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目录
1、横榨岭2、回到天塘村3、1918，投奔孙中山4、天塘村的国民学校5、乡俗琐忆6、在长沙过春节7、圣公会办的雅各小学8、到郴州策反9、记忆中的北伐10、1927，出任湘潭县县长11、目击马日事变12、当上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3、考入长沙明徳中学14、北伐时期的武汉15、曾公的书和余派的戏16、随北伐军进北平17、与京剧泰斗余叔岩的交往（1）18、与京剧泰斗余叔岩的交往（2）19、在北平志成中学宣传抗日20、1932，跻身国民政府高层21、一见倾心22、交大学子23、在集训队听蒋介石讲话24、创办《今天》，宣传抗日25、蒋百里的侍从副官26、在陪都重庆27、回家乡，四世同堂28、抗战胜利了29、思想大转折30、郭春涛先生和秦徳君女士31、上海复兴中路496号32、捐资兴办方震小学33、加入民革，投身地下革命活动34、参与湖南和平起义35、迎接上海解放（1）36、迎接上海解放（2）尾声
1、横榨岭
图：远眺横榨岭－－程一中和程元宇父子的出生地。（摄于2010年）
1896年农历6月18日，时年23岁的祖母朱黑女尚在娘家新铺岭，忽觉腹痛，才想到腹中的胎儿可能足月要生产了！而乡俗规矩是女子不能在娘家生孩子！于是，祖母忍痛步行15里回到婆家横榨岭，刚进卧房，胎儿就呱呱落地！曾祖母朱冬娇（1837－1903）闻得婴儿啼哭声，又是欢喜又是埋怨，说，要生娃娃，进门也不言说一声，连水都烧不及！
曾祖父广明公（1840－1911）乐呵呵地给长孙取乳名叫“川富”，后来读书取学名“良易”，－－他就是我的父亲程一中。
横榨岭在我们老家桂阳县天塘村西北的丛山中，属于五岭山脉，与羊婆山、红桃冲等同在一座山上。因横榨岭一段山形有如老式榨油机的榨木（取4-5米的巨木，从中挖空可以排列放入油枯饼的铁圈，－－这种老式榨油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由新式榨油机取代）而得名。
1860年左右，我的高祖能桔公（1815－1873）带领四个儿子到横榨岭垦荒。因为横榨岭属于山场，山权所有者只收很少的山租，贫寒的农民只要有劳动力，付出艰辛的努力，几年之后可有丰厚的收益。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能桔公治家勤俭，其妻廖桂香（1814－1900）对儿女管教严厉，他们一家的艰苦劳动终于取得丰硕的成果：
他们的横榨岭的半山腰营建了一栋住宅，是用土混石灰板插筑成的，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依然完好。正屋对面建了一栋吊楼，楼下可住人，楼上放置谷廒。既可待客（乡下来客要供住宿），平常又可作为聘师教徒的教室（即私塾）。
在正屋后面种植了竹树，屋前二十多米的山坡上种植了松柏、杨梅、批粑等树，住屋附近的周围山坡上种植了桃、李、棕等树，更远一点则种植了油茶、油桐等树。
记得我在童年时候（1920年前后），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很多白沙人来横榨岭购买李子和桃子 ，我家的收入总有铜板二、三千文，约合光洋二、三百元左右。
横榨岭不仅树木成荫，郁郁葱葱，到了桃李花开的季节更是姹紫嫣红，景色艳丽！记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祖母在北京、南京、上海逛公园时常感慨道：我们家乡的景致处处都比公园美多了！
曾祖广明公是能桔公的次子，育有五儿三女，为人正直豪爽，虽山居横榨岭，又非富户，然而天塘村村民发生纠葛，必请广明公裁断曲折是非。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广字辈兄弟陆续返回天塘，只剩广明公一家在横榨岭了。
祖父攷贤（1867－1899）为广明公的次子，是一个勤劳忠厚的人，耕山作田之余，每逢墟期，常到桥头墟屠猪售肉；又善厨艺，乡人红白喜事往往邀请他，颇著声誉。1897年秋的一个墟期，散墟后与舅祖列贤公从桥头回横榨岭，途中遇雨，祖父攷贤把外衣给列贤公御雨，自己内衣尽湿，遂病瘫，于1899年6月农历25日弃世，年仅32岁，时先父一中才3岁。
祖母朱黑女（1873－1959）是新铺岭朱文苏公长女，有三妹二弟。朱氏为北乡大姓，文苏公家仅仅是中农，然在族中颇著有威望，他粗通文墨，秉性公正，通达事理，所以为乡亲所服。祖母来归后，生有二女二男，只有先父长大成人。祖父攷贤弃世后，家贫。这时三祖父求贤一家已迁回天塘，仅四祖父任贤一家六口跟年迈的曾祖广明公二老及祖母朱黑女带幼小的祖父一中在横榨岭生活。四祖父、母嫌祖母朱黑女力弱又有小孩，颇多闲话，祖母朱黑女不能安，欲另适他人。朱文苏公见祖父一中年幼聪颖，必有成就，力梗其议，每有农事重活，即令二舅祖来帮工。
此时广明公已年近六旬，看长孙一中极其灵慧，定有出息，特地聘请老师教他读书。先父一中终于学有所成，使我家由山居农民而跻身知识界，皆受惠广明公之恩泽也！
清末，广明公首倡修建从天塘去白沙的花麦石拱桥，这对于年近七旬的他，实在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的义举！广明公卖了地才付清工钱。1909年，花麦石拱桥落成，广明公的长孙一中方十三岁，亲笔写“花麦桥”三字刻石桥头。
曾祖广明公在晚年将田产山场按股分给子女，祖母朱黑女分得水田一亩六分，和一些山上的旱地。
祖母朱黑女对我说过，农忙时，临睡前，她把明天要吃的红薯煨在柴灶中的红灰中，次日起床后，梳洗完毕，就取出早饭用的红薯，边吃边去田里劳动；中午回来，又从灶中取出剩余的红薯，吃完了，喝足了水，接着再去田里劳动，真是争分夺秒！平日里，吃完晚饭，就把自种的棉花纺成纱；棉花纺完了，再请织工师傅织成布和脚包布。我乡那时的习俗，除富家女孩裹成小脚外，劳动农民妇女都是大脚，她们不穿布袜，而是用宽约4寸，长约4-5尺的布条把脚包裹起来，－－这种包脚布是专门织成的，又叫脚包。
祖母朱黑女除了自用布外，还把织好的脚包拿到墟上去卖。由于她纺的纱细而匀，织成的脚包质量好，为农妇们所喜爱，渐渐出了名，被称作“黑女老娘的脚包。”我在1937年回乡，仍然听到老人们称道“黑女老娘的脚包”。
我父七岁上私塾，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夜间祖母纺纱，先父读书。祖母虽不识字，但却能背育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的许多片断。
我母萧金香（1894－1919）是珠溪人，十二、三岁时便来我家作童养媳，1909年跟我父结婚，十九岁时，即1913年农历十月三十日，在横榨岭生下我。母亲生我时无奶，祖母雇由水头周姓奶妈，喂养我九个月。在喂奶期间我染目疾，经乡间医生开方吃药，至今右目有翳未除，影响视力。
我母有兄弟二人，姊妹四人，我母序第三。我母亲在其兄弟姊妹中是最矮小的一个。舅舅都有一米七高；姨妈们也都在一米六以上。我母大约只有一米四七左右，但干起活来手脚敏捷麻利，无论田里地里，捡柴割草、缝补纺纱都是一把好手，气力跟强壮高大的妇女不相上下。因此，祖母虽对她的脾性有意见而外，其它方面则是很夸赞的。母亲的脾气也是父亲在外边上学的情况下才发火的，父亲在家时，她就显得很温和了。
我小时候很怕母亲，和小朋友在一起玩时，只要听到母亲叫我，我就会乖乖回到母亲身边。
我成人后个子只有一米五几，可能跟母亲个子矮小有关。
1900年前后，北京闹反洋教的义和团时期，南方也盛传洋鬼子要拐骗小孩，把中国人的心肝挖去吃了。恰在此时我乡闹霍乱，天塘村一家一家地死人。当时农村愚昧落后，便有传言说，这是洋鬼子在作崇，只有用大粪浇在门窗上才可破洋鬼子的邪术。大家信以为真，家家户户都照此办理，结果是霍乱更加猖獗，天塘在很短时间内死去很多人，田地也没有人买得起了。
就在二十世纪初期，抽鸦片的人仍很多，农民种鸦片的也不少。祖母在横榨岭也种了些，很卖得一些钱。正巧，天塘的田土房屋都很贱，祖母便在天塘买了四间屋，在上峒买了九分田；另在横榨岭下面的田峒买了六、七亩水田。
1916年左右，我父一中在武昌读旅鄂中学时，祖母朱黑女便 一人搬回天塘新买的房子。
记得有一次祖母上横榨岭看我，见母亲不在家，便悄悄地把我背上回天塘，走到横榨岭下面的两度桥时，母亲从后面追来，硬是边骂边把我夺回去。这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也可见祖母和母亲爱我是多么深厚呵！
2、回到天塘村
图：湖南桂阳天塘村－－故乡。（摄于2010年）
1911年（辛亥年）农历9月18日，广明公逝世，享年71岁，这恰在武昌起义后的几天。
1912年民国成立，桂阳县办起了高等小学堂，父亲考上了该小学堂。该小学堂供膳宿，每月还有五角钱零花钱，－－这对于我家真是再好不过的大喜事！从此我家走进了书香门第的大门。
父亲上高小的第二年，母亲便生下了我；1915年春又生了弟弟，但没多久，他就因颈部患病，乡间缺医少药而夭折。
1914年父亲高小毕业后，便到长沙考中学，先考上了岳云中学，因交不起学费，得知武昌湖南同乡会办有旅鄂中学，是供膳宿的，便又去武昌旅鄂中学读书。
在父亲离乡坐船去长沙途中，祖母获知长沙有战事，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全。
1916年祖母一人从横榨岭搬回天塘村新买的房子。这房子其实是一栋老屋，在靠大巷的后墙上嵌有一块刻有大明万历X年建造的砖块（这块砖我家在1939年拆建时还保存起来的，解放后就不知下落了）。万历为1573－1619年间，是我家六世祖仁稀公到七世祖世春公之间，即以1600年算起，这栋老屋也有340年了！由于这栋老屋的四面外墙是砖砌的，中间全用木柱和木板，这就是它长年经受南方的风雨而不倒圮的道理。
这栋老屋除一大间公用堂屋，还有十二间，祖母占有大门西侧的两间，和堂屋后面西北侧的两间（俗名神台背）。这屋的东面四间是中医贤斋和他的独子居住，另外四间是贤斋五弟一家居住。贤斋五弟游手好闲，喜爱打渔鼓，大约在1918年左右，随打渔鼓的伙伴出游，再没回家。贤斋兄弟五人，是十二世祖大玮公长子智涵公一房；我家十三世祖智深公（即能桔公之父）是智涵公的四弟。贤斋叔伯兄弟共十六人，在村中颇称豪强，但到良字辈就衰败了，主要原因是不重视子女的智力教育。贤斋独子就无后。这所房屋于1938年就全部由我家购买。
1917年父亲中学毕业前后，我和母亲也从横榨岭搬回天塘了。那时候三祖父求贤住在我家屋后，他的长子良辉（乳名长富）比我小一岁，我们是最亲的小朋友，我还得叫他“满满”（叔叔）。
1919年秋，母亲患肺病，由贤斋医治。此病俗名“火症”，入冬病情加重，我母每天坐在火炉头咳嗽哮喘；严重时，我还要给她用粗黄纸接痰放在火里烧掉。那时我和祖母睡一张床，母亲单独睡一张床。（所谓的床，实际上是盛稻谷的廒柜，长宽与床相似，但比普通床略高）。祖母每天早晨都要去田坎上种菜，然后回家将母亲扶到火炉头的櫈上，再做早饭。
我每天早晨醒来，都听到母亲喉咙呼隆呼隆的痰响，这天醒来没听见母亲喉咙的痰响，还以为母亲睡着了。一会儿祖母回来烧好火，把米煮在锅里，到我母床上去扶母亲时才发觉我母已经死了。当即大哭起来！我一听也慌慌张张起床，但见母亲闭目安睡，这时我尚不知人死为何事，竟不知悲哀痛哭。
祖母边哭边找三祖父一家来帮助料理后事。同时祖母请人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木从横榨岭抬来。入殓时，三祖父不准我和良晖叔看，怕死人把我们小孩的灵魂拈去，叫我俩站在大门外的门墩上。我俩还是偷偷看了，见两个青年把我母的尸体抬进棺材。我那时已经六岁了，竟不知从此再见不到母亲了，一点眼泪也没有流下。三祖母见此情景说，开贵（我的乳名）好狠心，连哭都不哭。
盖棺材盖的时候，祖母把我叫来跪在棺材前烧纸钱，我才觉得情况不好，只是低头默默地烧纸，也没流一滴泪。
翌日，从成家边黄家请来油漆师傅用黑漆漆棺材，一个多星期漆才乾，然后出殡。
出殡那天，我披麻带孝由一位叫桂梅的姑姑扶着我走在棺材的前面；记得只有我的小姨妈跟在棺材后面哭，抬棺材的四个人走到野鸡边的山间小路上，走在前面的一个滑了脚，棺材当场触到地面，里面的殉葬品剪刀等都发生了响声，祖母为此怕不吉利，一直耽了很久的心！但我家后来一直很顺利，我也平安无事。村中后来有人说，亏得那回跌一跤，你家还发了呢！
母亲萧金香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葬在村后千公墓地，从天塘村去桥头圩的小路旁。
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人死不能复活，总耽心祖母也死了。有时我调皮不听话，祖母便不理我，早晨我醒了，见祖母还在睡，便叫她醒来，祖母故意不应，我便以为祖母也死了，急得嚎啕大哭！祖母等我哭够了，才徐徐睁开眼睛，问我今后还听话不？我一面擦眼泪，一面答应：“宝宝听话，奶奶不准死！”死还有准不准的，真是天真的幼稚呀！
我的老家叫天塘程家－－这是近两百户的程姓聚族而居的村子，建于明代正统年间，即十五世纪中叶。天塘村因村前有一方八亩左右的鱼塘而得名。这鱼塘祖祖辈辈都是全村公有的，每年开春按人口放鱼苗，到次年春节，干塘捕鱼，按人分摊，世世代代沿革此习。
天塘村（也写作天潭，后来还写作天堂）南距桂阳县城七十华里，北距常宁白沙镇三十华里，东距永兴高亭司车站六十华里，位于桥头圩（后叫桥市乡）以西二华里。它所在地段是五岭山脉中的一个东西约五华里左右狭长的山沟，长年青山绿水，景色十分秀丽。
据1926年所修《程氏宗谱》记载，天塘程家的始祖千赢（1438－1508）之父恢宏为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原籍安徽休宁县永兴里黎阳乡，官粤韶太守，因官场失败，病逝韶关；千赢公是随母约在1464年流落到天塘来的。传说天塘村附近在当时是五姓杂居，其中以邓、董两姓为主，至今天塘村的南面山坡叫邓家冲，西南面叫董家冲，后来可就只有程家一姓在此聚居了。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天塘村人口鼎盛，贫寒而有劳力的村民便向附近山岭，如石门头、洋婆山、横榨岭、红桃冲、肝花头等地开发定居。我的高祖能桔公就是在道光年间带领四个孩子上横榨岭开荒定居的。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开拓，总算积攒了一些财富，我家终于在1917年又从横榨岭迁回天塘村。
3、1918，投奔孙中山
1917年秋，我父在旅鄂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后来又到长沙在《湖南新报》当记者。
当时直系军阀汤芗铭被湖南的国民党人赶跑了，谭延闿二次督湘。国民党的报纸在长沙如雨后春笋般地发行。湖南第四师师长程潜是孙中山的嫡系，他创办〈湖南新报》，由第四师军军需处长宁坤主办。不久，程潜与谭延闿不和，第四师与第二师合并，程潜便卸任下台，宁坤也不办报了。由黄咸夷接办，派陶菊隐为总编辑；主笔为杨绩荪，编辑有许延翰（即许彦飞，上海解放时《新闻报》改为《新闻日报》，他任总经理）等。
《湖南新报》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宣传新的政治观点而受到读者的欢迎。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吴佩孚率一师三混成旅进攻湖南，一直打到岳阳。《湖南新报》也被迫停刊。
就在北洋军阀再度攻占湖南的时候，我父和同学贺衷寒等毅然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父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崇拜孙中山先生，信奉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学说。
孙中山先生在“护法运动”的百忙中，接见了程一中、贺衷寒等这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为鼓励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特地给每人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四寸照片一张，并嘱咐他们回湖南找国民党负责人李吟秋先生，参加“护法运动”的工作。
从此以后，我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之中，每到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总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想作为自己的选择！
在二十世纪，在1918年中国南北混战时期，年轻的我父一中毅然投奔孙中山先生，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从此投身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的伟大事业－－这是我们家族的无尚光荣！
我父一中辞别孙中山先生到福建等地考察后，回到桂阳县任督学。
1919年春，我父回家乡天塘做学酒。
原来天塘程家公祠有十二石稻子的学田，每个中学生毕业后可以收三年租谷作为奖励。这年轮到我父，于是我父设宴招待亲朋好友，这就叫做学酒。
是年巴黎和会失败引发“五四”运动，我父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深受震动，“五四”运动高举起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大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救国的热情。
于是我父奔赴长沙投入革命浪潮，在担任《民意报》、《霹雳》报的编辑时，曾以湖南报界联合会的代表的身份同陶菊隐等报人一起参加了湖南人民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1920年李吟秋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广东回湖南，任高等审判厅厅长，我父任该审判厅推事，同时，李吟秋主办《民本日报》，由我父任总经理，陶菊隐和杨绩荪担任编辑，轮流写社论。
李吟秋先生是衡阳人，1867年生，1906年留学日本时常与黄兴、孙中山往来。1912年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1917年回广州参加护法运动。
李吟秋前辈对我父一中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使我父能在青年时担任要职，走上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奋斗的从政之路。
曾在《湖南新报》任主笔、现在《民本日报》任编辑的杨绩荪先生，竟是我们天塘程家的女婿，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我14世祖能桔公的高祖父11世祖嘉鳞公是清朝的太学生，他有三个儿子：次子大玮公就是能桔公的祖父；三子大瑄公一房曾孙广字辈有广某曾在桂阳陈士杰部下做事。陈士杰是曾国藩湘军的骨干人物，做过山东巡抚，他把孙女琼姬嫁与广某的儿子，生有一女三子（良士、良钟、良铭），女曰仁章，又名剑思，是我的姑姑辈，曾于清末留学日本，是平江向恺然所著《留东外史》女主人公之一的原型，而广某在清朝当福建武平县知事期间，在天塘村盖起了第一栋官厅屋。瑄公房到此才发了财，广某的兄弟广鲁成了我村最大的地主。
杨绩荪的原配与程仁章之母琼姬是亲姊妹，因面麻，不为杨绩荪所喜，杨绩荪与程仁章相爱同居，遂成了夫妻。
1920年10月，正当军阀在湖南混战之际，长沙各界人士提出：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920年10月5日、6日）
建议者：龙兼公、杨绩荪、张慎庵、王亦增、成森、程一中、匡日休、朱剑风、陶毅、马续常、罗教铎、魏俊明、刘驭皆、毛泽东、吴大猷、郭开第、何叔衡、王宗训、彭璜、唐耀章、李锡纯等三百七十七人（名多不及具载）。
此事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有详细记载，杨绩荪、程一中、毛泽东、何叔衡等赫然名列其中。
1920年9月，孙中山派粤军向闽南回师广州讨阀桂系，先后派湘籍的国会议员周震麟、陈嘉会、李执中回湖南，劝当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出兵桂林捣桂系的后路，谭延闿不仅不出兵，反而宣布湖南自治，不肯与孙中山合作，从而影响西南各省军阀纷纷步其后尘。孙中山不得已只好采取把谭延闿赶出湖南的办法。这时拥戴孙中山的林修梅在澧州组织建国军，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当然为谭延闿所不容，于是派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宋鹤庚率部讨阀林修梅；不料在11月中旬，平江兵变杀了第12区司令肖昌炽，变兵推于应祥营长为司令；谭延闿又派第6区司令李仲麟讨阀；李仲麟和于应祥联名通电主张改造湖南政局，意思是要谭延闿下野；接着李仲麟与团长张振武会师长沙，谭延闿只好下台到上海去了。
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孙中山提议任命赵恒锡为湖南总司令，林支予为湖南省省长。但赵恒锡、林支予二人于1920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此时桂系控制的军政府已倒台，往日依附桂系陆荣庭的政学系国会议员的湘籍议员欧阳振声、钟才宏、彭元彝等回湘就成了制宪的幕中人。1921年1月又聘国内名流如蒋百里、王正廷等13人起草宪法，3月21日起草，4月20日完稿。
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于5月5日就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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