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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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9年5月20日晚上，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曹贞干约我晚自习时到外面走走，我俩一直走下山坡，在山坡下花滩溪边徘徊，夜特别静，似乎只听见小溪瀑布哗哗的水流声。我觉得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果然、平时话语不多的曹贞干这天晚上却侃侃而谈，而且情绪十分激昂。他主要谈的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反动派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垂死挣扎，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最后告诉我：他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协社’，全称是民主青年协进会的成员。还说，一年来他仔细了解了我的家庭以及在南开、市二中的情况，并为此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观察，认为那是国统区里热血青年思想苦闷和彷徨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事情对参加进步活动或许还能起到某种掩护的作用，并表示愿意介绍我参加“民协”组织。他这种信任使我感到万分激动。要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贸然向别人公开自己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可能随时有被告密、并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和杀头的危险！他随即又告诉我：‘民协’内有两种关系，一种是‘CP’关系、一种是‘CY’关系，后者更外围一些。他又说根据我的表现，确定为‘CP’关系。接着交代了地下组织的纪律，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我俩回到宿舍夜已经深了，整个晚上我激动得始终没能睡着觉。是啊，从今天起我已经成了山那边的人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还夹杂着说不清的好奇与遐想，完全控制了我这个18岁的青年，周身的热血真的要沸腾了。
图：校园下花滩溪是我们游泳和课外活动的好地方
从此，我在文艺研究会和壁报社的活动就更有了组织意图的遵循，随时和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久，我们又成立了《向太阳》报社，有曹贞干、高石、张远维和我，又吸收了郭汝魁和杨人杰（女）参加。我能看到的东西也更多了。有一天，曹给我看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不忍释手，因为这书里具体勾画出了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个期盼中的社会。毛泽东在这里写道：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多么美好的前景，多么令人振奋的词句！我一边读着，脑海里尽力地按照书上的词句，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无限憧憬并描绘着我们即将迎来的那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心情舒畅的新社会的模样，因为那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山那边的好地方。我默默地期盼着，期盼着她的早日来到。我还兴奋地读着书里这样一段话：
“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除去部分为帝国主义服务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几乎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窝里了，烧得我的心烫烫的，我真想站在花滩溪的瀑布前，向全世界把书末最后那句话大声地喊叫出来：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久，曹又安排我担任清华中学‘民协社’地下联络员的任务。也就是和校外地下党组织不定期地接头，汇报我们支部的情况、听取上面的指示，沟通内外组织的联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既十分重要又相当危险。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联络员必然会掌握单线联系下本来不应该知道的有关自己组织的许多情况，而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这种上下联系不能留下任何文字墨迹全凭个人口述，稍有差错将直接危及组织和人员的安全；危险的是，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是国民党特务全力搜寻地下组织的突破点，因为这些人的活动不仅最容易暴露，掌握的情况也较多，只要突破一点常可由此拉出一大片。和我接头的上级联络员是个瘦高个子，当时相互见面都不准打听对方的名字，解放后我在团市委见到他时才知道他叫王德裕。我们每次接头的地点经常是在某个茶馆里，但茶馆不能固定，一般是在这次接头结束时两人才商定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并且议定如有特殊情况，包括接头人员、时间、地点等临时变动时的应对办法。这些约定也只能我们两人自己知道，以防不测。在近半年时间里我们多次接头，一般是他向我传达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上级对下步斗争策略的安排，我则主要汇报当前学校和民协组织内的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回到学校我把接头内容立即向曹汇报。在当时形势下，我虽也知道这项工作相当危险，但既有重任感也甚觉好奇。起初心里还真有些紧张，每次出校门去执行任务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常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梢，其实这样做更危险反容易暴露自己，后来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期间，还发生了同清华其它地下组织相互发生猜疑的事情。原因是：“民协”是1948年4月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由川康特委派出的川西先遣组第二组着重在重庆南岸区的一些学校发展的秘密外围组织，虽也受重庆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但和原来就在清华活动的“新青”社，不属于同一个上级，在都是单线联系的情况下，一时弄不清对方的底细以至怀疑其真实面目，甚至怕是伪装进步的特务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能通过上级查清这个情况，曾是我对外联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当时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此外，我还按照曹贞干的安排由我出面谈话，发展郭汝魁参加了“民协”社，也是“CP”关系，和我单线联系。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也更加残酷和狰狞了，经常听到外校有逮捕学生的消息。但是清华中学由于独居一隅、在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连学校的训导主任汪国桢都是中共地下党支书，此外教职员中还有六七位地下党员，使进步学生运动的开展一直没有受到摧残。任凭校外风霜漫天，园内依然春意盎然、十分活跃。我们甚至还在学校里自排公演《棠埭之花》、《兄妹开荒》……，现在想来实为难得。但是作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所名校，课程压力一直很重，同学中认真读书的空气也十分浓厚，有些人因此不愿意过多参加课外活动，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和地下革命活动的开展存在着一定矛盾。经某些活跃分子倡议，并得到清华中学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号召“放弃功课、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来”，有的甚至公开提出罢考。我因为已经有了南开的经历，现在和家里关系也较为紧张，曾担心这样做的后果，但最终还是毅然地响应了组织的号召。没想到的是，大多数同学的热情竟都是那么高，该年暑假，各年级几乎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交了白卷，有的班甚至只有一两个人去参加考试。这件事在清华中学的建校史上震动很大，它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学生中确实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但从另方面来说，它也多少反映出了我们党一直存在着过左的思潮，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必要。1998年重庆清华中学60周年校庆，不少老校友在写纪念傅校长文章中，都以某种忏悔的心情或自嘲的口吻回忆了自己50年前的这段历史，因为傅校长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
由于放弃功课和考试，那年暑假我和同班多数同学一起又重读高二，由十级留到十一级，暑假回家受到父亲的严厉责备。此时我家已由唐家坨迁到了市里的遗爱祠，由于家境日渐困难，租住的房子也较前小多了，认为我不愿好好读书就是和我在清华受到‘赤化’有直接关系，要我立刻转读重庆青年会中学。那是一所谁都知道的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我和家里大吵了一场。生气之下，父亲宣布要和我断绝经济供应，血气方刚的我也转身就跑回了清华。曹贞干听说这情况后，让我先在学校住下来再想办法，但告诫我青年会中学一定不要去。那个暑假连曹在内，不少同学都留在学校继续搞革命活动。就这样，从此以后我连寒暑假也不再回家去了，无论在自己心里还是我和家里的实际关系都由此留下了深深的裂痕。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已全面崩溃。1949年7月又发行什么银圆兑换券以搜刮民财，市场普遍拒用，实际恢复到了实物交易的原始状态。1949年9月清华中学开学时，规定该学期学费为三担米，按当天的米价计费，伙食费则按月另收。为了解决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以及像我这样有某些特殊情况家里断绝经济供应的学生，经学校和地下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对125名同学减免了三分之二的学费，减免人数占了该年全校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曹又帮我解决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学费。我终于在清华又留下来了，不会被迫回家去读青年会中学了。这件事更使我对组织感激涕零，从此觉得组织才是我真正的家，甚至比家都好！更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组织上搞的革命活动中了。也就在这时，解放军正势如破竹地席卷华东、华南和西北各省，我们天天翻开报纸兴奋地在地图上标出解放军胜利进军的位置，红色的标志已经迅速地对四川形成醒目的包围态势了。
是啊，终于快盼到天亮了，虽然天快亮前正是黑夜最黑最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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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清华中学这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我由黑夜山城里的“一只迷路奔突的小羊”，转变成了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学生运动的地下社员；由“一叶随风飘忽的浮萍”，升华成为具有一定信念，并且甘为这个信念奋斗和牺牲的战士。可以这样说：正是年青时形成的这种信念，不仅使我在当时敢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血腥恐怖，而且也是此后几十年里指导和支持我人生脚步的精神力量。因为年青时曾以生命相许的这种信念，是会深深渗透进人的灵魂里去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持，才使我此后能比较沉着地经历了大学里的政治风暴、北大荒的艰苦卓绝、浩劫中的家破人亡、以及科研所的多次白手创业等诸种坎坷，在逆境下保持着一种乐观拼搏的人生态度。正像那时我们常唱的那首歌词：“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但从另方面来说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特别是和我从小养成的那种书呆子式的单纯和天真、执着的性格相结合，使我始终对这个组织、这个党以及我们曾如此期盼和争取来的这个政府，抱着某种过分的虔诚和信任。天真地认为：政治真就那么简单，革命队伍真是如此纯洁，山那边就真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好地方”；以至几十年来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做了不少傻事，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即使自己被碰得头破血流却迟迟不能醒悟。
是的，理想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当它一旦植入了你的心房就会变成不可替代的力量，而且轻易不愿意退走。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环境下，那是在一片黑暗中寄托着一缕光明的希望、并且为了那一缕光明的到来，时刻准备遭受黑暗的严刑拷打。正因为如此，支持这个理想需要多大的信念支撑，同样、要把这个信念再从你心中拿走，更是多么地不容易。
当然，倘若把我们当时的革命信念，说成是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太高抬自己了。就我来说，虽然这时也曾看过一两本共产主义的通俗读物，但说到底也就是知道了几个名词而已。对自己最根本最直接的还是社会本身的教育，也就是从童年以来亲身感受到的日寇的侵略和美帝等洋鬼子对中国人的欺凌；再就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残暴、腐败和无能，多么希望有个好政府能让中国人舒口长气，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国家，真正能把国家建设得不再受人欺负啊……，也就是说一种民族的义愤和民主的渴求在一颗年青的心里燃烧着。偏偏当时国民党政府极力压制这种渴求，而共产党不但口头上支持这种渴求、还表现出确实有力量能改变这个社会，满足这种期望，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前景。既然如此，自己当然就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并且深信未来山那边的新社会，一定就像他在宣言里说的那样是一个御外自强、民主自由的社会。这种信念、可能在当时白区投身革命的青年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这也就是五四以来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一贯传统。也许由此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白区青年，不论其出身如何，曾经为了这场革命，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直到自己的性命。
就像我在2000年一篇随笔中所写的：
在黑夜的山城里，我“又开始做着一个梦，一个绛红色的梦。我梦见山那边真有好地方、红色的风浪从此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人们齐心当家、真正做主。既然为祖国的繁荣、为民族的振兴，宁可抛头颅、洒热血；那从此后当然只有忘我的工作、哪还会有争权夺利、奉承钻营？只能有热情坦诚，那还会有谎言欺骗、尔虞我诈？睡狮真的从此苏醒，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就这样，这个梦我做得好长好长，尽管在梦境中我也曾遇到过惊涛骇浪、甚至还曾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仍然是那样甜甜地、沉沉地梦着、梦着……”。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并热切希望能够拥抱的明天。那么纯真、那么善良！现在看来这实际是一种幼稚的和学生式的天真，具有乌托邦的成分。因为实际上我对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这场革命的真实性质，它可能遭遇的干扰和走向，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想得是那么简单，以为只要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一切都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自由和民主如约而至，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大家就可以真正一心一意地去建设自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了。然而这种天真幼稚的理想，当时却是真正支配自己的精神力量。是啊，当你赤手空拳只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当作拼搏工具的时候，你为之拼搏的明天，在心里必然是无限美好的，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经过‘十年浩劫’后，每当我看到《红岩》一类老电影里如下的镜头：国民党监狱里临刑前围坐着的女囚，用被单绣着想象中的红旗；或是解放战场上弹尽粮绝准备作最后牺牲的小战士们，他（她）们无限神往地憧憬着自己渴望看到、却已不可能看到的那个想象中的明天，共同描绘心中想象的新中国蓝图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充满着热望，想象过现在已经成了昨天的那个“明天”，而且想得是那么美好。当2001年秋天，重庆清华中学校友在北京聚会，游览颐和园时，一位校友闲谈中对我说：“老蔡，你当时是决心要做革命家、政治家的……”。我只得还他一脸苦笑。是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简单和‘纯洁’！
图：1996年原《向太阳》社的部分同志在重庆相聚（前排左起：曹贞干、张远维、后排左起：郭汝魁、杨人杰、高石。）
我更相信，解放前那些在敌人严刑摧残下或枪林弹雨中即将倒下的烈士们，他（她）们牺牲前在眼前闪现的明天，一定比我想得更美、更甜……！
在重庆清华这一年中，我思想和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家庭的关系。由于童年以来长期和外婆生活在一起，诸兄弟中原本和父母关系就相对淡薄的我，在经历了前面所说的过程和冲突，特别是为转学青年会中学一事和家里闹得基本决裂后，关系就更加淡薄了。年青人的逆反心理这时更涂上了政治的油彩，认为这个家真的是一个和革命对立的家，裂痕也就更加深了。这也就为我此后在对自己家庭、特别是对父亲的态度上，以及对自己出身的评价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偏激的认识和过左的做法种下了情感上的根源，因为我似乎对这种过左的判断找到了事实上的根据。但和家庭的这种对立，却从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与组织间的感情，使我从那时起更把组织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在思想上依靠、在感情上信赖。本来嘛，在地下斗争情况下，那一声后来成为最普通的“同志”的称呼，在当时却远远超过任何千言万语。即使是两只完全陌生的手握在了一起，在这轻轻的一声呼喊下就会立即变得发烫。任何文字的形容在这种心情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只有实际经过了那种岁月的人才能感受得到。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是我的家？对组织来说我难道还能不是自己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和家庭的冲突也越来越深，在我心中的情感天平也越来越向组织一边倾斜。也正因为如此，当1958年在农大时，只因为我在整风中向党委提了点意见，就把我开除团藉，赶出“家门”时，我感觉那沉重的一击真无异于绞杀了我的生命！
总之参加地下组织并为之奋斗，使我从此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组织里的人，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支队伍里的“自己人”。这个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不仅要全力维护他，无保留地听命于他，竭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建设他，甚至应该理解并原谅他的某些失误，还愿意为保卫他而付出自己的一切。中国小知识分子天真的民族自强的理想，和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民主宣传、以及类似大同世界的有关共产主义的模糊认识，结合在一起，乌托邦似的理想主义就从这里形成了，并使它在自己头脑中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在这样的理想驱使下，无论放弃学业、断绝亲情，甚至甘冒生命危险，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每天就在理想的激荡中企盼着“山那边”的早一天到来。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理想主义者原本也是自身理想的奴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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