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烈辉
（一）近乡情更怯
从常德出发，车子开到益阳。在桥头车站停下来吃中饭，我急于要发这封信。打听到桥头有邮政所。我拿着这封信，在邮筒边找不到投递口，左摸摸、有瞧瞧，我听到身后一女人在说：“咯扎人是个乡巴佬，找不到丢信的邮筒口。”她哪知我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关了五年，比乡巴佬还要乡啊。对社会的变化，感到茫然，原先的邮箱，改成了立式圆邮筒，几年牢狱生活刚走入社会，使我怯生，与社会自由人，难以融会在一起。
将信投进去后，我走进桥头饭店，买了一碗面条。坐到桌边，这送面条的人，使我大吃一惊，他也怔住了。手里端着碗，停下了脚步，我喊道：“魏怀德！”
他轻轻回应：“汤烈辉。”
这魏怀德，1953年我们一道调入津市粮食局。他是益阳市去的，我是常德地区粮食局去的，他到津市后，当会计股长。他的漂亮妻子曾壮飞也在会计股，他们婚后还不久，两人非常亲热，还有一个几个月的娃娃，保姆带着。不知他怎么又回到益阳来了，我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他似乎没有了先前的潇洒与大度，好像忧心忡忡，对我道：“下来锻炼，改造思想啊。”为什么改造思想，当然他不会说，我也不必问，要被改造，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小菜一碟，非常容易。
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五年牢坐完，刚从监狱出来，今天是回去的。”
他也并不惊奇，只是摆摆头，神色凄凉，显出无可奈何之意。大概他已早知道了我的恶境，或者类似遭遇见多了，不以为奇了。
在一个单位，几年的同事，久别后异地相遇，按常规，握手、捶胸、拥抱热情不可言表。可我们这次相逢，却没这种感觉。我刚从监狱出来，自卑的阴影还笼罩着，意志消沉，我猜想，魏怀德大概问题还未作结论，思想还有压抑感。所以谨慎、胆小，不敢表露情感。
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爱，只有互相检举、互相攻击。在政治学习中，常说的一条理论“不左即右，没中间派。”没有一般人之间的互爱，只有阶级爱，阶级只是一个抽象的定义。抽掉了人的个性、情感，在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所谓“阶级爱”，也是不存在的。这“阶级”又是变动的，说你是资产阶级你就是资产阶级了，就站在敌对面了。我与魏怀德两个“问题人”，怎能亲密？
晚上到了华容县城。货车走了，我同队长住进了旅社，第二天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开了一张证明－－“劳改释放，接受管制。”
从华容县城，到我家杨林所有70华里，没有车，要步行，下午我到注市镇舅父家。舅父在合作社打豆腐，舅母在刮柳条。见到我，舅母抹着眼泪：“这些年，没见到你，我们知道，总是出了什么事啊！”她走近我，拉着我的手瞧瞧，“比原先只是瘦了点”。她为我刷锅作饭，我坐在灶边，回答舅母的提问。吃过饭，我动身了，注市镇到杨林还有十五里。
走到月亮洲，离家还五里路，这是我的出生地，叫丢包衣罐的地方。使我浮想联翩，儿时的人和事，一草一木，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1948年，我家从这里，迁到杨林所，离这只五里多路，当时杨林所是一个集市，这里有一条河，从藕池方向流来，注入洞庭。夏天，还有一条风帆船开往岳阳。现在这条河堵死了，成了一个水库，现在叫作隆西河。
在月亮洲，我家住在河边，儿时的我，夏日常在河滩游泳，在大堤上放过牛，河边有座庙，叫观音庙，这座庙三个大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东边是关圣帝君，西边不知是什么神，信男信女只敬拜观音与关圣帝君时才附带插上三根香，正同现代人，向什么重要人物送钱送礼时，遇着无关紧要人员，也仰着头，打个哈哈，敬上一枝香烟，敷衍一下一样的。
这庙里，一年有三次庙会，农历二月十九、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生日，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这日还会下点雨，叫磨刀水。这时要祭祀，还唱搭台花鼓戏，至今我还不懂这观音菩萨为何两次生日。
这三大厅西面，有一个厢房，这厢房里办过小学，我在这个小学读过书。后来不知为何小学没办了，玩蛇的王头住了进来。这王头全部家当，有一个装乌龟的背篓，一根钓龟的长钩，一口缺了一半的破锅。一张酱油色的棉絮，再就是一条长长的蛇。
我和我的小朋友常蹬在王头身边，老半天瞧那条蛇，也常被父母训斥“你同王头学徒弟去！当大叫化！”
逢着十里八村的红白喜事，王头便出发了。带着他的蛇，背上几个布袋出去了。
据说布袋越多，资格越大。站在喜家门前，吆喝一些赞美主家的吉祥语。可以吃上三、两天的剩酒残饭，一个圈再回到庙里，可带回半袋大米，他在这庙里，煮乌龟、炖狗肉，老远都闻到香味。
我的家乡穷人多，最体面要算药铺吴先生，他有学问，乐善好施，没钱人买药可以赊，太穷的可以不给钱，后来，他的药铺开不下去了，就去教私塾。我在他的门下，读过一年“子曰诗云”。
王头捉了龟，常卖给吴先生，但他并不是吃，是在大河里放生。吴先生放得多，王头也捉得多，因为这些在泥塘、土洞里藏惯了的畜生，经不起大河水哗哗冲洗。他在上游放，这些龟又在下游爬上岸，王头又将它们捡进篓子里。乡亲们常将吴先生“买龟放生”作为笑谈。
乡邻们也不吃这东西，似乎一吃就与王头为伍了，视为下贱，如果谁家堂客偷了汉子，别人就指着他的背，骂“王八”，还株连儿孙为“王八龟孙子”。
想起几十年的旧事，我倒羡慕起王头来了。他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没政治迫害，也就没有恐惧，更没有大饥大寒，他也不管荣辱为何物。
现在，我想当个王头而不得啊！
天色还没黑下来，我要等天黑了再回家，我怕见乡亲们，我在月亮洲徘徊，正如贾岛所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啊！
（二）亲情泪
我在月亮洲旧地徘徊。我家原住的地基被水冲走了。大堤向垸内移了很多，观音庙也被拆掉了。吴先生的药铺地基荒草萋萋。所见的人，认识的极少，想必吴先生与王头都已作古。物不是，人也非，岁月沧桑，使我心情更为惆怅。
我向杨林走去。杨林是一条由南向北的街，约一里多路长。解放前是一集市，有药铺，有几家屠坊，棉布店、杂货、南货、花粮行、“新世界”百货绸缎铺，一应俱全，客来客往，显得非常热闹繁华。
这条河堵死后，成了一个大水库，开往岳阳的风帆船当然停了，昔日的繁华渐渐萧条起来。
我家住在南街尽头。我要从北向南走去，这一走很多人会看见。会在背后议论。到杨林所，天全部黑了下来，当时没电灯，家家一盏煤油灯，谁也没看到一个惨败的游子，偷偷地溜了回来。
杨林所整条街，除“新世界”及方家药铺两栋砖瓦房外，其余是柴壁茅草房。经常发生火灾。我家北面一截街，不久又被火烧了。我寻到我的家，家的上屋是一片焦土。
我走进家门，父母亲坐在灰暗的灯光下，见到了我，忽地站起来，迎了过来，母亲哇地一声哭了，扑向我，将我抱住，她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我感到热乎乎的，父亲热泪盈眶，站在我的身边。
母亲说：“八、九年没回家了吧？出什么事了呢？我天天在求神保佑啊，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安慰母亲说：“妈，别哭，现在不是没事了吧，我回家了呀。”
父亲也强笑道：“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
母亲牢牢地抓着我的手，她在颤抖，她像怕我再飞走，这时弟弟扬先从他的房间走了出来，拉着我的手流着泪：“你的情况靖辉姐告诉我了，我没敢告诉父母。”
父母老多了，特别是母亲面黄肌瘦，我感到对不起他们，我是长子，不能分担家庭负担，还为父母增添许多忧愁与痛苦。
母亲说：“我暗自着急，几年来人不回，又不来信，也没寄钱回家，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的话，你决不会这么不关心家庭的”。
这个晚上，我们睡得很迟，说不完的亲情。我同父亲睡在一个床上，扬先弟也过来了，他要同我睡一头。我脱衣时，他看见了我的破绒衣。他将他结婚时他妻子徐爱华替他织的毛衣拿过来给了我。两兄弟睡在一起，他抓住我的手，我挽着他的颈，我感到枕头湿湿的，不知是他的泪还是我的泪。我心里问自己“不是梦吧？”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打听到治安主任住在子午港，离我家两里多路。第三天去了治安主任家，将那张释放证交他，他听说我前天回家的，问我昨天为什么不来报到？我说：“从华容走回，很疲倦没来。”他布置我每天写汇报送来。我没理他，过了几天，他来了，他批评我没写汇报送去，盛气凌人，我想他这是存心耍威风，如任他摆布，这日子怎么过啊。
这位治安主任叫胡云蛟。我对他说：“胡主任，这里我搞不好，请你明天送我到劳改队去，我是从哪里来的，仍然到哪里去。天天给你送汇报，你不嫌麻烦，我却做不来。”
这下他反被我镇住了。从此，他不提天天回报的事了，但还是不得安宁。我们这个大队有一个地主兼反革命，他在国民党时，在仁义乡当过副乡长，还有40亩河洲，此人叫谢大奎，当时已年近60岁。胡云蛟不断找他的麻烦，常将他喊到子午港去训话，他将我也喊去陪着。谢大奎立着，他坐着训话。这是反动本质，那是反动成性！当然，我也站在一边听着，同样在受辱。
他安排五类份于每人在队上搞一丘“改造田”除草施肥，不计工分，要插上一块牌子竖在田里，上面写上“改造丘，”他想着法儿整人，故意在你痛处扎针，真是“小人得势，不可一世。”他这样做，一、他可以向上表现他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抓得好。二、他不必下田做事，他在抓阶级斗争的大事，谁也不能干涉，带几个五类份子到自己队上斗一斗，显显威风“看我多能耐”，五类份子服服贴贴听我的，使自己得到权利欲的满足。
（三）我的父亲
几位邻居大叔大婶到我家串门，他们为我叹息，也为我能平安归家而高兴。谈起半月前的大火，我的家是非常危险的，这杨林所除“新世界”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及方家药店三间砖瓦平房外，全部是柴壁茅屋。合面立着，二百来户人家，经常被火烧成废墟。
这次大火，从卫生院烧起（离我家仅十来户人家）当时刮着大北风，将火势猛烈地向南推进。烧到我家屋檐边。忽地转为大南风，将大火压回去，我家三间茅屋免了这一劫。对面是我姑母家，也只烧到她家的檐边。
扬先弟弟说：“如房屋被烧了，哥哥回家会更困难。”一位大婶说：“你家向来爱做好事，天老爷有眼啊，是不该烧的。”
这句话，虽可说对我父母及兄弟的评价，也可说在乡亲们心目中对他们的人格的肯定。但我听后未作声，这是一句平常话，被烧的邻居如听了会不愉快。难道他们作了恶？当时的南风北风，只是大自然的巧合，与善恶关系不大。话又说回来，人多行善还是好些。
第二天，大队通知开五类份子会，我父亲也在其列，我不解，他怎么也成了五类份子呢？母亲说：“你父亲是迷信份子。”天啦，迷信也戴帽子，被管制？后来才知道，他居然带的是“反革命帽子”。
说到迷信份子，我知道了，在成美垸中，有一个团山，这团山约两、三百米高，园园的约十来亩田大，立在垸子中间，周围没有山脉，若如洞庭湖平原，突然冒出一个山来，据说原来这里是八百里洞庭的角，是有一群山的，泥沙长年淤积，只留下了这个山头，就是后来的团山。
山上有座庙，敬奉的是洞庭王爷。这洞庭王爷，就是《柳毅传书》的柳毅。他成了龙王爷的女婿后，被封为洞庭王，管理八百里洞庭。看来，他也是托岳父的关系提升的，神仙也难免裙带关系。
民间传说，洞庭王爷很灵验。湖中来往船只，都需求他保佑，这团山山下一块石头上，有一个窝窝，人称碓舂窠。据说，原先每天出来大米，这米刚够和尚吃。我做小孩时，去看过，确实石头上有个小礁舂窠，但没有见到米。据说是和尚贪心，嫌礁舂窠小了，米少。将它凿大了些。仙人惩罚他的贪心，米不来了，大概这是告诫凡人不要贪心。
每年正月玩龙灯，要上山去拜洞庭王爷，童年时的我也提着灯笼，跟着上山，烟火燎绕，鞭炮轰鸣，好不热闹。
传说，洞庭王爷还为老百姓治病，通过扶乩开药方，吃了便好，我父亲并不常在神前磕头作揖。1945年前后，我叔父被日本鬼子打了一顿，患上了痨病。当地又没医生，我们家乡人生了病一般是扯痧、拉筋、敬神求茶。为叔父请来一位朗中开了几剂药，并未好转。有人说，可接洞庭王爷来治治，于是将洞庭王爷抬进家中，请他的弟子来扶乩。他们有个堂名叫普渡堂，父亲也就成了这个堂的信徒。但叔父的病并未治好，1947年他去逝了，后来我家迁到杨林所，经常还有道友来我家。这些人只敬洞庭王爷，都是农民。没有官僚，也没流氓地痞，也不
（图为父亲遗作）
我父亲，我是知道的。祖父死得早，祖母30岁守寡，叔父帮人放牛，父亲12岁到注市口郝书林处学纸扎，四年后回家自己做，并种租田十余亩。他为人忠厚，连甲长也未当过，从来不与人争吵，心地又善良。有一年年底，家里没了过年米，父亲推着独轮车带我到注市师爹家借了几块银洋，买了几斗米。父亲推着车，我在前面拉着，父亲满头大汗，回到家已很晚了。第二天父亲又称了肉回家后，量了几升米，加上一挂两斤重的肉送到邻居杨蔑匠家。这篾匠妻子死了，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四人吃饭，又未种田，身体又不太好，篾匠事又不多，常是舀水上不得锅，父亲买米，买肉的钱是借来的，他还想到别人，可见他仁爱之心。这杨篾匠也是条硬汉，见此也流出了眼泪。
我家吃饭人多，靠父亲一人支撑，常是粮食不足，吃菜饭、蚕豆饭。讨米的来了，父亲从不让人空手走。总要给点，他还经常教育我们，为人要有同情心，要将心比心，饱汉要知饿汉饥。
解放了，父亲高兴极了，觉得穷人翻身了，他开了一个米店，先是碓舂，后改用碾子，日子也好多了。后来粮食统购统销了，父亲又做起了泥瓦匠，到了注市建筑队。
父亲是个聪明人，他的画也画得很好，农村事他都会做，他只读过半年夜学，他的颜体大字很见功底，我对书法的爱好，与父亲指点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么一位老实忠厚、心地善良、勤劳守本分的人，对政权没任何威胁，他却戴了顶“反革命帽子”，二十余年，岂不冤枉？
（四）斋婆婆
参加“四类份子”会的十余人都是中老年人。除谢大奎读过私塾外，其余都是文盲，自己不会写“交心材料”，有一位斋婆婆（因她名字不常用，我记不清了）她是原地母庙的尼姑。她自幼长得丑陋。算命先生说她命苦，克夫、克子，她性格又硬，特别要强，心一横就削发当了尼姑－－“看我能克谁？”
她经过多年奔走化缘，在杨林所三队的倒口处建起了一座地母庙，供奉着地母娘娘，自己当了主持，香火兴旺。
解放后，地母庙成了农会办公处。后来菩萨也砸了，庙也拆了，还勒令斋婆婆还俗。她嫁给了陈家科。这陈家科中年丧妻，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从监狱回杨林大队时，他们还不到六十岁，却显得非常苍老。陈家科每日出工，斋婆婆在家打草鞋，头上戴顶“反革命帽子”。什么时候戴上的她也不知道。后来，大队喊她开四类份子会，她才知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她五十几岁的人，驼着背，牙齿全缺，瘪着嘴，步履蹒跚，稍远一点还柱根竹棍。她不大识字，我不知她是如何诵经的。写交心材料，她常求我。因我同她是一个队。我很不乐意，自己要写这些混账东西，还要替她捏造词儿“交心”，惹烦恼。一见她那副可怜像，也不容我拒绝了。
这斋婆婆，别人都说她很“馋”，一个原是吃斋的人，变得什么都吃，别人不吃的她吃。
几年前，队上死了一头产子的母猪，便将母猪与小猪丢进粪池呕粪。这种病死猪吃了是要发病的，别人都不敢吃，她晚上悄悄将小猪捞起冼净，煮熟吃得津津有味，剩下的还用盐腌起，准备以后吃。
这事，人们经常谈起，都显得非常厌恶。认为她脏，他与陈家科相依为命，住一个一头开门的箕斗茅棚，又矮又小，后面架一个床，前面一个土灶，茅棚没窗户，关上门，里面一团黑，她俩互相敬重，从不拌嘴，斋婆婆虽“馋”，却生怕老倌子吃少了，疼爱有加，饭少了，先让老倌子吃饱她再吃。好点的菜，往老倌碗里夹。
我今天在写到斋婆婆时，我想这“馋婆婆”。如果他老人家今天还在人世，也跟别人一样，住上砖瓦楼房，也是电灯、电话。粪池里的死猪她还去捞起来不？还吃不吃？我想她也不会吃了。
她不停地编织草鞋，她可以用草鞋换工分，队上的劳力，夏天防汛，冬天柴山砍柴，堤上挑土，舵杆洲抬岩头，都要穿草鞋。队上如“老”了人，抬丧的“金刚”也要穿草鞋。当然，现在不用草鞋了，发军用鞋，甚至发“金刚运动鞋。”
她将草鞋挂在箕斗茅棚门框上，队上没拿完的，邻队的人，或过路人也买去一些，就是这事，也没少挨批评，说他是“搞资本主义”，每次写交心材料，这是重点。
我替她写交心材料，她手里编着草鞋，对我说：“我俩老要吃盐啦，要买火柴啦，要买煤油啦。老倌眼睛不好，还要买眼药水啦，钱从那里来呢？就靠卖几双草鞋啊。”
这是实话，队上一年上头不知钱是何物，一位老人，靠自己的双手，织多几双草鞋交队上，也卖出去两双，叫什么“资本主义”啊？真是造孽。
她几次留我吃饭，那脏兮兮的样子，我实在不敢领情，只得婉言谢绝，她常夸我是个好人，肯为人帮忙。
我看到她那副样子，真不理解，这种人怎么配当反革命，连革命是什么东西她未必知晓。她除迷信鬼神，敬奉地母娘娘外，更不知世上还有什么主义了。对政权根本不造成什么影响，更不存在对革命的威胁。将她管制起来，而且．年复一年的开会批斗，我不知道那些“左爷爷”会有什么味道？太不对等了啊。
至于说是阶级斗争，这斋婆婆算是什么阶级呢？解放前她穷，现在还是穷，物质上穷，精神上也穷。
这斋婆婆也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来。不知她那里弄来一斤红糖，她用草纸包着又用布包好，佝偻着身子．柱着竹棍到了民兵营长尚高家。这尚高是抓阶级斗争的标兵，斋婆婆将这包红糖要送给尚高，尚高撕开一看，一身正气，将这包红糖甩了出去，把斋婆婆哄出大门。
这件事算斋婆婆惹了麻烦，在四类份子会上批判几次，说她腐蚀革命干部。尚高更加红起来了，他口头禅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公社、大队都说他一身正气，拒绝四类份子腐蚀。
后来，胡云蛟倒了霉，他当了治安主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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