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图：文革中群情激奋的批斗大会（转自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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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高淑惠因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在家乡备受政治歧视。她性格内向、一口四川口音，沉稳少言、善良省俭；工作纯朴踏实、任劳任怨。1961年11月我俩结婚，此后随我到八五一农场总场部，在总场医院担任场部接生员工作，从无差错。1963年我调到虎林农垦分局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分局又无直属机构，难以安排她的工作，只得停薪留职，赋闲在家。她也从无怨言，节衣缩食、勤俭持家，以我一人微薄的工薪把一个三口之家，操持得井井有条。65年八五○农场医院同意接收她到场部西岗医院，名为卫生员实际主要仍是承担助产士工作。当时农场产妇都在家分娩，上门接生，无论白天晚上随叫随到，顺产难产也全由她一人操持，无接生任务时就在医院里值班送药打针。为了保证她的工作，我家也由虎林县城搬到西岗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营房里，我则每天由西岗步行到虎林上班。由于她服务尽心尽力，在西岗地区产妇中获得一定的赞誉，两年中独立接生上百例，包括一些难产，均从无出现任何问题。1966－67年间我们不满周岁的儿子一直体弱多病，1963年出生的大女儿晓玲也尚需人照料，我又经常在农场蹲点不能在家，尽管家务繁重她却从没有影响工作，直到1967年7月儿子终于因病夭折。她悲痛万分，为了在精神上多少能有所弥补，我们商量再生一个孩子，1968年5月21日二女儿小筠出生了，但这时候我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肃反的事被作为特嫌揪出来了，后来还进了“牛棚”，更不用说伺候她的月子或帮她料理家务了。所有这些都使她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既无心也无力过问，很少参加运动。善良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文革的魔掌竟会找上她这么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的小小卫生员，而且竟至于最后在非人的待遇下被迫自杀、连尸骨都喂了野狗，荡然无存……！
上图：前妻高淑惠和大女儿晓玲在1964年
当时（68年下半年），西岗（也就是原八五○农场场部）的文革正处于白热化状态。特别1968年6月18日中央正式批准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沈阳军区，由军区派了大批现役军官全面接管农场的领导和管理。原虎林和密山两个分局组建为兵团第四师，八五○农场也改建为36团，西岗成了团部所在地。这些现役军官在文革的热潮中和“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等最高指示的大背景下，穿着军装、带着红领章，刚进农场时确实有点趾高气扬，豪情满怀。到哪儿都高喊着：“砸烂旧农场、建设新兵团”，“坚决反对一切右倾思想”，“要建设最最革命化的兵团”等口号。似乎五十年代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建设的北大荒从人到事全是错的；原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都是“修正主义路线”，都需要清理和批判；农场的原领导都是走资派、机关干部都是旧人员，基本都“靠边站”。正好当时各大城市数十万知青随之插队北大荒，其中不少还是六七、六八届的初中小孩，在当时政治气氛下，他（她）们崇敬解放军近乎到迷信的程度，因此，知青一度也就成了这些现役军人组建兵团的重要依靠力量。不少知识青年被调入师团机关、或充实到医院及学校，并立即成为当时各单位深入开展文革与反右倾、批判以及清理农场旧人员等各项运动中的主力。
其实现役解放军也是人。所谓的农场旧人员中许多过去也曾是现役解放军，军衔还不比这些人低。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双方的地位和气势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兵团团以上现役干部都曾配有持枪警卫，甚至一度普通群众连农场办公室的大门都进不去。至于师以上干部的行动就更神秘了，到基层后的行踪完全保密，好象随时都会有人要对他们搞破坏或暗杀似的。可也正因为现役军人也是人，也有三灾六病。特别当开始组建兵团时那最初的一股热情逐渐消退，发现北大荒确实十分荒凉和艰苦后，不少现役干部从思想到身体的病也逐渐多起来了，团部医院里常住着不少现役军人。而且当时医院里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刚调进来的女知青，整天忙着闹“革命”，批判旧农场的老医生和老护士。顾不上医疗业务，使得农场医院的管理相当混乱，再加上现役的病号在医院里又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一般医护人员都管不了。高淑惠的冤狱也就在这种背景下阴差阳错地发生了。
196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时任兵团四师的副师长吴宪义来到36团检查督办文革反右倾运动。忽觉有点感冒，于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住入团部西岗医院。医院更秘密地专为其腾出一间病房，还派了特医、特护。除两位医院领导外，包括当天值班护士高淑惠在内，谁都不知道这里悄然地住进来了一位“大人物”。那天，医院里的住院病号还特别多，许多医生护士又去闹“革命”了，小高一个人管着几十号病人、还分住好多间病房，感到实在顾不过来。快到下班时间了，也希望能尽快把医嘱处理完，家里炕上还扔着刚六个月的小筠等着喂奶。好在除了还剩三个病号需要打针处理外其它医嘱都已完事，三人中有一个是团部宣传股的吴东生股长，也是现役，住着病房却老往外跑经常找不着。这时一向希望自己能学点技术的廖护理员过来，趁机也想学着打针，日后好图个晋升，因为文革期间医疗系统不讲学历和资质，护理员能升护士、护士也能升为医生；按规定护理员原本是没资格给病人打针的。“你还有几个病人没打，我帮你去打？”廖问正在为一位病人打静脉针的高淑惠。
“基本都完事了，”高答：“除了这个还有两个病号要打针，一个也是静脉针，你打不了”。
“那另一个呢？”廖追问着。
“还有个姓吴的解放军该打青霉素，住院好几天了，老是到处跑，原来住在对面病房的，我下午找了好几遍，可就是找不着，不知道他上那儿去了！”
这时，病房里的患者也七嘴八舌地插话说：“今天下午又调整了病房，看到走廊顶头那屋刚搬进去个解放军，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姓吴的”。
“我去看看”！廖护理员听说，兴高采烈地拿着青霉素针拔腿就奔向那间病房。小高因为正在打静脉针离不开，就在后面追了一句：“可问清楚了啊！”
廖护理员推开房门果然见到躺着的是一位领章齐全的解放军，就问了一句：“您贵姓？”
“姓吴！”
“那好啊，我来给您打针”。
“打什么针？”
“青霉素啊！”廖答。
“谁派你来的？是谁让你来打青霉素的？”
“高护士啊！”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针青霉素，针并没有打，听口气觉得似乎有点不对。
“叫你们院长来！”吴副师长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了下来，高声叫道：“怎么搞的？没做皮下试验就打青霉素，这是什么医院？我对青霉素过敏，这不是要谋杀我吗？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听到师长的叫嚷声，师长的特医、特护连同医院庞院长都赶紧跑了过来。特医和特护更吓得脸无人色，两人扯着小廖连珠炮般地发问：“我们刚出去一小会儿你怎么就钻进来了”！“是谁让你来给师长打针的”？“师长的医嘱我们正在研究还没下达哩，又是谁给你的药”？“到底你拿的是什么药，真是青霉素还是别的？必须立刻交到药房去认真检查”？“奇怪？这是保密病房！你是怎么知道吴师长住这间病房的？是谁告诉你吴师长住在这里这个消息的”？“到底你是谁派来的？……”
廖吓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是高淑惠让我来给解放军打青霉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打电话告诉你们王团长，这医院的问题很大，要好好整顿整顿！”吴副师长的气还没消。
“马上把高淑惠弄到办公室去！”站在这些人身后的医院庞院长也吓坏了，需要赶紧弥补自己的过错，当着师长的面要有所表现。当即表态说：“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要彻底清查这件事，这是个严重问题，是我们医院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我们必须随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我这次下来，就是来检查各团反右倾开展得怎样，干部的认识怎么样的”！
一件谋杀解放军、谋杀师首长的现行大案就这样形成了，凶手就是高淑惠。虽然直接前去打针的人并不是她，是廖护理员，但廖是贫下中农，经过一番阶级分析，结论只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高淑惠，耍手段蒙蔽利用贫下中农行凶。经王团长批准，西岗地区彻夜召开了《坚决反右倾暨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高淑惠大会》。高淑惠被揪着头发拉到台上挂牌批斗了一整夜。随后即命令她背着尚在吃奶的年仅六个月的小筠一齐关进了医院的“牛棚”。
当晚，王团长向吴副师长汇报了上述处置和批斗情况，说明他们对反右倾、特别是事关吴副师长的案子，确实是很重视并处理得雷厉风行的。同时报告说：经连夜调档查阅，高淑惠是农场的旧人员，家庭出身地主；她丈夫蔡方达也是农场旧人员，不但出身和历史都有问题，姐姐还在台湾，本人在大学里搞肃反运动时就被认为是特嫌；文革中早已被虎林农垦分局揪了出来，现正在牛棚里审查中。通过一番当时盛行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推理，两位现役领导一致认为：从人员和家庭的政治背景看，确实存在着高淑惠因自身阶级本质，加上丈夫被揪而心怀不满，从而刻骨仇恨解放军，仇恨文化大革命，公开跳出来进行阶级报复的可能性。尤其根据她丈夫蔡方达的海外关系和特嫌身份，指使其谋杀师首长、谋杀解放军的可能性很大。“疑案从有”，毛主席强调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是不能松！不能犯右倾！
就这样，第二天吴副师长从36团前往42团（原八五七农场）继续检查反右倾，当晚就在该团团部的反右倾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在36团亲身遭遇的谋杀未遂事件，自称是“历险记”；并进而分析了高淑惠和她丈夫蔡方达的政治背景，号召大家必须从这个案例中吸取教训，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在兵团组建过程中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增强敌情观念，注意斗争新动向，防止敌人垂死挣扎。讲话现场通过小喇叭向全团数万人进行了实况广播。此后，他回到师部又至少向师直单位讲了一次，这些讲话内容是若干年后，该农场和师部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他们不认识高淑惠，但还知道有个蔡方达。
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人问过一句：医院里这么多药，想杀人为什么只拿了一针青霉素？何况连这针青霉素也没打上！至于作为当事人的吴副师长，每次更只有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宣讲他这位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又一次“惊险”的“历险记”，更增添了案情的神秘及恐怖气氛。碍于师长的威严及反右倾的政治形势，这样的案子当然更成了铁案！
2
翌日清晨，当我得到电厂“牛棚“管理员的通知后，气咻咻地从电厂跑到西岗，三公里。一路上脑子真成了一团乱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不清楚，但我知道小高是绝不会干出谋杀解放军这种蠢事来的，不光没这个胆量，更没这个来由。肯定是不知怎么就瞎罗织上的罪名，当时不少人不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就被揪出来吗？罪名还挺大！事情也许很快就能搞清楚的。但我最担心的倒是怕她经不住运动的冲击，特别西岗地区可不是分局机关，有些打手心狠手辣，前阶段就有好几个“老牛”被打断了肋骨，再加上某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知青，只知道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完全没有政策观念，高淑惠究竟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哪经得住这种风雨、上得了这个“世面”啊！
到了西岗，果然看见食堂前面的小广场上昨晚批斗会的残迹犹在，满地的乱纸和砖头石块，那是台下开会人员坐的。批斗会的大红横幅，四周的大字块、大标语仍赫然在目……。恕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愿在此写下这些永远不会忘怀的标语，还是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安息吧！
赶紧跑回家中，十平米的小屋里冷冷清清。水缸里还有水，我先洗了把脸，把昨晚夜班装煤落的满头满脸煤尘洗了，多少也能像个人。可能是我的动静惊动了邻居老王家，他妻子赖月英有点迟疑地推开了我家的门。他家出身贫农，生有三个儿子，丈夫王家兴是1958年的转业军人，原八五○农场广播站负责人；但因为文革中参加“无联”派，目前也被作为“三股妖风黑干将”揪出来关在“牛棚”里劳动反省。妻子赖月英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小赖向我简单地描述了昨晚批斗会的情况，说那些人老是死命揪高淑惠的头发，在台下都能看到被揪掉的一缕缕头发……。还说我5岁多的大女儿晓玲昨晚下班后从幼儿园自己跑回来了，坐在门口直哭，别人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孩子，没人敢理她或收留她，天黑了小赖才把她领进屋里，昨晚就住在她家。我向小赖道了谢，说话间她家15岁的大儿子牵着晓玲过来了，晓玲一见我就抱着我腿，直叫着：“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别再走了，行吗”？我抱起她来，摇摇头，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天真孩子，在这一片“红色恐怖”的环境下我又能告诉她些什么呢？
但更着急的是我想去看看小高，让晓玲还是先就在邻居赖月英家呆着，幼儿园她不愿意去就算了。我急冲冲地奔向位于岗北的西岗医院，医院内外全贴满了声讨高淑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医院的孙指导员看见了我，我俩早先就相互认识，虽不是朋友但见面还有个招呼，这时他绷着脸过来说：“高淑惠的问题很严重，师里和团里都很重视，不能随便探视”。我说明了分局让我来的意图，他最后总算同意这次可以安排，就叫来了两个套着红臂章的小青年，和我一起到医院后面的洗衣房去。小高就在里面正用手搓洗着一大堆医院的被单、监督劳动，背上还背着六个月的小筠。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刚说了一些有两个姓吴的解放军、她不知道有什么吴副师长住院，还有护理员小廖自己想练习打针等情况，就被那戴红袖标的小青年呵斥住了：“有啥家里的事快说，不准谈这方面的事”！我只能劝她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实事求是，有啥说啥，问题肯定是能搞清楚的。接着我请她放心，大女儿晓玲我一定会想办法安排好；并觉得她这么老背着孩子干活太累，是否我另外想个法子安排小筠？她不同意，说她习惯背着孩子干活，问题不大，在家也常这样，而且有个孩子在身边心情也能好些；我明白，由于有着前一个儿子夭折的事，她对这孩子特别珍贵，我再没说什么了，因为确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像我现在这样自己仍是个“老牛”的情况下、每天还要在革命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又能怎样来安排这个还在吃奶的孩子？！接着她又说：“就是孩子大了，奶吃得多，本来就不太够，现在这么一来更不够吃了。孩子老哭，能不能每天送斤牛奶来”！我立刻说：“我一定尽量想办法”。就这样，在那两个戴红袖标小青年的又一次呵斥下，我离开了洗衣房，现在想来我真是后悔！如果那次我把小筠带走了，小高也许最终有可能逃过这一场生死大劫难。
回到医院又找到孙指导员，要求允许我们每天给孩子送牛奶的事。他起初表示有困难，在我再三说孩子总不能老是饿着的情况下，他又进屋去不知和谁研究或电话请示后出来说：只能同意每天由我五岁多的大女儿晓玲把奶送到医院来，但大人决不允许再来，以免给高淑惠传递消息或出坏主意，增加案情的复杂性。
苍天无眼！带着六个月的吃奶孩子一起蹲监牢，还要干苦役，还不准大人探视，连不到六岁的小姑娘都要跟着陪绑，每天顶着凛冽的寒风送奶，人性何在？也许在世界的牢狱史中都难以找到如此案例，除了法西斯！
就这样，当天我把晓玲托付给邻居小赖照顾后，就赶紧先回分局去报到，并汇报我去西岗医院的情况。好在家里有自行车，更好的是分局机关确实还比较通情达理，经研究后对我说：本来正准备把分局安排在电厂劳动的那批“老牛”撤回机关，所以我现在就算回来了。但每天还要参加劳动，由分局的“老牛”班统一管理，明天正式去班里报到上班，每天下班后可以回家去住，照顾大女儿晓玲，第二天早上八点必须到班上劳动。今天下午还可以回西岗去，把订奶送奶的事安排一下，但每月的生活费不能增加，订奶的钱自己想办法，因为“老牛”被揪后，作为专政对象本人工资及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均被冻结，每月只从工资中发给25元生活费。对分局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已经是人性化的安排了，我确实感激涕零，再三道谢后又骑车奔回了西岗。
西岗也就是原八五○农场场部，有一个卖牛奶的屋子。每天早晨大清早卖一大锅煮好的牛奶。买奶的人清晨拿着奶票自己去排队打奶，要多少打多少，当天早晨卖完为止，没人管送。到了西岗我赶紧先去买好了30斤奶票，好在农场物价便宜，从我每月25元生活费里，除了自己吃饭外还能挤出这笔奶钱来。然后就到邻居小赖家里一起做晓玲的工作。小赖找来两个带塞子的瓶子，每个能装一斤奶，洗净后用布带子缝了个背带，把瓶子挂在晓玲的脖子上，准备每天用一个瓶子送奶，两个瓶子来回换着用。还不满六周岁的晓玲，竟能如此懂事，使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免不了眼圈湿润。她听说妹妹没有奶吃，从此在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严冬里承担起了每天送奶的重任。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雪，她清晨不到七点准时起床，北大荒的冬天这时还没有全亮。洗漱早餐完毕，我就帮她穿戴好臃肿的棉衣棉帽和棉手套，小手里握着一斤奶票、脖子上挂着打奶的瓶子，踏着滑溜溜的雪道，摇摇晃晃地先去奶房打奶，再到岗北医院洗衣房把奶交给她妈妈，单程就有半里多地。带红袖标的小阿姨还总是挺凶地不容她和妈多呆会儿（当时晓玲语），她只得自己独自再在脖子上挂着空瓶子回到赖阿姨家里。开初我先陪她去奶房打奶，再把奶瓶在她的脖子上挂好，由她自己送到医院去，因为小高早就在医院工作小孩认识路。但由于我还要赶到虎林去上班劳动，作为“老牛”更怕晚了点，所以必须很早就打奶，小孩也得起来特早。不久她说可以自己去打奶。就这样，每天全靠这六岁的小女孩自己坚持着把这送奶的大事办了。两个多月的寒冬里从无一天间断，也没发生过丢了奶票或打碎瓶子的事情。连卖奶的老头都看着她可怜，每次一见到晓玲胸前挂着瓶子摇晃着到了奶房，总不让她排队，招呼她过去先打，把奶装好后还帮她塞紧瓶盖把装奶的瓶子挂在她脖子上；同时向排队的人解释说：“大家让让这孩子吧！她家有事，孩子可怜哪”！奶房地滑，人少时总要嘱咐晓玲走路要小心。这些都是我下班回家后孩子告诉我的，在当时对“现行反革命”的孩子能做到这样关心，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可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后却看见晓玲在哭，问她也不说，嘴里就是不断地念叨：“小阿姨坏！小阿姨坏……”！问了半天才说明白，原来这几天换了个看管她妈妈的小阿姨，对她和对她妈妈都特别凶，称呼晓玲和小筠都叫“小狗崽子”。说什么：“哼！小狗崽子还要吃牛奶？岂有此理”！不仅如此，每天她总要粗鲁地对晓玲搜身，把手套和口袋都翻过来看，有没有借送奶给她妈夹带什么纸条。今天小高刚说了句“孩子有啥子事么”，小阿姨立刻当着两个孩子的面狠狠地打了她妈妈一耳光，嘴里一边骂着“小狗崽子”，一边还踢了晓玲一脚……。
这种几乎没有人性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在所谓“革命路线”教育下，这些现在看来纯属流氓“痞气”、泯灭人性的行为，那时却司空见惯，甚至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紧跟主席、思想觉悟高的表现，是只会受到表扬和提倡的。
“什么样的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只是谁家没有儿女？谁人又没有母亲？我不知道为什么党竟把这种残暴的精神披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鲜红外衣；我更不知道这又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什么样的创伤！总之，已经四十年过去了，晓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还不满六岁的那个冬天，每天顶风冒雪为她妹妹送牛奶所遭遇过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恶狠狠踢她一脚的小阿姨。
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从我心头涌起，但想到全家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我又必须把它咽下去！我有孩子，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孩子，孩子是无辜而又天真的，如果在孩子面前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也许会就此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这个家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必须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于是我向孩子指了指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对孩子说：“咱们蔡晓玲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
“不要武斗”！我话还没有说完，晓玲就接了上来！
正好家里还挂着主席的语录，我指着一条语录教晓玲念道：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似乎很快就懂了，也说：“爸！我给妹妹送牛奶也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说着，还挺着胸在小屋里走了两大步。
伺候孩子躺下后，我一个人躲在两平米的灶间里，坐在灶坑前的小板凳上痛哭了一场，怕惊着孩子没敢出声，那天夜里很久很久我都没能入睡……。
分局机关的“老牛”队每天也都是劳动。但强度比电厂小多了，多半是侍弄菜地、挖沟、撒粪等等，只是同样没有休息天。管理我们的也是个“老牛”，是分局政治处的一个干部。但他原来一直是站在“红联”一边的积极分子，历史上有些问题，也被揪出来了，成了“老牛”班的头头，是个介于革命群众和“老牛”之间的人物。每天和我们一起干活，但同时也负责监督和管理我们这些“老牛”，包括安排任务，收集每人的情况、打小报告、甚至还有权在班内自行召开对某个“老牛”的批斗会等等，所以平时干活时我们谁都躲着他。
由于根本不让大人去探视高淑惠，她被揪后的情况我一直不清楚，只能从孩子送奶回来后，从孩子嘴里听到片言只语，据此了解她大致每天主要是在洗衣房里没完没了地用搓衣板洗床单、被子和工作服，再有就是在整个楼里打扫卫生和厕所，每天劳动都在12小时以上，身上总是背着那半岁多的小筠－－回味到此我不知怎地就想起了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只是这好象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而且小筠比萝卜头更小得多。若干年后才有一些朋友告诉我：那时最遭罪的还就是由于这孩子，因为孩子在“牛棚”里一天天长大了，老背在身上干活实在太累，放在哪儿孩子又能滚能爬了，一眼看不到常摔得鼻肿脸青，做妈的心疼赶紧过去顾顾孩子，立刻就会说她偷懒不干活，甚至有的小青年上去就是拳打脚踢。这不能不又让人想起法西斯的监牢，在那种教育下，她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母女、什么又是亲情！更惨的是每次开批斗会，总是硬把孩子夺下来随便扔在一边，任随孩子是哭是摔交也从来没人管，头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小狗崽子嘛，谁稀罕理她，活该”！直到批斗会结束，小高总是奔跑过去抱起孩子哭得跟泪人似的，哭还不敢出声，不然准会再挨上一顿臭骂。也许是怕我心里难受，也许是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事后这些朋友每和我谈起这些事，总是欲言又止，多半只是点到为止，从来不肯真正细说详情。
1968年12月26日中央发出了《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接着元旦后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都谈到落实政策给出路等问题。分局“老牛”队里的“老牛”开始一个一个地减少起来了。那是被革命群众宣布解放出去的，不过解放的速度很慢，大量的还需等待外调的结果。但这是个值得“老牛”们关心、可以看到自己前景的信号。因为建国以来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先把你当敌人整、整够了再宣布解放，你还得为此感恩戴德。我希望把这个信息告诉高淑惠，好让她也能在一片漆黑中看到点黎明的希望，最后能咬紧牙根熬过这一关。当时元旦已过，2月17日就是春节，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借这机会经分局出面电话联系，西岗医院同意我在1月底去看望一次高淑惠，时间是在晚上，地点仍在洗衣房，仍然有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小青年监视着，并且随时干预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她神情还可以，我主要向她说了些报纸上社论的内容，好象是在向她宣传政策，不然是不会允许我说的，但其中强调了会给出路的，好让她看到希望。她和我说的主要还是孩子，她的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孩子8个月了，现在有时一斤奶都不够吃，有时食堂有稀饭能顺便喂一点，有时全是干的孩子吃不进去就哭，想蒸个蛋根本没这可能。经我俩商量最后还是由我去找医院的孙指导员，争取同意我去买点饼干或蛋糕给小高备用。
关着尚在吃奶的孩子，还不管孩子的伙食，这种监狱可能除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真是什么世道！
这次谈话小青年只让我俩谈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二天我把饼干交给晓玲连牛奶一齐送了过去。然而，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那个晚上半个小时的谈话，那么平淡、尴尬，然却又应该分秒珍惜的半个小时，竟就此成了我和我前妻高淑惠最后的诀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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