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伐林
图：张海迪的油画作品
3
她的确是个开朗的、爱交朋友的姑娘。“朋友”这个词现在用滥了。广义上说，她周围人人是朋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她周围极少朋友。一拨又一拨口口声声称你为“榜样”，表白“多少人次听了你的报告、学了你的事迹”，列队敬队礼，递过来礼品并递过来题词本，周围还有话筒、闪光灯……她很难把他们当成贴心的朋友！
她没有时间放松，没有办法放松。而朋友不正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放松、可以不修边幅、不讲礼仪、随心所欲、信口胡说、可以把脚中跷到茶几上、用他的毛巾擦嘴、把你的茶壶递给他的那种人吗？
张海迪尝到了成为名人的快感，也尝到了成为名人的苦头。她得到了很多机会，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受到了很多的束缚。也许比别的名人有更多的限制，因为她是残疾人，她没有独自摆脱束缚的能力。住在医院里，处于医护人员监管之下，更仿佛是24小时都呆在玻璃房间里，无可逃遁也无可隐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真累。得笑，得快快活活地抢先与来访者，与见到的人打招呼。得谦逊羞怯地微笑着倾听别人的仰慕之辞或垂顾之言，不能走神分心更不能打哈欠。得极为乐意地接过题词本一句潇洒的话签上名。必须笑。如果说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一批又一批人来见自己，采访、合影，使自己觉得新鲜而充实，因此满面春风；那么，此时不一样了。笑，是责任感的体现，是对别人善良的体谅，或许其中还混杂有塑造好保持好自己形象的考虑——党和人民把我举到这个高度，是为了鼓舞别人，那么我就要尽到责任。既然是工作，就没有什么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见一百拨人，与其中某一拨见面时赶上自己心里不痛快，板起了脸，从自己这方面讲“未笑率”只是1％，但从这一拨人看来，“未笑率”则是100％，唯一一次见到张海迪，她冷若冰霜，嗤！
得笑。不论身体好坏心情好坏，脸上的表情必须恒温。即使察觉某些人搞小动作利用自己，她还是不敢怠慢他们。真累！
这对于张海迪这样一个活跃型的人来说，尤其像受难。她像被固定在一个规范的标本盒里，固定她的是无数道视线，最脆弱的线又是最坚韧的线，她不敢扯断这些线，只好一动也不动。
好几次，张海迪晚上打电话给王兆国、胡锦涛，请求少安排会见这一类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已基本关闸。洪水却从四处泛滥，汇集到她那儿！
为了让海迪精神上能松弛一下，有一次，团中央安排让她游览颐和园，即便是这种活动，也还是浩浩荡荡，至少得有六七个人同行吧：大夫，护士，团中央一官一兵、颐和园管理处的头头，司机，等等。事先与颐和园管理处协商过，精心选择了游人少的时间和路线。下午5点，面包车到达颐和园一个不对游人打开的边门。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这一段很顺利，摆脱了三三两两游人的注意，上了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围绕着绿树红墙……”海迪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支优美的歌曲。夕晖在无数的碧波上跳跃闪烁，清风吹散了恼人的思绪和已悄然袭来的燠热。一方澄明的天地，一个宁静的世界。远离了喧嚣，远离了躁动，可以不说不笑静静沉吟一阵，也可以又唱又喊尽情疯闹一阵……难得的瞬间！只是一瞬间——船到岸边，几乎是在她的轮椅被抬下船的同时，眼尖的游客就发现了她：“张海迪！”顿时呼啦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握手，拍照，签名……她和陪同者越往前走围的人越多，哪是逛长廊？分明是穿越人墙！这哪里还有游览的兴致！只得急急出园上车返回医院……
囚禁久了，不可能不冒出抗争的念头。张海迪有一次故意失了一次约。上海市职工振兴中华读书演讲团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一位老太太的率领下进京，通过我们定好下午去与张海迪见面，到了时间，一行人来到病房，张海迪却不见影——熟悉的大夫帮忙给她弄了个车，她出外了。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上海的演说家们无奈，只好在走廊里久久伫立等候，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怨气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脸上。5点钟，她才回到医院。原来她到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副主席胡祖荣那儿要枪打靶去了。胡祖荣，曾是我国和亚洲最优秀的撑竿跳高运动员，在他从事体育的黄金时节，病魔迫使他也坐在轮椅上。他不甘示弱，到处为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而奔波，而游说。上次，他见到张海迪时，极力撺掇海迪学射击，争取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张海迪心动了：学会耍笔杆子再学会攥枪杆子，能文能武不是更可以为国争光吗？张海迪这次失约当然不尽妥当，可张海迪当时正处在见谁与不见都不由自主的境况，才使了一次性子……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这种环境这种地位，该不会摧毁她的纯朴踏实，使她目标变形、手段变味吧？
被这一连串事儿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不时相对苦笑，私下感叹不已：“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过去老是树那些已经死去的英雄典型！”不是么！对于当事人，对于宣传者，都可以少多少折腾，也少多少风险！
我总记得有一次与张海迪的交谈，那是在两拨人进来进行礼仪会见的短暂间隙。我说；“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两年前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仍然是：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海迪完全明白我之所指——这也正是她自己心头索绕多日的念头。她谈起了一个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我马上要回山东，听说到济南后要安排我住南郊宾馆，我想表示坚决不住——张海迪还是一个普通的黄河女儿，我进了北京回来就住山东最好的宾馆，乡亲们会怎么说我呀，老高，你看呢？”
我无言。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他，同意她；作为一个团中央干部，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态度……咳，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两重性！何止是她，我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已经告辞退出的和即将进来的这些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滴滴清水……却都无法避免汇聚成洪流！
也许只有纵身一跳，溅到岸上？即便很快干涸了，也毕竟自主选择了一次。再说，干涸，一定比聚成洪流糟糕么？
后来我听说张海迪回济南后终于还是住进了南郊宾馆。她的力量没有拗过那些好心的人。
4
张海迪离京回山东的日子定在5月24日，她2月24日到京，在北京整整呆了3个月。
行前，她和父母、团中央工作人员一起清点了天南海北寄来、送来的纪念品，大多数她要分赠给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残疾青年俱乐部。
张海迪要亲自去，这也是向孩子们、向残疾青年朋友告别。要了一辆大轿车，装上捆扎好的各种纪念品，我们工作人员和记者也去了不少。
两处都组织了欢迎，气氛却不一样。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里情绪热烈，负责人和孩子们致感谢辞，激昂、高亢、嘹亮；残疾青年俱乐部气氛真挚，又带有几分凄惋、压抑。这个俱乐部在西四附近一条胡同内一个大杂院，大客车驶不进去，我们把转赠的礼品抬下来，曲里拐弯好一会儿才找到。这是一位残疾青年的家，本不算宽敞，辟出了十来平方米的一间房作活动室，摆着挂着残疾青年朋友的画、书法条幅和工艺品。院子里本来没多少空地，十来位残疾青年在这里迎接已经显得壅塞，我们一来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当你置身于一群缺胳膊少腿、盲聋哑瘫的残疾人当中，是否觉得很不自在，甚至会为自己五官齐全、四肢完好、活蹦乱跳而愧疚——尽管愧疚得毫无道理。你很想为他们干点什么又小心翼翼地不敢动手，怕你的同情伤害他们本已十分敏感的自尊心……
张海迪与俱乐部负责人孙恂的手紧紧相握，轮椅紧紧相挨。这却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对比：张海迪看上去气色红润舒泰，说话流利响亮；而孙恂则憔悴、赢弱，声音嘶哑无力，眼皮总是沉重地耷拉着，费很大的劲儿才睁大一霎那，脸部隔一会儿便不由自主的掠过一阵痉挛，看上去真令人难受。她俩的轮椅也显出了差别：一部崭新、宽大，明光锃亮；另一部又破旧又狭窄，喷漆脱落了，色彩晦黯……
这种差异自然绝不能怪罪海迪。我也不能说命运有什么不公。可我的心确实被这幅对比强烈的景象刺疼了，很疼很疼……机遇是多么重要！孙恂也是与不幸的命运抗争的强者，她艰难的岁月中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搏斗，她也与张海迪一样渴望生活、不懈地追求进取和乐开施予。我听说过她的事情：19岁时患上不治之症重症肌无力，那全身所有的运动肌肉都松弛了。正是这可怕的病，使她甚至无力睁大眼睑，放开嗓门，更别说举手投足转头翻身了。22年来她一直倔强地与病魔搏斗。别的不说，就说她执拗地搬到这个大杂院里独立生活，就得克服多少困难！又开办这个俱乐部，用一腔真诚温暖着、鼓舞着其他许许多多残疾青年朋友……
然而，毕竟还是张海迪、而不是孙恂被树为全国闻名的典型……毕竟任何一个组织或一部宣传机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事迹普查一遍，再输入电脑来权衡、挑选。
即便挑选为典型，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人生与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孰幸孰不幸？
我尽顾胡思乱想，没注意海迪与孙恂都说了些什么，一行人簇拥着张海迪的轮椅出了大杂院，残疾青年朋友们沉默着送我们上了大客车……
5
张海迪离京了，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对我们几个疲惫不堪的干部活动了恻隐之心，说：“你们休整一下吧。各人自己选点，下去调查基层青年学习张海迪的思想反映。”
我选了武汉。那是我的家乡，母校在那儿，朋友多，听到真心话比较容易。
团省委宣传部、团市委宣传部，这两座土地庙是必去不可的。他们介绍的是：举行了巡回报告多少场，组织了海迪精神宣传队多少支，举办了海迪事迹报告员培训班多少期……黑板报比赛、小论文比赛、专题讨论会……呀呀，我是回到了楚国，“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古贤哲早说过！
我再往下面跑。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直接找团员、青年。他们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青年对张海迪的热情已经急剧冷却！一支本来深挚奋发的女声独唱的旋律，加上小号长号定音鼓，一变为雄壮的进行曲，齐奏合奏变奏了无数次之后，青年们的心弦难以引起共鸣了。
他们依旧崇敬张海迪，但是敬而远之……
我翻开当时的记录本，座谈会和个别交谈时他们那直率、尖刻话语又回响在我耳边：
“张海迪上得高了，离得远了。本来以为张海迪是我们的人，看到后来才‘醒了黄’（武汉方言，恍然大悟之意），她还是官方的人！”（江汉丝织厂团干部转述某青年的看法）
“打个比方，我觉得3月份的宣传是火上架着锅烧水，上面的宣传热得开锅，是因为下南的青年情绪火力旺；到5月份，上面成了火，宣传的火头子三丈高，下面倒成了水，你那火挨不着他，一点一点凉下去……”（《武汉青年报》某编辑）
“有人说后期宣传过了‘度’，本来可以把握好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是必然的——我们这种社会机制、民族心理决定的嘛：上面下面都需要神，没有神就去找神、造神，拜了半天才发现不是神。‘度’在哪里过的？不是在装扮神过了头露出了破绽之际，而是把好好一个人装扮成神之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某青年研究人员）
“什么时候学先进不搞成‘活动’就好了！一搞成‘活动’，不管什么事都把张海迪挂上，黑板报是她，广播稿是她，开电视是她，看节目是她，厂里搞卫生、抓质量、叫安全都说‘学张海迪’‘学张海迪’，烦不烦人，乏不乏味？”（武汉青山麻纺厂某团干部）
“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唯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难一’。由‘之一’变成‘难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哦，这说得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说：我钦佩典型之一的张海迪，我反感把她吹成唯一黄型的宣传！”（某图书馆青年管理人员）
“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是呼唤改革，促进改革，农村动了好几年，商业战线最近也已经开始迈步。历史的进步往往要以道德的部分沦丧为代价。在这种大趋势中，你们一个劲地宣扬张海迪的高尚品质，是不是会以历史的停滞为代价呢？”（武汉大学哲学系某研究生）
“……”
听到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发言，我常常引起不着边际的联想。我想起三个月前我在调查张海迪事迹期间，为了解张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经历、表现，与山东省委调查组成员、《大众日报》记者李遵伟从济南到安徽巢湖去。中途在兖州中转时有半天空闲，于是我提议到曲阜去看看孔庙，兖州到曲阜，坐汽车才半小时路程。
孔庙，那是怎样一组巍峨恢弘的建筑群呵！金碧辉煌的雕梁画栋，葱郁虬劲的苍松古柏，这些且不说，我在大成殿的龙柱下深深感到了震慑。28根巨形龙柱，中间10根尤其壮观：下面翻涌山海波涛。上面飘扬连翩浮云，中间一律是深浮雕双龙戏珠。那龙，盘旋而下，张牙舞爪；又戛然而止，瞠目结舌，浑身都是逼人的动感气势，又浑身都是坠心的静态份量。它就是儒家圣教的全部奥义，就是历史车辙的神秘显示。转过身来再绕杏坛漫步一周，遥想当年的情景，“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庄子·渔父篇》）其时杏花已经绽苞，三三两两缀于枝头。可我心里却想：崇垣厚壁之内的新花，装点的也只能是崇垣厚壁呀！
也巧，我们从安徽回到济南集中时，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某位领导同志最近讲话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孔子是圣人，张海迪是新时代的新圣人！
听着青年发言，我又想起前不久，我刚脱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早春交响曲》。从张海迪写到一代青年的这部长诗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残废姑娘”代表中国青年发出宣言：“灵魂在思想与社会的汪洋上/各个港口间漂泊流浪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没有触礁沉没/或者被台风裹胁而去/正校准我们的航线/全速——向前！”
唉……这调子是不是太高，高到缥缈云端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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