家兄同龄的男孩子带着几个人跑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我们家“反动”，保留“苏修”的东西，他指的是我母亲以前从《苏联画报》上撕下来贴在窗户上用以遮光的那些纸。他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撕，家兄上前拦阻，两个人就在屋子里扭打起来（其他人估计没想到会这样，大家都认识，所以也没人掺和，只是在一旁看）。见此情景，我立即飞奔出去叫我母亲回家（她上班的地方并不远）。我们赶回家的时候，家兄和那个人的打斗已经结束（显然是被旁边的人劝开的），但那个家伙还没走。在我母亲的呵斥下，他才悻悻的带着那几个人离开了。这件事提醒了我母亲，家里糊窗户的纸很快全都换成了当时的报纸。
抄家将大量个人财物（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以及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物品等）“充公”，比较规矩抄家会把抄出来的东西一一登记，然后充公保管，这一类的物品极少一部分在被抄家的人获得“解放”或是“文革”结束“平反”以后予以归还，更多的则不知去向（这个情况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不少）。
整个“文革”期间，有多少个“家”被抄，抄走了多少东西，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②、批斗
这是“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惩罚“坏人”，教育群众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①、开会批斗
这种形式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一般在体育场、市中心广场召开，有数万、十数万人参加，批斗的对象身份也很高（比如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斗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中央领导人、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大会、各界造反派批斗本系统知名人士的大会、各地批斗当地的“走资派”、“刘邓的代理人”的大会等等），小的则是各单位（包括单位内部的分支机构）召开的批斗本单位“走资派”、“黑干将”、“小爬虫”之流的大会。
到“文革”后期，批斗的目标就不再是那些“走资派”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投降派”时，挨批的换成了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历史人物（譬如周公、孔子），当然也是影射某人。
②、游街示众
这也是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消失的现象。“文革”前，好像凡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要在胸前挂一块名字上打了红“×”的牌子（古时候是在背上插上一根长方形的牌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市内行驶一圈，然后再去刑场吃一颗枪子儿。平时一般见不到游街的，到了“文革”时期就变了，“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统统都要游街示众。这倒不意味着这些人也被判了死刑，就此踏上了黄泉路，而是接受群众批斗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一阵天天都能看到一个或是一批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高呼“打倒×××”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示众的人也要跟着一起喊），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文革”期间真是彻底的发扬光大。那段时期，我们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某位领导、某些专家教授被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被革命群众押解着游街示众，有一次人数很多，发现我父亲也在队伍里，不过不是“革命群众”，而是被游街示众的，所幸是没带高帽子，但脖子上有块牌子写着“黑干将”。
批斗说是要“触及灵魂”，其实更多的却是“触及皮肉”，很多被批斗的对象都少不了要遭受一番皮肉之苦：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低着头在台上站着接受批斗就算是轻的了，有的批斗对象还要被一边一个人反揪着胳膊，按着头，身体弯成九十度，这样的姿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姿势还有个称呼叫做“坐喷气式”（以两只胳膊向后反翘宛如飞机翅膀而得名）。负责揪胳膊的人都要换班，“坐喷气式”的那位却要一直“坐”到底。多数情况下只能硬挺着，因为如果你坚持不住而倒下的话，那些“革命群众”是不会怜悯你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在装死以逃避批斗。这其实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
有的人在被批斗时态度很强硬，拒绝承认那些“揭发”出来的问题。这时，大会的主持人往往会怒斥他“不老实”，警告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人就带头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台下也群情激愤，真的觉得台上这个家伙太坏了，竟然敢抵赖自己的罪行。此时，那个犟脾气的家伙很可能会挨一顿耳光拳脚，严重的甚至是皮带、棍棒殴打。有的人就这样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还有的人不堪其辱，回去以后便自戕了。死了也逃脱不了，还要被斥之为“自绝于人民”。
4、“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黑五类”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还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奇怪的是没有“资本家”），是“文革”前就有的概念，“文革”全面发动后，又出现了诸如“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要被“打倒”、“专政”的对象，于是这类对象和之前的“黑五类”一起，统统有了一个新的专属名词，就是“牛鬼蛇神”。
像大学和医院这种专家、教授、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着实不缺“牛鬼蛇神”，这些人中有一部分1949年以前就在国外留过学，不是留美，就是留欧（1949年以后留苏的也好不到那儿去，因为那时苏联已经成了“苏修”，是中国的二号敌国，去苏联留学的还能是好人吗？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是免不了的），“文革”一来，在大学、医院的领导还没有成为“走资派”的那个阶段，他们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西南医院那几个老教授基本都扣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
这里说一位C教授的遭遇。
C教授解放前就在西南医院的前身――国民党政权时期的一所医院任职，后来成为第七军医大学的教授，“文革”调到野战外科研究所担任领导。
“文革”开始后，C路上高呼口号，吸引了不少人加入（主要是看热闹）。一些“革命群众”为了表示自己对“坏人”的憎恨，不断的对他施以拳脚。在那个年代，“牛鬼蛇神”挨打不是什么稀奇事，所以这一路上他被打得很厉害。
走着走着，C教授忽然两腿一软倒了下去。一开始那些“革命群众”还认为他是装的，以逃避批斗，于是一面斥骂，一面用力的将他拖起来、架着胳膊继续游街。但拖着拖着发现情形不对，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口、鼻中还有鲜血溢出。这些“革命群众”中学医的不少，一眼就看出情况是真的不对，刚才还脸红脖子粗的高呼口号，此刻傻了眼，尽管C教授是批斗对象，但毕竟不是死刑犯，何况批斗他的那些人并不是乌合之众，都是大学、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军人，知道批斗可以，但把人斗死了就非同小可，大家赶紧将C教授送进手术室抢救，怎奈他伤得很重，死在了手术台上。
那天，家母带着家兄和我从外面回来，恰好在大学后门那里遇见他被游街示众，那时他已经昏迷，被人拖着走。目睹此情此景，家母赶紧带着我们避开。
当天，C教授对抗批斗他的“革命群众”、服毒自杀的消息就传开了，说他在被拉出去批斗之前就在身上藏了氰化钾，途中吞服了，所以吐血。
他好像是我们大学唯一一个在“文革”中死于批斗现场、而且有一定地位的人，大人们都十分震惊，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文革”结束，C教授被平反昭雪，他的死因也有了新的说法：他并不是服毒自杀、而是被打死的（据说肋骨都被打断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
初期他们都被集中关押，居住地谓之“牛棚”，接受审查。
问题轻、态度好、交待彻底的“牛鬼蛇神”往往过一段时间就被“解放”，又重归“革命队伍”，军装上又可以有帽徽、领章，反之就要长期戴着“黑帽子”。
“牛鬼蛇神”不能光养着，审查之余，他们还要“劳动改造”。我们经常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他们。他们要么低着头默默地列队行进（去参加批斗大会陪斗或去食堂吃饭），要么拿着大扫把扫地或者捏着锄头除草，要么就是掏大粪、洗厕所。这些昔日的领导、教授、医生成了医院里地位最低的勤杂工。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不再被集中关押了，有的去了干校，有的虽然可以回家与家人一起生活，但“帽子”却没有摘掉，只能穿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依然从事着打杂的工作，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结束了这屈辱的生活。
5、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使一些在“文革”初期本已躲过一劫的人，这回却再也没有能“隐藏”下去，纷纷因为自己真实的家庭出身、“历史问题”被“清理”出来。而且最可怕的是你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揪”出来。
那一阵，军医大学或者附属医院，只要一开全校或全院大会，就有几个平时看不出什么异样的人变成了“牛鬼蛇神”。
那个过程经过了精心设计，绝对充满悬念。一开始，照例全场高唱语录歌，高呼口号，然后由“革委会”的某个领导讲话。讲着讲着，他会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现在，把×××分子×××揪上来！”那个被点名的不幸者就被事先安排在他身边、一秒钟以前还与他谈笑风生的人一把擒住，三下五除二的撕去帽徽和领章（如果是军人），然后老鹰抓小鸡一般的拖到台上，全场一片哗然：没想到啊，这家伙居然是×××分子！紧接着就是全场高呼口号，那个人几乎瘫软如泥。这样搞了几次，一开大会人们就猜测这回又会是谁？
各单位都有一批“根正苗红”的人组成的专案组，就是专门调查被怀疑的对象的。从一个一个有“问题”的人被“清理”出来来看，可见专案组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在技术手段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凭着对“伟大领袖”的一颗“忠心”，循着各种蛛丝马迹，搞清了那些隐瞒了个人历史问题的同事的“画皮”，还他们“真实面目”。其实，这些“牛鬼蛇神”，有的只是把自己的家庭成分从“地主”、“富农”说成是“中农”、“贫农”，有的则隐瞒了自己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国军”的历史，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很多人在单位里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平时十分低调、老实，有的在工作中还有良好的表现。
我有一位小学同学，他母亲姓Z，是西南医院检验科的一名化验员，胖胖的，待人非常温和。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同学正在玩耍，忽然几个军人（有男有女）神情严峻的经过我们身边，朝另一片家属区走去。这几个人都是父母的同事，所以我们都认识，他们在此时出现以这种形式出现，意味着有什么人要倒霉了。问他们是揪谁，他们随口说出的名字吓了我们一跳，就是那位Z阿姨。我们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平时总是笑呵呵的阿姨居然也是坏人，而且还是我们很要好的同学的母亲。
跟着他们，来到了Z的家。那几个军人敲门后，是Z的丈夫、一位脑外科主治医生开的门，一看见门口站的人，他显然立即明白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但表现得非常平静。那几个军人说了他们的来意，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屋去了。几分钟后，Z阿姨出现在门口，她头发有些乱，外衣还没有完全扣好，表情有几分惊惶。那些人告诉她，她有历史问题，经组织决定，现在要将其拘押审查。说完，几个人便上前将她的领章扯了下来，并架住她的胳膊。几乎就在同时，Z阿姨忽然放声大哭，在那个寂静的中午，她的哭声显得很响。那几个军人显然也有些不知所措，毕竟也都是同事，赶紧连呵斥带劝阻的要她不要哭，但不起作用，她依然大放悲声。她的两个儿子此时也出现在门口，惊惧的望着他们的母亲，尤其是小儿子，眼中噙着泪水，却又不敢流露什么。就这样，Z阿姨一路哭号着被带走了，她的丈夫和儿子站在门口，目送她远去。我们跟了一段路，好像也受到了她哭声的感染，没有那年代对被揪出来的人常有的憎恨，觉得她大约是有些冤枉的。
后来才知道，她在学生时代曾经加入过“三青团”，但是参加解放军以后，这一段历史没有主动向组织上交代过，结果不知怎么给查出来了，现在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看看是否还有其它什么更严重的问题。
她和她丈夫是那种很少招惹什么是非、也不得罪别人的人，“文革”开始后也没有上窜下跳的成立“组织”或参与造反，人缘还不错。加之解放前曾经加入过“三青团”的学生不少，按当时的政策，只要不是骨干，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一般审查一下也就没事儿了。
她的两个儿子也属于那种规规矩矩的乖孩子，从不与人打斗争吵，更不参与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即使在他们的母亲被“揪出来”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相反在面对他们时还会因为目睹了他们的母亲被带走时的“悲惨”场面而有些尴尬，小心翼翼的尽量回避提起此事，以免惹得他们不愉快。
但是，更尴尬的场面还在后面。
有很多次，我们在院子里遇见Z阿姨跟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劳动，只要她儿子也在我们之中，她就会扛着扫把，远远的站在那儿，呆呆的朝这边看。我们赶紧告诉她的儿子说她们的妈妈正在那边看着他们，她的儿子偷偷的觑她一眼，便低下头，也不说话，小的那个有时候眼圈儿都红了，搞得我们也跟着有些伤感。
她被关押的时间并不长，据说除了她的问题不算严重以外，她的态度也很“端正”，所以很快就过关，被“解放”了，重新恢复了军人身份。另外一种说法是她流露出的那种强烈的情感，打动了别人。听到她被“解放”的消息，我们都为她的儿子高兴。
“文革”期间有许许多多被以这样那样原因“揪出来”的人，通常情况下，他们都神情木然，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看不出什么内心活动，象Z阿姨这样毫无顾忌表达自己情感的很少。
6、自杀者
“文革”期间应该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自杀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自杀者中有高级干部、学校领导、教授、文化界的名人，也有普通人，而我父母所在的第七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自杀事件。
①、大胡子
他是我在“文革”时期看到的第一个自杀者。我不知道他的姓名，籍贯是何方，只记得他长着满脸粗黑的胡子，在西南医院药房工作，平时就不爱说话，“文革”开始后更是少言寡语。
那一天上午，临近放学的时候，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医院一处围墙外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死人，而且是个军人！我和同学们一路狂奔，来到了现场。
我们到得不算晚，不过那里已经围着不少人了，大部分都是象我一样年龄的孩子。一翻上墙头，就看见一个军人仰面躺在围墙外的山坡上，旁边是一个我们曾经钻进去过的小山洞（重庆有很多这样的小山洞，据说是当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而挖的），虽然看不见五官，可是那一脸的络腮胡子和瘦高的体形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医院的保卫干事刘某和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正围着他在忙活。我没有勇气跳到墙外去，就趴在墙头上看：刘干事他们把死者外面穿的草绿色军裤褪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内裤。那时天气已经很冷，死者穿着土黄色的军用绒裤，从大腿一直到脚踝，整条绒裤的裤腿竟然因为浸透了血而完全变成了紫黑色！那些血已经凝固，看上去就像果冻。
他的右手，还握着一把老式的单刃刮胡刀，他就是用这把刀切断了自己右侧腹股沟处的动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地上没有多少血，血都被绒裤吸进去了。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怎么会知道围墙外面的那个并不大的山洞，但想必是事先找好的。那个地方到了晚上是一片漆黑，很少有人到那里去。我想象他在浓重的夜色中笨拙的翻过围墙，犹豫了一下后纵身一跃，跌落在湿滑的山坡上，可能还把脚崴了。他呻吟了一声，忍着痛站了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向那个山洞摸过去，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了。第二天上午，几个农村的小孩子到山坡上割草、途径这个山洞，偶然发现他在洞口躺着。当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时，便惊慌的对着围墙里面大叫：“有个解放军在围墙外面死了！”医院的人这才知道。
他为什么要自杀始终是个迷，因为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什么“革命组织”，是个“逍遥派”，但是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因而被“揪”出来。医院没有为他开追悼会，因为自杀本身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更让人怀疑他一定有什么问题才“畏罪自杀”。
他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死的时候才40来岁。
②、炊事员
一天深夜，我们已经入睡，忽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随后就听见父亲从另一间屋子里出来，来人低声和我父亲说了几句话，两个人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第二天，获悉是西南医院第二食堂的一个炊事员自杀了。他死了以后，人们回忆起他白天的举动，才发现已经有一些征兆。那天中午，食堂的主食是炸酱面（那时吃炸酱面算是改善伙食），他一气吃了两大碗，一边吃还一边连声说“好吃好吃”，别人笑他他也不在意。下午，他把食堂的一把菜刀借走了，说是有用，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直到晚上开饭他也没有出现，不过也没有人去找他。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一个在医院豆腐房工作的工人回去睡觉，在到作坊后面的山坡边上解手时脚底一滑，差点儿摔了一跤。待站稳后就着昏暗的灯光低头一看，地上有一滩鲜血，再朝旁边一看，煤堆上竟然躺着一个人，脖子上还有一道口子，血就是从这个人的脖子上流下来的。豆腐房的那个工人吓得魂飞魄散，尿了一裤子，跌跌撞撞的往外跑，一边跑一边狂叫。医院的领导接到报告，立即召集有关的负责干部到现场，才发现死者就是那个失踪的炊事员。我父亲就是被叫到现场的干部之一。
那个炊事员的模样、年龄我已经记不清了。和大胡子一样，起初人们也搞不清他为什么自杀，后来一调查，原来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但只是个小兵而已。不过，那时有一顶“帽子”，叫做“国民党残渣余孽”。估计他是被“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力度给吓坏了，知道早晚要被“揪”出来，就自我了断了。
那个豆腐作坊位置很偏僻，在一处悬崖边上，我经常去那里看工人磨豆子、做豆腐，那里曾经是我的乐园，可是那个炊事员把那里变成了恐怖的鬼域。事发后，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去看了现场，那个后院一片死寂，从山谷里吹来的风凉凉的。望着那个黑乎乎的躺过死人的煤堆，我们的头皮一阵阵发麻。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鬼来了！”大家便哭爹叫娘的往外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③、医院政委
他是西南医院的政委，正师职，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是大校，就住在我家相邻的那栋楼房的一楼。他的相貌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依稀记得他好象是河南人。
据他的儿子告诉我们，他曾经是地下党，而且被国民党逮捕过，后来和几个人一起从监狱厕所的粪坑里逃了出来。“文革”前，每到越狱的那一天，他都会把子女们召集起来，听他讲自己当年的革命经历。这种故事，我们只在书里、电影里见到过，现在竟能看到活生生的越狱英雄，不由得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文革”初期，他的境遇还可以，和其它领导干部一样，只是作为医院的“走资派”被斗过几次、“靠边站”，然后就没什么了。他妻子还让两个大女儿出面，组织我们那一片儿的一些小孩子到他家去学“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等等。一帮小孩子齐声朗诵、歌唱，引得路过的人们齐声夸赞。
然而后来他还是倒霉了，和那个写《红岩》的罗广斌有些类似，人们对他为什么能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活着出来产生了疑问。一开始是有人贴大字报，随后医院“革委会”成立了专案组，当年的“越狱英雄”变成了可疑的“叛徒”，他被单独“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拘禁了。
关押他的地点就在不远处的内科病房一楼的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看守着他。他很少出来，吃饭都是由别人到食堂买好了端进去。我们曾经爬到那间屋子的窗台上朝里面张望，看见他坐在桌子前低头写着什么（想必是交代材料），看守（都是他以前的下属）则坐在一边。
一天凌晨，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随后就听见父亲出来，跟来人一起走了。天亮以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整个医院：他跳楼自杀了！我和家兄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跟在别人后面，来到了现场。
他自杀的地点就在关押他的那栋大楼的西北角、医院的一个锅炉房的门口。我们到那里时，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水泥地上有一个人笔直的伸开双臂、趴在地上的上半身的印痕，一个完全是鲜血浸出来的清晰的印痕！听说他是从三楼跳下来的，平平实实的摔在了地上。虽然对他进行了抢救，但他伤得太重，还是死了。
离开现场，我们一群人往家走，远远的就听见他妻子哀伤的哭声。等走近了，只见他家的几个男孩子惶然的站在门口，他们的姐姐正在屋子里边哭边劝他们的母亲。他的妻子似乎并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哭得很响。那三个男孩子眼圈红红的，但是没有哭，看见我们，还努力挤出一丝笑来。我们中的一个幸灾乐祸的说：“你爸爸自杀了”。我清楚的记得，他的一个儿子红着脸，装出一副立场坚定的样子回答：“他是叛徒，死有余辜”。
多少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都感到非常难受：一个才12、3岁的孩子，竟会如此冷漠的在别人的父亲刚刚离开人世时候，毫无怜悯之心的再去伤害别人；而另一个12、3岁的孩子在自己的父亲以如此的方式永远离开自己、而自己的母亲正在悲痛欲绝的时候，却没有表现出一个儿童此时此刻应有的对父亲的感情，反而说出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来，足见“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已经把人扭曲成什么样了！
十几年后我故地重游时，发现那个楼并不是很高（但小时候却觉得那是个很高的大楼），也就十多米的样子，掉下来不一定会摔死，后来听说他那天晚上不是一下子就跳下去的，而是先蹲在窗户上，可能是在犹豫。一个护士查房时看见窗台上有个人便惊叫起来，把他吓了一跳，他猛的张开双臂纵身一跃，使得整个人平摔到水泥地上，结果摔得很重。至于对一个“叛徒”会不会全力以赴的抢救，我就不去猜测了。
整个第七军医大学和三家附属医院，在“文革”期间自杀或者失踪（第三附属医院的一个政委就是在嘉陵江边发现了衣物，却没有找到尸体）的还有好多。
几十年过去了，那深夜间突然响起的敲门声、那鲜血横流的现场以及倒在血泊之中的尸体，都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在回忆起这些事时，我总会想：不知他们用利器割断自己的动脉或者从高高的窗台上纵身跃下前，最后想的是什么？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