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钟编著

 

5-4 岂容“下迁”变“南迁”

--作者:阮耀钟

前一段偶然发现,科大校史馆沿用数十年的“下迁合肥”改为“南迁合肥”了,校庆六十周年建的文化长廊也使用“南迁合肥”,看来“南迁”要取代“下迁”,这引起老校友们的关注和重视。

2019年10月19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六位随科大下迁合肥的老校友为此给包信和校长写了封信,恳请包校长关注。

10月21日,包校长给朱栋培回信,态度很诚恳。包校长回复:

“刚刚看到您和另外5位老师写来的关于‘下迁’和‘南迁’问题的邮件,真是很抱歉,以前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没有亲身体验,感受不深的缘故。我会将你们的意见和建议转办公室,请他们认真研究,必要时还会跟你们交流讨论。

谢谢大家对学校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2019年11月8日科大党政办公室给朱栋培的回复(见附件) 却令人费解。党政办回复:“学校经慎重考虑,在宣传口径上统一使用‘南迁’替代‘下迁’。”

1970年科大被迫由首都北京下迁安徽合肥,官方文件一直使用“下迁”。

1973年10月28日《安徽日报》第二版关于科大的文章,开头一句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迁合肥三年以来……”。《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机关报,使用的是“下迁”。

科学院给中央的报告,如1978年6月13日李昌、严济慈给方毅、邓小平《关于科大情况汇报》,使用的是“下迁合肥”。

科大党委给科学院的报告,如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当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使用的也是 “下迁后”。

科大档案馆与校长办公室1998年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亊记1958-1997》,1970年1月记载:“我校在北京的师生员工及先遣到安庆的人员,相继下迁到安徽省合肥等地进行斗、批、改。” 使用的也是 “下迁”。

几十年来科大官方文件一直使用“下迁”。如今突然改用“南迁”,肯定有人会问,为何要用“南迁”替代“下迁”,理由何在?

对此,科大党政办11月8日的回答是:“使用‘南迁’是遵从历史事实,确实是从北京向南迁到合肥。相同的情况如上海交大从上海迁到西安也用了地理方向‘西迁’,这代表一种过程。”

对科大党政办的上述答复,我有二点不明白:

一.几十年来科大官方文件一直使用“下迁”。试问,使用“南迁”是遵从历史事实,难道过去数十年使用“下迁”是违背历史事实?

第二,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是一回亊吗?若不是一回亊, 能用“南迁”替代“下迁”吗?

“南迁”“下迁”仅一字之差,看似没啥区别,其实有天壤之别。

“南迁”是一个普通动词或名词,描述正常情况下地理方位的迁移与变化,是个中性词。“下迁”一词产生于文革时期,专指1969-1970因战备疏散而实施的下放搬迁,“下迁”带有特殊的时代烙印,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

下面结合交大西迁与科大下迁的史实,来说明“下迁”与“南迁”有天壤之别。考虑到现在的科大领导都没经历过下迁,不了解科大下迁的悲惨历史,我作为随科大下迁合肥的老校友,有责任和义务顺便向领导简单介绍一下当年科大下迁的历史。

(1) “下迁”之仓促难以想象,“西迁”是有计划的搬迁。

交大西迁发生的时间跨度为1955年至1959年,长达四年[1]。再看科大下迁。1969年10月21 日,驻科大军宣队副指挥赵湘濮在革委会全委紧急会议上要求学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在次日召开的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军宣队副指挥温风莲等提出了“分四批走,自11月5 日至20 日走完,家属都要走,包装自行解决。”[2] 10 月23 日赵湘濮在全校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让你们搬迁是最大的爱护和照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要防止敌人从中破坏。” [2] 10月23日动员,11月20 日要走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须知,10月23日动员时,科大往哪里搬还没找到地方呢。搬个家还得先找个地方,然后收拾家档,要在半个月内搬到另一个城市,恐怕也是很难办不到的,更何况是搬一所大学。试问,科大下迁是正常的搬迁吗?与交大“西迁”可比吗?

(2) 科大“下迁”是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交大“西迁”是奉为贵宾。

交大西迁是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得到陕西省、西安市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陕西省表示“要多少地给多少地,要哪里就给哪里。” [3]在交通大学第一批教职工和家属来到西安前,已完成中心教学楼、行政楼、教工宿舍、学生宿舍、食堂等基建任务,保证了第一批迁校师生的需要。这一切都是陕西省、西安市为欢迎交大西迁而建,同时还进行了配套绿化工作,在校园周围及道路两边种植梧桐、白杨等数千棵树木 [3]。我们再看看当年科大下迁,科大虽然已是全国重点大学,入学分数已超过清华。但当年科大四处无偿送人,没人要,最后总算安徽和合肥收留了科大。科大因此要对安徽和合肥感恩戴德,跟交大西迁正好调了个头。科大在合肥盖的第一幢楼是化学楼,盖化学楼的砖还是科大老师自己动手烧的。试问古今中外,谁能找出第二所大学,盖楼的砖还要老师自己烧。仅此一例,足见科大下迁合肥后重建之艰苦。科大是臭老九发配合肥,交大是深受西安欢迎的贵宾,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有天壤之别。

(3) 科大“下迁”是被迫的,交大“西迁”是自愿的。

“西迁”是自愿的,而“下迁”是被迫的。 交大西迁时,极少一部分交大师生畏惧“荒凉落后”陌生的大西北,“不愿割舍大上海”的情愫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大西迁。这既违背了党和中央政府决定交通大学“整体搬迁”的初心,也使得交通大学后续只能“主体西迁”,并最终导致交通大学的分裂。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及教育部的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由此产生,此即标志着交通大学西迁历史事件的正式结束[4]。而科大下迁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是强迫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夫妇双方一方在外单位已走的,可同意这一方跟着走,其余在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资、器材都带走。”[2]毫无商量余地,谁能不下迁,谁能继续留在北京,谁能说半个不字?

(4) 科大“下迁”无数师生挨整,7名师生自杀;未听说交大“西迁”有人自杀。

科大开始是下迁安庆马山党校。当时的马山党校,只有一栋仅能容纳300 人的三层小楼里。无法容纳科大,“四常委回京”和“28个半学生合肥之行”,都是为了向领导反映科大在安庆办学有困难,结果都被安徽省领导定为反革命事件。

因为当年科大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下迁,于是安徽省给科大派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阵。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原来是淮南煤矿工人,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5]。李东林队长有三句名言。一句是“下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反对下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另一句是“谁不斗,就斗谁!” 第三句是:“告诉你们,这里是安徽,不是北京!” [6]。现在想起李东林队长的这三句名言,还让人有点后怕。

第二个办法是分而治之。一系(数学系)分铜陵,二系(物理系)分淮南煤矿。三系(化学系)在马鞍山钢铁厂,四系(近代物理系)在白湖劳改农场,五系(近代力学系)在合肥本部,六系(无线电系)也在淮南煤矿。实际上分得更散,以物理系为例,6421班、6422班60名学生与部分物教老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谢三矿。6521班、6522班共80名学生与部分技术物理教师共约100人分到淮南煤矿李一矿。6523班地球物理专业37名学生与部分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师分到淮南矿务局机修厂。6423班生物物理专业 26人和6424班地球物理专业 26人,加上部分生物物理教研室老师共约70人分到淮南新庄孜煤矿。分散得是何等精细。这种跨地市,跨行业 ,跨部门的安排,只有安徽省领导直接出手才能完成如此精心的调配。把科大师生分得如此四分五裂,七零八落,目的是为了便于整肃。

第三个办法是不断搞运动,不断整人。先以“反搬迁”开始,接着是“一打三反”,随后又清查“五一六分子”。

《我们心中的科大》收录了当年下迁后科大师生挨整的回忆文章。在此我简要地介绍一下。

安徽省工宣队队长李东林队长多次来到淮南谢三矿坐镇,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物理系642成为科大的重灾区。6422班 30名学生中有两人(闫宝根和郭宝林)被迫自杀[7]。

时任65级放化班主任的5808刘清亮回忆,65级化学系学生陈孝君曾对他说:“把同学斗得太残酷了!我们甚至出现过寻死的念头。” 陈孝君生前发表“我也是科大人”[8]一文,他写道:“我也是在马鞍山带着创伤逃离科大的。我还想写篇‘科大噩梦’,可我能力有限,不知从何处下笔。”

6544孙进和回忆,“200名学生,120名受到牵连,80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23名。”[9]644朱柏生回忆,“我们班有40人左右被审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专案组第一次找我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15年徒刑,第二次找我谈话,说有可能只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制劳动两年。’若干年后,我才听说,我们中科大的这批学生能够被从宽处理,还要多亏周恩来的恩准。”[10]。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短短五个月,科大下迁的2800名师生中,有7名学生和教工被逼自杀[7]。“一打三反”运动五个月,最后一个反革命也没抓到,只有几个学生毕业分配推迟了一点,但是把科大师生整得很惨。

宋佩璋说,“科技大学是516分子的窝”[11],在科大大抓“五一六分子”。最后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抓到,但又把科大师生整得很惨。

安徽省这三招确实厉害,虽然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抓到,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抓到,但是把科大师生整得服服帖帖。科大师生永远忘不了这一段血与泪的悲惨历史,决不允许用一个“南”字,轻描淡写地把这段悲惨历史掩盖了!

试问,交大西迁有人自杀吗?科大下迁能与交大西迁相提并论吗?

由上四点可见,科大下迁与交大西迁有天壤之别。一个“下”字包含了当年科大人多少无奈,多少辛酸,多少血和泪。岂能用一个“南”字把当年科大人的无奈、辛酸、血和泪全部掩盖?!“下迁”与“南迁”完全是两回事,怎能用“南迁”替代“下迁”?我真是无法理解,科大领导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有什么理由非要把“下迁”改为“南迁”?

下迁是科大最痛苦、最悲惨的一段历史,是科大人最不愿回顾的一段的历史,也是科大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段历史,科大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苦难,而不是掩盖和回避!

有些人最初使用“南迁”也许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当年科大下迁的历史,又不了解南迁与下迁的区别。但是不排除有的人用“南迁”替代“下迁”,是为了淡化文革,企图用一个“南”字掩盖下迁的悲惨历史。但是历史是永远无法抹杀和掩盖的!

2020年1月16日第一稿

2020年5月23日第六稿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参考文献:

[1] 西安交大 上海交大 什么关系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07658292.html?qbl=relate_question_6

[2] 柯资能、丁兆君:科大下迁合肥始末(《我们心中的科大》3.02)

[3] 交通大学西迁

http://www.sx-dj.gov.cn/a/zl70nfjxsd/20190628/2977.shtml

[4] 交通大学西迁

https://baike.so.com/doc/25954780-27116601.html

[5] 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心中的科大》2.27)

[6] 王裕群:“一打三反” 亲历记(《我们心中的科大》2.30)

[7]周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1966.6-1970.12)(《我们心中的科大》2.36)

[8]陈孝君:我也是科大人(《我们心中的科大》1.42,科大626 博客http://keda626.blog.163.com/blog/static/9877944120123785553269/ HYPERLINK)

[9]孙进和: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我们心中的科大》2.31,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13 期,2015年3月2日)

[10]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我们心中的科大》2.25,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01期,2014年12月8日)

[11]忆刘达和科大--宣雅静访谈录

 

5-5 致校党政办公室的第三封信

--作者:阮耀钟

校党政办公室领导:

4月3日给你们的信,特意附上我写的“岂容‘下迁’变‘南迁’”、“与倾城之恋一文作者凌云市长商榷”二篇文章。我想表达的是,五十年前科大下迁合肥,经历悲惨,与交大西迁完全是两回事,不能用“南迁”替代“下迁”。写信至今,未见领导只字回音。

我在4月3日信中也坦率讲了,如果我们的意见不被釆纳,我们将向科大校友发出倡议--续用“下迁”,拒用“南迁”。

今送上我起草的倡议书初稿,再次恳请领导能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和感受。如蒙采纳,则皆大欢喜,体现了科大领导一贯的宽容精神和民主作风。我个人认为,此事其实难度并不大。

如果校领导仍不接受,我们也能理解,毕竟领导有领导的考虑,有领导的难处。那就互相理解,领导用“南迁”,我们用“下迁”,因为我们内心实在无法接受“南迁”。

我们计划5月18日就倡议书文本发科大校友群征求意见;5月25日起征集校友签名,支持续用“下迁”,拒用“南迁”。坦率地讲,我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

我今年八十多了,有时想,我还有几年好活,“下迁”与“南迁”与我老头何干,何必让领导为难,又自寻烦恼?可有时又想,“做人要有良心”。“下迁”时我虽然没挨整,但多少校友挨整,多少学生被整得死去活来,自杀的校友就有七位。这段苦难的历史,竟被一个“南”字掩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闻不问,良心何在?!

今年科大樱花节那天,有位788校友在微信群说:“又是一个‘南迁’50年纪念!校方怎么就不听劝呢?下迁!下迁!下迁!”你们领导没经历过下迁,这位校友也没亲身经历下迁,因为他了解那段悲惨历史,出于对当年随科大下迁校友的同情,对于“下迁”改“南迁”如此反感。我们这些当年随科大下迁合肥的老校友,就更想不通,为何非把“下迁”改“南迁”?!

95岁的许有为老先生是科大兼职教授(见严济慈的聘书),他托我转学校一封信(内容附后),你们可打电话核实。许老说:“合肥人只记得科大下迁这件事,从来没有听说南迁两个字”。这是关于下迁的另一种声音,希望领导能听一听。

此致

敬礼!

退休教师阮耀钟

电话:63601706

2020年4月17日

 

科大党政办公室:

科大下迁合肥,合肥各界人士是热烈欢迎的。大家说,科大应该留在北京,下迁合肥,是合肥人的幸运,因为可以帮助合肥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在我个人的心中,老觉得委屈了这个中国顶级大学和一大批顶级科学家。合肥人只记得科大下迁这件事,从来没有听说南迁两个字。科大下迁,是四人帮干的诸多坏事之一。老同志们要恢复下迁两个字,是恢复历史真相,合情、合理、合法。希望你们现在这些中青年干部尊重历史,不要再让老科学家们伤心!

(合肥学院九十五岁离休老干部 许有为)

2020年4月14日

电话:1895604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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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将此信转送包校长及有关校领导。谢谢!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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