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应律
图：集体户解体后营造的小家小院。为筑成身后浅浅的围墙，我和面前的张永新双手全皲裂了。
集体户崩解
集体户崩解是早晚的事情。有的小组，维持没几天，就各人自起炉灶另开伙了。我们小组则同甑子舀干饭维持了5年多。
能维持这么久，原因是，生活上大家都不计较，可以说心无芥蒂，相互友善，尤其是两个女生，任劳任怨，吃得亏，表现非常优秀，倒是我们男生，有时不免偷点懒，耍点赖。
然而，这5年多的时间里，小组的情形有了些变化。
首先是周光福因为出身好，早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第三年？）就调到公社任团委书记去了。其次是原插队在九龙公社的辜忠铨（插队前为《西昌群众报》社职工）因组上闹矛盾，被调整到了我们这个全西昌地区的“先进小组”。后来，俞秉秀的妹妹俞秉华，也由城关镇安置到了组上。再后来，因为所谓“出身问题”，吴永康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城里下放到了这里。当然，小组内部也发生了自然分化，这就是吴永康与向玲玲两人恋爱，我与俞秉秀两人恋爱。
这种情况下，分家，便成了瓜熟蒂落般的必然。有点惆怅，但无痛苦。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苦干数年，集体户没积下任何家业，一点简单的炊具，差不多全给了刘新民。
好在，队里已预见到这一天，因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并根据我们各自的意愿，修了点房子，这也是我等一次次上山伐木的成果。就这样，大家在自自然然中，开始了完全说不到“新”的生活。辜忠铨，则早在小组解体前，就由于他母亲的不懈努力而离开农村，“扳”回了城里。
此外就是，1969年，成都第35中的一批学生下放到了河西公社，我们队分来两个女孩董盛芳和雍雪琴。她俩单立一户，且有她们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比方说跟谁都不生气，而连续出工几天后必定认认真真歇上一天，等等。由于这个队的知青基础比较好，没有谁为难过她们。
队里为我们分家修房子时，要我们自己选择地址。我选择了高旱地。高旱地在村子东面而与村子拉开了一段距离，地势稍高，视野开阔，单家独院（刘新民住了4间房中的一间）。在高旱地过第一个春节，我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日出先及第，红光满屋；月落后收辉，清风一堂。表达的是对这一选择的得意。这对联妻子俞秉秀至今记得。
大步迈向“守法农民”
倘不返城，则做一个与当地群众无异的“守法农民”，几乎是每一个插队知青不可更改的宿命。现实既不动声色，又异常刚性。而小组解体，集体生活终结，更加速了这一转化进程。
你得挣工分，得碾米磨面，得种瓜种菜，得挑水找柴，得养猪喂鸡，得赶场卖蛋，得买油买盐……当你将路边拾得的一吊谷子、一穗麦粒本能地捎回家来捋给院里的那只麻母鸡，当你于暮霭四合中搂一抱麦草一躬腰钻进低矮的柴门，理想和浪漫，便成了遥远的记忆。这是说，你已经和当地农民没多少区别了。
有一段时间推广绿肥植物苕子，那一年，我们从种胡豆的自留田里居然收获了半提篼苕籽，并拿它去粮站卖得了9元钱。这事儿至今难以忘怀，足见得这几块钱于当年是何等重要。
我和妻子俞秉秀甚至一度孜孜以求地采集高旱地上野生的蓖麻籽，去卖给粮站……
日子就这样过着，没有忧伤，没有抱怨，只是简单地，过着这每天都要过的日子。别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不知道，但就我自己说，从下乡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还要返回城里。不是因为我这人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因为我这人胸无大志过于麻木，因为我这人从来就不曾对自己的未来有个什么设想，也从来就安于现状，易于满足。何况城里并没有我的家。当然，更为有用的制胜法宝，是朝自己反问一句：这样的日子，8亿农民能过我不能过？
有点像阿Q了。
结婚
煤油灯静静地燃着。田鸡在房子周遭聒噪成一片……
俞秉秀，她突然扑向我怀里：“6年了……”她说。
她说的是事实。插队不久，我们相互间即有了爱意。之后，这情愫就这样静静滋长着。说来难以置信，6年里，我们竟连手也没牵过一次。然而，今晚，我稍一犹豫，就把她抱到了我房间里……
可惜我们什么也不懂，因此什么事也没做成。
当然，日子长得很。
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见她一面在切猪草，一面在流泪。原来，她怀孕了。而此前，由于害羞和不知所措，她曾私下里跳沟坎、去学校里翻杠架，以图将孩子“挣”掉。我搂住她，半分钟内做出了3条决定：一，明天就上公社登记；二，回我的老家会东县一趟；三，返回来于国庆节结婚。会东老家，有我的早逝父母的坟茔，有我的哥哥和嫂嫂。
队里为我们做了一张床，要好的知青朋友给我们做了一只木箱、两把小椅。从会东返回时，当赤脚医生的嫂嫂将30斤粮票，和她3个月没领到的工资共54元一次领了给我们。回到小河边的当天，我们去粮站买回29斤半大米（30斤粮票返回的路上用去了半斤），又在河西街上买了只鹅、一些粉条和莴笋、萝卜之类，应该还有酒。然后，一大群知青朋友唱一晚、闹一晚，就算成婚了。
没敢恭请当地社员。我知道，他们都很讲究礼数，怕他们为送礼而为难，毕竟，大家都太穷了。
西溪沟里捶石头
捶石头，就是执一柄手锤，将大个的石头砸碎成核桃般大小，用以铺筑建设中的成昆铁路。
……盛夏时节，西溪沟里吹不进一丝丝风。实在热不过了，就牛一样去困塘，可是那塘里的水也烫人，浅得只及脚背，还满是虫子和气泡……起早摸黑地干，夜里就躺在已践踏成粉末状的松毛上喂蚊子。
就这样一连数天干下来，才挣得四块多钱，还是耍了奸的——照别人的样儿找个小丘堆碎石，以便量方时占便宜。我至今想不通那单价会这么低，也许被包工头黑吃黑层层吃下来，吃到我这样的苦力头上，便不免要口口见血了。
不是挣钱之途，只好撤回家里。妻见我几天之内脱了形，咝咝抽气，惊骇不已，立即对我全力施救。但在当时，维持了五年半的知青小组解体后，我们刚结婚不久，类似于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绘的赤贫。外出打工，正是婚后空前高涨的家庭责任感支使下的脱贫之举，却不料丢盔弃甲，铩羽而归。第一步的施救措施就是，妻去自留地里，摘来几个大红蕃茄，去皮，捣碎，拌了白糖饲我。饥渴中我一阵穷吃饿吃，结果是上吐下屙，大病一场，至今见蕃茄就躲……
王方武老师
王方武老师是西昌高中的物理老师，是当初的大红大绿的热闹过去之后，唯一一位到乡下来看过我们的老师。 这个时候我已经结婚。
那天早晨，我打小路去河西车站接方武老师回来，田埂上丰沛的露水，把我们的裤脚都打湿了。
方武老师给我送来了一双地质队员穿的那种翻毛牛皮鞋，而当时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花3毛7分钱买的退役军用胶鞋，鞋面上打了若干个补丁，我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清晰地留下了它的“倩影”…… 我和妻子倾其所有为方武老师接风，还喝了酒。方武老师不胜酒力，脸白如纸地在靠椅上睡了过去。我端详着他，感激不尽地，掂量着他不忘自己的落泊弟子的这一份情意。 在我们堂屋兼厨房的陋室里，我们说了一些话。但很多时候，我们相对无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域中内乱正炽，国人两眼空茫。而现实是沉重又非常具有刚性的，我辈“开路先锋”，热血滚沸中，一阵吵嚷折腾之后，心开始板结，人已经在向着守法农民的道路上不可更改地走下去了。方武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一些儿温暖。
方武老师当天下午就回城了，我送他到车站上依依惜别。
西天上残阳如血。河谷里老南风刮得很紧。
目送着汽车绝尘而去，我的眼里涌满了泪水。
那一时刻，我的25岁的生命节律里，竟有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
瘟疫袭来
跟当地农民一个样儿过日子，我们养猪，养鸡，养鹅，想要靠这些变两个活钱，也见两颗油星。一时里心劲十足，不辞辛劳地盘，终于院子里鸡飞鹅叫，外加一条小黄毛猪在跑。夜间，猪、鸡、鹅全关在茅厕里。茅厕里一方形大坑，上面架两块木板。鸡、猪、鹅就歇在大坑的四周沿上。
这黄毛猪实在太贱。由于缺饲料，它大约一直没吃饱过，毛长嘴尖，瘦如皂角片片。有一次，这猪不慎跌入茅坑里，被捞上来后，居然从此常常跳进茅坑里去吃屎，弄得我们防不胜防，也弄得它自己臭气冲天，随时需要弄它到房背后的河沟里去涮洗。几只大鸡而外孵了两窝小鸡，小鸡长得有拳头大了，夜里就歇在粪桶的桶梁上，河西风大，怕桶罅了，里面装满水。连续两天早上，发现小鸡死在水里漂起，还以为是不慎跌入水里淹死的；继而又见猪睡的地方鸡毛成堆，是猪把鸡连毛嚼了。但猪怎么会去吃鸡呢？鸡是活的，会躲，会让，又没听见鸡叫。终于想到那猪嚼的是死鸡，同时很快就发现，满院子大大小小三十来只鸡全出现了害瘟症状，并开始陆续死亡。死鸡小的扔了，大的烧水褪毛，打整来吃。那两天，不出工地整天打整死鸡，犹搞不赢，鸡们两扳扳又死一个、两扳扳又死一个。黄毛猪把鸡连毛嚼下后，鸡毛没法消化，堵在肠子里屙不出屎来，怪喊呐叫，只好用棍子去掏猪屁眼。好不容易掏穿了，猪和人都累得不行，到房背后的河沟里去洗手，却发现4只鹅有两只已经死在水里。又烧水打整两只死鹅。死鹅远没有死鸡好打整，当然仍得打整。吃是吃不赢的，只好抹上盐末，吊在院坝里的铁丝上晾晒。然而一转眼，那鹅在老南风的吹刮下悠断麻线掉落地上，又成了黄毛猪的口福之物，气急败坏中，一阵追打，只好随它去了……
接二连三的死鸡死鹅，加上猪的搅和，疲于应付中，俨然觉得死神的翅膀在房头上煽动，并隐隐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就这样，仅两三天功夫，满院子的鸡、鹅眼看着死完，人如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们婚后的一时之盛，也迅速成为了过去。
七零八落的结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由其本身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打一开始，便决定了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文革”中后期，尽管城里学生仍一批一批被赶到农村，但累积在农村的知青们，却也在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扳回”城里。
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同时随着知青们理想的破灭，返城渐成狂潮，且有了不可阻遏之势……
但知青们已经是城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谁能尽述，知青们为了返回他们原本生活的地方，都进行了哪些努力，都付出了多大代价，都经受了多少屈辱？
招工的来了一轮又一轮，磨坊沟电站，森工局，电力公司，飞播站，砖瓦厂……我对此反应迟钝，说白了，是一时里还没有返城的念头。前面说到的原因而外，另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已在这里安了家，并生有一女，而一般招工又特别强调“须未婚”。因此，眼瞅着一个个熟悉的同类离开农村返回城里，虽心下怅惘，却也能面对现实。
某天，邻队的知青刘宗祺等到河西卫生院去接受招工体检，路过小河边，见我正在做活路，便邀我一起去玩。想到这些要好的朋友或许就要离去，我从田里起来，就陪他们去了。到了卫生院，他们又动员我也参加体检，反正不要钱，查查又何妨。结果招工的把我看上了，是地方国营西昌专区第一砖瓦厂的两名干部，他们要我填表。犹豫间又是刘宗祺鼓动我说，虽是个砖瓦厂，但这个厂在泸山脚下邛海边上，风景是如何的好，乃接过表来填了。
此后的思想斗争却很激烈，主要就是担心妻子的出路，我一走，她肯定不能留在农村，而招工，谁要？妻彻夜地说服我，说为了孩子，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说县安办主任马光暄不止一次说过，她这样性格的人适合教书……事实上，正是马光暄主任的这句话帮我下的决心。
于是三下五除二处理完一点点家产，夫妻俩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回了城。
这一次招入砖瓦厂的，河西公社有7个知青，主要来自一大队，一大四小是我和刘新民两人。
这是公元1971年底的事情。屈指算来，我们已然在这个叫小河边的村子里，度过了7年多的光阴。
面对城市的尴尬
当然不止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也确实是“轰轰烈烈地来了，又七零八落地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回到妻的祖屋南街49号的大杂院里，房子太窄，只得将生产队做给我们的那张大笨床锯短、再锯短——是啊，只能由已经“异化”为农民的我们去将就城市、服从城市，哪怕那“城市”对我来说，不过是城郊一家砖瓦厂。
确实无奈。记得报到那天，才走到砖瓦厂堆放红砖的坝子里，我就把手中的木箱往地上一放，且一屁股坐在木箱上，说：“我要回去当农民。”送我到砖瓦厂报到的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报了到再说罢。”报了到，往寝室里放行李，发现那土冲墙的寝室到处鼠洞，又湿又暗，绿光荧荧（过道里白天也点着数盏绿色荧光灯）恍若监狱，我说：“这工人我不当了。”妻弟说：“来都来了，还是先做两天再说罢。”
这“做两天”的结果，就一直做到了退休。
就妻“教书”事，我去找马光暄主任。马主任因干着长期而烦人的知青工作而心力交瘁，累垮了身子，我几次去老县委大院找到他，他都在使一只小盐臼细细致致地捣鼓中药，看上去比知青还值得同情——据传他“为躲知青纠缠”，曾把自己藏到天花板上。但即使这样，马主任也还是将俞秉秀和向玲玲推荐给了县绿化队，然而体检、填表忙一阵，最后却不了了之。后来知道，妻在表上填“未婚”，人家一调查，娃儿都跑得了。向玲玲是真“未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于政审时被刷掉了。
只好为妻办了“病退”。
谁都知道，这是“退”而没“病”。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得不到招工、招干、入伍和推荐上大学之类机会的知青，大抵只能走这样一条路。而“病退”回城后，他们，一下子沦为了凄凉的、生活无着的社会的“边缘人”……
这个时候，中国高层的捉对厮杀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连惯唱高调的媒体，也喑哑了。而褴褛的主流社会，甚至连瞟一眼他们的兴趣也没有了。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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