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22、交大学子
1935年夏，我经过一年紧张的补习（主要是英语）之后，报考上海市国立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是国人创办的、南方的最高学府，当时隶属于铁道部，毕业生都由政府分配工作，为社会各界所羡慕。交大学子学贯中西，徳才并重，校誉之隆，为全国之冠。
1935年交大仅收新生250人，报名者数以万计。
交大的入学考试在7月底8月初进行，连考三天，每天两科，每科三小时。试卷当然是密封的，不写姓名，只写座号。考场肃静无声，只听到钢笔尖沙沙地响，偌大的考场“文治堂”黑压压地坐满了考生，此时如有银针坠地或许也可以听到。考生们奋笔疾书，只有写的时间，没有想的时间，也没有稍停休息的时间。考场上悬有数尺见方的白纸一叠，每张白纸上写有时间几点几分，每过半小时，监考人撕去白纸一张，这样来通报时间，当撕去第六张时，表示时间已到，立刻收卷。收卷之后，一出考场，莫不唉声叹气：“完了！完了！”
各科试卷均题多而难。如国学常识，包罗万象，普通教科书根本不具备，全靠自己临考前强记《词源》大书，才勉强应付过关。听说国文不足40分者概不录取，令人提心吊胆。幸亏作文题有二，其一为《四书》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说。”我读过《四书》，记得题语出自《论语》，是曾子述孔夫子心法。全章下接另二句：“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总算草草完稿。
那时上海正是炎热酷暑，三天考下来，筋疲力尽，气息奄奄，连忙回南京休息，候信。后来报载我为上海市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公务管理系所录取！我成了一名交大学子－－真是我平生值得庆幸之大事也！
当时交大的校址在沪西徐家汇海格路（今华山路），环境清幽安静，真是学习的好场所。
学校大门面东，古色古香的大门上边有一块大匾，有名人叶公绰大书“交通大学”四个大字，金碧辉煌。进得大门是一堵照壁，遮挡了校内各项建筑。转过照壁，豁然开朗，几千平米绿油油的草地展现在面前，周围有半身高的冬青树作为围墙。
校园西边有学校的办公大楼。校园西角执信西斋门前屹立“饮水思源”碑。
校园里建设了现代化的体育馆，其中有室内游泳池、乒乓球场、篮、排球场、机械体操设施、浴室等。在体育馆外还有足球场、田径跑道及相关设施。
图书馆规模很大，藏书丰富，内设一排排的书桌，桌有台灯，供同学们学习功课，借阅各种图书资料用。在外室是一个很大的阅览室，摆放着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供同学们阅读浏览。
学校试验仪器颇丰，还有现代化的建筑工程馆等。
校园北边第一座大楼是大一同学的宿舍，四人一室，不分科，按进校先后混住；再进去一座大楼是二年级同学的宿舍，一室住二人。
那时交大校长是黎照寰先生，管理学院长是钟伟成先生，公务管理系系主任是林叠先生。国文教授是陈柱尊先生，英文教授先后是李松涛先生和唐庆诒先生，其他专业教授有李炳华先生、夏晋麟先生和董任坚先生等。
林叠先生是广东中山人，家庭出身是美国夏威夷华侨，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不谙汉语，教材采用自著的英文原版《政治学原理》，讲课进全用英语。
陈柱尊先生讲授国文课时，经常把他的诗词、游记打印后发给我们学习。他的一位助教给我们讲解古文时，念古文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非常悦耳。
讲授英文课的唐庆诒先生是交大老校长唐文治老先生的大公子，是美国留学的优秀的英语语言学教授，曾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担任过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等职，在母校执教时，双目因病失明，由助教扶持着上讲台。他英语口齿流利、清晰。教学方式能活学活用。他讲解时文后，教我们在黑板上作英语翻译练习。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叫另一个同学翻译成英语，然后他加以修改，并讲解英语韵文的章节等，使我们的英文学习进步很快。
李炳华先生是福建闽侯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教材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原理》，讲课时大部分用英语，有时插用汉语。他讲授的主要内容是古典经济学，有亚当·斯密士的《国富论》，李嘉图的《土地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时亦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等。
夏晋麟先生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外交史》等，二战结束后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董任坚先生是浙江杭州人，留学美国学习教育心理学，他讲授“现代文明”课程，这是一门新设的课程，无现成教材，由同学们当堂作笔记，因董先生知识渊博，言语幽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大受欢迎。
交大管理学院下设铁道、财务、实业、公务四个管理系，四个系的同级同学约60余人，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大都在一个课堂学习。
勤学是交大的主要校风。一、二年级的基本课特别紧，课外作业也特别多，规定的自修时间往往不够用，只有少数特别用功的同学还能挤出时间上图书馆进行深入研究。
遵守作息时间，生活有规律也是母校的校风之一。
节俭朴素也是母校的校风。虽然同学中不乏出身富裕家庭的，但大都养成了生活俭朴的习惯。如董铁宝同学的父亲是银行行长，可他经常穿的是旧布衣或校服，吃食堂饭菜，难得到校门口去吃二角钱一客的西菜。由于俭朴成风，在母校从没见过吃穿摆阔气的同学。
课外活动活跃也是交大的校风。学校办有校刊，经常组织各种座谈会和演讲会。在体育方面，学校组织有兰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游泳、田径各种体育代表队，进行活动和训练，参加地方和校际比赛。在文娱方面，学校组织有管弦乐队、歌咏队、话剧组、京剧组等各种组织，象棋、围棋、桥牌等也很普及。
我们入学后不久，华北局势就因日本的侵略而非常紧张。这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的“12.9”运动的烈火，迅速地燃烧到了上海。1935年12月11日的夜晚，下自习后我们回到宿舍刚刚睡下，突然听到急促不断的钟声，有同学在楼道大呼“游行去！”同学们纷纷走到“容闳堂”前草坪紧急集合，列队步行沿着徐家汇路向江湾进发，汇合了光华、大夏、复旦、同济、大同和其它院校的同学万余人，夜间长途跋涉二十公里，浩浩荡荡地湧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请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同学们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真是群情激愤，气壮山河！当时上海市长吴铁成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出来讲话，口头上答应学生的请愿条件，加以搪塞，才算平息。
从此，我和几个相知的同学王持、朱广愈的心就平静不下来了。
就在我进交大后不久，CC系头目之一吴醒亚的“力社”在交大的骨干周仁、任基成就奉吴的命令拉我入伙。前面讲了，吴醒亚是我父的好友，我和张静结婚时，他还特地从上海赶到南京参加婚礼并讲了话。我上交大后，吴希望我成为他在交大的心腹。当时改组派的陈公博，CC系的陈立夫与复兴社的陈诚等企图促成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所以我父与吴醒亚的交谊也就更深了。
但是，我当时的思想是：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坚定不移的，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有能力领导中国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但国民党和它的政府腐败无能，无论是CC系还是黄埔系，在青年学生中威信都不高。特别是周仁领我去吴醒亚的公馆拜访他时，只见有两位年轻美貌的女人陪伴着他。吴醒亚那时才五十来岁，却面容枯槁，精神萎靡，我同他乏味地交谈了十来分钟便告辞了。我心里想，国民党用这样的人做青年工作，除非是趋炎附势之辈，真正的为国为民的青年是不屑一頋的。果然不久，吴醒亚便在卢山脱阳而死。
我和我的几个交大相知朋友当时都有一个共识：中国革命只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后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朝气蓬勃的新政党去为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已经腐败，蒋介石再有才干也是空话。最好是国民党能够有新生力量才有力量。所以在1936年初，我和王持、朱广愈、陈和坤、高荣清、唐会昌等人便组建了一个“逸仙学社”，梦想以此作为新革命党的胚胎。我们还在学校的各种集会上宣扬自己的看法。
1936年春季开学，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庆祝建校40周年大庆。我和爱好戏剧的同学在课余组织了京剧社、话剧社，排练戏剧，准备演出。
京剧社排练了《贺后骂殿》，由庄道宏和唐文彝演出；《令公殉国》（即《托兆碰碑》）由我和一位京剧名票（已忘姓名）演出；《打渔杀家》由祁用敷和一位女中学生演出。这几齣戏都有深刻的含义：第一齣戏提倡敢于骂皇帝；第二齣戏宣扬杨老令公为国损躯的精神；第三齣戏是宣传贫苦渔民敢于和地主恶霸作殊死的斗争……
话剧社排练了《家》，这是由科学院（1）钱家骐同学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他本人导演并饰演大哥觉新，管院钱曾慰饰高老太爷，张震饰觉慧，科学院的杨姮彩饰瑞珏，另一女生饰梅，独鸣凤一角同学中无人担任，特请到沪上某明星前来客串。
此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凤子还在王为一导演的《油漆未干》独幕刷中演出。－－这些戏剧都反映了“反封建、反独裁、要民主”这个时代潮流。
经过两个月的排练，于4月9、10日两天在体育馆二楼临时搭成的舞台上演，一时盛况空前，座无虚席。演员都是初次登台，但观众掌声不绝，演出都取得了成功。
我也是初次登台演京剧，当我站在帘内唱倒板时，突然紧张得脸红心跳，口干舌燥，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特别是演《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的那位电机学院的同学（已忘姓名），他完全不懂京剧，在接受演出任务的三个星期内，每天都看报纸广告，那家戏院演《打渔杀家》，他便去看。那时上海大世界和三大公司乐园有二十多家京剧舞台，他接连看了三、四十场《打渔杀家》，再加之这位同学有表演天赋，“教师爷”一出台便来了个碰头彩！－－他一投足一举手，一言一笑，台下掌声不断，笑声不绝，获得极大成功！
当时大学生人才之出众和能量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1936年4月8日，交大建校40周年大庆，学校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有各科科研成果和成绩展览等。除了文娱演出外，体育方面还请了各派的武术泰斗来校表演，如杨氏太极的传人杨班侯，游身八卦掌的掌门人等。
注：（1）、科学院即理学院，意思是不单学理，还要略懂工科课程。
23、在集训队听蒋介石讲话
1936年夏，上海各大学一年级学生，提前结束一年级的课程，一律剃光头到苏州参加两个月集中军训。
集训总队长是宋希濂将军，他那时才29岁，任陆军第36师师长，是黄埔第一期最年轻的学生。在一次献机祝寿活动中，我曾和某校学生、也是湖南老乡的唐作圣一道去看过宋希濂将军。宋将军是湖南湘乡人，我们用湖南话交谈很感亲切。宋将军平易近人，具有革命军人的风度，没有一般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臭架子。
集训总队下辖两个支队，支队以下才是大、中、区及分队。中队长是编余营、连长，区队长是中央军校第16期毕业班学生，分队长则由军队中的班长担任。
过惯了自由散漫的大学生生活，我对紧张而有规律的军营生活感到新奇。例如，三餐饭要集合整队，进入食堂要按编定位子坐好；等中队长进来，全体立正，叫坐下开饭，才可以吃饭；时间限5分钟就一律放下筷子，到室外排队；中队长若不讲话，就解散。
上午是军事技术科训练，下午是精神讲话和军事学科。大学生对精神讲话最为反感，叫它“神经讲话”。因为讲话者水平低，内容又呆板枯燥，叫人难以忍受。
当时大学生思想很复杂：有热心政治的；有对“国事管他娘”无所谓的；有不敢过问政治的；也有自视清高不屑过问的……但是，那时对日本的憎恨和反抗，则几乎是一致的。
集训队虽然打着为抗日作准备的旗号，但主要是宣传“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以宣传“反共”为中心。对于这个问题，热心政治的学生分成两大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主张联合爱国人士一致抗日；信奉蒋介石的人则赞成先安内后攘外。
我从大革命时代起就养成看报的习惯，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三民主义深信不疑；认为其它如马克思主义 、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时墨索里尼、希特勒已掌握了统治权，我用心看过介绍他们的书刊，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是用个人独裁来推行他们的主张的。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我更坚信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民族独立”应该摆在第一位。无产阶级无国界的世界革命应该在中国求得独立自由之后才可以提倡－－这也是我坚信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态度。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党员们的革命奉献精神我是极为钦佩的；但我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实际上受苏联的领导，它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而且中共在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此，我的思想上存有疑虑－－后来历史证明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这个疑虑还不是杞人忧天。
在集训队里，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背景的左、右两派青年在各项活动中，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在我们区队的左翼学生向隅和刘慈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向隅是音专的学生，解放后在音乐界颇有名气。刘慈恺是暨大学生，解放后任安东省公安厅长，1938年冬我到重庆与刘的哥哥慈元相识相交，后面还要提到。
在集训队“中华复兴社”很活跃，他们有两位能说会道的大将刘健群和郑金山对我们这千余青年学生作过几次大报告，这两位伶牙利齿讲得倒很生动，可惜内容贫乏。但我怀着对复兴社可以取代国民党的幻想，在军训结束后，经唐作圣介绍，在上海南京一个小学内履行了手续，宣誓加入复兴社；秋季开学后，我就成了上海交大复兴社的负责人，并为复兴社在交大同学中吸收了四、五个成员。
1936年7月初，集训队临结业前，蒋介石调全队到南京中央军校，听他讲《礼记.哀公问政章》。蒋介石身着军装，光着头，站着讲了一个多钟头。他讲一口浙江官话，嗓音高亢，讲话中夹了很多“这个”。由于文章深奥，对大多数学生来讲，无异在听天书。
1936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10周年纪念日，我们这批集训学生（包括南京地区的）到明故宫飞机场参观了蒋介石主持的阅兵式。主席台是临时用木头搭建的。蒋介石到场时，奏起了特有的欢迎曲，当时已有扩音器了，气氛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讲话之后，举行了隆重的分列式，受阅队列整齐划一，还有十多辆七吨半的重型坦克隆隆驰过，同时有27架银色的飞机掠过上空－－场面相当热烈壮观！我当时认为外患日亟，中国非蒋不可，对蒋介石非常崇拜，在此场景下更加心潮澎湃，异常兴奋！
这天傍晚，集训队队伍解散后，我回到西华门四维里家里，正好长女降生一个多小时，我初次见到刚出生的小孩，不觉说了句：“这么小！”引起妻子的不满和埋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使我们大为震惊。当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同学们还狂欢了一夜！ 我成了上海交大复兴社的负责人之后，经常跟复兴社的基层工作人员接触，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理论更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所知甚少！他们言不及义，对中国走向何处去，是法西斯还是马克思，根本摆不出什么道道来，使我和一些朋友大失所望。眼下日本的侵略行径日益紧逼，可是这班人两眼只盯着共产党，不谈打日本，我们更为反感。于是我就不再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了。
24、创办《今天》，宣传抗日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蒋介石筹组大本营，内设八个部，内定由陈公博任第五部（主管宣传）部长。陈公博邀我父去南京主持第五部的筹备工作。那时中日均未正式宣战：日本不承认中日两国间的战事，称为“支那事变”；中国则随时准备与日本和谈，条件是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态势。这个大本营预定在正式向日宣战后公开成立。但直到12月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仍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事。后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才对日宣战。
南京失守前我父被调到武汉，住在汉口农商银行分行的楼上。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原定大本营八部分别与中央党部、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合并。第五部归并于中央党部宣传部，由邵力子任部长，以第五部筹备人员为基础改为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由宋美龄的亲信董显光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直接掌握。我父任宣传部秘书主任、国际宣传处专员等职，还负责与蒋介石派出国的蒋百里等联系，校阅来往报告等，每月薪金200元。陈公博则调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去成都，从此，我父与陈公博分道扬镳。
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起侵犯上海，敌机狂轰滥炸，挑起了淞沪战争。次日，我和交大同学王持、喻诚正便离开学校，先到南京后到武汉去参加抗战工作了。
1938年春，我和政大的朋友陈和坤、廉世聪、牟乃绂，交大的同学王持、朱广愈、钱曾慰等先后在武汉、长沙会面商议创办一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刊物，并通过我父的关系在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总司令部得到每月200元的经费。
1938年4月10日，《今天》十日刊在长沙创刊出版。
《今天》十日刊是以中间偏左的面貌跟读者见面的。
《今天》十日刊得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特立先生的支持和指导。还得到翦伯赞、吕振羽、程潜、蒋百里等的大力支持。
1938年底，我和朱广愈等辗转到重庆，结识了政大学生刘慈元等，于是我们同刘慈元（后化名马彬）、刘一鸥、余师龙等会合，继续出版《今天》十日刊。刘慈元用笔名“刘以结”写国际形势的专文，很受读者的欢迎。
一天，刘慈元领徐特立老先生到千厮门来看我们，我们就知道刘慈元有共产党的背景，但我们心照不宣，更加深了友谊。
《今天》十日刊在董必武、徐特立二老的指导下，在刘慈元（中共党员、时任编辑）的主持下，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得到读者的共鸣，每期出版一千份，很快就销售一空。
上图：程元宇在《今天》上著文
——这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派出警察以搜查鸦片的名义到千厮门“朋友旅社”二楼《今天》编辑室搜查，并由地方法院传我（1）出庭审问所谓“贩卖鸦片”一案。
开庭时，检举人和证人都说不认识我，更不知我姓甚名谁。法官在法庭上把检举人和证人训斥了一番，这桩糊涂案只好不了了之。
我出庭时身穿校官军服，并以第十集团军参议的身份亮相。（我在汉口、长沙又到重庆，一直随身带着校官的护照，以防万一。）或许检举人和证人看我是军官而不敢胡说。
1939年5、6日间重庆印刷费陡涨，出版《今天》的成本太高，只得停刊。
《今天》十日刊总共出了24期。
刘慈元去成都后就失去了联系，原来他辗转去延安投身革命了。解放后刘慈元任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后在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离休。
朱广愈则在1939年到敌后在冀察游击司令部新五军编辑出版《抗战呼声》；1939年到1940年在抗大学习后在部队从事政工工作，解放后任空军政治部长、空军报社社长。
直到1985年，我才得同刘慈元在北京再聚首。 这时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该馆藏有《今天》十日刊1-16期，本来我想复印一套，但正值该馆藏书分成两摊子，《今天》刚刚分到在雍和宫附近的分馆了，还未对外正式开放，我只好把复印的事托付给刘慈元办了。后来他给复印了一份《今天》的摘要。
注：（1）、我是《今天》社注册的出版发行人.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