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上图：时值1991年刚退休不久，家已迁北京，摄于雾茫茫的松花江大桥上。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沧桑；夜来风雪又鸣廊，照映白发头上。
身贱常愁用少，心痴更被言诓；满腔热血枉自忙,空余怅然回望。
西江月－－《己丑岁末感怀》
第一章 铁蹄驱赶下的童年（一）
1931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六，我出生在浙江省吴兴（湖州）县的南浔镇上。按说、我的祖籍应该是浙江临安县。父亲幼年以及各位伯伯的一生都始终是在临安那块土地上度过的，只是由于父辈家庭方面的某些原因，我们兄弟却几乎都没有去过临安。因此，在我心目中对临安十分淡漠，老觉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南浔，而且在我参加工作后所有履历表以至户口簿上，‘籍贯’这一栏也都填的是吴兴县南浔镇，这个错误甚至一直贻误给了我的孩子们。
不过、古镇南浔－－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它位于太湖流域，盛产丝绸，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离开南浔时我还不满八岁，此后再也没能重游故地。记得母亲曾经说过，我家在南浔居住的那套院落并不是我家的产业，而是租住的。它那粉墙黛瓦、院门外的石板路和毗邻石板路下面那条小河，还有不远处架在河上的那座高高的石拱桥，院内一栋在南方村镇常可见到的两层青瓦小楼，以及一条由院门通向小楼的弯曲碎石小路和长长的葡萄藤架……，那一派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美境，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它那依稀尚存的影子，每一处都情不自禁地勾起我一串串儿时温馨的回忆。
1931年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它和血腥的九.一八国难日联系在一起。我恰恰就是这一年出生的，这也就注定了我的童年将始终和兵荒马乱紧紧拴在了一块儿，并且从小就浸沉在民族救亡的呼号中。此外，1931年是农历辛未年、羊年，按当时老一辈人看来，“属羊的孩子命硬、性子倔，将来注定是要受苦的”。偏偏我又是正月初六出生的羊羔子，“正月里的羊不但没草吃，还是一个挨刀的货”！这些话虽然是老辈人的迷信，但不知怎的，现在回味起自己一生中走过的路程、似乎冥冥之中真好像有那么点朦胧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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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1892年生于临安一个农民（自耕农）家庭里。弟兄五个、数他最小，却一心要读书立业。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自己多方借贷和勤工俭学，父亲终于在而立之年毕业于当时的北平中国大学哲学系，不久就和我母亲结了婚。由于该大学校长是曾任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父亲毕业后就在当时的外交部里谋了个职位，从此他也就永远告别了祖辈在临安的种地生涯。随后不久，父亲被外派到南洋群岛各地，整个三十年代，先后在南洋诸国担任过随习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就现在的观点看来，父亲虽然在国民党政府内多年供职，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但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属于五四时代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由于家庭出身和本人经历的原因，他在某些方面秉承了中国农民善良淳朴的天性，遵行“老老实实做事、本本份份做人”这一基本信条。从此后情况来看，父辈这一做人准则也对我们这一代，特别对我等几个较大的孩子有着很大影响。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还参加过‘五四运动’、反对‘巴黎和约’、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示威游行，并曾遭受北洋军政府逮捕被关押了数天。所以、父亲一直认为他自己是十分爱国的。在南洋等地担任领事期间，他和各地华侨广交朋友，凡有所求必鼎力相助。由于不适应官场里的黑暗，大约于三十年代末，离开政界进入了商界。受聘于当时的华侨巨商胡文虎等人在香港开办的华侨企业公司，直到香港沦陷。
图：父亲（前排右一）1933年在苏门答腊领事馆
我母亲姓严、1907年生于北京。听外婆（外祖母）说，我外祖父是清朝一个朝廷京官，但早年去世，留下多个子女由我外婆寡居抚养。外婆本人基本不识字，却十分重视子女上学读书。可最后她生育的七个孩子中只有两女一男长大成人。我母亲是其中的长女，她前面的两位哥哥都是在读到大学时死于肺结核吐血，这是使外婆最为痛彻心肺的事。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母亲十五岁时从旧制府中毕业后就和父亲结了婚。用我外婆的话来说，按门户出身母亲当时可算是下嫁给了父亲的。
图：早年时四姨、外婆、父亲和母亲在北平照相馆合影
结婚后不久母亲就随着父亲的任职，周游于南洋群岛各地。起初母亲还当过几年教师，随着父亲薪俸的升高和子女的生育，她逐渐成了专职家庭主妇。1925年和1927年先后在菲律宾生下了我大姐和大哥，随即在南浔租住了住宅供养我的外婆，听说在乡下还另购置有田地。母亲在1931年父亲调任回国之际在南浔生育了我。为在外工作方便，父母亲仍带着大姐或大哥继续去南洋上任，把我就留在了南浔，所以我的幼年一直是由外婆照料抚养的。此后，1934年母亲在仰光生了妹妹、1935年又在巨港生了三弟。可能一方面父亲感到身边子女太多，尤其不久他又离开了官场，进入了商界，携带如此多的家眷在海外奔走多有不便；另方面19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的形势已日益紧张，于是母亲就带着所有子女一起回到了南浔镇上，只有父亲一人继续在香港和南洋各地为全家的生活奔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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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1年外婆在南浔我家的葡萄架下
其实、以上这些是很久以后我依据母亲在闲谈中断续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自己串联起来的，只能说是我家一个大致的脉络，既不周全、更不精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大人的事小孩是决不准许打听的，大人更不会主动和小孩子商谈家里的事情，也许只有作为老大的大姐例外。所以我的童年倒真是天真无忧，不用去管那么多烦心的事。留在我儿时依稀记忆里的，仅仅是父亲老忙着在外面做事，很少回家，我们几乎很难见到他；只有母亲领着我们一大群孩子、和外婆一起在南浔那栋白墙围着的村镇大宅院里过日子。而其中我又比较“特殊”，由于出生后一直由外婆带大，故吃住仍全和外婆在一起，与姐妹们的来往反而相对较少。特别在大约六岁那年，我在二楼窗口独自爬在凳子上用玩具喷水壶往窗外洒水玩，一不小心自己头冲下由窗户翻了出去，下面是石板天井，幸好命大，坠落过程中在空中翻了半个筋斗，屁股着地没造成什么外伤，但由剧震招致的内伤使我随后高烧了半个多月，两只耳朵也发炎化脓最终导致左耳从此全聋。因此小时候在众兄弟中就数我的身体最不好，这更使我成天和外婆偎依在一起，听着外婆给我讲些《岳母刺字》《木兰从军》《苏武牧羊》等老故事；因此使我和自己兄弟间的交往就显得更少了。这也许促成我从小性格较为孤傲，不善合群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使我对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比大姐、大哥知道得更少。
上图：1935年大姐和我在南浔照相馆里
也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业已成黑云压城之势。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接着8月13日上海战争打响，日军的铁蹄很快踏遍了长江三角洲。母亲带着外婆和我们五个孩子逃难到乡下，地名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叫绍漾里。住所门外有一片大桑园，我和哥哥常跑到桑园里去玩。在乡下、母亲还曾请过一位私塾先生在家给我们三个大孩子讲古文，以免荒废学业。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学过的文章有《陋室铭》、《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可住下没几个月，当地突然土匪横行，我家是该村被抢劫的第一家。那是在一个深夜里，一条大船悄悄从河里靠了岸，船上有十多个人忽地冲进我家来，手里拿着各种器械，满屋翻箱倒柜地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抢走了不少他们认为有用或值钱的东西，运上船走了。幸运的是那天他们在我家行抢时没有对任何人行刑拷打，但全家人都已被吓得要命。接着几天的夜里相邻各家都挨家被抢，而且手段越来越凶狠，出现了用各种土刑法逼财的情况。有的家人被吊打、有的户主被剥去衣服捆绑后放进烧红的大铁锅里烙烫……，追逼着把转移或埋藏的财物拿出来，几乎每天早上一开门都有使人更加害怕的消息传来。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感到乡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急将情况告知仍在香港的父亲，随后父亲就先到上海租界里租了一套房子。当年冬天，正是日军进行疯狂的南京大屠杀前后，我们全家就从乡下乘一条木船逃进了上海租界里。沿途有时还可看到河面上飘浮着被枪杀的穿着黄布军装的中国士兵尸体，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被杀的？尸体怎么会飘在河里的？但这种血腥的画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决不仅仅是一时的惊恐，而是深深打下了令人难忘的中华民族受尽外人欺凌的烙印，到今天、它依然是那么清晰和震撼！那年我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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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特有的怪物，明明是中国的上海市，却在市中心划出一块完全由外国人统治的领地，称为‘租界’。这里连马路的名称都是用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什么霞飞路、巨籁达路、慕尔明路等等，我长大了才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就是带兵侵略中国的头领。在英租界里的警察、叫巡捕，都是印度人，头上包着红布或黄布，满脸大胡子，我们叫他红头阿三。其实印度那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些阿三却显得比中国老百姓还高出一等，常可看到他们在大街上拿着警棍使劲殴打中国的苦力……，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没听说美英这些发达国家在租界里讲什么人权！尽管那时我还很小，不谙世事，但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却是终身难忘的印记，怎么我们中国人总是受人欺侮？课堂上老师讲历史课听得也就更加真切，原来中国丧权辱国已有一百年了！从那个叫慈禧太后的时候起就一直在割地赔款，一赔就是几万万两银子，不但把中国赔得那么穷，连中国人的骨气也全都赔光了。眼前日本的侵华气势、租界里大街上穷凶极恶的红头阿三，以及那些拉黄包车的中国苦力们见到他们点头哈腰、忍气吞声的模样，似乎天天都在敲击着我们这些“类亡国奴”的神经。不过、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和英美开战，虽然日寇早已占领了上海、南京等大片领土，却没有进入上海租界，租界内不但仍然悬挂着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用着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读着国民党的教材，连境外物资运输和人员活动、汇兑也还基本照旧。使得我们到上海后的生活还能继续维持。
上图：在上海时的全家照有外婆和我们五个孩子
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即现在巨鹿路的一个弄堂里。共租住两间房间，我和外婆还有女佣（保姆）共三人住在三楼的亭子间里，母亲则带着大姐、大哥等四个孩子全住在二楼一间稍大一点的朝南房间里。做饭则全楼的房客都到一楼的公共厨房去做，用各家自己的煤球炉烧饭。全家7口人吃饭都集中在母亲住的那间房间去吃。父亲只是偶尔从香港回来在家住上几天就又走了。到1939年我四弟在上海出生，母亲他们住的那房间就显得更拥挤了，一间屋里住着一个大人、五个孩子。
到上海后我就在当时的上海英租界、又叫公共租界，威海卫路的民智小学正式上学了。好像是直接插班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和大哥在同一所学校，但他比我高三届。虽然学校和住家位于两个租界，但实际离家并不远，只相隔两个十字路口，中午一般由女佣给我和大哥送饭。说起我家女佣必需说到阿月姐，她姓顾、全名顾月雪，是浙江定海人。丈夫是近海渔民，因家境贫困、更因丈夫酗酒、酒后经常打老婆等原因，她只身离家跑到上海帮佣，后经人介绍大概是在1939年前后来到我家作保姆的。多年里和我家相处甚好，大家待她和自家人一样。后来她自愿随我家由上海迁到重庆，到1953年“五反”后才离开我家。此后数十年，我们诸兄弟始终和她保持着联系，大家都叫她阿月姐。直到2004年她在上海去世。
图：1954年离开我家时的阿月姐（左一），母亲居中。
实际上，这时我家家境已明显中落了。尽管由于前述原因，我们小孩都不清楚家里的真实情况。只见母亲的情绪日益变坏，烦躁易怒，成天打麻将并经常喝酒，甚至酒后自言自语、生气哭泣。每遇到这种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都躲了起来，以免招惹是非挨骂遭打。总之家里的气氛显得相当沉闷。我更是成天和外婆一起呆在那个亭子间里看小说，除了吃饭，很少到母亲和兄弟们住的大屋去。外婆基本不识字，但却坚信“唯有读书高”这一古老的教义。只要看见孩子拿着书在看她就高兴，既管不了也不知道孩子看的究竟是什么书。但是外婆却知道不少书的名字，什么《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包公传》、《施公案》、还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大都是她过去去茶馆听说书听来的。我就经常按照外婆说的书名跟她要钱到书摊上去买，买回来就一个人闷着头看。起初有些囫囵吞枣，特别是这些书里总有许多旧体诗词夹在故事里难以看懂，可渐渐地还真能看下去了。外婆柜子里存放我的书也越来越多，最后竟装满了整整一个大抽屉。尽管都是上述这个类型的旧小说，但那些民族英雄嫉恶如仇、血战疆场、驱逐鞑虏、精忠报国、浩气长存的故事，却使我着迷、令我振奋。由于当时上海社会秩序很乱，小孩能成天守在家里不往外乱跑只会得到大人们的赞赏，这就更加促成了我这种封闭性的生活圈子，一放学就跑回家看小说。整个小学期间简直没有任何同学间的交往，连自家兄弟间的玩耍和交流也很少。孤僻的生活使我从小就缺少学习社会和处世待人的历练。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