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2-1 一到安徽的二起反革命事件
－－作者：阮耀钟
据蔡有智回忆，1969年12月初，先遣人员90人到了安庆。12月17日至30日接连来的两批900人人。安庆只给科大一所市委党校，只有一栋仅能容纳300人的三层小楼。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房子门窗在“文革”的武斗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砖石堵死……。
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来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四常委动身回北京。
据黄达回忆，四常委向北京报告安庆的这种种困难，要求立即停止疏散。不久，接到北京指示，要求我们返回合肥，说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有重要指示，科大要由疏散改为搬迁。我们4人商量后，认为李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表态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对于科大由“疏散”改为“搬迁”这样重要的决定，我们负不起责任。决定立即赶回北京，动员尚未疏散的学生、教职员工先不动，在校待命。并向刘西尧同志请示不要搬迁，坚持先疏散。
此事，后来被安徽工军宣队定为“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 。四位常委为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和刘军。
据644朱柏生回忆，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点准备都没有。中科大当时有近三千名师生，安徽让我们去安庆，安庆地委只给了一所地委党校，就20亩地，一座三层楼。
1970年1月5日，几位在中科大有较大影响的同学，一天数次跑到安庆邮局给中科院的刘西尧、国防工办的张震、国防科工委的刘华清等首长发电报，要求他们火速乘直升飞机到安庆来，听取我们的汇报，挽救中科大。5号晚上，中科院答复：“首长6日乘直升飞机到安庆，听取中科大师生的意见。”可是，到了6号，中央有关单位电话通知：因北京连续三天风沙浓雾，飞机无法起飞，三首长决定7日乘火车到合肥解决科大的问题。6号晚，我们这批活跃分子讨论认为：中央首长若是先到合肥，必然先见安徽的领导，安徽的领导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中央首长偏听偏信，一旦做出解散中科大的决定，情况就无法挽回了。于是，我们决定：立即组织部分骨干连夜赶到合肥，抢在安徽省委之前，接回中央首长，让中央首长先听我们的汇报。当晚十二点，我们叫起已经睡觉的北京工宣队的白指挥（此人是党的“九大”代表，北京造纸厂的工人），要求他给我们派车，开始他不同意，学生们就跟他争吵，骂他是“工贼”，白指挥不得已同意派车，夜里两点，我们一行29人乘上校车兴高采烈地从安庆出发前往合肥。
我们的头脑太热太简单了，以为我们胜利了。就在我们出发不久，白指挥就将我们的行动向北京、向安徽省革委报告了，并断定我们是去合肥“绑架中央首长”。 我们还蒙在鼓里，上午到了合肥火车站，顾不上吃饭休息，商量如何向中央首长汇报，如何以情感人，如何争取中央的支持……。
我们在火车站焦急地等着，按时刻表，中央首长乘坐的列车应当在下午四点到站，可是，等啊等啊，快到六点了，也没有动静，却见火车站里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老是盯着我们这二十来个学生，此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晚上六点半，安徽省革委会办公厅派人来找我们说：“你们是中科大的学生吧？天不早了，省革委领导请你们到省委招待所去，有事可以慢慢谈嘛！”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商量后认为：“来者不善，合肥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就骗省革委办公厅的人说：“马上就去，”等我们的人一到齐，就立即启动车，飞驰回安庆了。
实际上，科学院领导和科大领导乘坐的火車在离合肥还有百余里的小站紧急停车，把首长由安徽省革委的车队接到了合肥。所以朱柏生他们接了空。朱柏生他们回到安庆之后，他们分别回老家过年去了。
过完春节，返校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徽派来了工军宣队，他们把参与“合肥之行”的同学看成是危险分子，称我们是“小28个半”，（文革中，康生把追随王明的中共早期留苏人员定为“28个半”反党集团。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主要是科大三系，四系的同学共29人，其中三系的一位周姓同学是合肥人，他想乘坐便车回家，算半个骨干。这样，我们参与合肥之行的也正好是二十八个半）。后来，在搞清楚我们没有绑架中央首长的企图后，对此也没有过多深究，只是大会小会作了几次泛泛的批判，但是，我已经被安徽的工军宣队注意上了。
“四常委回京”和“二十八个半合肥之行”均被安徽工军宣队定为反革命亊件，罪名是反下迁。
尽管“四常委回京”和“二十八个半合肥之行”，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为了科大的命运，尽了最大努力！我钦佩他们，在此，向他们几位说声谢谢！这也是我八十老翁今天之所以编本书的一个目的。
四常委回京后，刘西尧拒绝接见四常委。朱柏生他们给刘西尧的一个个电报，他也不会理睬，因为他准备把科大一脚踢出北京，踢出科学院的决心已定。刘西尧是科大的罪人！刘西尧已去世，我们无法再清算他对科大犯下的罪行。今天，我这八十老翁，拚老命记下他的恶行，为的是让刘西尧的子孙后代，能看到刘西尧的恶行，从中能吸取教训，做人应该多积德，少作恶，作了恶，死后还会、遭人骂！
2-2 分而整之，不停的斗争
－－作者：阮耀钟
王锡鹏说：“在我们去科大之前，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细节记不清楚了。”
王锡鹏又说：李德生同志接见王锡鹏他们时说：“暂时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
通过“四常委回京”和“28个半合肥之行”，使刘西尧、李德生和安徽省革委会认为科大问题十分严重，决定重点整治。
整治科大师生的办法，主要是二招。第一招是分而整肃。
科大下迁合肥后，将科大六个系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五系师生在合肥，数学系师生分到铜陵。物理系和六系师生分到淮南好几个矿。6421班、6422班60名学生与部分物教老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谢三矿。6521班、6522班共80名学生与部分技术物理教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李一矿。6523班地球物理专业37名学生与部分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分到淮南矿务局机修厂。6423班生物物理专业 26人和6424班地球物理专业 26人，加上部分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师共约70人分到淮南新庄孜煤矿。六系师生分在淮南发电厂。近代化学系分到马鞍山市南山铁矿。高分子，地化等在马鞍山市钢铁厂。近代物理系师生师生分到白湖农场。
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安排，只有安徽省领导直接插手安排，方能做到。据周景生说：“运动开始时，各年级原来的班级全部打乱，重新分成四个排，每个排有一个解放军的排长领导一切。”“规定每个人不许离开驻地，不许和不同班的人讲话。这种规定，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对待。”这样，既可避免闹亊，又便于整粛。
对科大师生的第二招是斗，李东林队长有句名言，“谁不斗，就斗谁”。斗得科大师生服服贴贴为至。我因为1967年就感到自已不是搞政治的料，以国防任务为借口，脱离了文革，所以我下迁后没挨斗。不少教师，因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刚整过，已成死老虎。可怜的是学生，他们才二十来岁，科大学生都善于独立思考，对毛泽东、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在同学之间难免小声议论几句，有的把自已的思考写入日记，这在当年便成大罪。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被整肃的学生是完全正确的。但当年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和毕业鉴定，又采用日夜跟踪监视、诱供、逼供和恐吓等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从“反搬迁”入手，接着是“一打三反”，最后以清查“516分子”收尾。近半数科大学生挨整，有七名学生和教工被迫自杀。他们是：
1.6422学生阎宝根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安徽工宣队长李东林的威胁压力下在合肥科大校园跳楼自杀，当场并没有死亡，李东林拒绝抢救使他最终死亡。
2.6422学生郭宝林被人揭发用毛主席语录牌做收音机盒子，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工宣队的压力使其精神失常，1970年8月2日在班上其他同学分配离校的当天，他被宣布为推迟分配，在其他同学聚餐时他逃离对他的监控，在淮南煤矿卧轨自杀。
3.6435学生韩光增（女）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三系工宣队长张广泉的压力，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炼焦厂跳楼自杀，当场死亡。死亡当天张广泉召开全系大会，对韩继续进行批判，说想要用死来对抗运动办不到，要继续批倒批臭，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4.6566学生贾树国，1969年工宣队派他参加“教工学习班”整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时，因为自身隐瞒家庭成分（富农家庭虚报为中农），被学习班的场面惊吓，在北京出逃，虽然后来找了回来，却留下了“案底”。1970年到淮南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留下的“案底”而被隔离审查，并以上厕所为名再次出逃，于1970年4月24日晚卧轨自杀。
5.人武部干部李恒昌是一位转业军人，曾当过林彪的警卫员。被人揭露有不敬重林彪的言论（尚未到反对林彪的程度），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悬梁自尽。
6.四系干事张乃安于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服毒自杀。
7.5804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于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从教学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幸好，据忻鼎亮（645）所说，“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使不少科大学生死里逃生。就我所知，就有三位科大学生，当年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参考文献：
[1] 周景生：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章。
[2] 忻鼎亮：一个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我们心中的科大》会第二章。
2-3 “一打三反”的几个记忆片段(节选)
－－作者：许子明
进学习班当晚就被李大队长呵斥
我四月底回到合肥。这时“校学习班”已经开始。我被分在三班。当天是星期天休息，有家的都回合肥师范学院了。记得我的宿舍里只有黄英达坐在桌子边写信。我躺在二层床上，无聊中我拿出笛子在吹。这时突然间门“噹”的一声被踢开，一个黑黑脸的家伙，背着手气势汹汹的进来。这时黄英达立马站起来，点头打招呼。我根本不认识他，没理他，照旧吹笛子。见我没理他，他气得在屋里转了一圈，“你！”突然一声大孔，他用手指点着我：“你叫什么名字？”“许子明”我答道。“别吹啦！”他命令我，“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反驳他，“你、你…”他被我的顶撞气坏了，两眼露出怒火，气得嘴一张一合，嘴角露出的银牙闪着阴森的寒光，“你、你没看到人家（黄英达）在写材料吗！”他在找借口（黄明明在写信！）。“好，不吹了。”我也屈服了。这时他背着手气哼哼地转身出去了。黄英达小声告诉我，这是“李东林大队长。”－－这时我才体会到“一打三反”的恐怖气氛。
李大队长导演“批斗会”尴尬收场
第二天，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王师傅找我谈话，告诉我“老许,你是依靠对象，要主动地参加批判。”我没想到，我竟然是”依靠对象”！－－那我也高兴不起来。上午，说要批判方树尧（六系58级）。李东林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咬着牙，巡视着每个人，坐在边上督阵。王师傅先问：“方树尧，你那天排队吃饭，和沈莲官（65级学生）说了什么？”方树尧如实说了过程。“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有几个学员也装模作样“批评”了几句。完后就是冷场。没有人说话。“滚出去！”突然一声大吼，坐在旁边的李大队长一下子跳了起来，指着方树尧喊：“你，滚出去！”方树尧脸也吓白了，溜溜地出去。这时李大队长指着我们班上的学员，“你，你，还有你！这是批判吗？要站起来，冲到他对面，点着他鼻子才行！”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北京我们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才知道安徽原来比北京还牛！“重新来！让他（方树尧）进来，重新批斗！”方树尧是我们的同事、“战友”，他是58级，是我们学长，没怨没仇如何恨起来？在这为难之时突然“哇”一声，孙贞寿（65级）大哭起来“我做不到！”这场李大队长想导演的批斗会就这样尴尬收场。
李恒昌进学习班当晚悬梁自尽
校学习班地点是合肥工学院。参加校学习班的人是文革的两派头头和有“问题”的干部和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所以被定为“依靠对象”。李恒昌（原校保卫处干部）当时是校《文攻武卫》的大队长，当时很红。可不知谁举报他“反林副主席”，说林彪后脑勺的包是“反骨”。就这一句话立马撤了‘文攻武卫’队长，送到《学习班》。这从天上突然跌到地狱的打击让这个东北汉子绝望到底，当天半夜在学习班教室的门框子上悬梁自尽。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太大了！一大早在厕所（那个厕所没有隔断）解手时，战纪科（原校政治干部）就议论道：“看来压力太大了！”大家也感到这“一打三反”的搞法有点“过分”。也不知谁马上报告了工宣队。李大队长立即要学习班全体紧急集合。当大家刚刚坐定，李东林背着手，用凶狠的目光来回扫着大家，会场静悄悄，每个人不敢出气，不知道李东林又要发什么飙。就在这时他目光落在后排的战纪科身上，“战纪科！站起来！”这突来一声大吼给大家下了一跳，只见战纪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战纪科，你今天早上在厕所说什么啦？”战纪科想了想，小声说：“我说他（李恒昌）可能压力太大了。”“胡说！”李东林立刻打断战纪科的话，接着说：“他反林副主席，是反革命！他自杀就是对抗《一打三反》，他死了活该！他是死有余辜！”
当时学习班“后勤组”的刘家华后来告诉我，吊在门上的李恒昌是司有和抱下来的。在等待法医来之前，李东林让刘家华一个人在那看着。她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过死人，看到躺在地上的李恒昌瞪着眼，脖子右边一道被绳子勒的紫色痕迹，吓得全身发抖。
刘家华后来又被李东林安排将李恒昌爱人和二个可怜的孩子遣返回东北原籍。（后来落实政策是都回来了）
闫宝根跳楼，工宣队见死不救
我进班一个多月，就迁到合肥师范学院的教学大楼四层。闫宝根是二系学生。他进学习班的罪名就是《反搬迁》。据说，有次李东林去他们宿舍，他站在床上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大喊：“欢迎李大队长！”李东林不是傻子，“好小子，给我鼓倒掌，这不是明明是在挖苦我吗？”气得他把闫宝根也揪进了学习班。还派专门人看管。同时，又挖出他“反毛主席的言论”。有人举报，他说过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依山旁水，风水好”，其意思不就是说，“毛主席所以当了国家领导人是靠‘风水’了吗？”这么大的‘罪名’让闫宝根对前途失去了希望。面临分配他说，大不了带着我女朋友（同学）回家种地。就是这个愿望工宣队也不让他实现。工宣队又使出了文革中惯用的手法：找他女朋友谈话，对她施压让她分手。这招让闫宝根彻底地失去了希望。于是一天中午午觉时趁看守人不注意，他突然翻窗从四楼跳下。“跳楼啦！”正午睡中，突然有人在走廊里喊。我们爬起来跑道窗边往下看，静悄悄地没有看到任何人。于是我又回到床上，刚躺下，就听到窗外喊“哎呀，我的妈呀！救救我吧！”这时，我又回到窗前往楼下一看，原来他跳下时正好先落在窗下一辆旧轿车上，又弹到地上，开始他晕过去，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只见他从地底上坐起来，用手一摸脸那血把他本来发白的脸一下子抹成了红脸。看到这恐怖场面，我难受得一下子差不多要呕吐出来，立刻回到床上躺下。后来有人给他送到九七医院，据说工宣队不让医生抢救，闫宝根大呼“医生老爷救救我吧！”到了下午他喊声渐弱，五点左右死去。这是我在校学习班见到的第二个自杀情景。
女生宿舍丢表，我被强迫写证明
一天中午吃饭，沈莲官从楼梯对面女宿舍走出来和我一起下楼。她和我说：“倒霉，昨天一宿没睡好！”“什么事？”“我们宿舍刘X的手表丢了。工宣队挨个搜查，闹腾一晚上。”等吃完饭回到我们班上，当新闻我随便说了一句：“听沈莲官说女宿舍有人手表丢了。”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原来班长曹X（马列教研室）立刻向工宣队汇报了。下午一起床，曹通知我到学习班办公室一趟。一进门是麻子脸孔师傅。“听说沈莲官向你说了什么？”“是的。她说她没睡好”“是的。她说她没睡好这说明她心里有鬼。”“不知道。”“那好吧，你如实写个证明材料。”“这有什么可写的？”我心里想“这不是举报人家吗？”我觉得这对不起沈莲官。但，看来不写不成。他把纸笔都推到我面前。我想了想提笔写：“奉工宣队之命，……”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我主动写这个证明材料。没想到，这下子惹出大麻烦。写完后，那孔麻子一看到这句“奉工宣队之命”立马不高兴了，“你们大学老师文化水平高啊！什么‘奉工宣队之命’，这不是有情绪吗！”回到班里，不久工宣队的王师傅开会回来了，说，刚才石政委开会点了你，这是对“工军宣队” 有抵触情绪。老许你要好好反省写个检查。无奈，我只好狠狠地批判了自己写了一个违心的检查交上去才算过关。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呢？－－这简直就是‘白色恐怖’，等熬到学习班结束，恨不得赶快离开学校。
“一打三反”的反思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就是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科大下迁安徽合肥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把我国自主创立的好端端的理工科大学毁于一旦。
科大广大师生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对学校前途的担忧要求科大迁回北京是天经地义的权力。安徽工军宣传队借助《一打三反》对科大广大师生的残酷打压，制造“白色恐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迫害造成十八名师生自杀，其罪行不亚于法西斯分子。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那些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所谓的“工宣队”头头也遭到了历史的惩罚。臭名昭著的李大队长－－李东林，后来也遭到了“批斗”，记得拉到学校礼堂时，在台上低着脑袋，往日趾高气扬，“谁不斗，就斗谁”的“李大队长”也有今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东林最后的结局也很惨，据说死于肝癌。
我们在“一打三反”中，因为有人“举报”，有些师生而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迫害致死。我认为那些“举报人”很卑鄙；我也憎恨那些 “工宣队”——如李东林之流，这些恶棍对我们无辜的师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我们再深一步思考，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那些“举报人”和“工军宣传队”又能怎能兴风作浪，耀武扬威？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庆幸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在科大建校即将六十周年之际，“痛苦”地回忆一下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让后来的科大师生知道，在科大光辉的六十年历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尽管很短，但也不要忘却。
[后记]为了响应《情系科大六十周年》群的号召，写了上面几个回忆片段。毕竟时间太久，时间、地点和情节都记得不太准确，如有不当或错误，请告知纠正。
原载《我们心中的科大》第二章。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