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作者参加的牡丹江管局科研所部分科研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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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杨清海书记的作用，再加上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被称为“科学春天”的气氛下，1978年春牡丹江管局科研所由原来的营级升格为独立的县团级单位，定点辉崔，并把原38团21连划归科研所，距离38团团部约5公里。并派场级干部刘海山任所长、还有闫副书记等，原孙教导员提升为副所长主管科研。下设农业、农机、科技办兼情报等三个研究室和一个良种场。3月，科研所和科研站正式分开，原则上原团里的人留团科研站，原师里调入的人员均归科研所。但因需要建房等原因，当年人员仍暂住原处，随科研所在新址的建设进程逐步搬迁到辉崔。原曹副所长改任农机室主任，我为农业研究室没有主任的副主任，因为我不是党员。
这实际是又一次平地白手起家重建科研所。但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除辉崔地处较偏僻，离团部等生活服务中心有一定距离，这个较大缺点外，如果真下决心建科研所，从长远看如此安排基本是正确的。不仅解决了双重领导问题，从位置上说：辉崔紧邻密虎铁路和公路，交通方便。特别21连是个有一万三千多亩耕地的大连队，改为事业单位直属企业，称良种场后，除划出千亩地作为建所用地和科研试验地外，每年的盈利可以支持所里的日常经费补贴，以企业养事业，使科研所今后的发展与完善拥有了自身的经济潜力。关键在于局里是否真有决心在较短时间内，平地把一个科研所建起来。
基建任务从一片空旷的平地上开始，工字形实验室和办公室当年落成，职工宿舍和配套用房也逐栋在建，我们都参加了建房劳动。三百多亩地的小区试验地分区轮作规划在当年春播前完成，育种、栽培、土肥各研究组的试验区各有其所。研究人员虽然少了许多，但原由师里调来的基本骨干还在，已恢复由老技术人员任组长。只是人员暂时还在卫星科研站住，每天由小拖斗从卫星往辉崔试验地来回接送。就这样一直又跑了两年。
但是，1973年科研所初定凉水泉时所内行政人员纷纷离去的那一幕再次重演了。随着杨清海书记不久调任总局副局长，牡丹江局对科研所的投入强度迅速下降，由于有21连的支撑日常影响没有很快显现。新建的领导班子中一把手刘所长、闫副书记等相继调离，实际又只剩下刚提任副所长的孙教导员孤身一人，这也难怪，从这些农场领导来看，科研所的摊子、规模、基础、生活条件，又怎能和已建成多年拥有几十万亩耕地的农场场部相比，谁又愿意白手起家在平地上新建一个没有啥油水的单位。接下来两年内，连农机室曹主任、科办王主任及部分农机技术人员也陆续离去。当1979年秋我再次参加农业部农垦司在北京双桥农场对《国营农场农业技术手册》再版修订，所内人员也正式由卫星向辉崔搬家时，连从凉水泉时就来到科研所的育种组组长老戴也携其夫人离开了科研所。加上知青基本返城，只剩下我们几个搞农业的老农垦技术人员，他们既早已习惯艰苦的生活，又怀着几十年生产实践中得到的一些启示，渴望着在这块尚有可能印证自己想法的试验地上坚持拼搏，根本不计较再次白手起家和全家生活条件的困苦。有人曾说：别看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挨批受压，可他们的心还真是向着国家的，对垦区、对事业一片虔诚，只希望能干点事，生活方面自己什么都可以不顾，他们的敬业精神才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局里有关这个所还能不能办下去的议论又时有所闻，科研所的建设似乎又到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关口。对此，1979年底我曾有打油诗一首为证：
七年筹建未见头，四次定点五番走 ；借问如来香一柱，明年再往何处筹（愁）？
但是，靠了这些老同志的坚持，这个科研所还是挺下来了！又从农场陆续物色和调来了一些技术人员；从农校先后接受了两批毕业生，重又建起了一个约30人的农业科研队伍，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多数学历并不高，当时也确实没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可分配。1980年初老孙升任科研所一把手、书记兼所长。原21连的生产队长为副所长，但仍兼良种场场长、常年在良种场。整个所部的工作还是落在老孙一人身上。
老孙比我小两岁，从凉水泉开始我俩就在所里共事，一起经厉了十年的建所风雨。他确实为此有相当的付出，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努力和作用。我俩个人交情不深，但相互还比较了解。他是1958年进军北大荒的转业军官，炮校学员、头脑够用、当过会计，后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因长期在农场基层，对农业技术有一定理解，但就科研业务来说终究还不是专业干部（原本也不应有此要求）。从营级到团级他一直是这个所的党政一把手；既具有当时政工干部对知识分子那种固有的戒心和成见，又担心别人觉得他是搞政工的不该挤身在技术干部的行列；特别全国科技大会后，兄弟所的所长已大多由业务干部担任，挤身在这样的队伍里，他这种心情也就更显突出。每当总局召开各所业务会议时，他常常叫我去参加；可次数多了又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声誉和在所内说一不二的地位，心里却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在农业科研的具体业务上也实际管理着这个科研所。就这样，从凉水泉时开始，我就一直以这种“农业科研负责人”的身份，协助老孙参加所外的活动并替他管理着所内某些具体的科研业务。这虽然扩大了我的活动范围，了解了不少外面的情况，但也消耗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影响自己全身心地做点原本想做的实实在在的课题研究工作。
1978年后，全国形势飞速变化，虽然我们在遥远而又封闭的北大荒，不能深切理解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但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拨乱反正的评价。尤其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使大家明确感受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连具有深厚部队传统、一向重视出身成份的北大荒，也开始把一些技术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了，学历似乎忽地又成了“香饽饽”。一时间、多年来总到处宣扬自己是“大老粗”，成天把“咱工农干部可不像你们喝墨水的”这话挂在口头上的人，忽然间也都找开了自己的学历，到处写信开证明：“红专大学”能否算个大专？那个“一年军校培训班”、被伟大领袖中途停办的“技校”，只要入了学、管是念几天，怎么也得算个中专吧！尤其当职称评定开始，这种“打证明”的风头就更猛烈了，你们在技术岗位上的知识分子有技术职称，什么工程师、农艺师的，我这个领导你们的人怎么也得闹个经济师、政工师，大家平起平坐，似乎一夜间所有的人又都成了知识分子。让人感到真是变了天地、换了人间。当然，这里说的是主流，实际思想情况又要乱得多。已是1982年，所里调来一位史副所长、分管行政后勤，依然经常要求全所科研人员早上四点起床突击、打扫卫生；全所就一台吉普车他自己成天占着。有人对此有反映，他竟勃然大怒，在全所大会上讲话时公然说：“车我就是要坐，你们技术人员有意见，不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长这个屁股”！这事虽是个例，但由此也可见几十年来至少在北大荒部分工农出身的官员头脑中，积淀下来的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歧视有多深厚。
其实，就我所接触到的北大荒那一代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技术人员来说，他们经历了几十年艰苦岁月的磨练，绝大多数人确实可说是已经“超凡脱俗”，不计名利、不图享受。最关心的是希望有个较好的工作条件，能顺心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满足了这一点，即使再苦再累也常无怨无悔。当时垦区曾一度以为对知识分子的重用，就是将他们安排到行政领导岗位上来，似乎不当官就没重用。这种认识在官本位的体制下有其一定道理，确实只要当了官身价待遇立即提升，但从人才使用来说实际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行政领导岗位需要的是另一门艺术，对有些知识分子来说，也包括我，很可能是用其短而弃其长，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曾长期压制知识分子、使之从无行政锻炼机会的国度里。
不过当时最使我激动的是在全国这种蓬勃发展的大形势下亲身遭遇到的刺激和感受。比如：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农业现代化讨论会上，亲耳听到老教授用颤抖的声音声泪俱下地诉说文革已使我国农业科技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控诉，说：“我原来在美国教的学生，今天他写的书我都看不懂了！”；在参加总局科技处组织的考察团从北京跑到海南，亲眼看到各地科研单位正雄心勃勃一心要重整旗鼓的劲头；特别是当我在北京新华书店翻找图书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由于八十年代世界掀起了生物科学数学化的热潮，我历来喜欢的植物生理和土壤书籍竟然多数真的看不懂了……。这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确实有一种可能要被淘汰的感觉，一定得赶上去！买了一些书，每天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着，几乎天天晚上都到12点以后才睡觉。除了新的业务书外特别是补数学，因为我们当年农学系不开数学课，我又重新自学了数理统计、微积分。1979年又参加了浙江农大举办的运筹学和线性代数学习班。这种饥不择食的“恶补”，又在荒僻的无人指导的北大荒，全靠自学硬啃，确实事倍功半。除解除了我读业务书中的遇到的某些“拦路虎”，扩大了科学视野，破除了对生物数学的神秘感外，对我当时课题研究的直接作用并不很大。但是它却使我深切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世界性，以及我们曾经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蠢和落后。
1980年初科研所的人员队伍已基本充实稳定。除两名农机技术人员外其余都是农业科技人员，我建议老孙彻底重组研究室。成立了土肥、耕作、栽培、育种、园艺五个研究室及科研办，科研办下设资料室和化验室，把农机和化学除草研究人员并入新成立的耕作研究室。原各研究组长直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自任耕作室主任。这样，不仅科研所的架构走上了正规，有利对外开展学术交流，我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真正干点想干的实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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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1978年科研所脱离38团独立，摆脱了种种派性干扰后，我已经在所内自己搞些正式的研究课题。当年就和土肥组叶敏林一起主持承担了总局有关白浆土改良的研究，后又列为省三江开发研究项目。白浆土是牡丹江垦区，也是整个三江平原的主要耕地土壤，由于土体构造不良成为全省重要低产土壤之一。我们从1978年开始，通过大田调查、小区试验、土性测定与示范推广，课题组全体同志经过四年努力，完成了有关白浆土肥力特性、开垦后的演变过程，导致低产的主要限制因素，以及利用逐年深松、增施新鲜有机质、提高库容、活化土性的综合改良培肥对策研究和示范推广。予1982年6月通过了总局组织的成果鉴定。这也是我们这科研所第一次组织正规的成果鉴定，大家都十分兴奋。在各项成果内容中，有关新鲜有机质对活化白浆土土性的显著作用这一点，连我们自己事先也没能想到。由于北大荒地处高寒、白浆土粘板冷凉，虽表层有机质丰富，但微生物活性低，利用秸杆、绿肥等新鲜有机质，作为生物能源，而主要不是作为营养元素施入，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微生物活性，从而活化土性，产量也有明显增加。由此产生了在高寒地区由于微生物活性低，不但需要施用通常的营养元素肥料，而且需要生物能源肥料的观点，对寒地农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该论文后被中国农业工程学会收入汇编。
图：新鲜有机质对白浆土改良的效果对比（大豆）
在此启发下，我们又仿效英国洛桑试验站设置了数十亩长期肥力定位试验。仅仅五年，连续施用新鲜有机质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虽未显出有所提高，但土壤微生物活性、速效养分和作物产量却显著增高。这也说明了坊间常把有机质总含量作为判断土壤肥力绝对指标的观点，实际有其片面性。必须考虑有机质的品质和活性，这在高寒地区、因土壤微生物活性低就尤为重要。我们真想把这定位试验坚持下去，像英国洛桑试验站的肥料试验那样坚持它几十年。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做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从没有人去做呢？如果能在几十后再去对比分析这些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将能得到多少宝贵的科学数据啊！
虽然通过白浆土改良课题，我读了些土壤方面的著作，结识了些土壤学家，也参加了省土壤学会的学术讨论和论文交流活动。但土壤终究不是我的专业，当1980年所里成立耕作研究室后，我的主要活动就转向了耕作。八十年代黑龙江的耕作研究侧重在具体耕法上，如耙茬、深松、间隔深松等等，统列入少耕法。对各种少耕措施，经常是各说各的好，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却常有不同结果，莫衷一是。农业院校的耕作学课程这时又有向农业生态学发展的趋势，但偏重宏观论说多，和生产实际相距尚远。根据自己多年对运用农业措施必须强调条件性和两面性的体会，认为不可能有绝对的耕法，任何一种耕法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农业生态条件，突破点就在于把二者结合起来，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耕法的作用实质，将耕法应用作为调节当地气候土壤等环境因素与作物需求的一个杠杆，进行动态的耕法区划研究，而不能企求以一种耕法走遍天下。
为此，我们耕作室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在所内设置了上百个人工模拟小区，将不同耕法造就的各种耕层结构，分解还原为：不同耕层紧实度（孔隙构成）、虚实结构、层次排列、地表状况等五类耕层构造“元素”。可以认为：任何土壤耕作措施都没给土地施入任何东西，不同耕法之所以产量表现不同就在于它创造的这些耕层元素组合，是否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为此，我们需要分项探明以上五种耕层构造“元素”，每一种对土壤水气热状况及当地作物生长的周年影响，以便为不同生态条件下耕法的合理组合应用明确理论依据。二是，整理各地历年农业气象资料，计算各主要作物各季水分平衡状况，结合土壤普查资料，找出各分区的主要限制因子和影响时段，为耕法应用明确地区特点。三是，综合以上两方面结果，在牡丹江管局14个农场400万亩土地上划分了五个土壤耕作区，分别提出该区土壤耕作要解决的任务和对常年少耕体制的建议。应该说这一思路实际也和在北农大时候就感悟到的所谓“栽培学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一思路，跳出了当时各地单纯进行耕法对比试验、就耕法论耕法的圈子。也丰富了过去耕作学教科书上把耕层构造仅仅归结为不同容重的简单认识。用宏观的生态分区和微观的模拟耕层研究相结合，我们自己戏称为这是“反弹琵琶”。在此期间，我也自学了许多有关土壤水与孔隙构成、水分运动机理和农田生态资源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专著，在科研思路与试验方法上得到了理论的升华。1981年夏，部农垦司科技处在盘锦召开少耕法课题讨论会，由于我所此项研究起步较晚，会议未邀请我们参加。听到这消息后，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取得部里支持的一个机会，这对我们这些在基层搞科研的人是太难得、也太重要了。尽管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我还是仅带着一点初步试验数据和课题思路贸然闯关，自行去辽宁盘锦要求参加会议。没想到我在会上的即席发言，受到了与会的北京农大姜秉权教授的极力推崇，当即在该会上被部科技处指定担任全国农垦旱田少耕协作组组长。我所也第一次得到了部级课题，并且一次就给了三个！不过在那几年里我们耕作室的同志也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别的不说、就那每年百多个模拟耕层框栽试验，人工筛土、砸夯，以形成各种模拟耕层，全是自己亲自动手干的。播种阶段几乎天天都因此腰酸臂痛、汗流浃背。东北农学院沈昌蒲教授前来参观后评价说：“这里做的试验可以成为专业的耕作试验站”。此项成果后来取得了部科技进步奖，省科协优秀技术服务奖。我们采用人工耕层分解“元素”，来模拟旱田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后来还为中科院黑龙江农业现代化所的有关同志所借鉴。
结合耕层构造研究，我们发现在干旱的岗坡地上春小麦采用前茬秸杆粉碎还田免耕复盖播种，即紧实耕层、地表秸杆复盖，可以保蓄土壤水分、延长小麦穗分化时间并显著提高春小麦的产量。但由此派生的却是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研究，尤其免耕复盖播种必须有专用的播种机。而研制一台小麦免耕播种机需要大量的经费和农机制造设备，这些条件我们都没有。为此、耕作室的农机技术人员刘德荫和云山农场合作，利用该场始终闲置的一台进口的马铃薯播种机经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改装成为一台小麦免耕复盖播种机。1983年在855农场8队及科研站两块地上进行了生产试验，播种50亩，免耕区比对照增产15~20%，而且防蚀保土、节能低耗。就这样，春小麦免耕复盖栽培技术和小麦免耕机具均作为单独的两项课题，得到了部里的科研立项。
图：原茬免耕复盖的小麦（右一）明显优于其它各种耕法。
为推进科研工作，根据当时条件，我们在所里全力推行编程计算器的使用。我还多次在管局讲课，从而在各农场一度掀起了推行计算技术和农业回归旋转设计等数模试验热潮，这当时在全国也可算是比较早的。为此1984年1月农业部提供经费，由我所与东北农学院联合承办了农业系统分析学习班，到会的全国农垦系统学员有60人。
为了构成研究所自己的特色，有利生存和竞争。我和各研究室沟通，使各室的研究内容，无论是作物栽培模式、肥料利用和配比、甚至品种特性等等都尽量围绕白浆土的特点，因为它是我管局各农场的主要耕地土壤。这一方针既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利于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服务于当前生产。还使所内各项成果可以相互利用，能较快取得较好的结果。
想想那段时间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动。我们所里的主要骨干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多是五十年代由各地学校分配来北大荒的。他们扎根边疆三十年，历经了政治和自然的种种劫难，奉献了青春和子孙，积累下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总算盼到了能让他们放手做点自己一直想做的业务探索工作。不管科研所的生活条件多么困苦，研究设备又何等简陋，但他们从脑力到体力都作出了最大的付出，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栽培室主任吴永德，文笔较慢，他不顾爱人多病，家务又重，为了写大豆栽培的研究论文经常干到夜里两点，第二天红着眼睛照常上班。耕作室的李光月年龄最大，但为了确保上百个模拟耕层框栽试验能按时播种，没有工人、自己领着试验员每天亲自筛土、砸夯，而且严格耕层质量、一丝不苟。那时我们出差经常没有卧铺，坐一夜硬座回到所里总是不休息、直接就上班工作。当时的北大荒各家生活都非常简单，没什么家具，供电有时也不能保证，大家经常是扒在炕沿上、点着油灯看书或写论文。类似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其实八○年前后知识产品仍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管局给几百人讲两天大课、嗓子喊哑了，最后能给个小小纪念品、一个书包已经是很不错了；至于奖金、稿费，在那时还没有流行。多数北大荒的技术人员在边疆环境长期熏陶下，甚至谈钱脸红，似乎清高得羞于挂齿。大家真是不为名利、虔诚敬业，从而使这个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克服了新建所的诸多困难。仅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完成了十多项省、部和总局的课题，写出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在各级刊物和汇编中发表。我们自办的《科技资料》也在全国进行了情报交流，连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也来函愿意建立情报联系。
在这形势下，应该说我个人得到的各种荣誉也不少。首先是1979年11月被吸收入党。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更象是履行了一个程序，早已失去了30年前写申请书时的那种激动。职务上1981年2月任副所长、83年4月任所长。其实我对行政职务也真不感兴趣，突然在全所大会上宣布任命那天，我当场就站起来说：“班子分工没变，我仍只管科研，其余一切还是全由孙书记负责”。奖励方面从81至83年，先后是局先进科技工作者、管局劳动模范、总局特等劳动模范等等。
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确实有所提高，就我这样一个历次运动的重点对象也能当上特等模范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梦常常是在人们自以为做得比较顺畅的时候突然破灭的！
也就在1983年，八五○农场、即原38团的场长王兵已升任牡丹江管局局长。他没忘记当年与师科研所的前嫌。上任那个冬天就作出决定：原由八五○农场划归局科研所的良种场仍归还为八五○农场的21队。事先没有和相关单位打任何招呼或协商，突然一纸文件到达、所内哗然。因为这可以说是对科研所釜底抽薪。此事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因为丝毫没有影响良种场这一万亩地的粮豆生产。虽然文该件还保留了所部的试验用地，但仅仅依靠40人的人头费和那区区几万元的课题费，是无法支持尚在筹建、有待积累和建设发展中的科研所的。接着，显然有上面的授意，云山农场也来索取他们那台一直闲置的马铃薯播种机，前年我们已共同改装成小麦免耕复盖播种机，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台机器，此后也没有再用过。交涉无效，所有的改装部件全被拆除，实际也就宣告了免耕课题的被迫夭折。
形势很清楚，权力的傲慢已迫使这个科研所无法正常办下去了！我眼中无泪、心在流血。从1973年到凉水泉住窑洞开始，十年筹建、百般拼搏，为的又是什么？我们不图享受、不求安逸，只想在科技探索方面为国家、也为垦区农业科研做点事，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我决心走了，离开这是非之地，离开这我曾竭尽全力、用文革后自己仅有的十年最好时间（42~52岁），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亲手参与创建历经重重困难好不容易已初具规模的科研所；我连夜给总局王桂林书记和王强局长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并要求允许我外调到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因为1983年夏该所所长白浆土专家曾昭顺先生曾派人来局商调过我，是局里不放。没想到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接到了桂林书记给我的回信。大意是不放我走，要我安心等待，仍在垦区安排、容其运作。1984年2月总局的调令到达管局，我调任黑龙江农垦科学院作物所正处级副所长，因为作物所已有所长。4月、告别了牡丹江所和我朝夕相处、不畏清苦、几年来为共同理想奋斗的同志们，也告别了那块浸透着我无数汗水、寄托着无限梦想的试验地。就在翌年，这块试验地连同数十亩已坚持实施了七年的土壤肥力和活性有机质定位试验、以及上百个人工耕层试验框，均被王兵局长派来接任我的新所长所遗弃，后为拖拉机犁翻。我终于梦断辉崔，只身奔向位于佳木斯市的农垦科学院。
20年后，2005年5月我和张逊重返北大荒时曾驱车来到辉崔。旧地重游，科研所早已没了踪影，一片荒凉；那条通向所部的路，连汽车都进不去了。我们只能伫立在路边遥望着那一片残存的房屋，和受水气蒸腾显得雾蒙蒙的试验地。眼前似乎又飘浮起了当年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汗流浃背的忙碌幻影，凭吊着一个破碎的残梦！连一张凭吊的照片也没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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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到1990年退休我有18年时间，可说是文革正式恢复我工作后仅有尚能工作的18年。按说18年也是人生一段不短的时光，但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怀着满心期望，度过的又一段充满颠簸而又蹉跎的岁月。以至今天回味起来，依然留下了难言的遗憾。
这里有形势的局限：这18年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8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所谓的继续革命到市场经济，汹涌的时代浪潮席卷着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动荡的旅程。18年是3个6年，正好我先后参与筹建了3个科研所，每个所又都在不同的政治浪潮下基本耗费了我近6年的时光：1973~77年是文革后期的四师科研所，是在知识最卑贱的压力下苦撑的科研所；78~83年建牡丹江管局科研所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级领导承认知识是生产力，但在实际认识的提升上却又千差万别；对我们基层来说，更是历经浩劫后，技术人员想干活、盼干活，却是赤手空拳、既无设备又无条件只能依靠苦拼的科研所；84~90年建科学院作物所时，知识又被要求走向市场、自谋生路，以求生存。每个所都有当时的“大道理”需要服从，每个所还都由我负责业务筹建，每个所又都基本上是两手空空，白手起家！急剧的时代起伏，几乎是强迫性地去学习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念，承受着时代的折腾；经常是困惑连着又一种困惑，空耗替代了另一类空耗，折腾又接历着再一次折腾。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在困惑、空耗和折腾中消蚀着。我甚至常常设想：如果平生有一个研究所能允许我专心致意地在那里做一项研究课题，而不是什么盖房筹建科研所，并且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连续研究上它18年，人生的梦也许能因此而美好。
尤其使人觉得万分无奈的是：在四师和牡局科研所那几年，是我文革后一心想夺回被耽误的时间，在工作上竭力拼搏的几年，又是我这一生尚剩余不多的工作时间，但却是效率较高的几年，本想牢牢抓住、充分利用，真想把一天当作两天用，然而却莫名其妙地、被无谓地卷入了单位派性纷争的旋涡里无法摆脱。权力的炫耀和纷争，白白浪费了我10多年大好时光，然我却是无辜且无助。最终只能抱守残梦，为理想而兴叹！
其实在这11年里，也反映出了我对中国官场体制和行政权力的无知，一副书呆子秉性。真以为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忠于党的事业，一心想为垦区生产、为科研作些事，共产党的官员应该都会支持的。我没有懂得共产党实施的官本位制，实际和封建专制体制隐含着某一类相同的基因，尤其党政一把手，就是所辖范围的父母官，他的个人好恶直接决定着在权力范围内所有事业的生死成败。1961年东风科研所被撤消，73~78年四师科研所的时起时伏，以及1984年牡局所实际上突被扼杀，无不反复诠释着这一真理。
王兵，1937年生，比我小6岁。应该说头脑聪颖灵活。1949年底入伍、部队卫生员转业，58年在850农场自办的红专学校里学了一年农业技术课。先是生产队农业练习生、后任技术员；60年入党，文革中渐露头角，先后任生产股长、38团副参谋长、850农场副场长、场长。当掌握一定权力后更善于对上“忽悠”、对下顺昌逆亡。凭着能紧跟形势、看风使舵，仕途一帆风顺。尽管在850农场当场长期间利用假破产、真逃债，败掉了国家上亿元资产，83年却又提拔为牡丹江管理局局长。仍没有忘记当年科研所进入38团时没有听命于他而留下的前嫌，当时他是38团副参谋长，现在自己掌权了就一心要整垮管局科研所。先是运用权力抽走了科研所良种场这块万亩生产基地，又把850农场生产科长去接任科研所长；新所长上任伊始就撤消了各研究室，全所课题由所长一人管理，紧接着扔弃了原有建设得初具规模的试验地，下令迁到周围没有可供科研用地的密山工学院；宣称实行“开门办所”、不搞课题，命令所有研究人员，不论是即将退休的老技术人员还是刚毕业的学生，都下农场去搞承包。就这样、仅用两年时间，把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有正式编制的局科研所实际搞垮后，王兵就将这位所长调出科研所，并提拔为管局总农艺师。为自圆其说，一方面置有国家正式编制的科研所、及所里现有几十位新老科研人员无法再搞科研业务等情况于不顾，另方面又下令将局内7个农场试验站挂上所谓各种专业研究所的牌子，真的是只有一块牌子，因为其它方面还是原科研站的人员、体制及设备，没有丝毫改变。却到处宣扬：“别看我整垮了一个所，我还建了七个科研所”！能做出这样的事、放出这样的话，给自己脸上贴金以开脱自己、搪塞上级，不能不佩服他深谙官场手腕、哗众取宠的本事。就这样，他平步青云，不久又被提升为总局总经济师，后又为总局副局长。依然雄心勃勃，王震去世后他上下活动积极倡议在8510农场边境上为王震建造纪念碑，多次往王震家送礼拜见。借此也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或再上青云。没想到炫耀的外衣掩不住内心的灵魂，九十年代初终因受贿罪被捕，穿上囚衣一撸到底。出狱后寄居深圳儿子家，据友人相告，前年业已病逝。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我和他相识很早，虽无私人来往、但也从无个人恩怨。在某个角度上，应该说我俩都是牡丹江农垦这块荒原上从事农技工作几十年的战友，不仅相互认识，而且共同攀越了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艰辛历程。这里说了他这么多，某些用词还有所不逊，只是从这一个人身上，我似乎看透了中国官场生态和某些官员仕途的剪影。因为我印象中的他，在掌握相当权力前可以说还不是这样的，是官场和权力的熏陶才使他成了这样，还是有权后方才显现出了他原有的模样？倒是个可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已是我离开牡局所21年后，2005年我和张逊重返尚靠着国家正式编制，残活在密山北大营的牡局科研所，虽然得到了全所同志的热情接待，但看到的情况实在令人心酸，那里已完全没有了任何科研业务，许多技术人员以开小卖店向农民倒腾点农药化肥为生，当年那个生气勃勃的科研所又在哪里呢？我甚至觉得我对不起这些曾和我一起拼搏的同志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我害了他们，他们原本就是想干点事，甚至觉得这里还能干点事，才来到这个科研所的啊！谁能想到最终命运却为他们安排了这样的结局。
2007年4月19日我在北京忽接到牡局所刘智慧的电话。说是为应付上级检查，要汇报科研所建所以来的成果，希望我能给她提供些当年的情况或科研资料；因为从那以后的科研所在科研上没多少好说的了，科研档案也都没了。对着话筒我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当……。
从这里我还得到一个启示，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生存之处！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科研所一点也没有妨碍王兵，更何况它有国家的正式编制，并且归局长领导。所以要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已的行为纯粹是一种权力的炫耀，好让大家看看，谁敢不巴结我！
然而无论多么艰苦和不顺，1978~83年在牡局所的6年至今仍是我十分留恋的6年。因为正是这6年、或者说仅仅是这6年，总算是我有生以来能够允许自己放手去追寻人生的梦。尽管物质条件是那样困苦、但寻梦的精神却是那样火热。这是一个为同一目标奋斗的集体，三十多名技术人员，虽然相互间也常有龃龉，甚至还曾有争吵，但大家不求名利、不图安逸、奋力拼搏的敬业精神，正是由新中国培养，并深受数十年北大荒精神的熏陶、成长起来的一代技术人员，他们那种执着精神的凝聚和体现。也许以今天眼光看来，这些人可以说全都是傻子，甚至不合人性，但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心献身北大荒的一代人群的缩影。
是的，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些由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时刻被教育和灌输的是要忠于党、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已深入了他们的灵魂，可由于带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思想上长期存在某种原罪感，须时刻鞭挞和改造自己的灵魂。经常是连想奉献的机会都没有！在如此几十年的教育下，从某个角度上、可说已经逐渐驯化成为个性麻木、不求条件、不求回报，只盼奉献的某种“教徒”。在那种路线下生活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上帝”一朝忽然宣布取消了自己头上的原罪，允许他们放手去追寻自己心中一直想追寻的梦，心田里对国家的奉献和对业务的追求竟能汇合到一起，那还不抓紧时间、豁出命来干！
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对事业的虔诚程度，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无法理解的，类似于有人所说：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这一群虔诚的人正是这样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自己的心都献给了这个科研所。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事业还正符合自己一生来的梦想、愿望和追求！更何况大半辈子已经在荆棘中过去了，只剩下这么有限的几年，除了拼命工作，他们还能有什么要想的？每天就是为眼前的探索而焦虑、为取得的每一点新的进展而欣喜，为可能获得成功的前景而鼓舞。此外、什么家庭困难、生活条件、人事关系……，他们统统都会不管不顾的。
可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或许还连同他们所追寻并痴迷的那个事业，最终也必然只能扮演时代悲剧的角色。他们那种敬业精神，是建立在“理想”上的，只会埋头拉车、不会左右迎奉。以为只要勤恳地为党、为国家工作，就能得到当地那些代表党和国家的官员们的支持。他们不懂得：不少官员嘴上要大家做的并不是他自己真要做的；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恰恰不是他心里认可的；要大家听党的话，实际只是要大家忠于他、服从他个人指挥而已。在这些官员眼里，一个小小的科研所充其量只不过是辖区里的一件装饰品，只要不妨碍他飞黄腾达，能向他的上级作出蒙骗和交代，科研所的生死存亡不过是他炫耀权力的一颗棋子罢了。至于那些总算被承认是生产力的科技人员，他们的处境、他们追求的梦，就更不可能在官员的心里有真正的地位。可偏偏这些老技术人员－－当然也包括我，常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看不上官场习气，更不屑于追随官员牵马随蹬；甚至见到有人阿谀奉迎，还嗤之以鼻；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讨得统治这个地区的官员们高兴！这种清高和那个时代的北大荒精神相结合，实际成了不顾天时、地利与人和，以为只要自己是在为垦区、为科学舍命干，官员就应该支持，天下就应该没有办不成的事。结果必然撞到南墙上，官场权力只动了一个小指头，这些书呆子的全部努力和心血就一齐付诸东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一生中目睹的或亲历的难道还少吗？
是的，就当时牡丹江局科研所自身工作来说。人们直到今天谈起来，还总是说：在那样条件下、在这么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做出这些事来真不容易。这种感叹也算是公道自在人心吧！确实，当时这个所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土肥、耕作和农业数学模型等几个领域内，无论在省里或全国农垦系统中都可算是多少取得了一席之地。虽然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成果偏重在技术措施应用等软件方面研究较多，而如品种选育等硬件成果较少。这一方面是建所时间短、并受制于经费和设备条件差等客观因素，也和主要骨干都是长期在农场从事生产实践的老技术人员、他们多年积累的技术思路有关。但我以为：应用技术研究原本就包括硬件和软件，不能说孰高孰低，高水平的软件研究绝不比硬件容易。特别农业的耕作栽培领域，需要广阔的视野。那些长期在大面积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如果能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时间和条件，学习相关理论、从事试验研究，使他们几十年的生产积累，能通过探索和整理得到理论的升华，很可能比那些仅仅从书本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能更好地在应用技术上，甚至在应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创新，这样的软件成果更将是十分宝贵的社会财富。当然、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技术成果的市场化改革，硬件成果容易成为商品，为单位取得经济效益，从而获得各科研单位的普遍重视，但就牡局所当时的形势和要求来说，这却是后话了。
回望从73~83这11年里，我的全部生活似乎只有工作。是的，连绵不断的运动、审查，几乎磨耗了我一生全部的青春和岁月，只剩下仅有的这点时间了！我确实没想以此求得什么名利或成就，不仅没这种奢望，可以说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早已在头脑里把这些“污泥浊水”荡涤得干干净净，甚至视同妖魔蛇蝎，避之唯恐不及。但我是个人，活着总希望能实现点什么，何况是自己献身的专业。因此虽然那时生活条件十分困苦，但我浸沉在寻梦里，无论是课题研究里的些许发现，夤夜苦读中的一点启示，或只是建所工作中某些新的进展，都会给我带来惊喜和激情，以至确实达到废寝忘食，不顾家、不顾命的程度。在新中国经历了九蒸九焙的知识分子，一旦解除了长期压在头上的政治歧视和桎梏后，真的能迸发出很大的能量与热情！尽管生活最终给我留下的是一个残破的梦，但那种事业探索的激情，至今仍在心田中留存着无比亲切的回忆。也许正如斯蒂文生在《理想中的黄金国》中所说的
“满怀希望的赶路要比到达目标更好，真正的胜利存在于辛勤劳动的本身之中”。
除精神因素外，这阶段中有关活性有机质对白浆土定位试验和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一直激荡着我的心灵，尽管它半途夭折、只留下了一脉伤心的回忆；但却始终是留存在我心底里的一幅诱人的遐想，每次想到它，都会立即从我的心里，激发出澎湃的热情和探索的渴望，似乎我随时都可以立马冲上去和它重新热切拥抱。尽管已经25年过去了，尽管我已是耄耋老翁了，可它在我的胸腔里依然如此的热，并夹杂着那一丝未竟的遗憾……！我深信科学的发展必将有一天会最终揭开这个谜底。
但另方面，似乎与生俱来，我向来不善于处理人事、更不会经营人脉。除了固有的书呆子性格外，在极左思潮长期影响下，甚至认为这些都是旧社会拉拉扯扯的旧作风，打心底里有所厌恶和回避。结果使我这一生为此吃了很大的亏；尤其在这11年里，因为挂上了“科研负责人”、所长等种种头衔，不仅时刻需要处理上下左右关系，还要未雨绸缪，为单位或为自己提前铺路。可我根本不屑于这些，总认为新社会应该是人人一心为公的社会，不知道要交结朋友，打通关系，还自以为一身“正气”，实际既幼稚又可笑！不但工作如此，对自己的出路也是这样，文革结束人们纷纷择木而栖，可我连想都没去想。73年和78年两次参加农垦司组织的《手册》编写，期间和后任农垦司司长王保公同室住宿数月，连爱人张逊的信也由他转交给我，可我从来没想过可否利用这关系，并以张逊是北京青年为由商调北京。又如79年农垦科学院着手筹建，当时的刘岑院长和总局科技处长80年都曾透信给我，劝我离开牡局所调往科学院；我明知科学院的经费与生活条件是牡局所无法比拟的，可偏偏迷恋着自己那点试验不放，认为条件虽苦，但这儿还能干点事，断然拒绝了他们的一片好意。直到84年王兵对牡局所下了狠手，我才不得不放弃了那个残破的梦，去了农垦科学院。由此可见我那书呆子的迂腐和固执、不通人事，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其实，也许还不能怪王兵个人。想开一点，我所处的人生历史、社会体制、以及当时北大荒的具体环境等诸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早已决定了我那痴心梦的结局，也只能是残破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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