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到了分场和生产队才真正感受到北大荒的荒凉与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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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节过后，我和高国人同时从总场作业科分配去分场任分场农业技术员。当时春播即将开始，高去四分场，我去一分场。一分场场部在虎头北30里，七虎林河边，地名叫大王家，因建农场前当地住有三户姓王的打鱼人家而得名。一分场地势平坦，北有阿布沁河与三分场为界，南有七虎林河与二分场相邻，东为中苏界河乌苏里江，西则为茫茫的无人沼泽地。在八五一农场中一分场又是现有耕地最多的分场，有四个生产队、三万多亩已垦地。虽然各生产队都只是几栋茅草土坯房，但名字都叫得很浪漫，一队叫超英村、二队解放村、四队建国村，乌苏里江边的三队名称特别，叫丽江村。这些村名既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又都反映出北大荒人那种豪迈、乐观，为国献身、以苦为乐的思想境界。这些村和分场部相距十多里，另有个五队就在分场部旁边，其中除少数场部副业人员外主要是个劳改队。劳改中不少都只是因为在北京犯了些小偷小摸，就被判刑送到北大荒来了。全都是男犯，由管教人员持枪看押劳动。
如果说虎头还多少像个小乡镇，有着来来往往的人，住到了分场和生产队才真正感受到了北大荒的荒凉与神秘。一望无际的原野没个边，湛蓝湛蓝的天让人心胸开阔，辽阔空旷的荒野里几乎你走到那里都碰不到一个人。尤其是夜晚，万籁寂静中偶尔能听到一声狼嗥却像是婴儿的呜咽，更增添了荒原的几分凄凉。天空里繁星满天，什么猎户座、仙女座……总之，所有的星座都比坐在北京天文馆里看得还要真切；一人独处在寂静的黑夜里，望着天上的星星心境有一种特有的开阔和宁静。不仅如此，当时大王家各条河流里都盛产淡水鱼。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鱼。3月份的乌苏里江上还在冰上打冻网，一网下去能打一万多斤，一辆大解放都装不下。至于在鱼亮子的“迷魂阵”中捞鱼，那更是一种享受。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鱼都在里面成团乱窜，自己手拿小网想吃那条捞那条。管亮子的老汉指着他碗里炖的那一大碗鱼籽对我说：“这玩意儿好啊，能顶玉米面大饼子，吃了不饿”！
整个分场部一共不到四十人。除了场长、书记，还有四个副场长。场长姓邱，一位瘦高的山东汉子，当长工后参了军，蓬松的头、削瘦的脸，总是穿着那套褪了色的旧军装。他原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侦察营长，在朝鲜爬冰卧雪、遭受了两处枪伤并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转业后也分到了北大荒。肚里有不少现成的侦察兵故事，但只在他高兴的时候才肯给我们讲一点。他对技术员的工作十分支持和放手，每当我们去生产队检查作业质量，甚至因和生产队长发生意见分歧，队长用电话找他告状时。邱场长总是在电话里对队长说：“先听技术员的”！等我们回分场后他再详细听取情况并研究解决办法。在当时情况下能有这样一位领导真是一种幸运。分场原来就有一位农业技术员魏康，是位义务兵，中学文化，未经专业培训但工作兢兢业业，我们相互尊重、处得挺好。有一位主管农业的焦副场长管着我俩，是个中尉、老好人。可是管机务的翟副场长就不同了，一天他领着一台播种机组要把场部一块约百多亩的小地块种上小麦。叫上我和分场机务技术员王敬民去现场调整机具状态及播量，他看着我俩把一切调整结束开始播种后，就对我和老王交待说：“今天把这块地播完”！自己就先走了。可才播了半个多小时忽然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我和王敬民两人想方设法又坚持了一阵，由于地面湿土堵塞开沟器实在无法作业，只得领着机组回到分场部。翟副场长听说那块地没有播完我们就回来了，当即大发雷霆：“我是党委委员，我就代表党，你们技术人员只能想办法完成党的任务，怎么竟然敢自行改变党的决定！没困难要你们技术人员干什么”？正惶惑间，幸好邱场长闻声赶了出来，才算替我和老王解了围。不过翟副场长的这番言论与观点，在当时部分领导中还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分场的工作和总场就是不同，成天在地里。不是到连队去检查作业、了解作物生长情况；就是到开荒点去踏查荒地，连分场长都没有车坐全得靠两条腿走。我几乎每天都要走上几十里地，人虽累点但心里踏实。我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觉得比在总场成天打电话替领导写讲话稿强多了。当独自一人在无垠的大荒原上走着，宽阔的原野、清新的空气，确实让人感到精神无比清爽。你还不会觉得寂寞和孤单，因为荒原会和你说话：这边是长满乌拉草的水线、细细的三棱形叶子告诉你可别进来，弄不好就是陷人的大酱缸；如果有像馒头样一个个莎草科的塔头，说明水还不深可以在塔头上跳着走，即使一脚踩滑了，通常也就是湿了裤子鞋里灌水，还不至于把人掉进去；要连塔头都没有，那准是飘垡甸子，千万别往里去；那边是高高的小叶樟，活像那茂盛的水稻田，它是牲口的好饲草，可若想开荒还得排水而且黑土很薄、厚草皮下就是那不长庄稼的白浆土；最受人们欢迎的是榛柴岗和五花草塘，不但蓝、白、黄花开成一片，特漂亮、土质好更不受涝，可惜这样的地在一分场实在太少。咦！两块土质基本相同的小麦地，为啥一块长得还可以，另一块却又黄又瘦没它一半高？原来高的是去年伏季开的荒，矮的是秋荒地，生荒地没有经过伏天的熟化过程，刚过冬就种上了春小麦当然长不好。总之，几万亩土地像一个无边的大课堂，每天都在生动地向我讲述着新鲜的知识。我似乎忘记了离开农大时那种精神上的压抑和沉闷，深感和自然打交道远比和人打交道要简单和亲切，即使是和那沉睡了千万年的大荒原相伴，也让人心里感到踏实。
我又开始做起了一个绿色的梦。经征得邱场长支持，在分场部旁边专给我划了块地，有十多亩，还配了个专人建成个小试验区。起初只是想看看到底什么作物能在这种当时教科书上还没有名字的白浆土上长得比较好。但是最大的教科书还是在大地里，走在三万亩耕地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实验区里的各种田间对比处理，播期、密度……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些都是在新垦地上的宝贵资料，关键在于自己要留心。我每天按照场长的布置下队去完成他要我办的事，同时也就在地里观察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两不耽误；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调查本记录着每天跑地号的收获。作为单身汉，办公室也同时是我的宿舍，那时每月我有60元工资，因调干直接转技术12级，由于在团校时是供给制，虽然是行政21级实际每月只有四元零用钱。现在一下子多了十几倍，可北大荒又确实没多少东西可买，我忽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就自己花钱订了几本业务杂志，白天下地、晚上看书。甚至又接着农大时做的资料卡片继续积累起来。当然限于条件，资料收集的范围是根本无法和在农大时相比了。
我还开始把自己一些田间调查结果和体会写成稿子在垦区办的《农垦报》上发表。一年里可刊登了三四篇小文章。1959年密山农垦局已改称为牡丹江农垦局，局址设在虎林。管辖着密山、虎林、宝清、饶河、鸡东五县12个大型国营农场，耕地总面积已达到400多万亩。局农业处老处长赵柏，他是解放前省农事厅的人。曾留学日本现技术六级，很喜欢积累资料，尤其注重数据。每年冬天他都要召开全局的农业技术座谈会。每个农场来3至5人，架起黑板，谁都可以上去发言讲自己调查来的材料。当时垦区的作物主要只有小麦和大豆，所以讨论相关技术的内容其实也相当简单。但作为一块新垦地，适应的品种、播期、密度等都需要重新界定。大家都很认真，还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通过会议不但可以交流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更可以认识各农场的农业技术人员。北大荒人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技术人员中南京农学院的、北京农大的、东北农学院的、还有四川、吉林、沈阳、山东、苏北农学院……几乎全国农业院校应有尽有。由于农场间路程很远平时根本见不着，年终相见大家特别亲热。我对这个会议特别感兴趣。1959年冬天赵柏还利用会议组织大家编纂了垦区的农业技术手册，我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没想到，1959年年终我还被评为总场先进工作者。
北大荒似乎毫不嫌弃地接纳了我，我也似乎逐渐融入了这块大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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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沉睡了千万年的荒原是绝不肯如此轻易就被人唤醒的。这里有天灾、但更有人祸！
首先是1959年麦收前我去各生产队测产，由于当时是生荒地，又不施化肥，产量很低。亩产也就在五十公斤上下。可我们的播种量是每亩十四、五公斤，忙活一年，累死累活也就是一粒小麦换三粒。而且那年全分场五千亩小麦中竟有一千多亩地基本绝产。绝产的地块除了是不该在秋荒地播种的小麦外，就是开荒时把白浆层翻上来太厚了，表层板结庄稼连根都扎不下去。又是这个要命的白浆土！它不能不引起我对它的观察和注意。更要命的是遭遇严重秋涝，1959年从9月中旬开始就淫雨连绵。偏偏那年春天上级提出要贯彻“大豆为纲”，千方百计扩大大豆播种面积。为此大搞春开春播、就是春天当年开荒当年播种，甚至来不及整地就组织人工用小铲在垡片上点播大豆。使许多生产队的大豆种植比例竟达到接近90%。这种不顾科学种植结构的做法本身就使得机车和劳力不能全年均衡使用，人为造成秋收任务十分繁重和紧张。而我们在五边方针指引下开的荒、种的地，又根本没有配套的排灌渠系，完全是靠天吃饭。这下全分场又有近万亩大豆彻底泡在了水里。秋收时机械无法下地，各生产队只能组织职工天天拿着小镰刀在水里捞大豆，其作业之艰苦和粮食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北大荒的地到底应该怎么种？确实有不少问题值得好好研究。交了学费总得总结出点经验教训来才是！
但是上面似乎不管这些“小事”。因为那时全国强调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总场天天电话里追的就是要千方百计抓紧开荒，每天催报进度、催报明年的生产计划。北大荒寒冷的封冻雨远远抵挡不住上级发烫的头脑。据说8月份的庐山会议上，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大力反右倾，要拔白旗、插红旗。总之，一阵又一阵的反右倾热风从上面刮来，强劲地刮到了偏远寒冷的北大荒，也刮到了我所在的乌苏里江畔的大王家。
上图：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
首先是1959年12月，到处天寒地冻时总场下达了各分场明年的开荒任务。要求一分场必须开荒五万亩！五万亩！那可是我们现有全部耕地面积的1.6倍啊！还得新建多少个生产队？邱场长召集生产组全体开会，凝重地研究这个任务。我这个书呆子正埋头计算着还需要进多少台拖拉机才够。邱场长大手一挥：“先不管这个！首先得把地找到，有了地再跟上面要车”！是的，这五万亩可垦荒地在哪儿呢？分场现有范围内的荒地都已走遍了，大王家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现有成片的可垦地基本都已开垦，如不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现有地界内确实没多少地可开了。想再找出大片荒原来，大家眼光全都寄希望于分场西边那片无人沼泽区。从二万五地形图上看来，尽管那里遍地沼泽但终究长宽都有几十里地界，由于隔着个大水泡子，从来没人正式进去过，那里或许能找出些可垦地来。邱场长沉思良久，忽地站起身来，一巴掌拍在地图上，两眼放光下了死命令：“你们谁立即组成一个踏荒组，进入这地区去实地勘测，没找到五万亩荒地前不准回来”！他那刚毅的脸色，使我似乎又看到了朝鲜战场上当侦察营长下达侦察任务时的神情。是的！这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北大荒滴水成冰的日子啊！独自进入数百平方公里的无人沼泽区，既无车更无路；不说可能遭遇各种野兽，就是摄氏零下三十度条件下，在冰天雪地里要野营露宿几天几夜，究竟怎么过？又怎么吃饭？都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更不用说万一遭遇大风雪迷了路，后果就更难设想了。因此，这次任务确实不亚于朝鲜战场上一次火线侦察任务！我心里正在盘算着，只见义务兵出身的技术员小个子魏康噌一下应声站起来说：“我去”！真的，这事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的情景我终生难忘。那时候的北大荒人、那些转业官兵实在太可爱了，一有舍生忘死的任务就嗷嗷地争着上，真和战场上抢冲锋任务一样。而我却还在心里捉摸着那该怎么住、怎么吃？相比起来，更反衬出魏康的高大和我的惭愧了。
邱场长给了魏康三天准备时间。首先到分场劳改队里挑选两名有文化会画图，且刑期将满的轻刑犯作魏康的助手，言明完成任务可以记功减刑。每人都发给一件羊皮大衣、皮手套和毡靴。又让木工房做了两副高脚爬犁，上面装齐了大斧、镰刀、镐头、铁锨等各种工具，准备野外砍柴生火和探路，兼作防身武器。为防万一邱场长还专门给了魏康一支防身手枪。还有包括白酒、熟肉、干粮等食品和炊具与被褥。白酒是邱场长再三强调一定要多带些以驱寒保暖的。但除了指南针和望远镜外他们没有任何仪器，因为连整个分场也没有勘测仪器。由两名劳改人员拉着爬犁。他们从最西面的一队超英村出发向西徒步勘测，凭地面植被来判断脚下土地能否开垦，并手绘地图。起初是晚上生起火堆在野地里露宿，三个人轮流值班烧火和警戒。第四天在该区腹地一个柞木岗上发现了一座老乡废弃的烧炭破土窑，如获至宝。就以此为据点做辐射勘察，直到第八天才回到分场部。庆幸的是这八天里没起大风雪、刮烟儿炮，三人全都安全回来了，没人冻伤；遗憾的是八天里尽管走遍了这数百平方公里沼泽区，一直走到了相邻的八五四农场地界，也没有找到多少可以直接开垦的荒地。而且一些能开的地大多和现分场的耕地隔着两个近20里地的大水泡子。看来不搞较大型排水工程，夏天根本进不去。邱场长让认真画出勘测图附上报告，报送总场，请上级指示。
但反右倾的风却一阵紧一阵。“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几乎成了每次学习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口头语，人们普遍感到这种政治压力，遇事说话也更谨慎了。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邱场长和分场党委书记立即赶到总场开会。什么会议这么紧急？大家正揣摸间，只见第二天上午邱场长和高书记都拖着疲惫的身子、红红的双眼回来了。啥话也没说就回家睡觉，看来会议开了一整夜。午后高书记突然告诉文书通知各队生产队长、指导员和分场机关人员晚上7点到场部开会。原来是要连夜讨论1960年的生产计划。不过这会议一上来就宣布不是一般的生产计划会议，而是个反右倾的跃进会议，会上就要“拔白旗、插红旗”。接着就宣布了明年各队的指标，要开多少荒、种多少地、产多少粮。我一听比今年的实际完成数都起码要高出一倍以上。会场当时就乱了，各队队长都说根本不行。可高书记说了，这是总场党委的决定谁说完不成就要拔白旗（撤职）。在如此高压下有的队长见风使舵，嗫嚅地表示接受这个指标。可那也不行，还必须像模像样地编出一套措施来表示自己将如何实现这个指标，语气还必须坚决肯定。真是说假话都得说得理直气壮才能通过。就这样，半夜12点吃过夜班饭，会议又接着开。到了两点钟只剩下一向耿直的四队队长他就是不愿意编瞎话，反复只有一句话：“这指标撤了我也达不到”！高书记已经开始在会上组织大家对他的批判，名义叫帮助，眼看真要被拔白旗了。邱场长借口休息一下把他拉到外面去谈话，肯定是劝说了一顿。回到屋里他红着脸给自己扣了一通思想右倾的帽子，再把别人瞎编的措施也当作自己的说了几条。邱场长在会上又当着大家面把他厉声斥责了一顿，只是看起来有点像在演双簧，最后总算过了关。这时天也亮了，通宵的跃进会宣告结束。高书记立刻交代政工处马上准备汇报材料，当天就要上报总场党委。
我参加了“跃进会”的全过程。一夜没睡一言没发，也没让我们发言。这种会议气氛中机关的列会人员全都闷坐了一整夜，没人说话。这显然纯粹是一次上级向下级压任务、压指标的会议，和我们这些参谋关系不大。看来前天晚上邱场长去总场开会也是同样受了一晚上类似的煎熬，回来也就照葫芦画瓢转嫁给生产队而已，连开通宵会的方式也都是和总场学的。这套做法可能总场也是亲身从局里学来或直接由局里布置下来的。发明者也许是想用连夜通宵开会的形式显示对会议的重视，也借以渲染跃进的气氛；在向上级汇报时又可增加几个形容词。所以故意下午才通知连夜开会，至于最终是谁的创造发明就弄不清了。但是，今天重又回味到此，却实在不能不为我心中英明的党感到悲哀，因为这都是各级组织的行为。尤其令人悲哀的是：这里所有的“演员”，包括那位高书记和邱场长，心里都明白这纯粹是在胡说、在吹牛、在演戏。是上面逼着我说谎的！可能也因为这缘故，最后的汇报材料交由政工处起草上报，而不是由我们生产办来处理。
可偏偏老天爷却一点面子也没给。在1959年秋涝的基础上1960年春天的雨水仍特别多。4月份麦播时还算有几个晴天，但因上年秋涝，又是以大豆为纲，秋翻地少，麦播进度仍然上不去。到4月下旬地面严重返浆后，田间更成了一片水塘，又没有配套沟渠能把水排出去，各生产队的拖拉机都在家里趴窝。5月中旬开播大豆以后还是时阴时雨老开不了天。眼看今年完成的播种面积还没有去年一半多，更不用说上级下达的跃进指标了！邱场长成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红着眼，拖着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又有严重关节炎的腿，带着我或魏康，天天往各生产队跑。为了催播种进度，总场和分场又都开了一次通宵的跃进会。只是这次大家都学乖了，发言慷慨激昂，会议没遇到多大阻力。不过此后作业质量就越来越差，过湿作业、严重的复土不严等情况到处可见。一向重视作业质量的邱场长也对我说：“小蔡，对下面别管得太多了，能种上就好”！想想又补了一句：“当然得能出苗才行”。可惜，尽管如此，进度仍然有限。
一天，忽然又接到紧急通知：农垦局在八五八农场召开抗涝春播现场会，各总场和分场领导必须参加。邱场长去了，回来后传达说：八五八的经验是“先播种、后整地”，我和魏康都听不懂，怎么不整地就能播种？！原来他们是在地湿机车无法作业的情况下，先把大豆种子用人工撒在地面，说是这样可以抢农时，等天好了地干了再用圆盘耙耙地复土，所以叫先播种后整地。为了提高人工撒大豆的效率，他们还发明了“裤播机”。就是把人在地里一字儿排开，每人脖子上挎一条长裤、两裤腿都装满大豆种，两手捏紧裤腿管在未经整地的地里撒种。所以他们的播种进度特别快，马上就要超过农垦局下达的高指标了。我和魏康都觉得这办法简直是胡来，邱场长也表示怀疑，但这又是局里推广的先进经验，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明创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成果！弄不好还是我们的思想右倾。大家正犹豫间，文书过来通知邱场长，晚上总场召开“反右倾、拔白旗、抗春涝、促春播”电话会议，只见邱场长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一分场的大豆抗涝播种现场会终于召开了。天仍下着蒙蒙细雨，各队队长、指导员、技术员都来了；面对着一块一千亩左右的地块，邱场长站在地头，红肿的双眼说明他可能昨晚一夜都没合眼。他嘶哑着喉咙传达着八五八现场会的经验，安排的七名职工脖子上都挎起了“裤播机”，一字儿排开、每人间距有七、八米，在汪汪明水的地里洒开了大豆。邱场长跟在后面看着，嘴里还不断喃喃地念叨着“播吧！播吧”！我隔着雨帘望着邱场长因严重关节炎而有点一瘸一拐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睛模糊了，“这是邱场长吗？我怎么有点不认识他了”！
全分场的播种进度迅速上升，仓库里上百吨上好大豆种子也很快撒进了水汪汪的地里。如果说1958年的北大荒还曾发生在精神万能思想指导下，不讲科学不计成本，“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口号下，以革命激情和超强度的人海战术与物质浪费来推进建设的话；到眼前的反右倾，则成了在逐级政治高压下，只对上级下达的数字负责，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纯粹是荒诞的瞎指挥与胡来了。
当年夏天八五八农场因为大跃进的显著成绩，党委书记去北京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光荣锦旗，还作为国家‘先进农业集体’的代表，出国访问了东欧。此事很快在垦区的转业官兵中传开了，只是同时流传的还有一段顺口溜：“场长吹牛皮，书记坐飞机；抗涝播种放卫星，竟然发明了裤播机”。
强行违反自然和物质运动规律的人们，必将遭受自然规律的严惩！
就在当年秋天，牡丹江农垦局各农场都因此大面积绝产，守着肥沃的黑土地，却出现了大饥荒。然而，这难道又只是八五八农场书记和场长的罪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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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我从一分场被调到总场科委工作。这是农场按上级指示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新机构，主要是要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大搞发明创造。当时农场科委仅三个人。只是我刚报到工作了一个月，科委主任在谈话中听说我姐姐在台湾、农大肃反时还曾对我进行过审查等情况后，就通过组织科又把我调出了科委，安排到了总场作业科。后来才听说科委被认为是个保密单位，我的政治条件不适合在那里工作。
开荒、全力扩大耕地面积是当时全国农垦工作的首要任务。也许是认为黑龙江农垦的摊子已基本铺开，农垦部王震部长的眼光又落到了毗邻黑龙江的内蒙东部呼伦贝尔盟地区的大片草原。1960年8月牡丹江农垦局决定每个农场抽调干部按同一名称组建一个新农场的班底，一齐开赴海拉尔报到，想以此一下子建成一个内蒙垦区，说这叫“母鸡下蛋”。我们作业科的王科长被任命为海拉尔八五一农场生产副场长，他希望我跟他去内蒙建农场，并已通知我休息三天准备行装。那时候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只是不知道又因为什么原因，临行前一天忽然换成了五分场的陈技术员去内蒙，有说是这儿管生产的宋副场长不放我，我也没敢再问，又到作业科照常上班去了。几年后听说由于当时内蒙垦区的开垦，严重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引起沙尘暴。在牧民强烈不满及乌兰夫的干预下，不久被迫停止了。这不禁引起了我的遐想：倘若那年我真去了内蒙，不知道此后的人生飘流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那年月，个人的命运可远不如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王科长去了内蒙，作业科长换成了一位秦克中尉，高个子、四十岁左右，对技术员的工作十分支持，还鼓励大家作一些技术调查，这真是件好事。但是春季的大跃进、“裤播机”的恶果也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裸露在地面被水泡胀了的豆子，干干湿湿很快就丧失了发芽能力。即使个别豆种侥幸扎了根也被迅速滋生起来的杂草欺死了。百万亩耕地一片荒芜、惨不忍睹。大自然对那些违背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胡干、瞎指挥行为给予了狠狠的惩罚。但一向凡事强调“谁负责”的部队传统，这时候却见不到一个人站出来对此负责了。也没有任何反思或回顾，在垦区的报纸和文件上，能看到的依然是那些英雄豪迈的词句，把一切推到了老天爷身上，号召继续战胜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而各级党委的领导依然是英明和正确的。
实际承担这种胡干恶果的还是北大荒的普通劳动者。首先是为了多少能挽回一点点收成，每天超强度地劳动十几个小时，连过去十天才休息一天的大礼拜也不能休息了。每天在地里拉大网，像找宝似地在茫茫大地里寻找侥幸存活的豆株，用镰刀把周围的草割掉尽量让它有个稍好点的生存空间。可尽管做了最大努力，当年八五一农场十万亩耕地，平均亩产还不到10公斤，这还包括作业比较正常的小麦和撒播的水稻在内。整个牡丹江农垦局的状况也差不多，全局播种近三百万亩，粮豆总产只有4.3万吨，平均亩产也就10公斤，全垦区当年亏损3571万元。
起早贪黑地劳动、精疲力竭地干活还在其次，严重的财务紧张和粮食危机也落在了北大荒劳动者头上。工资发不出来了，每个职工的手里拿到的只是一个农场自制的白纸小存折，登记着尚欠发你的累计工资数。仅仅可以用它在农场的医院里看病或在农场的粮店里按定量买粮，此外就无法使用了，连在农场商店里也不能用它买东西。想支点现金那得恳求领导的恩准，批给你十块八块的。更严重的是，人均拥有一百多亩耕地的垦区，竟然吃粮成了大问题。定量标准一减再减：自1960年11月起职工每月粮食定量由原来的18公斤减为12.5公斤，家属（含小孩）10公斤；到12月，职工月定量减为10公斤，家属7.5公斤；到1961年1月职工月定量再减为7公斤，家属5公斤，而且豆饼也当粮食，一斤顶一斤。这个定量是什么概念？处在今天似乎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了！简单说来就是职工每天定量总计不到半斤豆饼，一块豆饼是14公斤，也就是说夫妻双双整个月里两人就只能啃这一块豆饼，却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文件上说是“低标准、瓜菜代”。可荒年的北大荒又去那里找瓜菜？有点冻萝卜、冻白菜早就吃完了。于是从上到下，都纷纷去寻找各种代食品，麦麸、稻糠等高级代食品，一般干部和职工是根本见不到的；为了至少在体积上能填充肚皮，于是玉米秸、玉米叶、豆秸、稗子壳都用粉碎机粉碎后掺混到口粮里。实际上人的食粮已经变成了和畜生吃的差不多了。好在几乎所有的牲畜都早已被饿死或杀光，没什么东西会和我们抢这些秸壳。上级党委还正式下发红头文件，列表说明豆秸和麦秸里也含有多少蛋白质和卡路里，垦区的地里又有着多少万吨秸壳可以养活多少人！……似乎依然是前途光明。真不知道起草这个文件的又是哪位知识分子的杰作，只是没人出来说明人的胃怎样才能跃进到可以把这些营养成分像反刍畜生一样地消化吸收。1960年11月我已由作业科调到五分场任农业技术员，每天在分场的集体食堂吃饭。由于粮食不足，经费又紧，那年的食堂没有取暖。在零下20度的空食堂里，一天吃两顿饭，每顿也就给一个棕黑色的窝窝头。一股腥味，嚼在嘴里满嘴沙子和柴草，那是豆秸粉或稗子壳，当然没有菜，无法下咽，全靠用开水往喉咙里冲。确实，至今我都似乎难以理解，人的适应能力竟然能这么强，每天这样的食物竟然还能吃下去，而且还希望这个腥黑的窝窝头能再大点才好！那时候谁能被安排在食堂里工作可真是最好的美差，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尽管群众的眼睛也瞪得血红，但终究可以得点方便，至少那代食品窝窝头可以多咬两口。
到处是一片饥饿的议论，怎么才能想法找到点吃的，成了每天相互间主要议论的话题。但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北大荒人更好！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大家还是相信党、相信垦区和农场领导的说法，相信造成这个局面完全是天灾，咬着牙也要挺过这个困难。
极度的营养不良使农场浮肿病人大量发生，以至因此死亡。根据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字，1960年10月至1961年2月底仅仅五个月内，全局职工和家属非正常死亡491人，其中职工364人，家属小孩12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各种原因中，浮肿病及由浮肿病引发其它病死亡者占52.5%，因冻饿、乱吃造成食物中毒等原因致死者占27.1%（以上均根据《北大荒移民录》中1961年局党委的报告）。我就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五分场三队的技术员因组织职工在地里割稗草籽，他没和职工一齐把自己割的那些草籽交公而是拿回了家里，被揭发受到全队大会的批斗，还取名叫稗子批斗会。一队有一名职工因饥饿在大豆选种时偷吃了好几把生大豆，当场因大豆膨胀腹痛得满地打滚，我正好在场，大家把他抬上拖斗还没能赶到场部医院就活活胀死了。那年头，尤其孩子多的家庭最是难捱，一位我熟悉的转业军官家属，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有道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可小孩每人每月只有5公斤的定量，简直无法想象怎么来给孩子们做这顿饭。偏偏该转业军官在外培训，虽从牙缝里省点粮票寄回来也是杯水车薪，那家属腿已浮肿，还得天天到处去找树皮挖野菜供这三个小子的嘴。一天因为灰菜中毒全家的脸都肿了，她觉得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只得找人捎信给孩子他爸，让他赶紧想点办法。那位转业军官也无法可想又从信里寄来了10斤粮票，家属识字不多把信给我让我帮她念念，我看了信却读不出声来。因为信里写道：“粮票再也没有了，这已是我下个月的口粮。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实在不行宁肯饿了孩子、也不要亏了自己，孩子即使饿死了，过了灾年咱们还可以再生孩子的……”！我噙着眼泪就是没法为她念出这封信来。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是忍辱负重的北大荒人，可谁又能责怪这位父亲实在太狠心了呢！？
当年这十万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意气风发地开进北大荒时，听到的是“三年全部机械化、五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景。可绝对没有想到，两年后等待他们的竟是这样一个北大荒：寒冷、饥饿、虚弱、夜盲、浮肿，还拿不到工资！
这确实是天灾！从1959年到1960年北大荒年降水量都超过了700毫米，比常年平均值高出近200毫米，遍地涝害使机车无法作业。但这更是人祸！因为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大跃进和“五边方针”指导下开发的北大荒，一味只求扩大开荒和播种面积，薄弱的农田建设基础几乎没有任何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实那位因反对“五边方针”而被逼在局党代会上自杀的向副局长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在此情况下，面对灾害来临却又完全惊惶失措，企图继续以高压的政治态势来保住自己已经吹出去的牛皮，蛮干加胡来，真以为只要自己一声吼，灾害也会退着走！结果当然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不仅如此，这也是当时组织开垦北大荒的领导者，在指导思想上实际存在着只注重生产建设的“成绩”，而漠视劳动者的生活、甚至置他们生死于不顾的封建领主奴役思想的具体体现。退一万步说，只要把当年春天那些白扔在地里的几百万公斤种子不种，留作口粮，那年垦区35万吃豆秸粉稗子壳的北大荒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孩子将会怎样感激涕零啊，那可是几百万公斤最好的粮食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说这是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评价所谓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说的话。
1961年1月14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开始意识到1958年以来浮夸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强调首先要重视农业、大办粮食。为贯彻中央指示，牡丹江农垦局各级也都层层举办“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学习班”。一般干部在总场党校轮流学习半个月以提高对粮食的认识。我参加了第二期学习。然而使我深切感到的这不是学习，而是一场难以理喻的政治嘲讽。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一块几乎完全是豆饼和秸壳粉混成的小窝窝头，因为党校没有生产队那些代食品来源，学员们还得饿着肚子上山去打草、砍柴烧炕等重体力劳动；两天在冰冷的教室里听一次所谓的报告，教员有气无力地念着上级文件，讲着农业和粮食有多么重要，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却从不涉及垦区现实的任何经验和教训。即使偶尔提到也仍然只有党委英明正确、战天斗地的口号和成绩辉煌的数字。最有趣的是每天的小组讨论，人们真是疲惫了，没人提意见更没人发议论。大家就这样面对面地闷坐着，少说话也可以省点气力。是的，难道这些成天只以几两代食品勉强维持生命、饥肠辘辘的学员们，还需要在思想或理论上去提高他们对粮食重要性的认识吗？大家相互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保命要紧！熬过这半个月赶紧回家，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这种上面犯错误，却需要下面来替领导学习和提高的做法，原本也是我们建国后常见的怪现象之一。
其实，上述这种农场自己内部办的学习班应属于例外，因为在那年月通常开会还是改善生活的一种机会呢。我有幸在这个严酷的冬春里参加了三次会议，尤其是参加局里在其它农场召开的会议，接待开会的农场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至少也能给与会者吃到真正的粮食，这在当时已无异于山珍海味了，难怪有人说开一次会可攒下三天的油水。不仅到外面去开会是这样，在本地筹备会议也能沾点光。我们五分场多次开会，如党代会、誓师会等等，都由政工干事顾志德和我共同负责给领导起草报告。当时分场规定：谁给领导写材料打夜班的，食堂可以给5条一寸半长的小猫鱼当作夜班饭。打夜班的标准是超过晚上12点。我和老顾两人心照不宣，每次写材料非到午夜12点“才能”写完。然后两人守着办公室的火炉用自己的饭盆在炉盖上炖着小鱼汤，连鱼鳞和肠肚都舍不得扔一点，那味道可真鲜啊！似乎此后我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鲜的鱼汤。
除此以外，作为农业技术员我管理着全分场种子发芽试验的任务。虽然供试验的粮食样品管得很严，每份都要过秤登记和回收。但发芽后的副产品还是给我和试验员留下了，就那黄灿灿的豆芽汤在那时候可是高级营养品呀！此外，由于是单身汉，经济上比较宽裕，真觉得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不计成本地去买当时农场卖的高价丸子、高价鱼吃。总之、一切以保命要紧。因此和一般职工比起来，我还应该算是没太饿着。可1961年春天到总场开会时见到在四分场任技术员的同学高国人时，没想到他竟然浮肿得那么利害。手指在额头上一按就是一个深坑。作为同学我实在于心不忍，当即掏出积攒的一斤粮票请他去虎头那家唯一的饭店吃饭。店里只有所谓的豆饼粥，实际是纯粹的豆饼渣汤，还要二两粮票一碗。粮票珍贵，我只是看着他吃，自己能省点就省点。老高连喝了五大碗还说没饱，我只得又掏出二两粮票请他再喝一碗，两人才走出饭店。由吉林农业大学毕业来农场的三分场农业技术员迮克勤，于当年夏天由分场徒步来总场开会途中，趟水过小木河时，因体力不支被水冲走。连尸首都没找到，只在下游拣到了他随身携带的小黄挎包和一件衣服、一只鞋。那时北大荒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他又个是单身，最后连找尸首和追悼会都没人管。只是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残留着这么一个“故事”。
严酷而又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一些“盲流”职工的逃跑。其中包括某些1959年从山东组织来的支边青年，山东支边青年以女性居多，是当时王震想改变“北大荒缺少大姑娘”的人口状况，1959年从山东农村动员支边来北大荒的。农场就在各主要路口设卡堵截，截住后再送回原生产队。五分场场部在月牙村，是八五一总场通往虎林的门户，农场在那里设了重卡。逃跑者为规避堵截多在夜里远离大路、穿行大荒甸子，以至有的发生了迷路、冻伤，甚至被狼群咬死的事件。转业官兵中一些人则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向中央写匿名信，希望能向上反映当时北大荒的真实情况。但所有这些信都被层层照转又回到了农垦局手里。对一些语词较尖刻者，局里甚至当即定为“性质反动”的“敌我矛盾”，下达绝密文件要严密追查匿名者。幸好1961年8月时任副总理的邓子恢根据九中全会“恢复调查研究作风”的精神，亲自到北大荒进行视察，还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当时牡丹江农垦局“各方面的问题确实不少，产量低、工资发不出来，50%以上的劳动力搞非农业生产，炼钢炼铁……‘五风’为害，主要是官僚主义！”（邓子恢的讲话摘引自郑加真：《北大荒移民录》）。在中央的过问下，1961年后北大荒的状况逐步有所好转。
不过，我在五分场耽了也就一年。由于五分场的场长不像一分场的邱场长那样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而且由于我不会处理上下级的人事关系，春播作业开始后我俩之间就常有争执。当然他是领导最终还得按他的指示办。6月下旬分场组织夏锄突击，他以党委名义要求分场部全体机关和后勤人员到公路边上住帐篷苦战三天，拿镰刀割公路两侧油菜地里的大草。事先我曾建议他：当前部分大豆地草荒严重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用锄头先把这些地抢出来；油菜生育期短不久就将收获，锄草的意义已不是很大，而且即使锄油菜地的草也应该是用锄头而不是镰刀；6月里用镰刀割草不用几天地会照样荒，劳民伤财。他就是不同意，主要认为五分场地处总场大门口，是进总场的通道，路边的地有草不好看，用镰刀进度快，草荒的大豆地都不在路边上外边看不见。并且在动员会上直接宣布我是这次分场机关夏锄突击中镰刀割草的质量验收组组长，要对除草质量负责，还要我在三天突击完成后向总场党委起草这次突击的书面汇报。这不显然是让我作难吗？但这是分场党委的决定，我只能服从，只是在做完这一切后我详细地向总场作业科秦科长口头汇报了实际的情况。这下我也知道自己在五分场耽不下去了，1961年底秦科长把我调回了总场作业科，此时作业科已正式更名为生产科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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