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五章 炉火茅田（二）
三、红炉学徒
接着，我就看见花了，是大锤砸在烧红的铁块上，飞溅而出的火花。杨主任让我上了“红炉”。
“红炉”是师傅们对自己的打铁炉的称呼，这厂开始叫铁业社，是几个铁匠师傅的组合，后来，添了一台柴油机、一部机床，就改称大名“农机厂”了，主要还是靠红炉车间打铁来维持生计。
这是一个高山夏雨的日子的早晨，杨主任对我说：“你去王师傅的红炉上，帮锤吧。”这就具有铁匠学徒的性质了，他已经忘记了“动力工”的话儿。
耳畔响着柴油机的轰鸣、铁锤的叮当、屋檐水的滴答，还有不时从窗外的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喇叭的呼啸，从窗口里望出去，雨后的山坡上，青翠欲滴，按时间算，5月应该是夏天了，高山春迟，山头还是烂漫的春色，梨花帯雨，柳叶拂风，青山缭绕着一朵一朵的白色云雾，与灰蒙蒙的天空连在一起。
我进了红炉车间，这车间有两间教室大小，沿着四周的石墙，是10座打铁炉灶，长边3座，短边2座，炉灶的两边，是风箱和铁砧。
王师傅拿出一张羊皮围腰，递给了我，说：“这是我们铁匠的行头，你文化人，没有系过吧？”我笑笑，竭力用轻松的语调说：“今天不就系上了。”
系上羊皮围腰，我的炉前徒工的日子，就此开始。
这一部红炉，由师徒两人操作。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等铁块烧红了，师傅左手持铁钳，夹出铁块，放在铁砧上，右手举起小锤，此时，徒弟得赶快离开风箱，来到铁砧旁边，拿起大锤，和师傅一起捶打这烧红的铁块，这就叫“帮锤”。
王师傅教导我说：“帮锤，不光是手上要有一把力气，要甩得起八磅大锤，还讲究一个眼疾手快，我的小锤打到哪儿，你的的大锤就得跟到那儿砸下去，又要准，又要快，不然，铁块就冷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我这近视眼，从来就不疾的，手也不快。我的大锤，怎么也跟不上他的小锤的节奏。
王师傅看着我这盲人瞎马、笨手笨脚的样子，终于看出来了：“你的眼睛不好？”我说：“我是近视眼。”
王师傅叹了一口气：“你眼睛不行，怎么能够学铁匠呢？”
我也在心里叹气：“是啊，我怎么就、就来这里学铁匠了呢？”
王师傅问：“那你有眼镜没有？”
我说：“有。”
王师傅说：“那你去把眼镜找了戴上，”又安慰我：“你莫怕，这里没有人笑话你。”
我回宿舍，找出眼镜戴上，终于看清那砧上的铁块了，跟得上王师傅的小锤了。
我系着羊皮围腰，戴着眼镜，满脸灰尘，一手黑烟，在这王师傅的炉前，穿过来，又绕过去，那真是这车间的独特风景，我想起劳动科那女胡科长说过的话：“笑话!没见过戴眼镜当工人的。”
小骆说：“我只见过老师傅戴老花镜点小锤的，从来没有见过小徒弟戴眼镜打大锤的。”大伙儿看了几天，也就习惯了。
我只跟了王师傅两个月，打铁的技术自然是学不会的，只学会了淬火。
淬火，就是把打成的刀具烧红，取出，放进冷水中，让急剧下降的温度，增加刀刃部所夹钢片的硬度，讲究“火候”，放早了，钢片硬度过大，刀刃容易脆裂，放迟了，钢片硬度不够，刀刃就不锋利。我看着王师傅淬火，自己试了十几次，居然就审准了这个分寸，夹出烧得通红的刀具，看着那红色在空气中隐隐变淡，到了我认为合适的时刻，这全凭一种近于灵感的直觉，迅速投入水中，发出“滋”的一声，这火就淬成功了。
王师傅说：“小孙到底是读过书，聪明，一个月，就学会了淬火。”杨主任在旁边看了也说：“小孙是个人才。”
我这个“人才”，此后两个月，还干过其他工种，在铸工车间，铸造铁锅，用小锤、钢钻清理铸件上的铁砂；在钳工车间，加工螺丝、螺母，用“搬锥”搬出内外的螺纹。没有做过的，只有两项：开车床、开柴油机，它们是这农机厂的尖端、高级设备，由专人开动，像我这样的徒工，是摸都摸不上一下的。后来，我在师专，和一个在机械厂做过的同学回忆往事，我说：“我也在农机厂干过的。”他问：“你会开车床吗？会开柴油机吗？”我说：“不会。”他说：“那你在农机厂就是白呆了。”
四、代理总务
柴油机还是那么轰隆轰隆，红炉车间还是那么叮当叮当，工人们都在辛勤地上班，此刻，我坐在了总务室的办公桌上。
1977年8月17日，我这个“人才”，被派上了一个新的用途。这厂里的唯一的女性工人、就是那名总务兼出纳，要生孩子了，杨主任对我说：“你来代着搞两个月总务，另外，还到食堂去帮一把手。”没有说要我也兼出纳的事儿，而是要我兼半个炊事员。
到食堂去作帮手，也不是轻松的活儿，早晨4点半，我起床，到厨房的炉灶上，除煤灰，加煤炭；外边天亮了，去挑水，水井就在大门的对面山脚下，5担，把石缸灌满；帮着炊事员做饭做菜：蒸包谷饭，洗萝卜、切片片，有时是推小磨、煮合渣。
开罢了早餐，工人们上班了，我就可以坐在这办公桌上，算账兼休息。
食堂的帐，简单至极，这是因为食堂的经营品种简单的缘故，一天的收入支出，不到半小时，就计算完毕。
我翻开了日记本，写下我的反省——
来到这小小的山乡铁工厂，就要到半年了。
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我在那高远的深山密林，辛勤耕耘，便憧憬着从乡下“招工”“抽回来”的日子，为此目标，全力求索，当那一天到了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会充满了阳光。
今天，我已经是拿到了国家供应粮食的户口，做成了工人，然而，这个我多年希冀的日子，带给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艰难与失望。
我用我所能想到的求告门路和钻营手段，使自己加入了这样一个以繁重的体力、微薄的报酬、粗糙的饭食、拥挤的住宿为生活的全部内容的无产者的劳动大军，半年前，我全力以赴地奔向了这个命运的陷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那隐隐的预感和丝丝的理智，都没有战胜那对“招工”的执着和对“粮本”的迷恋，我终于被引诱着，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
在这公社坐第一遍交椅的书记姨爹，他的许诺，好比是一张难于兑现的支票，他没有宣布作废，而是不确定的延期：“先搞一段时间。”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说一不二的地方诸侯放了空炮呢？
我所能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是：半年前，我和我的爸妈，对这位书记的权力范围、对集体所有制工人的地位性质，知道的是太少了一点。
现在来说这些，已经是太晚了！幻灭和悔恨，充塞着我的心胸。
一棵树，追求成为栋梁，没有成功，它仍然是一棵树，但是，如果人们把它做成了它所不情愿的器具，它就丧失了树的性质，再成为它所希望的东西，就难了，这就叫“木已成舟”，我已经是成“舟”了，我还能变回去吗？
报纸上已经宣布了文革结束，种种迹象表明，国家的施政方略、人们的价值观念，将会发生重大的转折，一个提升知识与文化地位的变革时代，呼之欲出，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时代的雨露滋润呢？
写到此处，10点到了，我得去食堂帮厨了。
在这办公桌上，是不能久坐的，杨主任会时不时地安排我，去做一些杂工之事，例如：“那边，在拆旧屋，你去帮着传一下瓦。”或者：“那边，起屋还差沙，你去拖两车来。”还有：“场坝上来了一车煤炭，你也去帮着下。”更有甚者：“今天，炊事员请假了，你就代一天吧。”这就不是帮厨，而是要一整天在厨房忙活了。
杨主任也安排我，做了一件发挥特长的事。
新的厂房建成了，外面的墙上，用石灰粉刷得雪白，这堵墙面对公路，杨主任问我说：“这墙上写一条标语就好看了，你会在墙上写大字吗？”我说：“会呀。”杨主任说：“好哇，你就给我去写：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我去木工房，请师父做了一把1.5米的长尺，买来铅笔、排笔、红色油漆，在这白墙上忙乎开来，打格子、勾轮廓、描边框，三天后，一幅红边、空心、白底的黑体又带花体风格的美术字标语，就出现在那白墙上，杨主任看了，很高兴，说：“这字写得好看，小孙真是一个人才。”
十月金秋的太阳照耀着青色的群山，天空是碧蓝的，公路对面山坡上的包谷一片金黄，等待着人们去收获，这是令人心胸愉快的天气，公路边上的那台碎石机发出的吼声，与厂里的柴油机声、打铁声交相回应，这噪音，是有一点大煞风景了。我这总务室的窗口，正对着那怒气冲冲的庞然大物，在这震天动地的机械声中，我计算着9月份的食堂账目，算着算着，我想起了昨天在供销社加工厂买肉的情景。
昨天吃过早饭后，杨主任说：“食堂里这么久没有弄过肉吃了，你到供销社的加工厂去，把我们这个月的供应肉买回来。”我就到那加工厂，就是原来的食品所，此时，各公社的食品所，又重新归属于供销社了。
一走进那大门，就闻到一股猪肉夹杂着猪粪的气味，听到一阵阵猪的嚎叫，看到在办公室等着买肉的人们，这是多么熟悉的场面啊，我的心头不由有些酸楚。
那坐在办公桌上批条子的同志抬起头来，见了我，露出来热情的笑容：“啊，孙同志来了，真是稀客呀!”这个人竟然认识我，他去年在花坪食品所参加过食品工作会议的。我满脸的不好意思：“现在不是同志了……”他问：“那你作什么来了？”我说：“我招工到了这个公社的农机厂，现在干总务，今天是来买我们厂里的供应肉的。”这个人听到“农机厂”三个字，脸上的笑容就一下子散去，换上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喔，铁业社的供应啊，我查查，看是多少。”他翻开桌上的一本册子，说：“铁业社总共33人，一个月1斤，就是33斤了。”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批条，递给了我，我接过，看见上面写道：“门市部，供应铁业社鲜肉33斤。”我在食品所的时候，也写过这样的条子呢，出了食品所，才知道，这肉是多么的金贵，多么的难买。
我用厂里的板车，把这肉拉回到厂里的食堂，问杨主任怎么弄，主任说：“分成33碗，做蒸肉，吃回肉不容易，要分均匀。”我和炊事员两个，把这33斤鲜肉洗净，进行“分”的操作：分开肉、骨，剁切成砣，分别称出肉、骨的重量，除以33，得出每碗应该装多少两肉、骨，按照这个两数，用秤称出来，一一装到碗里，分装完毕，上蒸笼。
晚饭了，我吃着自己的这一碗肉，它的价格，是0.7元，我计算的，一斤肉0.64元，加上炊事费6分，我今天的工资，就这么一砣一砣地吞进了肚里。
吃着这肉，我冒出了四句打油诗：
“昔日卖肉人求我，今日买肉叹息多。一天工资一碗肉，肉兮肉兮奈若何？”
在碎石机、柴油机、大小锤的交响乐声中，我算完了账目，就忧虑起自己的前途来，两个月的时间快到了，那女总务快要满月了，我这“代理”的位子就要坐不住了，那时，我何去何从？
天可怜见，此后数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命运转折的契机，从天而降，我恢复成为了一棵树。
半年后的1978年4月8日，我怀揣着“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和那只大篾筐一起，回到了县城我的家。 走过街口，看见了熟识的街坊，我这才第一次扬起头来说：“马伯，我回来了。”走进家门，看见了牵挂的家人，我终于能够满怀欣喜地说：“妈妈，我考取了！” 妈妈捧着那通知书感叹：“8年，才弄到它啊，就好比是八年抗战哪！”
我想起了下乡头一年的家庭会议，知青办要我去官店，爸爸说投花坪，妈妈说找郑书记姨爹到茅田，八年里，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了，那个会，真是个神哪！
我来到广润河边，抬眼东望，烟墩山还是和八年前一样地矗立，俯瞰着我故乡的小城，我的八年的青春，就是好像“烟”一样地“墩”在那三处遥远的高“山”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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