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帆
作者按：下面的内容，是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记的原始面貌。有些同学、老师的名字以××隐去；附注均以●标出，以示区别。至今，这几页日记整整保存了43年。当年我19岁，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一年级的学生，造反派中的普通一员。决定公开这几页不起眼的日记时，我想到一句话：再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2009年8月18日）
1966年7月14日 星期四
中午，接到爸爸7月11日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针对我给他汇报的一些情况，提了五点意见，希望我“学好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与坏人划清界限，积极参加运动，在运动中受教育”，并说我在信中表示的在运动中的态度，是对的。
7月15日 星期五
下午，收到林森7月10日写的一份“具体参考意见”，认真看过。“意见”共十六点，题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意见基本上正确，对我参加运动，会大有启发和帮助的；有些地方不能接受，如“多数人错了是认识问题，少数人错了是立场问题”等。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即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的十一位留校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
上午十点钟，（上海）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召开座谈会，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十二人战斗小组”有吴聚芳、甄大军、朱振良、张家厚四位同学参加。据他们传达，常部长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时任校党委代理书记）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指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据欧阳靖回忆：王零让“十三太保”（严格地说这个称谓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开的，现在采用此名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办一个内部刊物，刊名也是他亲自起的，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红缨枪》吧。”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革、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参见欧阳靖《复旦生与死》）
●6月4日，复旦校园中心区贴出以《揪出封建余孽周予同》为代表的一批矛头集中指向历史系教授周予同的大字报。7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当时均为“红缨枪”成员）的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所谓“穷寇”，就是“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徐震当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原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６月２５日，中四的安文江等10余位同学（即后来有名的“过河卒”小组）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人》。这些揭徐震的大字报也谴责了《红缨枪》的导向问题。（见安文江《我不忏悔》、吴中杰《复旦往事》）
●6月20日，经济系6名学生在大字报中：“《红缨枪》把我们引向歧途”，数学系一位学生的大字报标题是：《“十论追穷寇”用意何在》；7月6日，新闻系一年级一个战斗小组（即“新一十二人战斗小组”）贴出评《红缨枪》的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有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当然也有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别人要借工人专家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见吴中杰《复旦往事》）
●7月12日，新一轮《红缨枪》辩论开始了。复旦造反派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的口号，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矛头直指王零。7月16日,新闻系二年级11位同学（即有名的“杀阎王”小组前身）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大学党委，点了王零的名。（见吴中杰《复旦往事》）
●当王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徐震当是人，背后是鬼”，并声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决心下得晚了”之后，７月２6日，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个为保车而丢弃的卒子。（见安文江《我不忏悔》、吴中杰《复旦往事》）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帮忙去系里张贴了有我签名的《新闻系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记》。
下午，去长海医院探望张家凤（同学）。
晚上，在系里与×××同学交谈。所谈的一些问题，如对徐震－－伍必熙－－马××的看法，关于思想改造的问题，等等，意见基本一致。他说：徐（震）坏透了。这个家伙写的杂文，非常露骨，他还说他“不反毛主席”呢！我还对他讲了这么一番话：有一定的事实作根据，对校党委产生一些怀疑，有疑问就摆出来，我以为这不算瞎怀疑，是允许的。在怀疑的同时，对党委的正确指示，坚决执行，绝对服从；如果党委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执行党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斗争，坚决抵制。×点头表示赞同。
7月18日 星期一
（新闻系）三、四年级的同学从乡下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如果“只从单方面看”，一定会钻进死胡同，钻牛角尖，或者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的）弄得“复杂”（糊涂）起来，或者把复杂的事物看得十分简单，这样，就要跌跤子了，给革命造成损失。
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不相信大多数的党团组织、领导干部是好的，瞎怀疑，乱怀疑，其结果必定是不相信自己，否定自己。
7月19日
上午：“孙悟空”战斗小组（联系人：哲一胡守钧）用大字报的形式，将“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无敏回答北京林学院学生提出的问题”的材料公布出来。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该材料“完全是造谣”，是由北京几个反动学生“别有用心地捏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被人篡改”过了的。
上午：九点半许，郑子文同志（校党委副书记）召集全班干部同学、指导员陈（××）和联络员王××开座谈会，要求我们从今天起团结起来，不要抓住同学的几句错话不放，由于认识不清，说错几句话也是难免的。枪口要对准敌人。同学之间有意见分歧，这并不奇怪，应该心平气静地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郑子文同志说话之前之后，好几位同学发了言，对我们战斗小组不指名地提出了批评和指责，说我们“浪费了子弹”，“打内战”，将同学之间交换意见说成是“围攻”，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说成是“保皇派的马前卒”。其中有些批评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经过自我检查，修正错误。但也有好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例如：×××等同学怒气冲冲地指责“有些人”（十二人战斗小组）“怀疑上海市委”。真不知这是从何说起！我们对市委是坚信不疑的，要不，我们怎么会三番五次去市委汇报情况？当甄大军问他是哪个“怀疑上海市委”，并说明了我们的态度后，他们又说什么“你们怀疑完全可以嘛！” 怀疑党中央毛主席肯定的上海市委，我们认为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要不然，他不会提出来指责），既然是这样，为何又主张“完全可以怀疑”呢？这无异是在重复他们前一时期的调子：“让他们去放吧！”即“让他们去犯错误吧！”这难道也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态度吗？（“让他们去放吧”中的“他们”指我们。）
●这时造反派还没有“怀疑上海市委”，只是把矛头指向王零及复旦党委。校党委通过各系领导直到政治指导员给造反派同学施加压力，暗中记黑帐，在同学中制造舆论，说造反派是右派翻天，五七年右派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五七年哪个系哪个年级百分之三十九的学生被划成右派。王零暗中放言，现在在外面跳来跳去的就是这些人，让他们放，让他们跳出来，民主再发扬两个星期就收网。王零宣称：“这次右派可能比57年还要多。”（参见曹为平《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吴中杰《复旦往事》）
7月20日 星期三
主席说：“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是反革命。”我想，我们是不是犯了“左”的毛病？
7月21日 星期四
晚上，指导员来我们寝室。小熊问：“指导员，你看余××在这次运动中表现怎么样？”指导员（吞吞吐吐地）：“不大积极呵……”吉：“他写了很多大字报！”江：“不能这样看。”吉：“是写了蛮多的啊。”熊：“看问题要看本质。”
7月23、24日 星期六、日
23日，给三石回了一封信，对陈的问题提供了几条线索，另外还谈了其他一些有关参加文化革命的问题。
24日，回了菡的信，谈到吴的问题时，写道：我们同他们（像吴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有感情，说明我们身上有缺口。现在该是“堵缺”的时候了！（大意）
7月25日 星期一
白天休息。晚上，王零同志作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对前一时期工作作了检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笔记见《英雄》本）。报告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全班分小组讨论王零同志的报告。关于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基本上统一了，即认为成立这样的小组对搞好文化革命，对走群众路线、团结对敌有利，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上次讨论时，很多同学的意见和态度是错误的，因为该建议是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一个同学首先提出的，他们便不分青红皂白，向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异议和质问：“团支部是不是烂掉呀？！”“这要树立什么人的优势呀？！”“是不是要他们（指我们）来领导？！”等等。当时我的意见是：文化革命代表小组，湖北省委王树成同志的报告中提倡过，这是一个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命的组织，应该肯定。至于我们班要不要搞，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讨论。我认为：全班人数不过三十一，机构（组织）太庞杂了，可以不成立这样的小组。不过，以后指导员、团支部工作时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7月27日 星期三
下午，“十二人战斗小组”贴出一张大字报：《这样的“标兵”是谁树的？》。新二部分同学给《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一封信，对它不调查研究的作风进行了批评，建议它派人来调查谭启泰（原是新一同学，下学期跳级到新二）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我也签了名。晚上，看电影（三个纪录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海上文化工作队》、《山村新苗》）。
（新五）“尖刀连”贴出一张大字报，欢呼张××等八同志的一张揭发和批判徐震之流篡改办系方向的大字报（《徐震、李龙牧等人是周扬黑线的积极推行者》）。
7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班上选举了王根发、沈海荣、朱振良、秦绍德、杨焕文五同学为文化革命代表小组的成员。
马××、张××等十二位教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姚××、居××同志：你们要不要革命？》，摘要于下：（一）系总支姚同志，对教师写大字报从不过问，从不支持，自己写的很少，质量很差。系里几位教师组织起来，奋战十天后，于25日夜写出了初稿《徐震、李龙牧等人是周扬黑线的积极推行者》。姚在王零同志报告后，一反常态，对这张大字报插起手来，根本未看初稿全文，只看了“培养目标”一段，擅自大笔删改起来，把揭露系领导“革命化不要了，劳动化不要了，系总支要以什么作为培养目标呢？－－那就是向杂家方向发展”等句删去（后来作者又加了上去）。姚没提供一点材料，却要居代签了名。居把他的名字签在前头，大家不同意，后来移在后面。（二）揭发徐震的第一批大字报贴出后，一位教师走访姚。姚说：“现在的问题复杂啦，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才行！”接着又说：“有个同学问我：‘姚老师，你对揭发徐震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徐震如果有问题，我老早就揭了！’哈哈……”。（三）7月14日，伍必熙作检讨的会上，姚首先说：“伍必熙同志的检讨，大家一定是不满意的。”伍的检讨是经过总支讨论的。姚后来又说：“你们有意见，可以会后写大字报。”在伍检讨后，同学纷纷要求发言，姚为何老是企图限制他们，想把会早些结束掉呢？第二天，居又把伍列为教师文化革命核心小组成员之一，仅仅一天之隔，伍就从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摇身一变为“积极分子”。这究竟玩的什么把戏？（四）系总支一些负责人与徐震、李龙牧、吕梁、伍必熙合作共事多年，应该最了解“内情”，但是他们所写的大字报却寥寥无几，已揭发的也是人所共知的。是否到现在还想为四大罪魁打掩护？（五）自己不积极革命，而且不支持别人革命。下乡搞搞四清同志刚回来时，当前主要任务等等都不甚了解，迫切需要领导介绍、引导。但十天来，既没同这些同志开过会，也根本没找其中任何一个人谈过话。
新四龚学平等六位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请求系总支立即澄清马××等教师们的大字报的事实！》。1、姚改稿的事实真相如何？在何种情况下改稿的？出于何种考虑？2、姚对徐震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怎么会讲这种话的？3、伍是否参加教师文革核心小组？
7月30日 星期六
《向马××提两点质疑》，作者：新一，王、沈、刘、王；新四，龚学平等八人；新五，季中兴、黄冬元、丁法章。内容摘要于下：（一）据了解，马自己承认“核心小组”是出于他自己之口，出于他自己的理解。居当时对马说，这是学习小组。马还申辩：此事与系总支领导根本无关。那么请问马先生你为什么要在这张歪曲事实的大字报上签名？（二）据余××的大字报《拥护汪××等同志的大字报》揭露：伍检查后，马说：“伍不过这么一些问题。”我们要问马，你的居心又是什么？在伍检查以后，许多同学站起来发言，尖锐地批判了伍在文化革命中的行为，总支也一再表示，要大家继续揭。马这么早给伍下结论，是不是向群众运动泼冷水？马必须立即回答这二个问题！
我对这张大字报的看法是：毫无道理，效果恶劣。我们将进一步调查事实，对此表示自己的意见。
* *
王零同志代表党委作一次简短报告，决心依靠革命青年、革命同学。拜同学为师，搞好文化大革命；完全支持同学们关于召开全校革命学生、职工、教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倡议。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孙月珠等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隔了两三天，孙月珠她（他）们重申“一切权力必须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2日、3日 星期二、三
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对革命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大泼冷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
陶增衍们借同《孙悟空》讨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打着“重在表现”的幌子，攻击外文系革命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论”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们比瞎子还要瞎！
外文系领导班子的成员，尽是些资本家、地主的儿女，所有教职员，仅一个是贫农出身的，留校工作的毕业生、研究生没有一个是工农子弟，各年级工农子弟所占的比例最高的是51%，最低的75%。外三革命同学把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摆出来，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这样的“列表式”好得很！外三革命同学“唯成分”，又分析领导人员平时的政治表现（不是“表面”），“唯成分论”的帽子戴不到这些同学的头上，只有戴到那班走剥削阶级的“阶级路线”的老爷们头上才恰如其分：他们对工农子弟百般刁难、排斥，对资产阶级“权威”关怀备至，他们是十足的“唯成分（剥削阶级成分）论”者！外三同学就外文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一问校党委”，“二问”……党的阶级路线在我们学校贯彻不下去，党委不能不负有责任，他们问得有理，问得好！“把文化革命引入歧途”，这是胡说！陶（增衍）们的胡说不得人心，外三同学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全校广大工农同学及其他革命同学的热情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7月24日，外文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六人小组贴出大字报《就外文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一问党委》。（见吴中杰《复旦往事》）
●7月31日,“孙悟空”小组（胡守钧等）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系领导批周予同、批陈传纲（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调任市高教局局长）、批高教六十条,而不联系本校实际,这是一个“大阴谋”,是“错误的方向”。（见吴中杰《复旦往事》）
●据曹为平回忆：8月1日（？），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六个学生贴出了大字报《一问校党委》就这个问题向复旦党委提出质疑。受到了学校造反派的赞扬。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据说复旦党委“头痛得不得了”。对于《一问校党委》复旦党委没人出来回答。只是在私下里让政治指导员等人非议，说这是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这种议论受到了造反派的公开反驳——不过在当时造反派绝大多数人还不是要打倒党委，而是要党委好。（见曹为平《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
8月4日、5日 星期四、五
学习了主席有关分清敌我的教导，有几点体会：
（一）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当前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也一定要牢牢记住主席的这个教导，分清敌我，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否则，或者会让牛鬼蛇神溜跑，或者要伤了自己的同志。
在7月19日的座谈会上，×××同学“控诉”说：“新五有人（指‘剌刀连’的成员）说毛主席的分清敌友的教导过时了，民主革命适用，社会主义不适用了……”很明显，这个谣言不是×××制造的，他不过是作了一下传声筒而已。我们觉得好笑：这样的谣造得实在太蠢了！我们都是工农子弟，是党一手培养长大的。我们对主席著作无限热爱，无限崇拜！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我们句句都要听！我们会说出那样的话来？！
如果谁胆敢说主席著作“过时了”（哪怕是一句话！）我们就坚决和它斗，斗到底！
（二）我们要“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注意：主席特别强调了“真正的”！）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敌人往往不是明火执仗，而是采取比拿枪的敌人更隐蔽、更狡猾、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往往不容易一下子被识别，甚至有时候还会把他们当作朋友。这是一伙更带危险性的“真正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越是不容易划清，越要认真划清。
（三）怎么样划清界线，揪出牛鬼蛇神？毛主席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思想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用这面镜子照一照，再狡猾的狐狸的尾巴也要露出来。革命的大字报，就是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摆出来，详细地占有材料，以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进行阶级分析。“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揭露问题，充分暴露矛盾，才好弄清问题的性质。”（《中国青年报》社论：《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有些人，以先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清敌友”为借口，压制我们大胆地揭问题（特别是领导的问题），动不动就把“敌我不分”的帽子往我们头上一戴，大放“是牛鬼蛇神就揭”的谬论，他们所谓的“分清敌友”，其实是认敌为我，对待徐震的问题便是一例。
（“是牛鬼蛇神就揭”就是说，尚未暴露的或尚未充分暴露的牛鬼蛇神不要揭。）
●1966年8月6日、7日，“斗鬼风”的“红色恐怖”席卷复旦园。据《陈丕显回忆录》说：“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斗鬼风”，本日记无一字记录。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些教授、学术权威（有名的如数学系的苏步青、中文系的朱东润、生物系的谈家桢等；新闻系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林帆戴高帽游街，他当时还是个青年讲师），不见其中有什么领导干部、“走资派”；也没有看见一个认识的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事实证明，“斗鬼风”这场“造反闹剧”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其实是由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而一手导演，自上而下在背后“吹风”，组织保守派刮起来的。造反派当时的矛头所向，是王零及其背后的前党委书记杨西光，对于扰揭发党委大方向的“斗鬼风”，大多处于疑惑、抵触、旁观的状态，有的造反派成员则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参见曹为平《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安文江《我不忏悔》、吴中杰《复旦往事》）
8月9日 星期二
一、二、五级四十二位同学（包括我）签名的大字报：《坚决搬掉阻碍新闻系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姚××》贴了出来。刚一贴好，“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的特大号字样树在我们大字报的对面，签名的同学多极了。其中恐怕没有一个人是先看过我们大字报内容的，据说签名的同学是预先登好了记的。谭启泰同学是同意我们观点的，不知怎的名字也被强签上去了。谭（启泰）等同学发表了声明。
8月11日 反驳我们大字报（《坚决搬掉……姚××》和十二人战斗小组的《王××，请快快回去吧》）的一批大字报陆续出来。
8月11日 星期四
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的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一早贴了出来，全校轰动。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同志答应商量一下，在八点钟以前答复。八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郑子文同志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
广播以后，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
●1966年8月8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党中央刚刚通过的《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复旦造反派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谭启泰、欧阳靖是王零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原是《红缨枪》“十三太保”中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自然震动校园，一时间成为复旦师生关注的中心。这张大字报把许多内部材料抖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于是，围绕这张大字报，又展开了一场新的大辩论。（见吴中杰《复旦往事》）
“清查”后期我的日记片断
作者按：下面是我在“清查”运动中被停职审查期间的一段日记摘抄。“清查”又叫“揭批查”，全称是：揭发、批判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我的工作单位在浙江日报社，当时我也被列入“清查”对象，运动进行了近一年后因有“攻击性言论”（据揭发与个别同事私下议论过华国锋）而升级，办过“住读学习班”（隔离审查）。报社的“清查”大致从1977年初开始，1979年底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过去了。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2009年10月）
1979年
3月21日 星期三这些年来，弄得许多的人只有仇恨心，而没有同情心。
●背景：“清查”运动中，我所在的浙江日报社，夜班编辑曹本皓（文革初期为报社造反派“勤务组”成员）先割腕后跳楼自杀；一批“帮派骨干”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逮捕法办。我爱人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组（除个别同志外）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有的被隔离，有的被拘留；我们的邻居、浙江出版社老干部索鹏飞（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在办“住读学习班”时上吊自杀。
3月22日 星期四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普遍的议论是：失败了。
也有的人认为，是胜利，不过是损失惨重的胜利。“损失惨重的胜利到底比失败的惨重损失轻得多。”
对于许多人来说，如今是噩梦醒来，我的思想被搞得很乱，因此依然是半醒半醉。失败？胜利？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既是失败，又是胜利。
文化大革命呢？究竟如何评价？三中全会暂不作结论的做法是审慎的。
功过得失，是非曲直，其中有一些只能留待历史的法官去评判了。
3月23日 星期五
到资料组去借书，看见一位青年工人也在那里借书。他求资料员给挑选；挑了几本都不合他的意。最后，资料员又递给他一本。
“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大概好看－－书是旧的，封面都破了。”
“书越破越旧越好看。”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书是旧的好；电影也是老的吸引人；古装戏的卖座率高于现代戏；如此现象，不乏其例。就文艺创作来说，认为新不如旧、今不如昔，这几乎成了公众的一种成见了。其实，这也难怪公众的成见。像《流浪者》这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高超的艺术水平的电影，谁不爱看呢！人民群众是艺术成品的检验员。“新不如旧”的成见后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艺术落后了。
我们现今的文学艺术落后，文艺作品失去读者和观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品（如小说和电影）里的人和事脱离现实，不真实，不可信，形象是想象的形象而不是现实的形象，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并不是题材的问题。为什么同是描写现代农村的题材，电影《李双双》那么感人，小说《山乡巨变》那么富于生活气息，而其他大量同一题材的作品却那样面目可憎呢？！
3月28日 星期三
今晚电视节目，以曲艺为主。尽管有些节目并不深，但是还是吸引人的，引人发笑，在发笑中得到娱乐，受着教育。看来，曲艺还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3月30日 星期五
瑞芳带来一本内部刊物：《国外作品选译》（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1978年第2期，上面载有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著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未完），阅后颇有感触，兴味很浓，在小本子上摘录了两段文字。
4月5日 星期四
清明节，从心底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怀念九泉之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浩气长存的革命英烈！
4月14日 星期六
晚上同马丽到静慈寺看印度影片《两亩地》。虽然比《流浪者》稍逊一筹，但艺术表现也是细腻的。印度同我旧中国一样，广大农民实在太苦了！
4月9日 星期一
生活中的幽默真不少。
瑞芳说：“办公室里他们说，现在有些人是向‘前’（钱）看。”
“嗯？”我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
“不是前后的‘前’，是钞票那个‘钱’。”
我不禁笑起来了，说：“是向‘前’看，向‘钱’看。”
瑞芳发表评论说：“我发现群众中的牢骚话是最有水平的，任何文学家都创造不出来。”由“向前（钱）看”的幽默，我想起某些人的典型动作，那就是一面问“有没有这个？”一面做着点钞票的动作；又想起一句典型的语言，那就是：“还是‘花纸儿’（钞票）最实惠。”
4月24日 星期二
小杨说，她看了《上海文学》上一篇小说《重逢》（载1979年4月号），很受感动；它为当年红卫兵说了几句话。
瑞芳也说这篇小说写得好，很深刻。她明天找来我看看。
4月25日 星期三
小说《重逢》的主人公叶辉（叶卫革）是一个打、砸、抢罪犯。
下面摘录的是他的几段话：
“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惩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
“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
4月25日 星期三
江南坐在床沿上，自个儿看书。她说：“妈妈，你看我用功不用功？”
一会儿，她又突然说：“鲁迅伯伯是干什么的，我长大了也要做什么。”她妈妈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那我也要做。”
江南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发现，她一下子就睡着了，怀着学鲁迅的美好愿望睡着了。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江南缠身，无法读书。索性带她到户外活动一下罢。来到六公园。江南吃着棒儿糖，在身边玩耍；我趁机把瑞芳推荐的小说《在小河那边》（载《作品》1979年第3期）读完。
《在小河那边》是这样结尾的－－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的源头了。你从天上的每一朵云彩，树叶上的每一颗露珠流来，你最清楚人寰的爱与恨，甜与苦。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向哪里流去了。你九曲回肠，历尽艰辛，最终将流入浩瀚的大海，正如世途之有坎坷，人生之有曲折，前景之有光明。
啊，小河，你日夜淙淙低语，人们听懂你的话了。你在诉说：“愿死者得到永恒的生，愿生者得到永恒的爱，愿太阳发出永恒的光和热，愿人间充满永恒的温暖和安慰。”
5月4日 星期五
从资料组借来《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辑）。读完关于《活的中国》一组资料；其中，有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是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佩格）以尼姆?威尔士的笔名写的。
中国何以产生不出深刻反映当代社会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呢？尼姆?威尔士文章中有两处文字是分析这一问题的。
她认为，这是“由于写作及探讨的自由受到压制”，“而这种压制本身就是一股辩证的力量，不久必然会以巨大的爆炸力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她认为，差不多每个中国创作家都试着写各种体裁的文学，这种才能的浪费、精力的分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原因。
前者恐怕是主要的障碍吧。
5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好处是，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魏金枝先生在生前落魄之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只挂起来的“板鸭”。我也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在利用党的关于处理人要慎重的政策，尽可能地拖下去，把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挂起来，使我这只油水尚足的“板鸭”尽可能挂到风干为止！
● “换了一个环境”，是指停职期间监督劳动的环境变了，从报社搬运组换到职工食堂。
6月4日 星期一
晚参加支部大会。孙荩民料定我在这个场合不会去申辩，强加给我一通诬陷之词。
● 党支部大会讨论关于我的“清查”结论，我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最后结案时要我签字，只好签上“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6月14日 星期四
“尽管这次代价付得太大，
人生曲折复杂的道路我走过来了。”
（陈沂：《严峻的考验》，见于《诗刊》1979年第五期。）
6月30日 星期六
（复旦大学新闻系）叶春华老师来杭讲课。今晚他来家玩，送了一只小糖盒给江南。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叶老师无辜受隔离审查。他从隔离室出来时，脸色苍白、浮肿，自尊心受到极大损伤。那一天，我当着众人迎上前去，若无其事地说：“叶老师，我们打球去！”事后，叶（老师）对章岳龙（同学）等说：“江民繁这句话真叫我感动！”
9月5日 星期三
“不管今后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是怀着反修防修的崇高责任感和红领巾起开始形成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崇敬、信赖和热爱投身到洪流之中去的。
“在有的文艺作品中，‘暴徒’和‘凶手’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代名词，一个个不是面目狰狞，便是尖嘴猴腮。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没有人去嫉妒他们充满颂歌和玫瑰花的结局，但是他们不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而抓住普通群众和青年人的错误不放。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们的。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许多都是思想单纯、信仰专一的诚实人。诚实的人受了欺骗本来已很痛苦，如果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嘲笑，那么只好大家都别再做诚实的人。把今天的社会风尚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那种诚实该多么可贵呀！
－－以上所引，是金近在《我为什么写《重逢》》一文中的几段话，该文载于1979年第8期《上海文学》。
9月19日 星期三
瑞芳问：“江南，你昨天晚上为啥老是不睡？”
江南答：“我有点紧张－－房间里那么黑，就我一个人。”
* * *
这几天，江南从幼儿园回家，不时地哼唱着：“华主席，我爱您。我把大红花送给您。听您的话，做个好孩子。”但是，她唱得荒腔走板，不成调门，引得我们发笑。严格地说，她连一首歌也不会唱。看来，她并没有从她妈妈身上继承音乐天赋，倒是我的遗传因子传给了她。
● 她妈妈喜欢唱歌，那时有一段日子，晚饭后我们夫妇二人在家里大唱革命老歌，结果被出版社领导批判为“发泄不满情绪”。
● 我从“住读学习班”出来以后，曾写了一首词送给我爱人，描述的是她当时的窘况。
[附]
浪淘沙
窗外雨霏霏，
云重天低。
心神恍惚无凭依。
娇女不解人间事，
梦里嘘唏。
有家不得归，
何处觅伊？
为怕人问掩重帏。
一枕离愁伴孤影，
心却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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