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昭国
荆老师与二班
搅动学生们学习心态的招工风潮总算过去了，空前绝后的初一年级500学生的庞大队伍，只留下了三百多人。学校对安心上学的，重新调整了班级，以原初一（十）的学生为主，34人组成了初二（二）班。班主任也换了，一位姓荆的男老师接了我们这个有名乱班的班底。
荆老师也是大大的个子，讲话有点南方口音，有一张很精彩、生动的脸。他无论跟谁谈话，都盯着对方的眼睛，而且炯炯有神，似乎能看透你内心深处的每个角落。他的眼窝很深，眼睛很大。一旦生起气来，眼珠都瞪圆了。不了解他的人，在他的注视下，一下子就心虚了，从心理上先败下阵来。
荆老师是连鬓带络腮胡子的脸，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泛着青光，我不由地联想他如果留起胡子，那一定可以跟恩格斯的大胡子比美。
教室自然也换了，是二楼的东半部一间小教室。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把教室挤得满满的。黑板做在西墙上，南面墙上有三个窗户。光线刚好从左方射来，真合乎人们的XX要求。
他教我们的政治课，第一部分就是社会发展简史，那是跟历史课刚开头讲得很近似的一门功课。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分析入手，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观察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如何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逐步形成了私有财产，使一部分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财富；再加上部落之间争夺食物资源的结果，使一部分俘虏失去人身自由伦为奴隶，而这些奴隶的所有人就成了奴隶主。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
我不懂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它的“坏”的一面？如果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答案，只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追认，不能预见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
1958年10月份，是在朝鲜的志愿军回国的日子。我们班跟志愿军的“荣誉军人”（是当时对在战斗中负伤人员的另一种称呼）一起联欢，地点就选在北海公园的西北角，选在那时还没有拆迁的万佛楼内。我第一次跟他们握手，当我伸出不大的小手，放在那失去了双手的光秃秃两只前臂中间，我的心猛地收紧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有多少志愿军战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光荣负伤，甚至流血牺牲。今天，可咒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些年轻的“荣誉军人”，还得长年陪伴着各不相同的残疾，度过他们的终生。
那一年，可是经济大跃进的一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上半年就提出全年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喊出口号：为完成1070而奋斗！
那个时期，我们的“老大哥”刚好成功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放卫星”成了最时髦的语言，
1959年麦收时节，荆老师带领我们班到京东的双井收割麦子。麦子地就在一大片电台发射天线的下面，大概共有几十亩吧。村子离这很远，麦子长得一点都不好，矮小而且稀稀拉拉的，不用打“腰子”，只要用镰刀割下来，用平板车运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就算完成任务。中午，队里派社员挑来了开水，同学们拿出各自带来的干粮，就坐刚刚割完的麦子地里，在那高大的象蜘蛛一样密集的发射天线的下面，休息、吃饭了。我们跟社员拉起家常，说起用电。他有意无意地说起：社里的人只要拉根电线，把两头一接个电灯，就能亮。我们上物理课，还没有讲到电场、磁场，我们尤其是不懂得电磁污染，你想啊，“凭空”一段电线就能使灯泡亮起来，人们停留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体可是一个导体，想来所产生的电流应该是很强的，其对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候，也只有蒙蔽这些学生来干这些工作吧。
入团及考验
（要点：一、入团的反复，难于上青天；二、“四清”的考验，第一次申请书：壮志凌云；三、批“极左”，第二次申请书，“大梦初醒”；四、“改行”，我的第三次，“强孥之末”；五、离岗，最后一次，私下的谈话）
1959年11月3日那天下午，北京四十一中学初中三年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发展新团员的会议，正在学校的西教学楼二层中间的一个小教室里进行。
本来不大的小屋里边围坐成一圈，那是因为初中三年级团支部成立不久，同年级八个班总共才有十几名团员，只能和在一起建立一个支部。会议议程是关于讨论发展新团员的问题，我就包括在发展名单中。会议中一共要发展几名团员，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的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同班的洪建和熙会两位同志。当时，初三（二）班只有他们俩是团员。
轮到我的时候，我先读了自己的入团申请书，接着由洪建介绍我的基本情况，熙会作了补充，之后，还要我谈了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认识：完全拥护“艰苦奋斗、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拥护大跃进，拥护“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在农村一个乡成立一个公社，公：指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只是开始一段时间对公社大食堂的政策认识不清。
支部的成员肯定了我的优点，也指出我有骄傲自满的缺点，在表决中全部举手同意发展我加入青年团。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参加团支部会后，从学校的西楼的楼梯上跑下来，兴奋地跑到大操场上，心情激动地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虽然季节已临近立冬，我却觉得风和日丽，天空是那么洁净，在我看来，周围的气氛是那么祥和，那么的随人心意，我的整个身心都完全沉浸在一种满足的幸福之中。
我想，今后我在班主任荆老师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定位置，在政治上我已经站在洪建和熙会他们中间了，我一直在努力，自己不但是班上学习的先锋，我还要在其它任何方面也不落在后面。
在1960年元旦前几天，西教学楼的东墙上贴出了鲜红的喜报，学校团总支公布批准了九名新团员，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子，没有人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是组织对我的考验”，那时的人们都会讲这句话，我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1960年春，中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对百姓们来说，变得紧张起来，不交“粮票”在大街上的饭馆里，开始买不到主食。“民以食为天”，吃饭的问题顿时成了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它一切的事情，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北京，一年中冬季的日子是最难过的，那年冬季还来得特别早，刚进11月，西伯利亚的寒风裹着稀疏的雪花，就不停地刮起来了。
那一年，西安门卖白菜的地方就在现在的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大楼的前面，排队买菜的人们，个个裹着棉大衣，在寒风里不停地跺着脚，我那时就站在他们中间，披一件已经开始退色的蓝色棉大衣，式样是带深酱色亚麻小翻领的那种。头带一顶蓝色棉帽子，还好，手上戴着一付妈妈自做的棉手套。肚子是空瘪的，周身冰冷，人们除了说些“今年老天爷也来跟我们作对”之类的话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风凉话。
母亲，还有几个中老年妇女站在买菜的磅称附近，每当过完一称，每当买主运走自己的那堆白菜后，她们就很快地捡拾人家不要的菜叶、菜帮，放进自己的菜篮子里，回家洗巴洗巴，蒸一锅薄皮大馅的菜团子，那还是很不错的。哪像现在的人们，稍微厚一点的、蔫一点的白菜帮，都要劈下来，当作垃圾一起扔掉。
那时，家里两个大人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二十七斤半，年龄已满十七岁、刚入高中的我也只是每月三十二斤半，十五岁的二弟三十一斤，十二岁的三弟二十九斤，全家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呀，全家只有一个心甘情愿从那“双蒸”过的大米饭里，省给那三个儿子吃的母亲呀！。“双蒸”是当年在报纸上大张旗鼓介绍的可以“增加”米饭“数量”的“好方法”，谁都能想明白：什么米也不会因为蒸了两次就增加丝毫数量的。
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在炉子上，先煮半盆水，把头一天蒸好的米饭再下到盆里煮一煮。然后，加点盐和酱油，让我们三弟兄趁热吃了。我们当时都有种满足感，连汤带水，暖暖乎乎的，上学去了。母亲的饭食是如何打发的我们不得而知。
母亲的小腿肿了，我家的院子里去北屋要上三阶不高的台阶，母亲连上这几步台阶都很吃力，每天晚上，当她干完一天的家务事，脱鞋上床的时候，我心疼地看见她本来不大的脚，肿得像一对发面馒头，鞋口在脚背上印上了深深的印痕，脱袜子很费劲，整个小腿从膝盖往下不能用手指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也恢复不了，我除了暗暗心痛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听说，凡是有浮肿病的，凭医院证明每月可以买到二斤黄豆粉。母亲把黄豆粉买来了，只能用它做豆馅，蒸着吃。
那一年，国家进入经济调整阶段，到处是“困难”：许多建设项目只进行到一半，就停下来了；不少刚从农村来京落户的干部、工人，在政府动员“下放”的潮流中，背起铺盖回老家了；在商店里买点心，开始要“票”了，一切可以充填肚子的“东西”都紧缺起来，伊拉克“蜜枣”就是那一年开始进口的，每当商店来货的时候，人们纷纷去排起长队，每人一次一斤。（据说，伊拉克那儿是“乙肝”病区，造成到现在全国有1.5亿的“乙肝阳性”患者，从现在起，通过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再过五十年才能消灭“乙肝”。谁能对这件事来承担责任呢？）
有一天，三弟检到一个食品夹子，就是有两指来宽，半尺多长，钢皮光光亮亮的那种。他拿来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我郑重地告诉他：“夹面包、点心的。留着吧。”“能有面包吃？”“困难时期不会很长，都会过去。”我们当时都饿着肚子，可是我说的话，都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那时候思想很积极，“甘心情愿”地接受“组织的考验”。1960年12月初，还是在四十一中西楼的东墙上，贴出了大红纸的“喜报”，校团总支批准了一批“正式”的共青团员，那其中有我的名字。
1961年8月11日，学校接到迎宾任务，是在长安街夹道欢迎尼泊尔首相克依腊拉，我也参加了。不想，就是这次欢迎仪式，让我淋了雨，当天晚上就发烧，一直烧到了摄氏四十二度，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患得是急性细菌性痢疾，在北大医院传染病房，住了整整二十天。我出院的时候，家里妈妈去结算，一共花了78元。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五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平均才8元。也是由此，在六年的中学阶段，造成了我仅有的两天缺勤。
1961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冷，也许是饿肚子的缘故吧。我长期的“感冒”，不停地流鼻涕，以致于没法子使用手帕，那会到不了一节课，手帕就会湿透的。我只好用写过作业的“废纸”，用完放在课桌里，一个上午，就可以“积存”半课桌的。学校指导我们：洗澡不要太多，一个月一次就够了，洗澡是要消耗大量体力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我陪耿大去西四浴池洗澡，出来后耿大问起：“你刚才是给谁搓背？”“我记得是给你搓的呀。”噢，我想起来了，我只是摸模糊糊记得刚才是给人搓过，至于那个人是谁，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提起住医院，对我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体验。上一次，是1958夏天，自从上了中学，“养”成了“坏习惯”，每一次期末考试以后，都要病一场－－“闹嗓子”。1957年暑假，嗓子肿得吃不下饭，母亲以为，挺几天就会好的，哪知道，第三天我连吃蛋糕，哪怕是蘸着水吃，都咽不下去了。这可急坏了母亲，赶紧带着我去看医生，连着打了三天青霉素，才把病压下去。第二年，旧病重来，按北大医院医生的建议，先消炎，再住院切除扁桃体。八月中旬，我住进了后库的北大医院住院部，记得是主楼西半部三层的外科病房。第一天，上午作了量血压、查血型等基本检查，医生对我说，血压140/85，按常规，十四岁不应该这么高。他通知我下午做手术。下午一点刚过，护士就把我送到了主楼东半部的手术室，当时在五楼的靠中间的一个不大的房间。虽说节气是立秋已过，白天还是很热的，一进手术室，象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浑身冷嗖嗖的，不由得我打了个寒颤。迅速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四壁和天花板全用油漆涂成冷漠的浅灰色，这间屋子，与其说是手术室，倒很象一间医学科研试验室，有一把象牙科的手术椅，椅子后面立着落地式的聚光灯。两位穿北大褂的男医生，年龄大的有四十开外，另一个也有三十五岁左右，都头戴一个圆形中间有孔的汇聚光线的反光镜。他们让我坐在那手术椅子上，从上面往我身上罩了一个消过毒的手术‘衣’，连头都罩得严严的，只有‘口’的部位有个拳头般大的‘洞’，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医生，在年长的医生的指导下，就开始给我作手术了。他首先向我喉咙左右两侧，分别注射了麻醉剂，我只觉得有一滴很苦的液体，流向了嗓子眼儿，使我产生了很想呕吐的强烈感觉。）
姨父
（一）
我姨父姓杨，属兔。1891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城东南十里的杜各沙村。
家里并不富裕，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奇怪！他哥哥被称作“老大”，他弟弟被称作“老五”，不知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排的。老大、老五不知是什么原因都终生未娶。
姨父十几岁就出来了，跟着亲戚来到北京靠双手劳动混碗饭吃。他的脑袋比兄弟们都灵，不到四年就出徒了，学到了木匠这门手艺。
那年月，按北京的老理儿说，学徒的要学三年另一节才能出徒。“三年”人们好理解，“另一节”现在的人们不大好懂。
我向上年纪的人请教过，他们说旧时候，一年有两个大节：年节（农历正月初一）和八月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当学徒拜师的时候，肯定是在两节之间。比如说春节后拜的师，那末，出徒要在第三年的八月节之后。
学徒期内，掌柜的只管每天三餐饭食，及提供个打开铺盖睡觉的地方，三年多白干不说，没有一文工钱。出徒了，现在叫：领了“上岗证”，可以独立操作了，才开始挣工钱。
他很早就开始为皇家园林做修缮的小工，跟着师傅们，干活当下手。
扛料、和灰、拉大锯，总之，最吃苦受累的活都干过。收了工还得给师傅端茶、盛饭、跑腿儿买东西，每天为师傅提夜壶是万万不能忘的。
到七十岁的时候（那年我十七岁），他个子比我还高一点儿，比他自己的哥哥、弟弟都高不少。正像人们常说的：“身大力不亏”么，他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
据说，年轻的时候，学会了练拳脚，早晚儿他都要打几趟拳，出一身汗。
我的一位四川同事，七十年代初，回东北探亲路过北京时，曾住在我家。他就跟我谈起“老头”，谈起在院子里为他特地打了一趟长拳，那腰腿还挺灵活。那年，姨父八十一岁。
他这个人不善言语，跟我们兄弟们之间一般没什么话说。记得，有一次，他可能是喝酒喝多了一点儿，也不知拨动了哪根神经，竟然跟我们提起了往事。
“那些伙计们可是猴精猴精的”，他的第一句话，我没料到是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大伙儿都在西苑干活，估计是修园子吧。他们住在西城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赶到西直门，稍等一会儿，天放亮了，城门才开。出城不远往北一拐，就是高亮桥，转向西北，在没有什么遮蔽的土道上匆忙地赶路。走一趟有二十多里地开外。
天暖和的时候还算凑合，碰上雨天，路上的泥泞，一走一滑，就让你迈不动步子。尤其是冬天，那罪可受大了。西北风刮起来的日子，尘土满天飞，大风灌得你喘不过气来。满脸、满身一层灰土，跟个土猴儿似的。有时出城雇头毛驴，坐在驴背上，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只一会儿两脚就冻麻木了，就得跟着毛驴跑一段儿路，再骑一会儿驴。
在西苑做活时，一处有百十号人。午饭都得在工地那儿吃。伙食无非是馒头、窝头，有时是蒸糙米饭，一勺大锅熬菜，见不着什么油星，顶多外加两片腌大萝卜咸菜，凑合着就饭吧。
直接管大伙儿的是几个监工，那些可个个都是穿官衣，吃官饭的“大爷”。大伙儿干活的时候，他们抄着手在一边看着，手脚慢一点是不行的。轻的呵斥几句，有那忒恶的，乘不冷丁地就踹你一脚，或随手抄起个“料头儿”就给你一下。大伙儿恨得牙根儿疼，可在人家的手底下干活，也只好忍下那口恶气。
机会终于来了，听说上头要来查看工程。于是有人出主意，叫大伙儿把米饭里的谷子都挑拣出来。只一顿饭就凑了大半碗，藏在一边儿。
这天，监工们陪着一帮子官员来了，这从服饰就看得出来。其中一个装模作样地问起：“你们吃得怎么样啊？”他们趁机就把那碗“谷子”呈了上去：“您瞅瞅！给俺们吃的米，尽是谷子。”那个最大的官儿，转身就斥责那带队的：“以后，要用好一点儿的米。”那带队的当面只能不断点头称“喳”。大伙心里的那憋了很久的那股气，终于算是出来了。
姨父的左眼不好，黑眼球上蒙着一层云翳。我当着他的面，从来没敢说起过“瞎子”、“看不见”这类的词语。您想想，俗话说“矮子面前不说矬”，那是连阿Q都明白的常识。
我在四川工作时，就听过这样的笑话：有个人“赶场”（北方叫集）买花椒，刚要想问：“你的花椒麻不麻呀？”一抬头，见卖主脸上有几颗“麻子”，已到嘴边的“麻”字马上又吞了回去，变成了：“你的花椒－－那个不那个？”其实，卖花椒的心里明明白白的，都是有点年纪的人了，已经不在乎什么了。正要答话：“麻，很麻。”可见到问话的人也是一脸的小“坑”，马上转成了对方避讳的话：“是那个，很那个！”
在青年工人们之中，七十年代初期曾盛行一种扑克的玩法：每人手里有五张牌，每次可以抓一张牌，或与桌上的牌一起调换；A是11分，有“人头”的10分，其它按点数算分，可前提是五张牌必须是同花色的。结束时，记录总分，有杂色的记零分－－“画个圈儿”，很像给他名字后面点了一颗“麻子”。于是，大家都管这种玩法叫“捉麻子”。可是，玩的时候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大家都不找脸上有“坑儿”的人一起玩这种游戏，避嫌么。
还有一个笑话，也是取笑天花后遗症的：一天夜里，小偷去人家窗户下听动静。只听见屋子里两个成年人在说悄悄话。男人说：“过来，我帮你数数，你有多少圆？”过了不久，就听到：“你一共一百八十一圆。你也帮我点一点。”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女的说：“你比我还要多些，整整有二百一十圆。”小偷听了，心里美孜孜的，今天遇到一桩大买卖。他终于等主人家睡熟了，摸进去，东西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也没切入正题，这是因为我周围的人们也都小心地不去碰“敏感”话题。可我有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坏毛病，总以为：只要对人家说真话，什么时候都无可挑剔的。其实我错了，许多人都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话，“能屈能伸”是古今中外英雄们的信条，否则，就像鲁迅所嘲讽的那个不合时宜的，在参加人家宴会上，还说“实话”的书生啦。因为这种观念，我这一生不知吃了多少“亏”，可至今也改不了，这大概就是母亲所常说我的：“三岁至老”吧。
我终于从他的徒弟那儿知道了事情的梗概：
据说是在清朝皇帝退位之后，复辟之前，那时他才出徒不久。一次，他随他的师父进皇宫里干活，是在哪个殿里头干刷油漆的小活。见周围监工的人不在，他就到正中的龙椅上坐了一坐。心里还想呐：皇上坐在这上头，看着下面的文武大臣，可真是好威风啊！
刚一干完活儿，就被送出了皇宫。师父悄悄地跟他说：别以为我没瞧见！那是龙椅，是你坐的吗？随后又狠狠地添了一句：你要遭老天报应的。
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当真老天爷要惩治我吗？管他呢！
您说，事情怎么那么“寸劲儿”，就在他跟师父都差不多要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次，他用凿子剔一个榫眼，撬得太猛了，一个不大的木屑飞进了左眼里。在木匠的生活中，眯了眼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让师哥师弟帮着拨开眼皮吹一下就是了。
可这次症状几天也不见减轻，只是不停地流泪，看东西逐渐地模糊了。那真是老天爷的报应他吗？到柜上借支了几个钱，他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说：“太晚了，治不了啦！”半年以后，左眼完全失明了。看来，他只好认命了。
他是回冀县老家结的婚，他那时候，都快三十岁了。我大姨那一年十七岁。
婚是结了，离北京六百里的路程，把他们长期的分开了。只有年底他才有回家相合的日子。
大姨没文化，个子不高，又是个小脚，体质也很虚弱。一直没有孩子，即使几年后大姨从农村来北京团聚，也没有一点孩子的影子。
他们开了个木器厂，字号就用姨父的名字，在西安门“内”路北，三间门脸儿，进深也是三间，其中靠西边截出两间当“柜房”，那是“杨掌柜”的帐房，也是他接待、喝茶、休息的地方。后面院子很小，三间北房是他们的住室。
据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好，是年龄相差太大，是性格不和，还是身体的原因？旁人无从知晓。
但他们吵嘴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在姨父“逛窑子”回来以后。去“八大胡同”，他没有那资格。四牌楼附近就有几处，听说，西安门外的“鸡鸭市”有一处。姨父趁去澡堂洗澡的工夫，就捎带去那儿走一趟。
当然，这件事终究是包不住的。被大姨发现了少不了又要吵一架的。
大姨是位勤劳、善良的妇女，1951年春死于心脏病。姨父为她特地做了口好棺材，用得是一水儿的新柏木，内里还特地浇了一层厚厚的松香。
大姨一生无生育，从姨父的那个村，收养了个远房侄子。这样，大姨出殡的时候，总算有个打幡儿、带孝的人。
“送走”大姨之后，姨父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
（二）
一直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姨父的几个徒弟都入了手工业合作社。他一方面年过六十，老了；另一方面所有资产算下来也不足两千元，算不得资本家，不给安排工作了，用今天的话说，自找出路吧。
没有了干活的工人，新泉木器厂就名存实亡了。西安门大街上的：绸布商店、汽车修理厂、牛奶场……凡是资本超过两千元的都公私合营了，资本家都摇身一变成了商店的雇员，成了合营厂的工人。
不足两千元，又有工作能力的，全部加入了“社”。平常做小吃买卖的全都成立了联组，就是小吃店。连焊洋铁壶的，也都组织起来，在一起打制炉子、拔火罐、铁皮烟囱……。总之，组织起来，是那时最响亮的口号。
听说那些资本家和小业主们中的许多人，您别看，他们在白天和大伙一起上街敲锣打鼓，举着横幅和小旗子搞庆祝，晚上回来关上门全家抱头痛哭。
虽然姨父的“杨掌柜”的称号还被人又叫了好些年，但是，那已经名不符实了。那个有三间门脸儿的小作坊还在。许多年了，对着门口高高的大罩棚下，“新泉木器厂”那几个黑色大字还依稀可见。
他的成份定为小业主，比毛泽东的年纪还要大两岁。他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拜“赵公元帅”最勤的人。从一个穷学徒工，爬到自己当“掌柜”的地位，除了时运那就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了。
在旧社会，一个本份老实的穷人，是不大可能当上掌柜的。
当上“杨掌柜”以后，他同样用过去老板对自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徒弟们。在他的脑海深处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经营起自己的木匠铺子，徒弟多时四、五个。加上他雇用的师弟，铺子的规模也不小了。他为了防止徒工们偷懒，常常扒门缝监视他们干活。而徒工常常一天要干活十几个小时。
那时，木匠活是一个很劳累的体力活，没有任何机械，全凭的是力气。听母亲说，解放前有个小徒弟晚上加班，实在支持不住了，打了个盹，被他发现了，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没头没脸地毒打那个徒弟。
他呵斥、漫骂徒弟更是家常便饭。有个徒弟就因受不了他的虐待，跑出去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当了大官，人家从不来看他，就是这个缘故。
我从见到他那天开始，在幼小的心灵里，就逐渐产生了对他惧怕和厌恶。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心理伴随着我长大，直到参加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的怨恨也渐渐地淡漠了，但是，仍然有许多刻骨铭心记忆无法彻底忘却。它给我童年心灵上造成的伤痛，就像一个久治不愈的伤痕，永远也涂抹不去，不会消失……。
父亲去逝后，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在原籍农村艰难度日。经人说合，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幼年的弟弟来到北京，走进了这个陌生的家。
那年我刚十岁，两个弟弟分别是七岁和四岁。母亲为了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和我的姨父结了婚。
我们兄弟三人仍然叫他姨父，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一栏中也是这样注明的。
母亲和我们三弟兄就住在两间北屋里，那是三间北屋靠西面的两间。三间屋子都是木隔断的，只是在木格子上简单地糊了几层纸而已。里间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靠窗户的是一个通铺，横着睡四个人还是挺紧的。
外屋也很挤，有几件红木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所说的红木家具，只是一件条几，一张八仙桌，一把太师椅而已。那都是日本投降时期，他从小市上“一估堆儿”贱价买来的，外带一小箱子旧书。外屋再就是两只大樟木箱子了。
姨父到底是老一辈人，又长期在老北京混，旧的烙印是很深的。“食不言，睡不语”是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挂在嘴边的话。对我们说话，经常用他“格言”来表达他的不快。
他的规矩挺多：每天天黑的时候，不能说“关门”，因为那不吉利，会有“破产”的含义，只能说“上板儿”了；拿勺子盛汤、盛饭，都只能“向里”舀、“向里”倒，这叫“财不外流”……。
他还有一套经营之道。不过，他的“事业”的辉煌也只不过是那个铺子和铺子后面的小院子－－有八间碎砖头盖的房子而已。这也是他常在人前拍胸脯的资本。
我家东边隔着两个门就是西安门大街百货商店。建国初期，那是两个商店：一个大的卖百货，一个小的卖油盐酱醋。那时大家都叫它“合作社”。姨父常常用蔑视的口气说道：“去问问他们经理，他们的店是怎么开起来的？一句话就把他的老底揭了。那是大伙的钱凑的！”
刚到北京那几年，姨父的木器厂活还不少。母亲除了做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还要干一些拉大锯－－剖木头的重体力劳动。姨夫也常常安排我们给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收刨花，打扫卫生。这些活是必须经常干的之外，他还把许多从旧木板上起下的钉子，让我们给砸直了，再利用。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根据干的多少，还拿出几分钱给我们作为奖励。
这个人自恃有本事，看不起别人，性格狭隘、自私，脾气极坏。他经常找茬儿和母亲打架，而且每次打架、吵架都很凶。他的嗓门很大，母亲远非是他的对手。母亲身上有时被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记得有一次，母亲拉大锯走了线，他抬手打了母亲一巴掌。和姨父吵架受气后，母亲总是伤心地痛哭。我们惊恐地躲在一旁，那种恐惧与痛苦的感觉就像一把利剑剜心，给我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口。
姨父和母亲打架，起因仅仅是一些在现在看来只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一次，家里没了干粮（指已经做熟的窝头、馒头之类），妈妈买来许多烧饼，给了六岁的小弟吃了一个。他觉得特别香，忍不住还想吃一个，就恳求母亲：“再给我一个行吗？”母亲忍不住，就又递给小弟一个烧饼。在一边的姨父看到这种情况生气了。他抄起一个茶杯使劲地摔到地上。因此事和母亲吵了起来。小弟吓得哭了起来，以后再也不敢在姨父面前向妈妈提要求了。
还有一次，两个弟弟追逐打闹，被姨父看见了，他动了火，把气全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正坐在小板凳儿上，他过去一脚把母亲踹倒在地。又是一场激烈的吵架。
一次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去看电影，演的是《杨门女将》。这也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带他俩到电影院里看电影。在农村时，我们那里每年总有一、两次庙会，母亲对那仅有的几场“大戏”挺喜欢看，就是太稀罕了。
那次因为做饭晚了，姨父借此吵了起来。母亲吵架时也不肯示弱，和他对着吵，但面对凶神恶煞的姨父每回母亲都退到北屋，姨夫常常还不依不饶地从柜房追到院子里，大吼大骂不止。吵完架，母亲总要痛哭一场。这些都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创伤，心中不断积蓄着对姨夫的怨恨。
有一次，母亲实在忍受不了姨父的虐待，就领着小弟到法院去告他，向法院的工作人员哭诉自己的遭遇。法院的人把姨父叫了去，训斥了一番。最后，母亲又哭着领着小弟跟姨父回到家。
母亲的脾气、性格和经历，使她非常要强，能吃苦耐劳却受不了气。
有一次，母亲在和姨夫吵架后出门了，许久也不见回来。后来看见大门口来了许多人，一个民警把母亲送了回来。起初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听说，母亲因实在受不了姨父的气，一时想不开，来到北海大桥上，想跳水自杀。但是，她又怎么忍心丢下自己那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父亲，如果再失去母亲的呵护，今后怎么过啊！
母亲在北海大桥上久久地默默流着泪，走来走去，却又难以做出决断。有一位好心的民警，发现了我母亲的异常举动，他对母亲劝解了半天，并把母亲送回了家。
姨父一直住在铺子的“柜房”内，柜房是过去对做买卖管收钱的房间称呼。我们和母亲则住在小院北屋的两间屋里。我在小的时候，只见过两三次，早上醒来，发现姨父也睡到我们的大床上，那时我们内心感到耻辱。
姨父和母亲结婚时就讲明：他只供养我和二弟上学到十八岁为止。三弟上小学时起，他就拒绝负担三弟的学杂费。尽管那时每学期的学杂费才一元伍角钱。弟弟上三年级时，有一次交学费，三弟忘了向母亲要就上学去了，结果学校老师让他回家去拿。到家后却找不到母亲，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姨父去要。可是，他一听说是要钱交学费，就不耐烦地对说：“你找邻居去借吧！”三弟只好去邻居刘大嫂家，刘大嫂问为什么不去跟姨夫要，听明原因，刘大嫂二话没说，就拿了两元钱给了三弟。
在姨父的柜房里，有一台日本产的老式收音机，放在碗橱的上面。从后盖的缝隙里可以隐约看见，它有四个电子管，大概是四灯的。它没有棱角，那木黄色已经很旧了，圆头方脑的，像一个立着的小木箱。
你别看它很旧，只有两三个台，却是吸引我们唯一的一件东西。两个弟弟有时围着它听节目不肯离开。姨父常常露出不悦的神情，把他俩轰走。
他对那个“过继”的儿子不时的给予资助。对他的“孙儿”们也很宠爱，但对于我们这几个外甥，却十分吝啬。除了每月买粮食的钱外，他几乎不给母亲任何零花钱。
母亲常常去“信托商店”卖一些父亲生前留下的东西：一些洋布和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好的衣服。还有一些其它东西，如一台手摇缝纫机、父亲生前用的一只怀表、一付茶色天然水晶眼镜等物品。
姨父很会保养身体，在粮食困难时期，常年定半磅牛奶。在大门口钉个小盒子，每天早上把空奶瓶放在小盒里。送奶工把当天的鲜奶送到门口，收走空瓶，还经常让母亲单独给他炒个鸡蛋来补养身体。
年青时他曾练过几手拳脚。我们常常看见他比划几下子。尤其是在众人而前，他更是心血来潮，给大伙演示他不减当年的功夫。毕竟年纪大了，几下子下来也难免气喘吁吁了。
由于他失去了“新泉木器厂”，他对共产党是不满意的。粮食困难时期，有一次，听三弟在说社会主义好，他忍不住了，接过话茬儿说道：“好什么呀，八路军来了，老百姓都吃不饱饭了。”
他的性格自私、狭隘，使得他没有什么朋友。听母亲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冬天，他和一帮人去办事，因为他眼神不好，一屁股坐在了炉子上，大伙见了谁也不哼声。直到他的棉裤烧了一个洞，他才发觉。
据他个人讲，那些人是坏心眼儿，故意捉弄他。
不过，说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也不符合实际。他有一个师兄，家境比他强多了，后来见他有困难，就主动提出每月给他五元钱，并给了他一个小本，让我姨父每月初拿着那个小本，去他那拿钱，每次都往那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所拿的五元钱。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始终帮助他，一直到七七年。听母亲说姨父的师兄来看他的师弟，知道姨父已经去世后，才不再给钱了。
“文革”前，他做一些家俱卖。再加上几间房子房租收入，他也算是有钱花的。后来，他的进项就只有那每月二十几元的房租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私房被迫上交，姨父没有了任何经济收入了。母亲也失去了一份当油漆工的临时工作。姨父也从他一直住的“柜房”那间屋里搬出来，住到北屋的外屋。家里的生活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姨父没有了进钱的来路，已不再有当初的蛮横。随着我们长大，姨父不再发威，不再跟母亲吵架了。
六八年，三弟到北大荒时，姨夫给他做了一个箱子。姨夫那时已经有七十八岁了，眼神又不好，能做箱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把放在床下的据说是原想给自己留着做棺材的木料拿出来，把它“破”（注：木匠们称锯开大木料成木板为“剖开”，却念成了“破”）成薄一些的木板，刨平后不用钉子钉，而是木板和木板之间“上榫儿”咬住，再用胶粘牢。整个箱子做好后，再在偏上部位锯开。这样的箱子的盖儿会严丝合缝。
姨父又刨好箱口，上好合页，刷上油漆，小箱子做得非常好。
一九六八年，我也面临大学毕业分配。那时对出身看得很重。能分配到四川属机密厂，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二弟那时正谈对象，女方家长因为我姨父的问题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母亲为了二弟不受家庭的牵连，同意二弟跟对象去了甘肃平凉。这样，我们兄弟三人就成了名符其实地天各一方。
每回我们回京探亲，姨父都很高兴。
有一次，三弟回京时，母亲还没有回到北京，不会做饭的八十岁的姨父特地给三弟包了饺子。
母亲跟三弟聊家常时说道：“你们兄弟三人给家里来信，谁都从来不提你姨父一句，就该这样，谁叫他那时对我们不好呢！”
母亲不识字，我们来信后，她总要请人来念。有一次，母亲见姨父在一旁抹眼泪，他是因为信中从来没人提他一句。母亲见了训斥他：“孩子来信是件高兴的事，你哭什么！”
三弟听说此事之后，再给母亲来信时，总忘不了随笔写上一句：“代问姨父好。”
七三年，我回北京进修，二弟和三弟也回家探亲。二弟用家中的几根木料做方子，买了纤维板为我和三弟各做了一个大立柜。七四年，母亲到四川给我带孩子。姨父一个人在北京生活。由我每月按时给他寄钱，八十多岁的人，钱也不够开销的。他有点照顾不了自己了。
二弟来北京结婚没能见到母亲。他见姨父生活很困难，就有意将大立柜锁的钥匙留下来。姨父将其中一个大立柜卖了。另一个我没有要，给了三弟。
他还零零碎碎地把那些红木家具，修整一下全卖了。据说，他曾把放在床下的红木椅子，搬到院子里，“熬胶、粘榫”的忙活了好半天，特地雇个三轮车，拉到前门，卖到旧家具收购点。他对人提起这件事：人家那里只过称，才给了五十几元钱，当时买的时候可是挺珍贵的。
在他有病困难的时候，姨父也曾想到他“过继”的儿子那里求助，结果被拒之门外。后来，他走不动了，就把屎尿都倒在门口，邻居们也有了意见。为照顾他，母亲从四川回到北京，陪同他走过了最后的两年。
一九七六年四月，他走完了八十五年的漫长人生之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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