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庆成
报到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正式上岗。厂里有两辆货运车，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美国道奇车，一辆是正儿八经的四轮大货车，载重3.5吨；另一辆是小轿车改装的，把轿车的后半部车厢截去，保留底盘，装上一个火柴盒似的木制无顶货厢，载重0.3吨。最初见到这辆小货车时觉得很有趣，像玩具汽车。因为载货少，而且大多是分量较轻的小件货物，这辆小货车只配备一个装卸工，而且是即将退休的老师傅，算是照顾的。虽然我不是这辆小货车的装卸工，但有几次完成任务回厂后，我会让这辆车的装卸工下来休息，我替他去跑一趟任务。喜滋滋地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体验一把乘坐小轿车的美好感觉，虽然多流了一身汗，也觉得很值。据说这辆轿车解放前是老板的私家车，解放后还是归老板使用。公私合营后，这辆车作为合营资产划归工厂。公方厂长尽管是老革命，却还没到配备小车的级别；私方厂长也就是原来的老板，被安排到上海印染公司任私方经理。于是这辆小轿车被改装成了小货车，用来运送一些小批量的染化料或机物料等正合适。我上的那辆道奇卡车，标准配备是一个司机四个装卸工。虽说装卸工没多少技术要学，但最开始的几天，考虑到毕竟需要熟悉一下工作环境，以及掌握一些安全生产的要领，并没有用我去顶替一位师傅，这样就成了五个装卸工。好在道奇的驾驶室只有两个位子，除了司机，另一个位子是车长的，其余的装卸工都要待在车厢里，所以多几个少几个装卸工也无所谓。空车的时候，装卸工坐在车厢的木头地板上，装了货就坐在货上。好在绝大多数时候装的货物是打成包的棉布，坐在上面还比较舒服，甚至还能四脚朝天平躺在货物上，闭上眼一觉睡到目的地，睁开眼满目蓝天白云，只是不觉得心旷神怡而已。有时候货物装多了，高度达到三四米的时候，坐在上面摇摇晃晃的有点吓丝丝，那就根本不敢四脚朝天呼呼大睡了。这种时候劳动人民的智慧就大放异彩了，师傅们在码货的时候，会在车厢的尾部留出一个可以容纳几个人的凹槽，装完货我们就挤在这凹槽中，不仅高度降低了许多，而且即使遇到急刹车，也不会遭受惯性前冲的货物的撞击。
所谓车长，其实也是装卸工的一员，除了干一样的活，还要承担一些诸如交接货单、报销餐费、加汽油、买机油之类的琐事。车长更重要的职责体现在卡车行驶途中。那辆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厂的道奇卡车是没有转向灯的，用来指示转向的是一个安装在挡风玻璃中间的指示箭头。箭头外壳是金属的，表面复以透光的红绿两色塑料片，箭头红色，箭尾绿色。箭头内部装有两个小灯泡，红绿两个部位色各一，尾部有电线连接汽车的直流电源，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小灯箱。我上卡车的时候，箭头已经不亮了，据说是灯泡坏了，因为制式的原因，国内配不到这种灯泡，但使用是没问题的，只是没原先亮灯的时候那么醒目而已。转向的时候，指示箭头需要人工拨动，右转就将箭头拨向右边，左转就拨向左边。这原本是司机的事情，但既然有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车长，那理所当然就由车长包干了。问题是，能看到转向指示箭头的只是相向而行的对面来车，同向尾随的车还是无法知道前车的动向，那又是车长的事情了，拨动转向指示器之后，他还要迅速拿起一面插在细竹竿上的小红旗伸出车窗，告诉后面的车我要右转，这大概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旗语了。那时候上海城区的道路都比较窄，自行车又多，若右转时路口有较多自行车，车长会用小红旗的旗杆使劲拍打车门，同时扯开喉咙大吼大叫：“转弯了啊，当心！脚踏车靠边！”如果是左转，车长旗长莫及，这时候司机就会用右手操控方向盘，左手伸出窗外，掌心向下微微晃动，告知后车我要转向。虽然那时候在马路上跑的车大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爷车，且大多数马路的路况都比较差，但驾驶员优良的职业道德却令我印象深刻。有时候在狭窄的马路上会车，大多数时候两车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避让，而且把手伸出车窗外招招手，示意对面的车先过来。两车相遇时，先过的那辆车上的司机，照例会按一声喇叭再举手至额间，用一个很随意的敬礼表示感谢。如果遇到后面的车按喇叭示意要超车，前面车上的司机则会打一把方向靠右，踩一脚刹车减速，同时把手伸出窗外，掌心朝前摆动几下，示意后车上来。后车超越前车后，也会用一声喇叭表示感谢……没有路霸，不见路怒。
车长是领导指定的，也说不上什么条件，无非是脑子活络一点，与仓库、码头、纺织厂、染料厂等单位的收发货人员沟通能力强一些，能简单的算算写写。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报销误餐费。先要填写报销单，然后是找负责人签字，再到财务组报销领钱。最麻烦的是与我们的结算，他要牢记当天每个人消费的总额，然后算出谁应该支付多少，谁应该倒贴他多少。与人民币同等重要的还有粮票，幸亏上海发行的粮票最小的面额是五钱，也就是半两，大多数时候都可以用小面额的粮票凑足当天消费的三两或者四两，否则还要车长找零，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止一次看到吃了三两饭的师傅，付给车长六张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五钱粮票。
卡车上的四位装卸工，有两位是全文盲，凡是需要签名的领工资、领劳防用品等，不是盖章就是按手印。其中一位四十多岁了还天天练举重甩石锁、一身肌肉堪比健美运动员的师傅，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就住在工厂对面，解放前家里是开老虎灶的，家道还算殷实，却没读过一天书。他也常常用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悔意：“小辰光贪白相，不想读书，十七岁结婚当天还在弄堂口打弹子，是被老头子（父亲）拎着耳朵回去拜堂的。”他的老婆比他大三岁，正合着当年流传于江浙沪一带的婚谚：女大三，黄金堆成山，也就是所谓杜娘子婚俗（杜，沪语“大”之读音），与早先流传于北方的女大三抱金砖如出一辙。他的杜娘子读过几年书，待人接物比较得体，颇有些知书达理的意思。而他年近五十却还有点孩子气，脾气也比较倔，有时候想不通又说不清，不要说同事，对领导都不买账。好在他家就在工厂大门对面，领导就会走几步路到他家去家访，嘱他娘子做他的思想工作，从来是药到病除，效果极好。
某次厂里发放高温餐券，他照例是按手印代替签字。旁边的一位老师傅寻他开心：“不要看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解放前可威风了，礼拜天乘电车到上海去（旧时虹口提篮桥有下海庙，提篮桥以北的长阳路、平凉路、杨树浦路一带泛称下海，居住在那里的市民以南京路、淮海路等繁华商业区为上海），西装笔挺，皮鞋賊亮，戴一副金丝边的平光眼镜，西装胸口的袋袋里插了两支钢笔，肋胳肢里还夹着一本老厚的外文书，活脱活像大学教授……”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他却不恼不怒，嘿嘿一笑，轻描淡写道：“迭戈有啥稀奇，旧社会嘛，只认衣衫不认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迭戈样子，再加上伊辰光年纪轻，小青年啥人不想出出风头扎扎台型？”开始我根本没当真的，只以为是师傅之间穷极无聊的寻开心而已，却不料他自己都坦然承认了。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解放前读到初小毕业，又做过几年小生意的车长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也就不奇怪了。然而一车之长并非车上的老大，老大是司机，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位三八饭店主厨的把兄弟。当时已年逾五十的司机是江苏海门人，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逾两百斤，身材魁梧如铁塔。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满脸络腮胡，夏天敞开工作服或打赤膊的时候，腮帮、下巴上的络腮胡与胸前浓密的胸毛连成一片，再配上只剩下寥寥可数几根花白头发的准光头，活脱一个怒目金刚倒拔杨柳的鲁智深。不知道是对他这副身板的敬畏，还是对他令人艳羡的过往经历的崇拜，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司机。尤其是卡车上的几位老装卸工包括车长，平日里彼此戏谑斗嘴互相拆台脚不亦乐乎，却从来不敢寻老司机的开心，即便是被老司机训斥，也不敢还半句嘴，顶多在背后阴损他几句。老司机训斥装卸工，大多是为了装车的事。那辆上世纪30年代的道奇没有转向助力系统，货物装多了，方向盘操纵起来会很重，尤其是货物的重量集中在车厢前部，也就是靠驾驶室位置的时候，低速倒车时甚至要屁股脱离驾驶座，运用全身的力量来死扳方向盘，驾驶员不仅会累得满头大汗，而且还很容易损坏转向系统的横直拉杆。然而装卸工的作业方式是前紧后松，即尽量先把车厢的前面空间装满。这样的方式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每次装的货物单件的体积和重量都不一样，很难准确分配前后的数量，所以也只能尽前不尽后，否则到最后装不下，再往前装就要返工折腾了。那时厂里生产的印花布，很大一部分要装船运往全国各地，因为要等候船期装船启运，故先要运到港区附近的仓库里暂时存放。当时去得最多的是上港三区（解放前叫汇山码头）附近的永兴仓库。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是英商洋行建造的，坚固得像一座巨大的碉堡。如今这座仓库已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名称是“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永兴仓库”。最令当时的我大开眼界的是，仓库里居然有两部可供大卡车上下的电梯。满载几吨货物倒车进入电梯，对司机的技术而言绝对是个重大的考验。老司机仗着人高马大技术精湛，通常是一只手打开驾驶室门，将半个身子探出驾驶室观察车后情况，单手操控方向盘，到车厢大部分进入电梯，打开的驾驶室门即将撞上电梯时，迅速关上车门，凭感觉慢慢倒进电梯。因为车速慢，如果货物配重不合理，大部分重量压在车厢前部，方向盘的沉重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候如果恰遇老司机不在状态，倒了几次都没成功，他就要发脾气了：“叫你们前头不要装得太多，方向盘扳也扳不动，不晓得讲了多少次了，哪能教不会的？真叫解放了，解放前装卸工都轮不到你们来做。”这时候所有装卸工唯有一言不发爬上卡车，七手八脚把货物卸下一部分，再把前面的货物往后挪。然后用仓库里的老虎车（一种两个轮子的小型手推车）把卸下的货物一件件推进电梯。但这要等下一趟电梯了，因为卡车进入后，电梯前后左右与卡车之间的空隙只有三四十公分，过个人都要侧着身子，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堆放货物。最初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不直接把卡车开进电梯而非要倒进去呢？待随卡车上到三楼仓库才明白，装满货物的卡车出电梯时的倒车，比进去时的倒车更困难，因为电梯空间狭小，倒车时无法打开驾驶室门扭头观察车后情况。至于后视镜，在灯光昏暗如暗室的电梯里基本没作用，更何况那种早该报废的老爷车的后视镜，镜花斑驳，清晰度本来就很差。
不知道老司机有没有上过学，只知道他识一些字，但基本不能写，难得签个名都很勉强，手晃晃悠悠，字歪歪扭扭，看得出是依样画葫芦画出来的。虽然没太多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却相当积极，据说是厂里最早一批参加工总司造反队的，也曾风云过一时。后来赤卫队（文革初期上海工业系统中规模最大的保皇派）溃败，造反队成功夺权，头头当了厂革会主任，其他一些造反队核心成员也大多被封了一官半职，有的当了厂革会委员，有的被任命为车间一级的革委会主任，他却依旧踩他的油门扳他的方向盘。不过，以我看来，老司机似乎并没有当官的欲望，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苦大仇深的过往，更不会有路线斗争的政治敏感和思想高度。所以，他的革命热情来自哪里，我至今都不明白，或许真的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
从我上卡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感觉老司机待我不错。卡车运输的货物品种很杂，小到手套帽子胶鞋等劳防用品，大到重以吨计的印染设备，但最主要也是最常规的货物，是每天要拉进厂的坯布和每天要送出厂的成品。坯布也就是没经过任何加工处理的白布，从纺织厂的织布机上下来后，经检验、整理等工序后打成包，交由印染厂加工成印花布或色布，是印染厂最大宗的原材料。不同幅宽和纱支密度的坯布，每包重量也不一样，一般在七八十公斤。我第一天上卡车跑的第一车，是到杨树浦路上的国棉十七厂拉坯布，也就是王洪文发迹前待的那家厂。国棉十七厂的拳头产品是解放前就驰名全国的龙头牌细布，老上海俗称龙头细布。这种布每包七十公斤左右，在所有坯布中算是中等重量。卡车上的规矩是每个装卸工一人一包扛上肩，走上一头搭在车尾一头搭在地上的跳板，走进车厢后依次码放整齐。就这样鱼贯而上鱼贯而下，没人溜号，当然也没人争先。假如一车装四十包坯布，四个装卸工每人扛十包，公平透明，老少无欺。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体育尖子，体魄强健，力量和柔韧性都很不错，七十公斤的坯布扛在肩上，没感觉很吃力，只是走在跳板上有点颤颤巍巍，因为是生平第一次上跳板。扛了几包以后，发现我码放的布包有点不整齐，便没有鱼贯而下，留在车厢里整理布包。尾随我上跳板进车厢的师傅已经把肩上的布包卸下码好，见我没先他而下，明显犯规了，又不好意思吹哨，便在车厢里这里摸摸那里拉拉，就等着我先他而下。在跳板旁督工的老司机火眼金睛，对着他发飙：“册那！侬做啥？人家是学堂里刚刚出来的学生子，也要像捺一样一人一包？”那师傅不敢争辩，嘴里嘀嘀咕咕地下了跳板。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跟着师傅下了跳板，想抢前一步走在他前面，哪知被老司机一把拉住：“让伊拉去扛，侬休息一歇。侬刚刚上卡车，勿要急，先熟悉熟悉。勿要把腰弄坏脱了，就是一辈子咯事体了。”看着师傅们一个接一个上跳板下跳板，把一条尺把宽的跳板踩得吱吱嘎嘎抖抖颤颤，我不禁有感而发：“这跳板不是跟《海港》里的那个过山跳一样的嘛。”老司机反应极快急踩刹车：“勿好瞎三话四哦！过山跳是解放前的事。”我心头一沉，自知失言，连连点头称是。还没等我从自责中回过神来，却不料老司机又说：“其实差也差不多咯，只不过过山跳是码头上用的，有辰光要用好几块跳板搭起来，比阿拉迭个长多了，走上走落是有点抖抖豁豁咯。”
我还真上过几次过山跳。计划经济时代，布匹与粮食是最重要的统购统销商品，印染厂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悉数交付给纺织品公司，包括残次品，然后由纺织品公司向全国各地调拨。因此我们运出厂的成品印染布，大多是送到铁路局货运仓库或海运和内河码头的仓库。有时候正逢船期，我们送去的货就不进仓库而直接装船了。不过基本是停泊在内河码头上的小型货轮，海运码头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装卸，很少见到过山跳了。我第一次上过山跳，就是在苏州河边上的内河航运码头。那种过山跳用的跳板，与我们卡车上用的跳板没多大差别，只不过稍宽一点、更长一些。唯一有点挑战性的，是过山跳的跳板一头搭在码头上，一头搭在货船的甲板上，跳板下面有一段是河水，不像卡车跳板下面都是实打实的地面，难免有点心理上的恐惧，不过走了几个来回也就习惯了。更何况这种恐惧大多来自眼睛看到脚下流淌的河水，上跳板的时候大包扛在肩脚下颤悠悠，根本无暇看河水，恐惧也就减少许多。
我们卡车上有一位师傅，走了好几年《海港》里的那种过山跳。有一次送货到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这位老师傅随口告诉我：“解放前我刚从乡下到上海的时候，在这里做过几年装卸工。”我立马来了兴趣：“那你也像《海港》里的码头工人那样，天天要在码头大门口领工票？”是啊，天天排队领工票，领到工票进去做生活，领不到就要明朝请早了。”卸完货到纺织厂去提坯布有很长一段路，我和师傅面对面盘腿坐在空车厢里，听他讲过去的事情。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讲着讲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了。他说那时候码头上的管理人员有不少是外国人，有一次他被一个外国人痛打了一顿。我问为啥，他就笑，边笑边说：“迭辰光年纪轻调皮，跟着老师傅靠山吃山捞外快。抗战胜利后美国轮船运到上海来许多美国货，从吃的到穿的样样有，装在一个个大木箱里。我和几个老乡在船舱底下做生活，把木箱搬到船舱口位置，再套上钢丝绳挂上吊钩，让吊车吊到码头上去。一个年纪比我大的老乡，已经在码头上做了好几年了，是指挥吊车上上落落的老师傅，也算是我们中间的老大了。有一次套钢丝绳的时候，他指挥我们故意把钢丝绳套在木箱单边，吊车一启动，木箱倾斜脱出钢丝绳摔了下来，摔出一个豁口，从豁口里滚出几罐听装奶粉，大家你一罐我两罐把奶粉包裹在破棉袄里，下班后带出码头。还有一次木箱里装的是羊毛衫，大家都把破衣服脱了，赤膊往身上套，我套了四件，最后套上破棉袄，腰上用根草绳一扎，啥人看得出里厢有四件羊毛衫。”我听得目瞪口呆，当然也津津有味。师傅继续：“有一次做完生活从船舱里上来，刚刚踏上码头，不晓得哪能搞咯，一罐奶粉从破棉袄里滚了出来，正好被一个外国赤佬看到了，他一上来就对着我开博克星，外国拳头凶啊！打得我眼冒金星鼻头出血。打好之后叫来一部小吉普，把我推进车里，他自己开车，开到码头大门口叫我下车，他跳下车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就这样被迭个外国赤佬踢出了码头。第二天早上我照样去领工票，领到工票后照样进码头。啥人晓得有嘎巧的事体，走进码头没几步，迎面就碰到昨天开我博克星的那个外国赤佬。我想避开他，他却笑嘻嘻对着我来了一句哈啰，我被他搞糊涂了。”我说：“大概外国人已经不认得侬了，就像阿拉看外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一样。”师傅摇头：“开始辰光我也迭样想，后来几个与外国工头打了几年交道的同乡老码头告诉我，外国赤佬就是这样的，你偷他东西，他打你几拳，就算塌扁（沪语，扯平的意思）了，你不欠他，他也不欠你。”我好奇：“你们天天这样搞，要那么多奶粉羊毛衫有啥用啊？”“哪能可能天天弄？而且船上也不会天天有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是美国运来的粮食和棉花。再讲了，就算难板弄一两次，弄到的货色也都是卖掉换钱的，自己不吃也不用。那时候汇山码头附近的提篮桥一带有许多路边摊，有些是卖给中国人的，大多数是奶粉羊毛衫军用毛毯等船上来的美国货。有些是专门卖给外国货轮上的烂水手和美国兵舰上下来的水兵，卖得最好的是啥东西侬晓得伐？笑死人的，是中国人老死以后穿的寿衣。老底子的寿衣是绸缎做的，还绣了很多花，五颜六色很漂亮，美国水兵最喜欢了，钞票一付马上就穿在身上招摇，他们以为这是唱京戏的戏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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