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斛建军
作者说明：
我的文章主要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青楼村”为叙事，也夹杂着我在其他村庄的经验。
三十一：消失中的村庄学校
黄土高原地区在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文化教育同其他地区也无法相比，当追溯当地文化发展时，很难找到一个通过读书走出来的人才，更多的是一些通过革命暴力获得历史声誉的土包子。解放以前，当地的私塾很少，即使有私塾，能上得起学的也没有几个，这可以从我的调查中得知。在调查中遇到很多老年人，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人当问到文化水平时，他们都说不认识字，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些人在1940年代以前出生，因此没有读书的机会。六十几岁的人就有一些读过书，这部分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好处于解放前后。解放以后当地也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下，先是开展扫盲运动，接着开办了正式学校，当时每个公社都办有高中，每个村庄都有小学，中心村办有初中。我调查的一个乡村老师正是在公社的高中就读的，他拿着今年高中同学聚会的相片向我介绍了很长时间。因此，调查中发现1940年代后半期以后出生的人很多读过书，大都念完小学，也有念完初中，少部分念完高中。
80年以后，部分乡级高中逐步关闭，到90年代基本全部关闭。同时村级初中也逐步关闭，到90年代中期当地初中只剩下乡镇政府所在地还办有初中，高中一般聚集在县城。同时农村小学也在变化中，七八十年代每个村子的小学都是全日制学校，到了90年以后，一些人口在二三百以下的村庄学校就开始只办一到三年级，学生到四年级就得出村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就读。这种状况持续到本世纪头几年，部分人口少的村庄学校由于学生人数的减少开始纷纷关闭，同时一些中心小学也出现学生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到最近这两年，每个乡镇只剩下一个初级中学和两三所小学，很多中心小学也开始关闭。我调查的村庄小学是中心小学，附近七八个村庄的孩子在此就读，前年因为人数太少，也关闭了。村庄小学倒闭的原因主要是学生人数太少，而学生人数少，一方面是出生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部分孩子随父母去打工地就读，也有少部分孩子被父母送往城镇学校就读，这部分孩子的家长出于追求高质量教育的目的。这种村庄小学纷纷倒闭的后果是，一部分在村庄务农家庭的孩子必须从学前阶段就到附近城镇的学校就读，这样父母就必须陪读。在调查中，就发现有许多孩子上学的孩子转到家长打工所在地的学校。
在乡村小学消亡的同时，却出现了城镇学校的拥挤现象。整个乡镇的学龄儿童现在都在乡镇所在地的小学就读，因此班级容量大，教师负担也重，管理也出现困难。与此同时，这种异地陪读也给家庭带来负担，在外居住的消费大大高于村庄，而且限制了陪读家长的劳动力，给农民家庭造成经济压力。儿童从小离开村庄读书，也疏远了孩子和村庄的关系，这不利于那些将来未能通过读书走出去的孩子在农村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村庄小学的消失，村庄里的童声也消失了，加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村庄里人气很萧条，整个村庄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
农村学校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逐步退出也是当前农村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无学校”状态和建国前的“无私塾”完全不同，它们分别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而当前的这种状态是农村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们的生育观念、社会流动以及教育观念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十二：村庄里的爱情
我在村里调查的时候，有几户人家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借着聊天，得知其中几个年轻人是自由恋爱找的对象，也有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然后恋爱的。近几年回去村里，发现很多女孩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婆家，一问嫁到何处，居然有出省的，也有出县的，这种情况在前二十年左右还是很少见的。传统社会里，村庄里的年轻人基本就在村庄里务农，活动范围也就在方圆十里以内，女孩子的活动范围更小，受到的约束也更多。因此，年轻人的婚姻基本由父母和其他亲友帮忙，通过媒人或者熟人的介绍，见面了解一下，觉得对方基本符合当地人的标准就行。一般男孩子在别人眼里应该是“有苦”就行，女孩能干家务、手巧点就差不多。因此，很多婚姻都是通过媒约的形式。而自由恋爱也只发生在同村或者临近村子间的男女青年之间，这种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所占比例很小。主要是年轻人接触异性的机会少，接触的异性有限，再加上熟人圈有很多不便，因此就限制了年轻人自由选择结婚对象。这样，婚姻主要是通过介绍完成的，而婚姻圈也受到了限制，每个村庄都有固定的婚姻范围，一般超不过方圆二十华里。比如我调查的村庄离我们村十里路，两个村庄就有好几户人家结成亲的，村庄里到处是亲戚。这种情况在村民走出村庄以前很普遍，因为活动范围限制了择偶范围，结婚对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双方基本上能得知对象的情况。在传统观念里，人们觉得把家庭流动于村庄与学校所在地之间。一般情况下是妇女陪孩子，男人在村务农或者在外打工，也有家庭就把女儿嫁在附近村庄里，娘家人可以为女儿撑腰，一般不会发生婆家欺负的情况，即使欺负，娘家人也能及时制止。而且一般也不愿把女儿嫁在本村，因为容易在女儿和儿媳之间发生矛盾，因此传统上人们喜欢把女儿嫁在村子附近二十里以内的其他村庄，女媳家没有狐臭、女媳生辰八字没有问题、人性善良、有苦就可以了，男方对女方也是这些要求。
近十几年来，村庄里的人开始外出打工，年轻人尤为突出，只要退学，就开始外出学手艺或者打工，村庄里基本没有务农的年轻人。这样，在学手艺或者务工的过程中，年轻人就结识了很多异性，这就为他们选择对象提供了方便。很多年轻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恋爱的，然后通过家长的同意就结成夫妻。家长现在对孩子的婚姻也很少干预，人们的观念就是只要孩子们愿意，就随他们的愿了，父母只忙操办婚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圈就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范围，有些婚姻发生在县外，甚至省外。由于现在交通和通讯条件的便利，家长和年轻人也基本能接受这种异地婚姻。而家长和年轻人对于婚姻对象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男孩子的标准由“有苦”变成了“有本事”、“活套”，就是起码要有一门手艺，或者会做生意，而不是“死受苦”（当体力工）。
随着年轻人的大量外出，在村庄里务农的年轻人找对象就出现困难，即使有不外出的女孩，但是女孩子往往愿意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或者经济发达的其他农村。因此，村庄里也就出现了一些老大难的男青年，但是比例不大。而不外出务工的女孩还是基本通过媒约找对象，这是村庄里传统结婚形式的最后堡垒。
另外一些有关婚姻的变化，我在前面也多次提到，比如结婚成本的高昂（许多农民只能通过借贷等形式给儿子凑齐结婚费用，费用高达八九万甚至更多）、女方对男方父母的要求（要求婆公年纪小）等都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不过早婚现象没有多大改变，很多女孩子二十岁左右就找婆家了，有的更早，而男孩子如果在虚岁25岁以前找不到对象，就被别人视为“有问题”的人了。因此，男孩一到20岁左右如果自己还没有找到对象，亲朋好友就忙着张罗了，在村庄里和老乡聊天时，有人就为自家或者亲戚的大男孩着急了。这种早婚现象已经形成一种风气，迫使那些一时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很有压力，也就发生一些“将就”的婚姻。这种早婚行为在当前农村青年“离农”的背景下，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一些农村年轻，在结婚以前没有学到手艺或者没有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固定打工单位，农活他们又干不了，因此有一些青年结婚后无法养活老婆以及随后出生的孩子，往往还得靠父母帮忙。
总之，村庄里婚姻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也有一些观念还继续在农民中间盛行，但“变”还是多于“不变”。
三十三：树挪死，人挪活
当地的人地矛盾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不太严重，因此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向外或者向内迁移。人口迁移在当地从来是小型的家庭迁移，而且大多数属于就近迁移。据笔者的观察，当地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迁移有着各自的背景和原因。
图：守望主人
在解放前，当地人口迁移主要是出于“活命”，这主要是当遇到灾年等情况时，人口多土地少的村庄里村民向人口少土地多的村庄迁移，一般迁移进的村庄里有亲戚等社会关系存在。笔者有一年在附近一个人口少的县调查时，发现这个县有部分村庄全是由附近县来的人组成，调查中得知这个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在前百年前基本没有人，于是附近的人就迁来一部分，还有一些河南、安徽讨吃过来的人落户下来。调查的时候，当地人说，这些河南、安徽的人这几年纷纷往老家回迁，因为老家的经济社会条件近几年大大改善，而这个地方还是只能靠土地生存，发展不大。在笔者的老家，有很多姓氏的人家是从黄河对岸的陕北地区迁移过来的，这包括笔者的祖辈和笔者祖母的家族也是从陕北逃难过来的。因为当地相对于陕北地区来说，人口和土地矛盾比较和缓，人均土地多点。这种"活命"形式的迁移在建国后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才基本停止。这种形式的区域内人口迁移可以从当地人对于80年代以前人们的择偶观上体现出来，当地中老年妇女介绍，他们那时候找对象基本看对象村子里的土地多少，这样人口少土地多的小村庄就成了她们的合意婆家村，因为嫁在这样的村庄饿不死。这还能从小村庄和大村庄里的本家联系可以看出，我这次调查的村庄属于人口多土地少的大村，附近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小村里的刘姓人家全是从这个大村迁过去的，两个村庄里的刘姓至今还有红白喜事上的来往。当地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基本上是从附近大村庄迁来的“逃难”人组成的，有的村庄还是这些迁进来的人新建的。因此，80年代以前当地的人口迁移就呈现出区域内小型迁移、迁移目的出于“活命”即追求土地多、迁移进的村庄为人口少土地多的小村庄等特点，这也是传统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80年代到世纪末这段时间，这种出于“活命”目的的区域内短程迁移随着人们能够活命而基本结束，一种新的迁移在这个时期内出现。这一段时间正是笔者的成长期，身边发生的迁移以及人们对迁移的看法，笔者有亲身感受。和传统的迁移相反的是，这一时期村庄里的迁移是从小村庄往大村庄迁移，人们迁家的目的不是追求土地，而是追求其他的目的。短短二十几年，当地就出现了一些无人村，这些村在80年代以前大多数还有十来户人家。其他的人口在一二百左右、交通和吃水条件以及上学条件差的村庄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呈现出纯粹外迁的现象。这些外迁的人家主要迁往交通条件、上学条件以及用水条件好等相对优越的大村庄，而这些大村庄主要是分布在当地主要河流流经的地方（河川地区）。人们从偏远小山村迁往这些附近的大村庄主要是出于孩子的前途，这包括读书和将来的婚姻。这段时间，这些大村都有完全小学，即使没有，村庄附近也有，因此孩子读书很方便。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当地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变化，女孩子找对象希望到各方面条件好点的大村庄，如果对象是小山村里的，她们在结婚前就要求婆家落户到大村庄或者把新房子建在大村庄，这样很多人家就出于孩子的终身大事也就把家迁到大村庄。而这一时期，小山村里的年轻人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大大降低，出现很多难找媳妇的大龄青年。外迁的人家也主要依靠前入村庄里的亲友关系在村庄里落脚，也有一部分属于回迁，这主要是当年逃难出去的那部分人或者其后代。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庄这一段时间就迁出去十来户人家，而村庄里总共也就不到四十户人家的规模。而迁出去的人家基本能在落脚村庄落户，也能分到土地，加上农村房屋建设花费小，他们也能购置房屋，这样他们就永久居住下来了，和原来的村庄只剩下宗族等亲情联系。由于当地村庄农民基本没有排外的风俗，加上这些迁入的人家在村庄里有亲友依靠，因此很快就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实现了新的村庄认同。
这种往大村庄迁移的现象随着当地农民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开始进城务工出现了变化，这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基本不热衷于往大村庄迁移，而更多的是举家前往打工所在的城镇居住。很多人家先是男人一人外出务工，随后把家里人也一并带来，一方面家里其他人也能在当地找活干，另一方面家庭妇女能做饭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伙食费用，有孩子读书的人家也可以让孩子在当地就读。但是由于农民靠体力打工收入有限，绝大部分不能在打工城镇落户和拥有自己的房屋，因此这种迁移就很难确定，基本属于临时性的迁移。这种临时性的迁移已经成为主流，村庄里半数的人家前往大工地居住（大部分是租房居住，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家能买房居住），但绝大多数还是来往于两地之间。不能在大工地落脚得人没有抛弃村庄里的土地，有些人家一边打工，一边还耕种村庄里的承包地。而这段时期以来年轻人结婚的条件就是在城镇买房子，条件差点的在附近集镇上，经济条件好的就要求在县城等更好一点的地方。这样，这一段时间人口迁移的方向是从农村（不管村庄大小）往城镇或者有打工机会的其他村镇迁移，农村呈现人烟稀少的状况，迁移的目的是有利于务工赚钱。但是这一时期的迁移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大部分属于临时性迁移，人们对能否在城镇最终落脚心里没谱，因此处于身体和心里双重徘徊的状态，而这种徘徊的状态要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
三个不同的时期，三种不同的迁移方向，三种迁移目的，但始终没有离开“活”这个字，先是为了“活命”，后是为了“活得好”，这正应验了当地人经常挂在口边那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
三十四：何时能撂下头把？
老家的农民把自己成为“受苦人”，有时也称自己是“握头把”的或者“跟牛屁股”的，这种形象的说法表达的是农民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无奈和无奈后的乐观主义式的调侃。在这种调侃里也隐含着农民强烈的撂头把的愿望，他们急切的希望变成“受苦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他们很希望能在社会地位上升一个层次。然而这种世世代代“撂头把”的愿望，一直还是他们的一个美好梦想。
我在前面提到，当地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等原因，文化教育一直落后于周边平原地带，更不用说全国其他更好点的地方。解放以前的传统社会，当地的私塾和各种学堂相当少，以致于村庄里七十岁以上的人全是文盲，更不用说通过读书进入官僚阶层了，唯一能步入官僚的就是通过当兵或者农民起义。在这种教育相当落后的背景下，当追溯当地文化的发展时，基本找不到一个本土文人。因此，在解放以前的上千年历史中，当地农民“撂头把”的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的机会，能走出去进入官僚队伍的也只是为数极少的地主子弟，一般受苦人子弟根本没有条件读书。这样传统社会当地农民往上爬的路基本断绝，他们世世代代只能“握头把”，或者转而干点其他能糊口的手艺活，但还是“受苦人”，只是受的苦不同而已。而在传统的中国，只有进入官僚阶层才被人们认为步入上等人的行列，这也是农民追求的目标，而当地农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种“不劳而获”的轻省活，因为他们深深地苦于那种累死累活只能勉强糊口或者连糊口都无法保证的生存状况。
解放以前的传统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往上爬的机会，因此只能是他们的一个梦而已。解放以后，国家的政权伸入农村，同时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因此很多农民也开始有读书的机会。国家政权的深入农村急需一批基层干部，这样当地农民里的文化人和有过当兵背景的人就被选进干部行列，随后一部分读过书的农民子弟也被补充到干部和农村教师的行列。我调查的村庄里有几个乡镇退休干部和农村退休教师，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及以上，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国家的“一碗饭”。其中有当兵出身的，有的是六七十年代的高中生，在农村中小学当过民办教师以后转正，只有一位老先生是当地一所师专毕业，这些人虽然还生活在农村，在农民看来就是“撂头把”的人，因为他们能吃国家的财政。这些在村庄里被别人羡慕的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也通过读书走出去了，聊天中村民们羡慕不已。村庄里其他走出去的人，也是通过这几种渠道最终摆脱了“受苦人”的身份。解放以后到世纪末这段时间，国家实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农村里的孩子只要能考上最起码的中专，就能“吃上国家的饭”，因此那些读书种子就拼命地读书，父母也大力支持，但由于这一段时间招生数目有限，能考上学的人还是少数。九十年代笔者读初中时，当地许多孩子希望在初中毕业后能考上地区里面的两所中等师范，而这两个师范学校每年在每个乡镇只有两个固定名额，于是很多学生拼命争取这个名额，如果不占名额就要考很高的分数，这对于当地基础教育很差的学生来说是很难的路。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就能在老家的学校教书，也就是能吃上国家的饭，因此考上学的学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整个乡镇的人都能知道。其次，就是考省内重点中专，这些学校毕业以后也能被国家分配。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生就通过不断的复读来争取考上这些中专，限于教育水平和招生人数的限制，走出去的学生还是很有限，只有读书最好的几个人能考上学。当时分数次点的学生可以通过多出钱就读这些学校，于是很多家长就拿出全部家当（当时要多出上万元，而农民的年收入也仅仅是三两千，相当于好几年的收入）来支持孩子上学，就是希望孩子不用受苦，而当地也急需人才，因此这些通过各方努力而升学的学生毕业后到在家乡找到工作，实现了父辈和自己“撂头把”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进，通过当兵跳农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往后，当兵的人就基本没有希望混上国家的饭，很多当兵人退伍以后还是“受苦人”。
近几年，扩招也给农家孩子带来了进入高中和大学的机会，村庄里上大学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个村庄都有大学生，考上大学在农民看来也不稀奇了，而这在前十来年是很惹眼的事情。这时随着国家分配政策的终止，通过就读中专等学校往上爬基本没有希望，而大学毕业生想“吃上国家饭”也显得有点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于孩子的升学和出路就有点犹豫。但从调查中看出，农民现在开始把目光从“吃国家饭”上转移开了，他们也能接受孩子大中专毕业以后进私营企业工作，就像农民们说的“现在关键是能赚钱，只要有钱赚，那儿工作都一样”。村子里这两年就有几个大专毕业生进入县城的钢铁厂工作，村子里一位退休教师告诉我他的两个孩子师专毕业后也进去工厂工作了。虽然很多农民还很在乎吃财政，因为农民觉得吃财政比较稳定，而农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稳定的饭碗，世世代代的农民都希望下一代能不当受苦人，能撂下头把。
因此，虽然国家的分配政策终止了，但农民对于往上爬的信心还很充足，他们认为只要孩子大学毕业，即使打工也用不着“受苦”，比自己累死累活强。这样看来，农民子弟往上爬的路更宽了，因为农民把眼光从“吃国家饭”扩展到“能轻省赚钱”，这也是社会变迁对农民 “撂头把”观的影响。
三十五：村庄里的“好日月”
老家那一带把“过日子”说叫做“过日月”，比如当聊到某某人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其他情况（夫妻感情、儿孙情况等）时，熟悉的人就会说他（她）家“日月”好还是不好。“日月”在家乡人的观念和语境中主要还是指家庭的经济状况，即相对于村里或者周围村庄其他人家的经济水平。
图：移民新村真新
在改革以前的上千年里，家乡人的日月是非常不好过的，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情，村庄里只有财主家的日子好过点，但听老年人介绍，连财主家也不是很充足，他们吃饭时也不敢吃顿纯白面馒头，只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合着吃。因此在解放以前，家乡村庄里的贫富分化不严重，除去极少数的财主以外，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遇到天年好点的年份还能勉强填饱肚皮，遇到灾年就只能讨吃，直到现在老人们还认为讨吃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总比偷抢好。而大多数年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农民们只能节省着过日月。
解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村庄里的贫富差别基本消灭，大家一起过穷日月。这一段时期，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村庄里也实行集体制，贫富只能在劳力的多少和出勤的多少上区别，但基本没有多大差别。听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讲，全村只有当干部的人家日子好点，因为他们有另外的一点补助。包产到户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家乡人也像其他地区农村一样，历史性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笔者正是与这一历史同步成长起来的，对于饥饿基本没有概念。土地到户以后，只要家庭里的劳动力比较勤劳，只要好好耕种自家的承包地，日月就能在村庄里处于中上等水平。改革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村庄里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务农，这段时间随着温饱的解决，村民们也开始用余钱盖新房子，购置新家具以及电视等电器。而这段时间里，村庄里的经济分层还不太明显，因为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村里务农，外出务工或者其他经营还没有形成潮流，因此日月好坏只能在土地收入上体现，而土地收入又体现在土地的多少、劳力的多少和精耕细作的程度。这段时间，村庄里的上等收入人家主要是土地收入最多的人家、村庄里的知识分子（农村教师、医生等）、乡镇干部（大多数家在农村，配偶在农村务农），后两种人家一方面土地有收入，另一方面又有固定工资，这样他们的日月就比其他农民好过点。剩下的人家基本相等，处于一种“有饭吃、没钱花”的状态。这一阶段也涌现出极少数通过走出去发财致富的人，但为数很少，有的村庄可能没有，即使有，也就是一两个这样的“有本事”的人。
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土地收入的逐步减少、退耕还林导致的可耕种土地的减少以及当地煤炭资源的大力开采，农民们陆续走出村庄，到附近有就业机会的地方谋生。这样，外面的天地就为有能力和社会关系的人提供了发展的舞台，肯吃苦和有生意头脑的人就脱颖而出。走出去的村民没有多大能耐的就靠体力打工，有生意头脑的就做起了买卖，也有一部分农民通过其他社会关系当上了包工头，因此各种职业都出现了。在村庄里调查时，这种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村里的前任支书在位时，结识了一些县乡干部，离任以后就凭着这些关系当上了包工头，年收入据他说有五六万，院子里还停着小轿车。像这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当上包工头的人在村庄里还有一些，当地近年来煤矿承包到私人手里，这样有的村民就在亲友的煤矿里担任要职，因此也就成为村庄里最富有的人家。这些人家即使在村庄里居住，很多也盖起了楼房，很多盖在了集镇上，也有的就落户县城等城镇。村庄里有两户个体户，在村庄最中心的位置开门市部，同时经营收购粮食和买农资等业务，也放高利贷，也是全村日月最好的人家。这两户人家在村民中间很有威望，因为很多人家在经济紧张时会向他们借贷，同时周边村庄里的人也会向他们求助。在外务工收入比较高的人家主要有做生意的、有各种技术比如开车、厨师、瓦工、修理等人，也有新职业比如装潢等，这些活劳动强度比较低、收入也比较高，他们在村庄里的日子就算中上等。也有一些人家尤其是年轻家庭里的男主人在当地的大型工厂里有正式工作，收入在当地也是比较高的，这部分人家在村庄里也处于中上等收入，而且工作稳定，因此成为很多年轻人期盼的好工作。靠体力务工而收入很高的，只有煤矿工人，但是随着这几年煤矿整合和国家的安全控制，煤矿工人需求量在下降，村庄里在煤矿上工作的人也在逐步减少，但是只要在煤矿上工作，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是很好的，在村里处于中上等。没有手艺的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就不是很高，很多人反映一年下来也就是万把元收入，比在村里务农强点，如果家里几个人在外务工，那收入还不至于太少，如果只有一个人务工，这样的家庭只能够维持正常的开支，没有多少结余，日子在村里也只是中等水平。
图：沼气灯进窑洞
这一段时间村庄里收入最低的家庭就是那些留在村里务农的人家，他们是村庄里中下收入水平的主力。这一部分人家一般是男女主人年龄已经到五十岁左右，外出的动力不足，因此就在村庄里务农。而在村庄里务农的人家每年的收入人均只能有两千左右，在调查中当问到收入情况时，这些人家心里计算半天也就是能说个三两千，有的因为土地少，全家就四五千收入。而收入最少的是村里的老年人，一般都在六十岁以上，问到收入，他们都说没有收入，地利种的只能够吃，平时连“人情门户”也赶不起，只能靠儿女接济点，如果儿女也很困难，他们基本没有余钱。老年人的住房等条件也是村里最差的，他们大多数住在老屋子里，有一部分连电视机都没有。
这样，近十几年以来，村庄里家庭经济也开始出现分化，出现了一小部分富裕家庭，经济水平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以上。也有了一部分殷实人家，他们在吃饱的同时，手头每时每刻都有余钱，他们处于村庄的中上等经济地位。而更多的是一部分外出务工和在村务农收入还可以的人家，他们的经济收入只能够当年开支而没有多少结余，这一部分处于中等水平。在村务农而收入也不高的人家就处于中下等水平，最苦的是失去了劳动力的老年人，他们只能维持温饱。
因此，村庄里的“好日月”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不同的标准，而标准也越来越高，由“有饭吃”变为“有钱花”以及更多的生活享受。
图：沼气进家
三十六：姑舅亲，还“代代亲”吗？
当地把舅家统称为“简家”（把外公称为“简”，外婆称为“简婆”，见于当地方言研究文献；陕北一代的县志上写为“沾字下面一个女”发的jiě音，见于《米脂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包括外婆外公、舅舅、舅表兄弟以及母亲娘家的本家等。可能是母权社会的遗存，简家在当地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在红白喜事等关键事情上，简家的发言权是不可忽略的。简家首先是出嫁女子的靠山，如果女方在婆家受到不公正待遇，娘家如果势力很大，就会出面撑腰；如果女方去世，娘家有权质疑女方的死因，可以在葬礼上提出异议，阻止或者延迟女方下葬。而女方的葬礼上，女方的娘家（即当事人的简家）是必被邀请的，是葬礼上的贵宾，如果简家发现招待不好，可以提出抗议。在一般的喜事上，简家也是贵宾，没有任何亲戚能超过简家的地位。在喜事期间，简家会派出舅舅或者表兄弟参加到迎亲或者送嫁的队伍中，如果当事人的喜事上没有简家的出席，那是会被认为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因此如果平时与简家发生矛盾，很多人会在喜事前进行调和，以确保简家的出席；而如果简家没有近亲，即使很远的本家也要被邀请来参加。人们平时也就处处和简家保持友好关系，不敢得罪简家，以免关键时刻简家的为难。简家使通过婚姻的形式结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妇女在传统社会的最重要的靠山，妇女在特殊情况下唯一的路就是娘家，同时对于男方来说，简家也是自己的一个重要社会关系。对于女方子女来说，简家是本家以外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当地有句话叫做“姑舅亲，代代亲”（姑舅即姑表和舅表的统称，舅表属于上表，地位高；姑表属于下表，地位低），而姨表就没有舅表重要，当地人说姨姨一死姨表就基本断了。这种舅表关系一般延续几代人（当事人及其儿孙代），一直是人们亲戚关系中的重要一支。
传统上简家的那种特殊地位在近几十年来有种淡化的趋势，但是简家的其他功能却突出了。我在前面提到，当地的家族观念和家族在人们中的地位一直很弱，因此在人们的社会支持中作用不是很大。加上近年来，人们的亲情淡化，亲戚走向以近亲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简家尤其是女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亲戚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在调查中发现，简家在经济和生产等事务上是家庭的重要社会支持。刚结婚的年轻人，由于社会关系网还没有打开，社会支持较少，娘家就是新婚家庭的主要社会关系。娘家在年轻人的关键事情上是其主要的建议支持，年轻人一般会向娘家人中的父兄弟姐妹求助。由于年轻人在农业生产上缺乏经验，娘家人在这些事务上也经常出面支援。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很多新婚夫妇也求助于娘家人。娘家人在中年人家庭的支持上也很重要，调查中很多人提到娘家的兄弟姐妹是自己的主要经济支持。中年人面临子女结婚上学等主要的经济大项支出，而这时主要的借钱对象就是孩子的舅舅和姨家等简家近亲。这些简家近亲也是中年人的主要的意见支持对象，在孩子的婚姻以及家庭的关键事务上，他们也会向这些亲戚求助，这和在传统社会里基本一样。在调查中以及当地的生活中发现，人们在遇到关键事情上更倾向于向姻亲求助，而不是亲兄弟以及本家等亲戚，而孩子的简家就是主要的姻亲。平时的来往也主要在这些姻亲之间，姻亲成了当地人一个重要的社会支持网。而这种社会支持也仅仅是存在于妇女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表亲关系却随着整个亲戚关系的淡化而淡化，因此简家的范围在这里也就缩小到“外公外婆和舅姨”这些特殊的近亲关系，“姑舅亲，代代亲”的谚语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传统社会里，即使当妇女进入老年以后，娘家人还是重要的靠山，但是今天却有了重要变化，老年妇女的娘家人在他们的女儿进入老年以后就基本和她们没有了联系，这可能是随着妇女的兄弟的老去和侄儿辈传统观念的淡化，这些亲情也随着淡化的结果，总之，简家在老年家庭中的社会支持中就基本没有了影子，而娘家人在老年人的葬礼上的出现也仅仅是一种过场。
在社会的变迁中，一些社会关系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淡化，而另一些会加强。简家的地位在一些形式方面（红白喜事上的权力）的确有淡化的趋势，而在经济生产等方面的重要性却有强化的势头，它是当下人们社会支持中的最重要的一支亲友力量，在不同年龄层次的家庭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同时简家的亲戚范围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缩小至很小的范围。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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