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吉卫
在1961年国庆节前，中共中央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此文件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到：“在改造‘右派分子’的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不少单位以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右派分子’，单纯强调劳动改造，放松政治思想改造工作；动辄斗争，忽视说服教育；在生活上，不给予应有的待遇和照顾。有的单位把右派分于视同管制分子、劳改犯，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有的基层单位对‘右派分子’打骂、侮辱，甚至采用非刑。此外，歧视‘右派分子’家属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些宁‘左’勿右、不讲政策甚至违法乱纪的作法，不仅对促进‘右派分子’进一步分化和改造极为不利，而且在中间派、甚至劳动群众当中也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又称：“组织现在参加体力劳动的‘右派分子’进行休整和学习。……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参加体力劳动已达三年以上，加以我们在工作中存在某些缺点，目前不少人感到劳动无期，专业荒废，体力不支，生活困难，逐渐产生不安情绪。会议研究了这一情况，建议在今年秋收以后，让他们停止劳动，进行休整和学习，使他们恢复一下体力，学习一些时事、政策，并且总结几年来改造的收获。有病的，予以治疗；衣被无着的，适当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给以适当补助；长期没有回家的，允许家属探望或请假回家。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听报告、读书、讨论，和风细雨地进行正面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上述文件全文见附件一中央文件选摘4.）。
大概就是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在1961年10月16日，这一年吉林市第二次给“右派分子”摘帽之后，吉化公司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们结束了在染料厂装卸队的集体劳动改造，运输排同时解体，成立政治学习班，地点设在土城子丙四楼的二楼。化工司下属各单位的原在运输排劳动的没摘帽的“右派”全部参加该学习班，名单如下：唐煜、李然、胡政和、周承福、陈迺义、彭旭时、吴以义、郭万岐、路达辉、郭印、于才、杜兹明、郭玉甲、傅连城、张家驹、杜振南、韦少瑜、戴煌复、于成汉、陈昂、黄延蔓、李慎学、吴明先、刘国、邱文郁、崔怡涛、宁佩英、冯德荣、李正莲、李原凯、赵欣然、李永实、李玉璞、徐光、金波、孔庆中、王丰贵、王世宽、董家洪、袁洪武、林大年、马文儒、费文中、张文学、王育仁。合计45人。
至于在染料厂苯胺车间铁粉工段劳动的“右派”们是否也在此参加学习不得而知。
另外，龙潭区所属的“右派分子”也在此学习班一起学习。
我因为已于1961年10月16日摘帽，并回到原单位，所以未参加此学习班。但由于我与大家在共同劳动改造中很有感情，我回原单位电石厂在车间当化工工人，有暇之时常去看大家。那里的气氛已大有改观，大家心情已比较宽松。也算是党的政策开恩。
学习班于1962年春节前结束。同时有些朋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后来得知，学习班结束时，被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郭玉甲、吴明先、周承福、胡政和、刘国、徐光、王育仁、张文学、费文忠、马文儒、林大年、袁洪武、李玉璞、李元凯、邱文郁等等一批人。
这里我要简述一下在此摘帽的几位“右派战友”的逸事。
马文儒，男，化建工程公司的一位木匠，后成为工人技术员，大家戏称他“马木匠”他更开心。在运输排时与我同在第一班，后到革新班。给运输排做的小独轮车和给铁粉工段做的运输机的木支架全是他的手艺。我们给染料厂装卸队建工人宿舍时，一些木工活，几乎都是他参与制作的。他是一位认真干活的人。据他自己在改造总结中说，当初在原单位时，让他和一个犯有盗窃罪的人一起劳动，他觉得，我一个说几句“怪话”的人有啥罪，把我和小偷一样看待。结果，又遭一顿批判，班长说他不认罪，把“右派言论”说成是“讲怪话”。他回原单位以后，担任工长，在1965年我还见到他一次。
刘国，男，中共党员，四川成都大学毕业，解放前便在该校读书，是中共地下党员，进行革命工作。在1957年反右当时，他担任化肥厂计划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
整风开始期间，在他所领导的党支部，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共产党整风的信赖，自发地写稿子办墙报，表示欢迎共产党整风，墙报取名为《和风报》。稍后整风变为反右，《和风报》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墙报，凡是给《和风报》上投稿的人全被打成“右派分子”。 牵涉此报的有：许心幼、邱文郁、路达辉…… 而刘国本人并未参与此报之事，但他是该党支部的书记，负有支持“右派反党”的罪责。结果成了“右派的保护伞”，自己也成为“右派”。而且是大“右派”，是“右派”头头。
刘国还有一条“罪状” ：“个人野心家”。何出此说？在1956年，三大化各厂都设立厂长助理的职务，也就是厂长后备力量。按刘国的资历、学历、能力来说各方面都有希望，刘本人心里也有数。但事情没按想象的那样出现。作为当事人来讲，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想法，不算过吧？共产党不是提倡对组织要坦白，讲心里话吗！可是到了硍劲的时候就是个事儿了。－－有多少心眼实的人说了真话，吃了大亏！
我在第一章第三节（三）中曾提到，“在肃反运动中，电石厂还有一位科级干部也在被肃之列，有关此人之事待后述之。” 现在我就叙述一下此事。
1955年2月，化工区建厂筹备处分解成三个厂。电石厂计划科来一位新的科长某某，也是四川人。有一次重工业部化工局在北京召集下属所有企业的计划部门负责人开会，化工区三个厂的计划科长都去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刘国见到电石厂的这位计划科科长，大吃一惊！“嗯！好熟悉的面孔，是谁呀？”－－刘国在想。“啊！是他！”－－刘国终于想起来了。
是谁呢？原来，解放前，在四川成都大学，刘国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而那一位却是三青团成都大学分团部的管事的，二人正是针锋相对的两方，一个在明处，谁都知道，一个在暗处，秘密人物，无人知晓。在明处的人干的事无非是“反共”勾当。对此，在暗处的人作为地下党员自然铭记在心。
北京会议以后，刘国对此人尚未在意。至1956年初，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刘国才联想到此人，于是某某人的历史问题方才暴露。该人在肃反中问题弄清后，被撤去了科长职务，1956年工资改革时也没长上工资，只保留原工资440分，折成94元6角（如无此事，至少套级为正科级103元）。－－这段故事是韦少瑜叙述的，在1956年时，那位科长正是老韦的顶头上司。
事情是如此结束。但后来的事情令人难以想象：揭发该人的事情的人，本应是立功的吧？可是后来却当了“右派” ；被揭发者，虽然科长不当了，工资少挣点，1958年吉林化工学院成立后，他到那里去教书去了，以后成了该校一名著名的正教授。阴错阳差，命运使然！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徐光，女，1935年生，吉林市卫生学校毕业，吉化职工医院护士。是一位时尚的女生，号称江北“四大金刚”之一。按当时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护士够不上“右派”，她却很荣幸。
徐光的身体很壮，在运输排劳动，和男的一样，毫不逊色。记得，1959年和1960年，那时我是领头干活的“反坏右”小组长，专门领着大家干硬活重活。有一回她腿上长疖子，我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说，她自己又没讲，所以干活时照样与平时一样地指使她。过后，有一次她对我说，“马吉卫，你最狠毒，最坏。”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她，我咋坏啦？那时她才说出当时的情况。腿都流脓啦，还让她干重活。说得我很内疚。
徐光在劳动中还能动脑筋找窍门，就是她提出的建议用独轮小推车运矿石，比用筐抬省力，装的又多；她还建议用铁撮子代替铁锹往小推车上装矿石，用铁耙子搂两三撮子倒到车里就满了。这两个建议都实现了。
徐光三十多岁啦还没结婚。女的不同于男的，有生理上限制。女“右派”大姑娘，不好找呀！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火旺时期才结婚。丈夫是曾在我们运输排的“右派难友”陈昂。
这里也要说说她的丈夫陈昂同志。陈昂，1934年生，上海人，1955年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化学系毕业，化肥厂技术员。在化肥厂研究所搞科研工作，技术水平和英语都很好。为人比较清高，戴着高度近视镜。在运输排劳动改造时，人称是“四进士”之一（谐音四个近视眼戴眼镜的人，另外三个人是刘锡文，吴以义，戴煌复）。
他们结婚时，陈昂还没有摘帽。当时正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候，陈昂已被揪斗。恰恰在结婚的前一天，徐光也被拉出游街。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婚，还有什么喜事好言呐！
婚后不久，他们双双被遣送到农村。1972年，徐光怀揣六甲，一个人办理了回城。直至1978年在全部摘掉“右派”帽子时，陈昂才摘帽并回到厂里。
1979年，他们错划“右派”获得改正，恢复二十年前的一切待遇，回到原工作岗位。陈昂同志在1985年被聘为政协吉林市龙潭区委员，1987年加入九三学社。
上面我说过，陈昂的英文很好。在20世纪80年代曾去华东化工学院任教英语。确实英语水平很高，能做到四会，即会说、会译、会读、会写。
张文学，男，某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吉化工程公司机械技术员。在运输排劳动时，先在第三班，后来到革新班干活，是一个干机械活的能手。到政治学习班以后，他结识一位姑娘叫田国英，她是龙潭区的一位在这里参加政治学习班的女“右派”。最后他们喜结良缘。这是“思想改造”给他们造成的姻缘！
周承福，男，大连工学院1954年毕业，吉林化肥厂技术员。因在《和风报》上投稿而被打成“右派”。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到化肥厂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所副所长，以后担任吉化公司江南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在任期间，经他的精心改革，使该院的科研工作大有起色，扭转了亏损局面。以后又调回化肥厂。退休后，在2007年，有一次，年已80的老周自己去浴池洗澡，晕倒在浴池里，抢救无效去世。
“错划右派”朋友们，咱们被冤枉了20年，曾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的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尊严，可是毕竟来之不易。“邓大人”为我们“改正”了，现在生活好了，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以后会越来越好的。“都是古稀耄耋年，举杯难得竹林欢。”
胡政和，男，大连工学院1954年毕业，吉林化肥厂技术员。他是一个不擅言辞的人，又是一个棒打不回的人，也是因在《和风报》上写稿而被定为“右派”的。摘帽以后回到化肥厂作技术工作。“文革”期间也遭二次劫难，被以“摘帽右派思想反动”之名揪斗。这是在我被揪斗时，那会儿我的第三个孩子住院，他的孩子也正生病住院，我们相见，他告诉我的。但后来他没被撵下乡。1979年错划“右派”获得改正。在1989年加入九三学社。
王育仁 ，男，他具有日耳曼人的血统，其祖母是德国人。是一位中专毕业生，学机械的，是化工机械厂技术员。在运输排劳动时，先在第一班，后去革新班。为人老实，干活踏实。摘帽后调回机械厂。在1979年1月24日“右派”改正后，已到了中年，才喜结良缘，夫人姓塔，在化工研究院工作。
邱文郁，天津大学1955年毕业，化肥厂技术员，因在《和风报》上投稿，并在1957年5月参加中共吉林市委组织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而被定为“右派”。是吉林化工区的两个著名大“右派”之一，另一个叫白文郁（见第六章第五节），他们俩都在那个座谈会上发了言。据说，凡是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全被打成“右派”。1957年当时，号称东边（指染料厂）一个白文郁，西边（指化肥厂）一个邱文郁，两个大“右派”。他俩如此出名，不知是否是同为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原因。老邱在摘帽以后回化肥厂恢复原工作。1979年“右派”改正后，曾任化肥厂副总工程师。
下面说一下至此尚未摘帽的几位朋友的故事。
唐煜，染料厂技术员。在运输排劳动时他在第二班，那时他就患有轻微的精神病，能吃能干，也能做傻事。不知他的精神病是当“右派”后得的，还是早就有。若果说当“右派”之前就有精神病，那么他就不应被定为“右派”，因为精神病患者的所作所为是不应负什么后果责任的，更不用说政治责任。如果是当上“右派”以后得的精神病，那么这个得病的因由又去找谁说呢？
说他作傻事倒是有一些，比如：他给彭真写信，被邮局给扣下返回单位来，结果挨批斗，但他心里还明白，说彭真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可以给他写信；但他又不明白，一个“右派”那有那份自由呀。你说他傻不？
又比如，厂里的围墙重修，栏起栏杆，留个小门常开常不开，留给干活的人通行，行人不让走。有一次小门敞开着，为了走近路，他过来了。运输排的人批斗他，问他为啥钻栏杆。可是老唐说：“我没钻”。有人又问：“没钻你怎么过来了？”老唐说：“我就那么过来啦，腰都没用哈，不用钻，门开着呐！”说得批斗他的人直咯喽。这又像是假傻。
再比如，他当“右派”以后，老婆为了与他划清界限，离婚了，他净身出户，去住独身宿舍。可是他有个小弟弟，不能露宿街头吧，只能还住在前嫂子那里吧。老唐经常回去看看，有时还住在那里。又有人责问他：“你离婚了怎么还回你老婆那去住？”老唐回答说：“我没回我老婆那住，我上我弟弟那住的。”是合理的吧。这不又是装傻吗？
就是因为一些小来小去的事情，总是说他不好好改造。直到1978年才统一摘帽。1979年，“右派”改正以后，老唐调到染料厂技术图书馆工作，工作干的挺好，精神病也好了。你说，这是改造的结果吗？純属两码事。
李然，原吉林市水利局干部，后调入化公司。1956年曾作过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我在第一章第三节（一）中曾提到此人。到化工司后被定的“右派”。他患肺结核多年，年龄较大，似乎已“焅烙”出来啦，一点没在意。但他很关注别人，在自己的水杯上用红色铅油写上TB两个字母，示意大家。对他的归宿一无所知。
戴煌复，男，上海人，工程公司职员。在运输排时和我在一个班里，到装卸队班组里也在同一个班第六班。他改造的很认真，劳动很出力，但心情上总有一种压抑感，心里不平衡。在六十年代后期我们一次相遇，他还有些想不开，说我们为什么会受不公正的对待。我说，你要跟那些比我们更受委屈的人相比，就会想开了，并说了几个例子。他说，那你怎么不跟死人比呢？我说，对呀，我们还活着，比死人还算便宜啊，这就更能想开了。他似乎有所感悟。
路达辉，男，化肥厂职员。他父亲是国民政府军某部的副师长，少将军衔，属起义人员。他的岳父是沈阳市北市场的某个商业资本家。他家生活比较宽裕，记得1960年时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家家粮食不够吃，他还拿高价大米帮过我们人。他是因为给《和风报》上投稿而被定为“右派”的，当然与他的家庭背景也不无关系。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一次在大街上公开“游斗” 犯罪分子时，我见到他在大汽车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贪污犯路达辉”。据说，他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后来，我见到我们一起劳动改造的“老右” 谈起此事（忘记是谁啦），他说，不会吧，路达辉家那么有钱还能贪污？
李永实，男，染料厂职工。他也是个老病号，在运输排没太出勤劳动，与我不在一个班，了解甚少，只接触过一次。那是在1961年夏季，我家住在松江南6楼，他家住南4楼，算是邻居。有一次运输排领导让我去他家捎什么口信（忘记是啥事了），就见过这一面。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何因，他投松花江自杀了。他的妻子姓姜，在电石厂子弟小学当老师。他们的儿子在1978年接他妈妈的班，在电石厂醋酸车间当化工，与我在同一个班组，同一个岗位。
于成汉，男，原本姓任，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时改用此姓氏。化工医院的大夫，在部队时就是从医。可能是医术不太高加之服务质量差，医患之间和同事之间都不太和谐。这可能也是挨抓的原因之一吧。流传着关于他的这样一件逸事：某次他给患者瞧病，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就给人家听诊，嘴里还和别人唠嗑，听了半天，对患者说：“你也没病啊，啥也没听出来。”
费文中，男，老知识分子，电气工程师，他是早期留日的，抗战后回到大后方。是在1953年江北化工区刚刚筹建时他就从南方来到这里。参与了化工区许多有关电气方面的规划工作。
林大年，工程公司机械技术员，个子很矮，我的个子就够矮的了，他才到我耳丫子。但干活却很利索，像个小猴子似的，贼麻利。有件有趣的事：他要与徐光搞对象，徐光又高又大，比他高一头。大家逗他说，你想当“小女婿”呀，他还挺乐。当然这事是成不了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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