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正和
十一 特殊劳教右派张僕
我原以为自己年幼无知，受谝上当，十七岁追随革命，十九岁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决裂，参加革命工作，二十五岁诬为右派，劳动教养了二十二年，四十七岁才知道点受谝上当的道理。
我在“四一五“劳教筑路支”，“一零一”中队当组长时，有個张僕组员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骗的特殊劳教右派。
张僕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曾是李井泉抗日挺进縱队的参谋长，因五七年时给党委书记提意见，说他是家长式作风，一人说了算，不尊重党内民主。打成右派后，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嘉陵江机械厂当监委书记。因始终不承认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申诉，被加重处分，开除党藉，撤销职务，弄到車间劳动，他便更不认罪，他说：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们说的不算。为此，厂保卫部派了二名干部白天监督他，晚上又派两名干部监视他的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外贸局的局长，住的高干宿舍，监视的干部只能在门卫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劳，迫使领导另出良策。保卫部长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由单位倒贴工资，申请送去劳动教养。临走前，党委书记找他去说：张僕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决定送你去学习，依靠那裡的党组织，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用小車送到我们的“四一五”，“一零一”右派劳教队。並编到我的小组。
张僕，大学文化程度，世代书香门弟，北京人，约四十岁，身高一米八五，像貌堂堂，那张方型脸上，总掛着一丝善意的微笑，穿着一套兰色高级毛料中山服，确实是有点首长风度，他和气的称大家同志，也沒人願意去纠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劳动，他坐在工棚写材料，有时也背着双手，带着微笑到工地巡视一遍，晚上学习，他还认真的记录大家的发言，但他自己却从不发言，也不作任何表态。除了不准他外出，干部们对他不理不采，听之任之。所以我们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劳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时候，是支队电影放映员每月来我们队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们队李管教从挡案中得知，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时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传玻板，在玻板上写毛笔字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干部和放映员们的一大难事，也是张僕能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放映员躬敬的送上茶水，干部们围在办公卓旁，看他捥起袖口，笔走龙蛇，字字蒼劲，俨然是首长题词的大家风範。当银幕上出现他的大揮时，所有右派拍手称好，心悦诚服。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燒越旺，席捲中华大地，也燒到了四一五劳教筑路支队。我们队的大权，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夺，为什麽称他“王土匪”呢？这裡得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一九六七年的端午节，我们队伙食团买了二十支鹅，准备给大家过节吃，烧在锅裡的鹅肉，正香气四溢之时，王队长带领他的红色造反派哥儿们约五十余人，正好经过一零一队，进来休息，嗅到鹅肉香味，便起了贼心，他把岳毅指导员叫到院坝裡来批斗时说；你们这些走资派的阶级立场站到那裡去了，谁说资产阶级右派劳教份子，还有资格吃鹅肉？须然右派是否能吃鹅肉，没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见今传，岳指导员当然不敢吱声，于是他便命令炊事员全部端出来，让他的哥儿们饱餐一顿，个个嘴角流油，扬长而去，从此我们说：煮熟的鹅儿都会飞。背后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队上一个班长转业到“四一五”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没文化，却长得一身横肉，过去在我们队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他捆人时，要先用盐水把绳子泡过，所绑之人便会入骨三分，留下终身痕跡。他的掌权，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災难。
为了表示他的红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斗争更坚决，他制定了几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规定。1：早晚请罪制度。所有右派劳教份子，每天早上七时，晚上七时，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口唸：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我罪大恶极，请毛主席宽恕。2：废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为每十天相互检举斗争日，每人必须揭发他人三条反改造罪行。3：停止发放每人6-10元的零花錢，作为造反派的活动经费。政令一出，全队惶然，恐惧使右派们寝食难安。適有广西来队探亲的家屬说：你们这裡还算好的，我们那裡有个县的五类份子全部杀头。听说还摆了人肉席，大家更觉末日来临。候国桓是我队有名的胆小鬼，其人倭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蚂蚁，性格和善，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也是我们队年纪最大的右派。为什麽他也会成为右派劳教呢？我曾向过他：你胆小怕事，难道五七年也敢给党提意见吗？他说：我那敢提什麽意见啊，因为我是铁二局处理枕木防腐工程师，常因坚持操作規範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遭他报复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与老伴和儿女见上一面便死而无憾了。正巧他这次亲耳听到广西来的家屬谈吃人之事，其内心恐惧，可想而知。一连几个晚上，都因他做恶梦大声惨叫，闹得大家不甚骇然。当时正值武斗升温，红色派的铁路工人，攻打巡场芙蓉煤矿红旗派，械斗惨烈，我们住地的公路上，时有死伤的造反派屍体，两派中只要有人作乱，冲进来杀死右派们出气，悲剧定会立即发生，谁敢站出来为右派说句话呢。因此大家的担心和恐惧並非庸人自扰。
王土匪規定的1、3两条並不可怕，第2条却给所有的右派们带来无限的恐慌，谁没有说过几句错话呢，万一有人对自己有积怨，都可以乘机报复，所以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朝不保夕，长夜难眠，怕夢中说错反话，遭到检举，大祸临头。
想不到第一个被捡举揭发出来的竞是特殊劳教右派张僕，他的罪行是书写反动日记，特别是在日记中写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诗词。王土匪早就看不惯这个官架十足的特殊劳教，他说这是岳毅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包庇，是威风还没有打倒的大右派。竞敢写屍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唱钻歌，你等着为刘少奇收屍吧。僅管他把诗说成屍，把赞说成钻，也决不会影响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风的办法当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远不得翻身。一拳打过去，正中张僕鼻子，脸上开了个五彩花面，红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脸，他差点就仰翻在地，幸好还能稳住没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对准他的脑袋猛抽起来，铜扣打破他的头部，鲜红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没叫痛，反而笑着说：同志，你何必这样呢？那笑容使我们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愤怒，他将张僕打翻在地，反缚双手，好一顿拳打足踢，他却坚持住不吭一声，王土匪以为打死在地了，便说：装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绝于人民，语音刚落，张僕竟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说：同志，何必呢。他这种打不湿扭不干的坚强性格，使王土匪拿他无计可施，只好关起来叫他反省。
几天后，公安部下达命令，劳改劳教部门不准冲击，不搞夺权。王土匪只好灰溜溜的下台，仍作他管生产的分队长。他所宣佈的政令当然作废，张僕也放了出来，依然过他的特殊劳教生活。
通过这次被打斗之后，张僕開始怀凝自己的处境，主动找岳指导员质问：为什麽要和这些右派劳教关在一起？为什麽不发给他原来的工资？为什麽要对他进行这样殘暴的批斗和打骂？
岳指导员只好明确的告诉他：你是单位上送来代管的右派，比他们有所不同，有什麼思想上的问题，写出书面，我们代转给你的党委，你的工资问题，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受委托的责任是：决不允许你外出生事，保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王队长打斗之事，现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然，你是应该理解的。
张僕之所以是“特殊劳教右派”，除了不劳动外，他还不能享受一般劳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亲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时请假赶集的待遇，实际上他是划定警界线内的自由犯人。
时逢春节，队部为了解决家属探亲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间茅屋，以竹蓆为墙，木板为铺，虽十分简陋，但能令久别的患难夫妻们，相聚相亲，互诉衷肠，亦是难能可贵的了。但作为右派劳教的丈夫，每天却在工地劳累，晚上两小时学习后还要听岳队长训话，只能有很少时间陪伴家属和子女。但张僕却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访，微笑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久久不愿离去，右派妻子们确实难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组的陳道千，妻子带着女儿小燕探亲，深受其干扰，因十二岁的陳燕长得活泼可爱，张僕托人买了糖果来送给她，整天坐在家属旁，甚至夜深也不离去，大家得知此情后，非常不滿，自发的在小组会上对张僕进行批斗，逼他交待动机和目的。他说：陳燕很像他的小女张茜，所以爱她，並非有意干扰他们。我说：谁教你的妻子是当官的，不敢带女儿来看你呢？经我一说，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节过后的一个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饭时，一辆黑色轿車，开进我们的住地，司机之外，别无他人，下车后通过队部，找到张僕本人，和他热情的交谈后，拿了几包食物给他，先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忽然開車走了。我问他是怎麼回事？他说：我托人发了电报，叫妻子带女儿来此见面，她却不敢，这次她到宜宾开会，叫司机小刘送来些食物，就算尽情了。我也对他同情了起来。晚上，他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盆面条，请我们小组的人去吃，作好之后，大家一看，却是一盆漿糊，原来他一生未作过饭食，冷水时便将面条放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盆糊塗面。一陣笑声之后，勉强分而食之，总算领了个情，不拂美意，他红着脸，不好意思的对大家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对不起。
宜珙铁路建成后，四一五筑路支队撤销，我们全部转移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
在与世隔绝，荒凉的東山上，愁云惨雾，冷雨凄风，春去冬来，几经寒暑，苦苦熬到一九七八年，毛泽东死后，政局微开，劫后余生的右派们，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從地獄回到人间。成立了二十年的右派队宣佈撤销，由于张僕系部级高干，须经北京原划右单位办理，剩下他一人末走，只好放在临近的劳改队管理。送去时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劳教身份。劳改干部自然以犯人的监规来对待他，强迫他和犯人一起劳动，张僕反抗不从，多次遭到犯人们的抠打，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痛苦万分。当重庆市委用专车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疯了起来，妻子知情后，表示坚决不能容许他进入家门。重庆市委只好决定把他安置在高干疗养所，进行长期疗养。他己身殘心死，无缘享受天年，不久旧伤复发，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时糊塗受谝，糊塗时难得清醒。该醒时他却不醒，昏然后无时再醒。
时至反右五十週年，余已过古稀，闭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书此文，聊表吊念之意。
十二 道是无情却有情－－记自願申请当右派的张俊生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這天晚上，一轮冰盘似的明月，照在越溪河畔越溪乡小学操场上，月光中，一对年青的恩爱夫妻相偎的坐在柳树下，微微的晚风，吹过来早春温馨的气息，俩人尽情的沉醉在爱的回忆之中。张俊生今年二十五岁，妻子刘秀兰比他小三岁，他们共同在越溪河边長大，從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相伴成長。师範学校毕业时，张俊生坚持回乡教书，报答乡土养育之情，刘秀兰放弃了留城工作优越条件，和他一起回到故乡。不久结了婚，恩爱有加，夫唱婦随，互敬互爱，共同努力，教学有方，把一個越溪小学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深受全乡人民的敬愛。张俊生评为模范教师，成了先进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校长。他们夫妻俩真是一对幸运儿，生活像蜜样甜花样香。可惜，今天晚上他们避开全校人员，坐到深夜，所想的並非对幸福往事的单纯回忆，而是要共同面对一件学校教师命运的大事。
三个月前，張俊生参加了区裡的整風反右运动，接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他感到震惊的是：为什麽党要把好些优秀的教师打成右派？但由于自己深受党的信任，从内心裡感谢党的培养，所以没有说出他的不满和凝问，能平安的渡过了這场浩劫。学习结束返校前，区委书记曾峰把他叫到办公室，严肃的对他说：“張俊生同志，你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不是很极积的，今后要加強政治学习，现在区党委给你个任务，你返校后，必须在你们乡中心校找出一个右派份子来，這是党交给你的政冶任务，要尽快落实，报来区委“。
回校后，這个政冶任务像塊大石样压在他心上，终日闷闷不乐，经妻子再三追向，今天晚上他才道出实情。這时，他们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全校八个教师中谁当這个右派最合適？苦思良久，她忽然问他：“当右派后会受到什麽处分？”他说：“会上宣佈的政策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裡，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她说：“如果真是這样，我们就应该按每个教师的实际情况来认真研究才对。”于是他们一个个的研究起来。
学校共八个教师，除他们夫妻外，还有六名，他们研究的结果是：
有三名老教师是不可少的教学骨干，动了会严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余下的三位是：
曾雪芹有父母年老，离不开她的赡养。
黄家美，周德仁夫妇有一儿一女均小，全靠他们哺养。看来一个也不適合当右派。
刘秀兰拍着丈夫的头说：“都不合适，难道你才合适吗？”张俊生说：“经你這一说，倒真的提醒了我，凭良心说，还只有我去当这个右派最合適不过了，首先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其次，我们夫妻上无老，下无小，没什麽拖累，再说，我年轻力壮，搞点劳动也算不了啥，当然剩下的问题是取得你的同意了”。刘秀兰這时心中到真的作难起来，平心静气的讲，丈夫刚才说的完全不错，但她又如何放得下恩愛的夫妻情份，忍心教他去受劳役之苦呢，如果不同意让他去当这个右派，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左右为难，只好低头无语，张俊生这时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但一时又想不出说服她的理由来，真是：“千头万绪难开口，此时无声胜有声”。河边传来几声夜鶯的啼叫，好像是在摧促他们快下决心。秀兰终于坚强的站了起来，握紧他的手说“我支持你的正确决定，苦难我们夫妇共担，把幸福留给别人”。
第二天他们写好材料，悄悄地送给了区委。由于自己是党员，又是模范教师，张俊生担心区委曾书记不会批准他当右派，万一那样，事情就更难办了。
一个星期以后，区委派了组织干事和付区長来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宣布张俊生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开除党藉，撤销校长职务，保留工职，每月生活费十六元，交生产隊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一经宣佈，全校师生和群众尽皆哗然，不知原因何在，但那个时代，党的决定高于一切，理不理解都得执行。谁敢说个错字，道个不平？
由于他群众关係好，到生产隊劳动时，没有人难为地，干多干少谁都不过问，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夫妻俩仍然过着恩爱祥和的生活。一九五九年，全国大饥荒像瘟疫样席卷而来，秀兰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吃饱，满足他劳动后日益增加的食量，自己常饿着肚子強装饱状，更严重的是她明明知道自已己有三个月身孕，还瞒着丈夫，怕他为自己操心，影响他的改造。
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降到每人一月只有十八斤，还要糠菜代的时候，她终于承受不下去了，上课时晕倒在地，抢救的医生拉着俊生到一边说：“你這个丈夫不知怎麽当的，自己妻子己经有四个月身孕了还不知道，她長期缺乏营养，身体十分虚弱，不好好调养，后果就严重了”。全校师生得知实情后，纷纷伸出同情之手，一两粮，半棵菜，数滴油，几点糖，集少成多，送到他们夫妻灶上，俊生含着泪水，一匙一匙的喂在妻子的嘴中，秀兰仍坚持看着丈夫先吃，否则她决不張口吞下。他只好端碗清水，佯装进食，装着吃饱的样子，然后让妻子吃下他喂的食物。
也是同样冰盘似的月亮，银光如水，照在柳树下坐着的俊生身上，沒有妻子温暖的依偎，只有自己一颗冰凉的心，痛苦的思索着今后的日子怎麽过下去，怎麽能使自己的妻子恢复健康，顺利的生下自己的儿子，不负夫妻恩爱一场。左思右想，百转迴肠，何来万全之计，徙增了无限悲伤。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的办法，暂时忍痛割断夫妻恩爱，求得保全妻儿于乱世，或许还有重逢，团聚之日，来日方长，再叙天伦之乐。
他回到房中，看到疲劳虛弱的妻子，己进入梦乡，脸上带有几丝苦涩的微笑，他低下头，轻轻的吻了她的前额，把身上能值点钱的手表和金笔放在枕边，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房门，走出学校，乘着茫茫月色，狠心的走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半年后，贵州水城附近的山村小学课堂上，張俊生手执竹枝，一字一句的在教学生们的唐诗：“床前明月光，凝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那饱含热情，深入淺出的耐心讲解，使一个个学生听得出神。详尽的描述出一个远离故乡的遊子，在月光中思念自己亲人的情怀，字字感人，句句动听。站在教室外听课的县文教科长陳正明也听得入迷起来，他对身旁的校长说：“人材，真是不能多得的人材”。
又是冰盤似的月亮，他佇立在竹窗前，凝视着朦胧中的远山，回想起半年来如夢般的人生变化：爬运煤的火車，乞讨，露宿荒野，晕倒被救，試教，聘为临时教师，又有了一个安身之地，死裡逃生，重获新生，但不知他的爱妻现在是否己生下儿女，日子过得怎样，苦于自己不敢告诉她丝毫信息，否则会给她带来更大的災难。他只能面对明月，暗祝神灵，保祐他们母子平安，能度过饥荒災年。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转为正式教师，调到县城中心小学任专职语文教师，还负责语文教研组长，他知道這一切都是陳科长的信任和栽培，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他将全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学生的语文成绩得到显著提高，他也成为全县的优秀教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六年六年时间裡，他省吃节用，积存下不少钱粮，盼着能有机会寄给自己的妻子，尽一個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幸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阶级斗争的符咒唸得人心大变，他所隐瞒的右派身份己经是全民共讨的罪人，他终日惶惶，如坐针毯，明知是一经揭露，便将大祸临头。
一九六七年，县教育局被红色造反派夺权，陈科长打成保皇党，原中心校语文教师李进成了当权派的红人，在全民清理阶级改伍中，亲自到越溪查清了张俊生的右派身份。
张俊生成了隐瞒反动右派身份，混进党内的现行反革命，残酷的批斗，辱骂，抠打，他都忍受了下去，最后决定押回原藉时，使他的精神沏底崩溃。他决不能，因自己返乡后，株连到妻儿受辱，遗恨终身。
又是冰盘似的月亮，照进铁窗下的囚室，他双手合什，面对月光，最后一次暗祝妻儿平安幸福，把早己备好的刀片划破动胍血管，静静的躺在血泊中，闭上双眼，进入了另外一个黑色世界。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三辆红旗牌小轿车开进越溪中心校操场，来自省、县、区的教师代表和中心校全体师生，及当地的数百乡民，默默的注视着贵州省委工作组捧出的张俊生骨灰盒，呈放在优秀人民教师张俊生同志追悼会的讲台上。
哀乐声中，水城县教育局陈科长含着悲痛泪花，宣读悼词后，详细介绍了张俊生夫妇把苦难留给自己，幸福让给别人，一生为教育抠心沥血，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品德。讲到当初划右派情况时，所有的教师代表泣不成声，人人悲痛，个个伤心。
十九岁末见父亲一面的儿子张盼盼捧着骨灰盒，走在母亲身旁，注视着捧在她手上父亲的遗像，父亲是那样的英俊，慈祥。千人护送，纸钱飞扬，把俊生安葬在她俩定情的越溪河旁。
越溪河畔柳丝长，恩爱夫妻总断肠。青山留得丹心在，莘莘学子永难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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