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四章 辗转花坪（一）
一、所内零工
1975年8月4日，我进入花坪公社食品所。 这食品所，就是原来的花坪区供销社加工厂的一半，原先，生猪的收购、猪肉的销售，是由供销社经营的业务，撤区并社以后，这项业务从供销社分出，独立设置食品所，转属县食品公司系统。原来的加工厂一分为二，煮酒、制饼、做糕，仍然属于供销社，称为“副食加工厂”，这一所一厂，还是共原来的一个大门出入。所处之地，名大溪木，距离花坪街近两公里，是一块直径两百多米的小小的高山小盆地，一条小水沟，从中贯穿，经食品所的大门面前流过，一下雨，盆地里的雨水都流到这沟里，就真成了一条大溪了。
郭所长安排：“你和小张，今天跟胡师傅去学看猪。”这时候，已经有农民来交售生猪了，我看着那位“年且七十”的胡老师傅，用手去按猪的脊背，估量这猪背上的肉膘有多厚；看猪身的高低、长短，估计这猪大约有多重，特别是要看有没有达到120斤，政策规定，生猪毛重必须要有120斤，才达到收购标准。
我和小张跟着胡老师傅转了一天，居然都大有心得，估计猪的重量，误差在10斤以下了，胡师傅操着他那一口浙江话，对郭所长说：“这两个娃娃，聪明，好教。”
郭所长教导我们，搞食品工作，就是跟着猪转，要熟悉这工作的全过程，喂食扫圈、收购宰杀、加工销售，都要认真地去学习，练成一个全把式，“现在，还没有到收购加工的旺季，你们先去喂猪吧。”
我意识到，这是郭所长给我设置的一道考验关口。
郭所长名振贵，是一个很正统的人，当年，他在花坪区供销社的时候，是以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过《恩施报》“光荣榜”的身份，提拔成副主任的，食品所分出来，他来当所长，对于思想政治，十分地看重，爸爸就给我讲过他的典故，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话头，时常挂在郭主任的嘴边的，搞食品工作了，他又加了一句：“三不怕脏。”
现在，郭所长就是要看我是不是“三不怕”了。
其实，郭所长是多虑了，我在那几个生产队的时候，就已经是过了这一关了。
穿上高及膝盖的长筒靴，围上橡皮围腰，踏进猪圈，再脏也不怕了，这装备都是所里配发的，是真高级啊！感到难闻的是那满圈猪屎的臭味，而且这猪圈四面高墙，围得这臭味更加浓重，我咬着牙，屏住气，紧紧握住竹扫把，一间一间地，把猪圈里的猪屎，扫到粪池里去，扫完这几十间圈，要一个小时，一天扫三次，再就是一天给猪喂两次食，操作就简单好受一些，把麸皮、酒糟合水一搅拌，倒进猪槽就行了。这水，得自己到门口的“大溪”里去挑，后来，在溪里安装了水泵，在所里修建了水池，就不用人工挑了。这么“三不怕”的干了一星期，郭所长就给分配其他的工作了，有体力的，打扫场坝、运送饲料、参与宰杀，也有脑力的，收购开票、算账记账、卖肉收款，郭所长说：“见子打子，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这也是所有零工们的工作方式，没有固定的岗位，都是郭所长临时指派活儿，郭所长就好比生产队的队长，今天安排我们做这，明天安排我们做那，就是那开拖拉机的，没有运输任务的日子，也一样地被安排去喂猪杀猪，他杀猪，还真是一把好手呢。
在这初步入门的考验日子，我熟悉着这食品所的人事制度与人际关系。
食品所从供销社，分出来6个正式职工：郭所长、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罗师傅、在街上管理门市部的还有一个；带出来7个零工：大溪木生产队的3个农民工、有一个是开所里的拖拉机的，胡、罗两位师傅的儿子，两个花坪街上的居民、有一个是女炊事员，郭所长认为人手还不够，就找了我和小张来，一个月后，他又招来了一个，姓朱，是花坪公社一大队的书记的儿子，这就一共有10个零工了。
“零工”的工资，一天1.25元，一个月37.5元，加班了，另外给加班费，还有一点寛待，如果因故要请假，批准了，就可以不扣钱，在每个月底发工资的时候，零工们是属于“另册”，零工工资册，方式是打领条：“今领到，花坪食品所零工工资37.5元。”
这工资，不算低了，郭所长的正式干部工资，一个月也不过50多点，食品所卖的猪肉，是0.64元1斤。但是，我一个月要给小队里交20元“副业款”，队里记的工分，按我们队的分值，可以回来一半，我实际到手的，就不过是27元上下了。
按照那时的物价，这二十多元，养活一个人是足够的了，有了这一笔固定收入，我算是挣到了自己的口食，从此可以不再依靠父母来养了，甚至还可以有一点结余来贴补一下，给家里买点猪蹄、猪舌头等等一些肉类产品，那时候，猪肉是很紧张的物资。而此前在生产队，所挣的工分，小队决算下来，最多的一年，也没有超过150元，只够付清小队的口粮款，其他的生活开支、日常费用，都得向爸妈伸手，这也是那时绝大多数知青的经济状况吧。我为什么没有染上抽烟的嗜好呢？这还真得归功于那时候的穷啊，衣服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拿什么去买烟！能省的就省了吧。
郭所长对零工的信任程度，是以政治标准第一的。
那小朱来后不久，郭所长就派他到县食品公司去学习兽医，防治猪病，又不久，县食品公司给了一个把兽医转成正式工的指标，那小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正式职工，上了正式职工的工资表，脱离了“另册”，不过，还是和我们零工一样地作杂事，并没有去治猪病。我们其余的这9个零工，一个个羡慕眼红不已，大家都说：“小朱的八字好，行了‘哈时’了。”“哈”在这里是一个方言，“很大”的意思。
张演志也是大队书记的儿子，而且，他在生产队的时候，就入了党，在郭所长眼里，那真是根红苗壮的革命接班人。有一回，郭所长要到县里去开一星期的会，竟然将主持所内日常工作的大权力交给了小张，指挥老会计、老师傅、女出纳作这作那，那几个正式职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毛头小伙的零工，在自家头上颐指气使，他们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打了两个月的领条，冬天到了，进入了猪肉加工的旺季，郭所长安排，在所内，胡师傅、老会计和女出纳负责收购的事，其余的人搞宰杀加工。
宰房里，灶火熊熊，水汽腾腾，一头嚎叫着的生猪，被按倒在宰凳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死猪跟着被搬到大灶台上，放进大锅中，经过开水一滚烫，马上扯出来，刮毛，刮净了，挂上架，开膛破肚砍头，变成一堆“下水”、两片白肉、一个猪头，那“下水”就在宰房里分心肺、剔肝肠，白肉和猪头，就搬到库房里摆放，一片挨着一片，那两个教室大小的库房地上，成为一大片白花花的肉场。
这宰杀，猪多的日子，要加班加点，作到晚上10点多，才收工。
郭所长虽然贵为领导，但是他一贯崇尚艰苦奋斗、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现场指挥，也是常常和我们一样，系上皮围腰，穿上长筒靴，跟我们一起，分剔肚肠，运送肉块，不过，他没有拿刀，杀猪的活儿，主要是那三个农民工干，郭所长鼓励我们: “你们年轻人也去学呀！”零工们也纷纷动手，我大着胆子，也上去出手了，开始，一刀下去，那猪还叫，又一刀下去，还是叫，这么试过几头，也就会一刀封喉了，此后，也有一、二十几头猪命，丧于我手。
第二天早上，昨晚的肉片都冷却透了，就进行加工。
加工的程序，大致分砍、腌、洗、烘四步。
先在腌房里将一大片分砍成几块，这几块各有专名：项圈、前胛、前肋，后肋、中方、后胛、圆尾或火腿，如果做火腿，还要另外修整，这是一项既要力气、也要准头的技术活儿，一般是罗师傅主刀，其余的事，就我们干了；然后腌制，给每一块抹上盐，像砌墙一样，码成半人多高、两米长宽的方堆，这样的抹盐、码堆，要反复进行三次，使盐分充分渗透进入肉里；再然后，在一口大缸里，洗去肉块表面的盐粒，高山的冬天，外面是下雪积雪，我们这样的工作，寒冷入骨，双手一接触肉块，止不住地罗嗦颤抖；终于，一块块洗干净了，送进炕房，烘上几天，就成为了一块块色泽金黄的腊肉或者火腿了。
这个加工方法，胡老师傅说，是他当年受供销社聘请、从浙江带来的制作金华火腿的秘法，现在又传到了食品所。
我这么在食品所做了一个冬天，就到了1975年春了，食品所的工作，上半年是淡季，猪都还在农民的猪圈里养着呢。郭所长不能看着员工们无所事事，他利用这业务较少的季节大兴土木：“我们食品所要发展，要创业，要搞基建，要起房屋，艰苦奋斗，自己动手，解决我们食品所的办公用房、职工宿舍不足的问题。”
起屋的时候，那些小工的事儿，全由我们一班零工做了，开山爆破、取石运料、开挖基脚、搅拌砂浆、平整地坪，郭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干着这些，实在是一个与职工共劳累、同辛苦的领导了，只请了两个木匠，三个石瓦匠，半年之间，就修起了一排两层石木结构的房屋，一层办公，二层作宿舍，我也分到了一间。还在花坪街上，修了一个新的门市部。确实是节省了不少工钱，可惜的是，这中间出了一个安全事故，有一次，那个大溪木的农民工排除一个哑炮，炸药都掏出来了，忽然，那雷管就炸了，炸到了这零工的膝盖，送到县里的医院，住了两个月，出来就成了瘸子，还是在食品所做零工，食品所就得包着他的下半辈子了，这里面和日后的开销，就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了。
二、所外“同志”
郭所长在开展所内建设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食品所的本职工作。
其时，国家在农村实行生猪派购政策，这个政策，它的具体实施者，就是食品所，我在此后一年的工作中，实际地了解和认识了这一项政策。
县里，也就是农民口中的“上面政府”，向各公社下达收购生猪的任务指标，公社就向大队、小队逐层分解，派定每一个小队要交售生猪的数量，简称之为“任务猪”，规定 “任务猪”的级别，毛重160斤以上为一级，140斤为二级，120斤为三级，收购价格，每斤在0.52至0.45元之间。
小队又把这“任务猪”，分配到社员家中去喂，由小队支付饲料粮和工分，我后来在访查中，问过这个数量，一般是小队自定为300斤粮食、500个工分，售后所得款归于小队，小队把这种管理方式叫做“公猪私养”，这里的“公”，是“公私”之公，不是“公母”之公；这个小队“公猪私养”的方式，在日益深入开展的“农业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了上级的质疑与否定，我曾经听到一位大队书记这样说：“私人喂猪喂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法权，所以，我们把私人喂的母猪，都收归了集体，还有私人喂的羊子，也收了。”于是，很多小队顺应时势，就办起了集体养猪场，来喂“任务猪”。
公社为了完成这个派购任务，还制出了一项规定：小队必须完成派购数目后，社员才可以宰杀自家喂养的年猪。
事实上，养猪的成本，远高于卖猪的所得，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相当于国家对农民的一种变相的赋税，如果说得凌厉些，就叫做“城市对农村的一种剥夺”了。
也可以说，生猪的派购，它是食品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正如粮食的统购统销，是粮管所赖以生存的国家政策基础一样，它们都是生产力水平限制下的产物，所以，到了改革的八十年代，随着生猪、粮食产业的发展，国家取消了这两项政策，食品所、粮管所这两个官商单位，就随之消亡了。
郭所长就说了：“我们上半年，一方面是起屋搞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下乡，到生产队去，落实派购任务、检查任务猪的饲养情况。”
郭所长安排，所内留老会计、女出纳、胡师傅三个值班，其余的人都下乡。
下乡的头一天晚上，开会，郭所长讲话，布置任务：
“这次下乡，宣传公社的生猪派购文件，以这个文件精神为主，落实派购任务，和小队签订派购合同，还要检查小队的集体养猪场的饲养情况，推广大种萝卜、解决饲料的经验；调查生产队的社会存栏数，集体养了多少、社员自养多少、母猪多少、仔猪多少，都要一个队、一个队的去问，去统计，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分配下乡地点，一个人跑两个大队。
我在食品所的大门以内，是零工，那是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要干的，但是，这一按照郭所长的指派、走出食品所的大门、执行下乡任务、到了贫下中农的面前的时候，那身份，就提升了，我就是食品所里面走出来的“同志”了。那个时代，农民们把公社的干部、公社各单位的职工，都尊称为“同志”。
那时，花坪公社的乡村交通还不发达，只有一条过境的建官公路，就是在公路上，也很难搭上车坐，下乡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我觉得，在公路或山路上跋涉，比在所里面劳动，那是轻松多了，还可以欣赏这高天丽日，白云青山，野花烂漫，林鸟鸣啭，好一派高山的春夏风光。
走着看着，就找到了小队长的住的屋场了，见到了队长了，我说：“我是公社食品所的，到你们生产队来，看看你们队里的生猪派购和饲养情况。”那队长满脸是笑，将“同志”迎接到家里，茶饭招待，极尽盛情，吃饱喝足，不肯收一分饭钱。然后作郭所长布置的任务，问情况，记数目，定合同，队长带路，到小队的养猪场，进猪圈看看，嘱咐他们要多种几亩萝卜。
一个星期过去，我的两个大队都走遍了，回到所里，汇报情况。郭所长说：“我们还要汇总数据，制成报表，上报给公社和县食品公司，你文化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我得到这一个施展所长的机会，自然是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把大家调查得来的数据，汇总整理，制出表格，然后用那时的刻印技术，在钢板上刻出蜡纸，用油印机印出来。这么做出来的报表，数据准确，格式整齐，字迹工整，印刷清晰；还写了一份附后材料：“花坪公社集体养猪场发展情况汇报”，说：“花坪公社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场，狠抓种猪、栏圈、饲料基地、饲养员四大建设。”郭所长拿着，报给了公社和县食品公司，回来时候，很高兴，表扬我说：“公社和公司都说我们的报表和汇报作得好，你到底是有文化水平，我们所里以后搞这些文字工作的事，就是你了。”
这“文字工作”，过了几天，郭所长就跟着给我布置了一回：“县食品公司的侯股长来了，说县里要召开畜牧工作会议，要食品公司准备一份农村生产队集体养猪场的先进典型材料，县公司看了我们送的报表和汇报，说我们那个‘四大建设’是当前发展集体养猪事业的有效经验，要我们还进一步总结，你就陪着侯股长，再到下面生产队去搞调查，把这个材料写好。”
这个事情做完，后来又下了几次队，我就把花坪公社的小队，差不多都走到了，可以夸张地说是“花坪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我的足迹”了。
这“同志”的事，到下半年，又增加了一项：到片区收购点去收购生猪
郭所长说：“收购的旺季到了，我们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着想，让社员们交猪方便一些，让他们少背一截路，我们要在下边设点收猪。”他就在建官公路经过的两个片区，叫做“大石板”和“李家坪”的地方，设置了临时收购点，收上来的猪，用所里的拖拉机运回去，时不时地派我下去搞收购。
这收购生猪，“同志”的尊严更甚，有着两项特权：一是收购标准，上面规定是要有120斤，但是执行中不可能头头都达到，一些差了几斤的，收不收，就全是“同志”的一句话了，社员们为了把差了几斤的猪交脱，会央求“同志”，说上许许多多的好话；二是“除食”多少，看这猪的饥饱情况、肚子大小，要扣除若干斤，这也是“同志”说了算。有了这两项权力，那“同志”的风光与威势，就大了去了。在不影响食品所利益的大前提下，我也会对那些苦苦哀求的贫下中农，动了恻隐之心，收下他的不到120斤的猪，或者除食时少扣一、两斤，就会听到他们的感激不尽的言语。这时候，我就从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变成了贫下中农的仰视对象了，我心中，就有了一种翻身农奴站起来的幸福感。
三、社直“干部”
走出大溪木食品所的大门，下了乡，贫下中农不明底细地视我为“同志”，身份会提升；上了花坪街，公社的领导，会一视同仁地把我看作 “社直单位职工”，身份也会提升。那时，公社里有“选青干部”，各个单位都有“亦工亦农”的职工，都是农村户口，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身份差别，反而还没有大溪木食品所里面那么分明,公社是把我也看做了“亦工亦农干部”了。
我就可以和所里的正式职工一起，参加公社财贸职工会议、公社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了。
1976年1月6日，公社召集了供销社、食品所、粮管所、财税所、银行营业所等单位，开了一个“公社财贸工作会议”，这些单位的职工，全体参加。公社书记作报告，总结去年财贸工作的成绩，安排今年的工作任务；又请了贫下中农的代表，来给这些单位提意见，帮助改进工作；分管财贸工作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讲话号召：“全体财贸职工，行动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反击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为早日建成大寨县作出贡献。”
3月10日，又参加了社直单位“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公社书记、副书记、都讲了话，传达省、县会议精神，布置在我们公社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资本主义，办批判专栏。
到了这一年的11月，公社又召开社直单位职工大会，批判的对象，就换成是“四人帮”了，公社书记讲话：“我们公社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愤怒揭批四人帮，学习大寨狠抓纲，冬播洋芋大会战，大搞三治打硬仗。用实际行动迎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更大的荣耀还在于，我多次被公社临时抽调，当做“干部”来使用。
4月27日，郭所长早上派工的时候，对我说：“公社里开一个劳模会，要我们所里抽一个人去搞后勤服务，这个事，你去吧。还有，这个会，下边各个小队的队长都要来，你还可以顺便在会上，把我们所里的调查表发给那些队长，把数据弄上来。” 郭所长是会划算，昨天，他说了，要准备下一次乡，调查下面生产队里的生猪饲养情况，这个公社的会，把队长们都弄到一起来了，他就看中了这个机会，把我派到了这会里。既完成公社布置的任务，又可以作所里的事。
我到了公社，向会务组报到，会务组的领导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分管社直单位的，和我爸一个姓，蒋主任安排：“你在我们这组里，就是搞勤务，具体作三件事，烧水送茶、打扫会场、联络传达，如果遇到什么杂事，也去帮帮忙。”
第一次到公社里来作事情，我自是十分卖力，弄了一个煤炉，一整天不住地烧开水，灌满一个又一个热水瓶，往会场上送；上午、下午会一开完，就去扫地；再就是守在会务组，蒋主任指到哪里，就做到那里。
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找到那些开会的队长，把油印好的空白表格分发给他们，请他们填写，四天的会开下来，收拢了一大叠，我拿了给郭所长看，他说：“你这个事做得好，省了我们一次下乡了。”
劳模会结束，我回了所里，汇总整理我收回的表格，郭所长新的安排又来了：“公社接着又要开一个小队会计会，蒋主任说，你在开劳模会时候，做事勤快，这回他是点名要你去，蒋主任他是看上你了。你这些表格，开完会回来再做吧。”
我收拾好手中的表格，上街，到了公社，蒋主任说：“这次会，你去管伙食帐，另外，你是食品所的，还负责去你们所里把肉买来，我跟郭所长讲好了的。”
升职了，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做事了。第一天，在这办公室里报到登记、收款立账；第二天，到大溪木食品所弄猪肉；第三天，办公室算账；第四天，上午，到粮管所、食品所付买米、买肉的钱，早饭后会议结束，下午，与公社食堂的总务结账。
公社的公差干完，回食品所，接着整理刻印我的表格，两天后，表格交给了郭所长，就去抬石头，准备起屋的石料了。
郭所长说的“蒋主任他是看上你了”还真是不假。半年后、也就是那个11月的公社社直单位职工大会之后的11月25日，早上派工，郭所长对我说：“今天，我带你到大石板去收猪，吃了早饭，我们就走。”刚吃完，公社来电话了，郭所长接了电话，说：“公社通知我去一下，我们一起上街，你在公社外边等我。” 郭所长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说：“公社里又有事了，组织秋收大检查，每个单位都要抽人，组成工作队，下生产队去，公社里开始说要我去，可是我怎么走得开？蒋主任就点了你去，你就不去大石板了，这就进去找蒋主任吧。”
我进了公社，找到蒋主任，他正在开着会议，说：“你来了，就是我们工作队的成员了，这就参加我们的会吧，我们这是公社党委扩大会议，让我们工作队员也参加，武装思想，明确公社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我一看，那些开会的人，都是公社、大队的书记、干部，社直单位的领导，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了！我这个零工，混在他们中间，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不好意思了，我赶紧掏出笔记本，详细地记录这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分组，我被分到了一大队工作组。
第二天，就到一大队去，在那里，又一人一队地分下去。我去的是第四小队。
这样，我就作了公社派往这个小队的驻队干部了，按照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上教的做法，召开小队干部和党员会，首先，照着笔记本上记录的，一条一条地传达那会议的精神；接着，做出公社干部的口吻，说道：“公社党委派我到队里来，是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二是抓紧完成粮食秋收的扫尾工作：三是开展冬播洋芋打会战。我是第一次到队里，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我，胜利完成公社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做这公社干部的工作，那一种翻身农奴的感觉，再一次浮上我的心头，这领导贫下中农的滋味，我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尝尝了。
当然 我也知道，我这驻队干部，是临时的、客串的，甚至可以说是冒牌的，不能得意忘形地摆公社干部的谱，那“揭批四人帮”的事，在小队里不大好落实，就老老实实地作一点实事吧。好在我对生产队的劳动，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了。我知道，小队里的事，还得靠着队长，我事事都和队长商量，指挥社员们“秋收扫尾”，搬包谷、砍梗子、扯黄豆、挖当归，打早工、晚收工，抢进度、抢时间，社员们说：“孙同志搞生产，处处带头，不怕苦啊。”
三天后，秋收扫尾搞完了，下一步就是要种洋芋了，这时候，公社里又派来了一个人，跟我说：“蒋主任要我来接替你，叫你回公社，另外给你派事。”
我回到公社，蒋主任说：
“公社里马上就要搞征兵了，我来管后勤，我看你前两次管开水、管算账，搞得很好啊，我就跟刘书记讲了，把你抽到我的这个后勤组来。这一回，你给我专门负责管火,管我们的体检站的所有的火炉子。新兵下个星期进站体检，我们这高山的冬季，天寒地冻，这火是一刻也离不得的。征兵是政治任务，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你要给我干好了。你先去把炭弄回来，去二大队和健康大队搞白炭、刀背垭买煤炭，下去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是公社党委交派的政治任务。”
我先后到那两个大队，找到大队书记，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公社征兵，蒋主任说，要你们大队送500斤白炭去。”那两位大队书记都是连声答应：“好，好，我这就安排人送。”两天时间，买来了1000斤白炭。
第三天，我在公社的拖拉机站，要了一辆拖拉机，到了刀背垭的公社煤厂，对那厂长也是一样的说话：“公社征兵，要烤火，要两车最好的煤炭。”那厂长也是赶紧照办。坐在那装炭回花坪的拖拉机上，我心中感叹：“这么拿着这上方宝剑，给公社办事，一路顺风顺水，没有什么困难，也容易啊。”
新兵体检开始了，我就是炉火管理员了。体检站有十几间房间，每一间房里一个煤炉，一个火盆，头一天，我把这十几个煤炉都发燃起来，以后，就是每隔两个钟头，按时去添加煤炭、扫除煤灰，这工作也不算劳累，只不过，半夜时候，要起来去加一次，是要牢记在心，万万疏忽耽误不得的。蒋主任表扬道：“天天半夜起来加火，辛苦你了。”再就是早上，天没有亮就要起来，先发燃一大盆白炭，然后分到每一间房里的火盆里，以后也是两个小时加一次白炭。
三天的征兵体检结束，我准备回食品所了，蒋主任说：“你会写，索性还调用你两天，明天公社搞市场大检查，你去参加，然后写一个怎样搞好市场管理的总结材料。”
在公社里做这些工作，是我在花坪食品所的时候，最光彩的日子了，爸爸看了，也高兴，说：“我听公社的领导讲了，你做事有能力啊，也算是给我争气了。”食品所的零工伙伴也说：“你都快成脱产的公社干部了。”我说：“说哪里话呢，一走进这大溪木的大门，还是一个杀猪的零工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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