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第一章 文革风雨（二）
三、与“黑”为伍
一中学生在文革的开头三年的动向脉络，是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大背景，我有一本《湖北省建始县第一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1993）》，1993年，建始一中校庆筹备委员会编，书中第4页，“文革十年，遭受挫折”一节里，回忆文革历史，写道：
“全县教师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建始一中集训，历时两月。六六届学生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墙壁，挂满教室。‘文革领导小组’、‘专案小组’，在教师中揪出了一批‘黑帮’。本校八名学识渊博的教师，被监视、受批判，就餐排队，日夜写检讨，交待‘问题’，建始一中蒙上阴影，教师被逼下苦海。
同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各区镇教师回原地闹革命。九月，建始一中非毕业班到校上课，六六届学生分赴茅田等地参加‘四清’工作。
十月中旬，根据上级‘造反有理’的指示，一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大革命’运动由‘批黑帮’转向‘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书记、校长推上了批斗台。十一月初，多数学生外出串联，以掀起‘大革命’高潮。少数学生借机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都会胜地。留校学生揪斗‘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春，建始一中‘复课闹革命’，教学班改作‘造反团’，全校成立‘建始一中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隶属‘城关大联合’。同年春夏之交，部分红卫兵‘杀出联合指挥部’，成立‘三社一团’，下设‘武攻队’。红卫兵团体写大字报，办大专栏，展开大辩论。同年七月二十日，武空飞机在山城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大联合’被指控为‘站错了队’的‘保守派’而宣告解体。八月中旬，县人武部的枪支马刀被抢，‘武斗’在山城展开。自此后几年，学生流失，教师调离，招生中止，房舍被毁，理化生实验设备和上万册藏书遭受损失，建始一中一直在动荡中呻吟。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主席发出号召：‘要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次年十二月，‘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一中，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领导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
这是我所见到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对一中红卫兵运动的描述了，惜乎语焉不甚详备。
建始县城文革的开始3年，乃是失控的一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社会力量组合、分化而滋生的一场内斗，这场历时三载的“社会动乱”，因一中红卫兵的乘势崛起而发端，又以一中红卫兵的两次分裂而升级，最后以一中红卫兵的全体没落而结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中红卫兵，还有他们的母校，最终都成为他们所掀起的这动乱的牺牲品。这历史悲剧的是非恩怨、真相教训，谁与评说？
在文革初起的那两个月，我曾经是“工作组”的红人，做过班上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可惜这好景太不长了，只有半月，我妈成了黑帮，被同学揭发，我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是那时初兴的一个政治名词，文革前的划分“阶级成分”制度，“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种人，称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文革掀起后，这“阶级敌人”的阵营，又加上了两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分子”，这七类人，简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就叫“黑七类”子女了。当时有一句“血统论”的口号，说“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妈反动了，我自然也就混蛋了，于是，被清除出了班上的“文革小组”。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学了，名义是上了高中三年级，教科书也发下来了，上半天课，闹半天革命。
我是“黑七类”子女，没有资格去参加红卫兵和文革行动，同学们闹革命的时候，我在学校无所事事，满处闲荡，忽然一日，转到了学校的农场保管室，推门进去，就看到了学校被揪出来的8位“黑帮”。
那时的一中，有自己经营的土地，被称为“农场”，也是学生参加劳动的地方，也就设有保管室，这保管室是一排低矮的石墙平房，位于靠广润河河堤的一块菜地之中，那时，就成为“黑帮”的羁押之所，也就是文革史上说的专用名词“牛棚”了。
学校揪出来的黑帮，最基本的标准，还是“血统论”在当家作祟，矛头所向，直指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或者个人历史有些“污点”的校领导与老师，这样，就有8位“中彩”，被请到了这“牛棚”集中。
毛荣本老师写的《百年修得同船渡》一文中回忆：
“6月17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我校便正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天下午，我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而打入另册，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受尽羞辱、批斗，终至精神分裂，几乎命丧黄泉。这段噩梦真是不堪回首。”
8位黑帮，白天在农场的田间劳动、或者在保管室写交待，晚上在保管室自带的铺盖上睡觉，自己的家或寝室近在咫尺，也不能回去的，态度十分地老实，虽然无人看管，却也规规矩矩。
那天下午，我走进农场保管室，看见那8位黑帮，一字排开，坐在自己的床上，有的在写着什么，有的在说着什么。
“啊，是不是你们班上要开我的批判会了？”黄老师教我语文，最先认出了我。他上《鸿门宴》那课，讲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那几句，发挥举例说：“我们建始高坪的凉水埠，是吴国桢的家乡，那个地方，风水先生说，就有五色云气的，所以后来，吴国桢就作了国民党的大官。”这话被揪着了，给了他两项罪名：宣扬封建迷信、吹捧国民党。
我说：“黄老师啊，我那够资格开您的批判会哟。”
教导处的田主任也紧张：“我在学校大礼堂大会上点过你的名，你是找我来了？”
“不是不是，我是随便走走，看着这门没有锁，进来看看的。”我赶紧声明。
李校长接上了腔：“我们以前批评过你，我们还以为你是报仇来了。”
我说：“你们那时批评我，是我不对啊，是我没有遵守纪律啊，你们那时是为我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批判你们了，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
谭老师给我上过几何课，插上嘴来问：“你怎么是泥菩萨了？”
“我成‘黑七类’子女了。”我就讲我妈也成了黑帮。
这话说出来，老师们的戒心消失，屋里的空气融合起来。
“我们都黑到一路了，老哇子不嫌猪黑。”毛、宁2位老师，是教语文的，尽管是在难中，说话也不失风趣。“老哇子”是本地方言词，就是“乌鸦”。
还有卢、陈2位老师和大家都笑起来，那是一种苦笑。
这么着，我结识了这8位黑帮，常去那农场保管室走走，和他们聊聊天，有时，也讲讲学校运动的情况。有一次，我问李校长：“那张说你们收藏国民党党徽的大字报，说得很凶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哪里知道啊？学校大礼堂的顶上的小阁楼，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去过，谁知道那里面收着这东西？”李校长一脸的无辜。
我说：“大字报上说，那是你们希望国民党复辟的罪证呢。”
“要不然，怎么说是比窦娥还冤呢！我们十八岁就参加解放军，打国民党，到现在却希望国民党复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黄、毛二老师是转业军人，特别地愤懑不服气。
卢老师叹道：“现在，谁还和我们讲道理哟，就和打右派的时候一样了。”他在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被弄成了“右派”，已经尝到过一回被“打”的滋味了。
宁老师也叹息：“也和我那年‘拔白旗’一样啊。”宁老师原来是《湖北日报》的编辑，1959年，成了“白旗”，就到我们山区的学校里来了。
我说：“将来，总有讲道理的时候吧。”
田主任转了话题，重提我的旧事：“我去年那么狠狠地刮过你，你不记我们的仇，这个时候，还和我们往来，你还真是有点良心，怪不得曾老师那时为你说好话，劝我不要对你那么厉害，不要搞处分。”曾老师是田主任的妻子，初中时候，教我们班数学。
“啊，去年我逃课到恩施的那事儿，我就怕学校给我记过处分呢，原来是曾老师为我说了好话啊。”
提起了曾老师，毛老师就说：“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首诗呢，你想不想听听？”
黄老师就念起来：“橘子饼干桃片糕，鸡蛋卤肉猪舌条，半夜想起曾老师，不由满眼泪号啕。”
毛老师说，曾老师常常送好吃的食物来，黑帮们分享美味之后，苦中作乐，诗兴大发，这诗就出来了。
黄老师念罢，大家都笑起来，“牛棚”里一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文革结束后，这田主任，最为发达，1984年，他先是选成了县人大代表，作了县人大的副主任，接着选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土家族的代表，入了主席团，回来后，就当上了州里的副州长，前两年去世了；李校长也很亨通，从一中校长、县教委主任做到州教委主任，2012年7月，我参写县教育志，写了他的简介，刚巧他到建始来走亲戚，我把他的简介送给他看，他做了修改，记忆和思路都还很清晰；毛老师也到恩施去了，最后作到州高中的副校长，我儿子读这高中的时候，我去看儿子，到他家去问候，他热情地招待我吃饭。他于2010年去世；卢老师，就是那个很会打篮球的戴眼镜“瞎子”，成了一中的物理名师，1987年选进了县人大的副主任，1989年去世；陈老师回到了他的原籍，是外县的一个什么地方；谭老师在建始师范退休；黄老师在建始三中退休；宁老师名岳，后来入了造反派，在清算造反派时，蹲过几个月看守所，成为在文革中始终被批斗的悲剧人物，后蒙宽大，放出看守所，保留教师公职，到乡下中学教书，后来又落实政策，办成了离休干部，总算是晚景好转，安度了几年晚年，1995年6月去世，我去吊唁，送了一个花圈，写了一副嵌着他的姓名的挽联：“诗书满腹桃李满城乡此去也安宁，道义在肩风雨在沧桑其德亦山岳。”
四、“长征”赴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由此，揭开了全国红卫兵赴京“见毛主席”的序幕。建始一中红卫兵自然也不甘落后，激情地投入到这个“朝拜”中。那时，一中红卫兵还是由校方掌控着的，校方就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赴京活动。
尹校长在自己的回忆录《红烛》所载，“1966年10月18日”的日记，记录了这次赴京见毛主席的情景：
“县委5日决定让我和组织部陈仕南同志带队，组织全县红卫兵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县共四百余人，建始一中教工代表8人，学生87人。14日到京后住在天坛公园席棚内。15日去北大参观，到处听到的是‘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全国，把巨大的幸福带给亲人’。天未亮，我们排着整齐队伍，步行到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外等候幸福时刻的到来，当‘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敞篷车已驶到我们前面，毛主席挥动巨手，指向前方，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87名幸运儿，他们是幸福了，但是，他们带回来给学校的“亲人”同学的，似乎不是幸福，而是眼红和躁动，凭什么他们去得，我们就去不得呢？一时之间，“我们也要去见毛主席”、“我们要去大串联”的呼声，响彻校园，校方有些难以掌控局面了。
我所在的班级，就有几个红卫兵，向校方提出：“我们要学习外面的红卫兵，组织‘长征红卫队’，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个理由，实在是正大光明、革命无以复加，校方无法拒绝，只有善加引导，同意说：“那你们组织报名吧，让你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带队。”
我就想：这是一个改变我“黑七类”子女命运的机会啊，我参加这‘长征红卫队’，又可以到北京去，又可以入红卫兵，一举两得。就找赵老师报名了。
赵老师倒是不在乎我的“黑七类”子女的身份，而是担心我的个儿：“你这么小，走得动吗？”我那时个子矮，看起来，显得孱弱。
“我去年还走过恩施呢，我走得动的。”
“你还好意思说到恩施的事。”赵老师笑了。
我回家跟我妈讲，要路费，我妈同意了，给了我40元钱，就凭着这40元，完成了这一次北京之旅。
这“长征红卫队”的事儿一传开，1班也有几个同学来报名了，其中，就有我的那个棋友杨同学。
10月底，“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正式组成，一共18人，全是男生，也有几个女生来打听消息，赵老师一口回绝说：“这么远的路，女生怎么走得到？再说，男女混队，也不方便管理。”同学戏称“十八勇士”。县里也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学校还请了县委办公室的谭子辉，他是那时县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书家，题写了“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队”的队名，用黄字印在一面红旗上，作为队旗。
11月1日，“十八勇士”在赵老师的带领下，背着一床被子打成的背包，那真是壮士出征时候的装束与心情啊，打着飘扬的队旗，在一中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走出了校门，踏上了建始通往宜昌的那条古道“中大道”，就是现今的318国道的走向，那时还没有修成公路，全是要走山路的。
走上玉峰口，告别了山城，沿着建始到官店的公路往前走，过了马水河的公路桥（现在，那桥已经淹没在小溪口的水库里了），到爬凉风垭那山的时候，还只走了20来里路，就再也不能保持一个整齐的队形了，体力强的，走在了前面，上了垭口，体力弱的，落在后面一、两百米，还在半山腰，我就是还在半山腰的人中的一个，喘着粗气，出着大汗，两腿如同灌铅，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傍晚，到达离城40里的三里坝，区里设有“红卫兵串联接待站”，那一时期，这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是当局为“革命大串联”而专设的后勤保障系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遍地开花的机构，红卫兵才能走遍全国，都有饭吃，都有地方住宿。在接待站，交饭费1角钱吃了饭，就安排住宿，赵老师说：“我们都背了被子的，只要有个地方开铺就行了。”就安排到了三中的学校，在一间教室里，解开背包，在地上铺开自带的塑料薄膜，再在上面铺上被子，两人一铺一盖，洗脸洗脚，倒头便睡。
第二天，天一亮就起来，收铺，捆背包，洗脸，到接待站吃饭，背上背包，排好队伍，打起队旗，出发。这就全都是山路了，这一天，下午，到了高店子，就是现在的高坪镇，接待站把我们安排住在高店子的旅社住。
第三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艰苦的一天，也是我脚力转强的一天。
那一天，清早从高店子出发，走下一架山坡，就看到一条山谷中的小河，秋水如碧，绕山南去，这就是野三河了，河上架着一座石拱桥，桥上两头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大字：普济桥，下面还刻有碑文，记载的是清朝道光年间，修这桥时候，捐献银子的人的姓名。这桥，就是建始、巴东的分界点了。
过了这桥，进入巴东县境，从河谷底往山顶爬，到大支坪，以后经过的地名，就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都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势，下河谷，上山顶，再下河谷，又上山顶的山径，那两条河，叫苦桃溪、支景河，爬上支景河山顶，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又出了一身汗，觉得轻松多了，前面扛队旗的人说，扛不动了，我说，把队旗给我吧，我接过，卷起那旗，旗杆扛在肩上，前面的路平坦了一些，脚步竟是越走越轻快，走路这关，就是过了，赶了一大截夜路，到了野三关，也是被接待站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的了，日行山水间，午吃接待站，夜宿学校中，晓起又登程。
第四天到榔坪，第五天到贺家坪，那是长阳县的地名，第六天的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出群山，到达长江岸边。
面对宽阔的江面，浑黄的波浪，这就是我在《三国演义》里读到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就是我在唐诗里抄过的“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就是我在歌曲里听到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眼界与心胸为之一宽。“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的畅快油然而生。
然而，这种畅快，只持续了两天。
因为，我们乘轮渡过了长江，到了宜昌，在宜昌的接待站里，与我们学校出来大串联的同学们会合了。
那些同学们说：就在我们“长征红卫队”出发的第三天，学校领导带着全校几百学生，倾巢而出，坐汽车到巴东，再上轮船，到宜昌，现在上岸，是要换乘大船，到武汉去。
可怜我等，还沉浸在同学会合、互诉别情的喜悦中，还徜徉在公园街头、赏菊看花的欢乐里，还陶醉在抖擞精神、再登征程的向往上，却不料已经有人，向我们这几名“长征红卫队”里的“黑七类”子女发难了。
在宜昌的第二天晚上，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在睡梦中被叫醒起来。
赵老师对我们说：“学校红卫兵的总部，刚才通知了我们去开会，说我们班有人揭发，长征红卫队里有‘黑七类’，没有资格作红卫兵，没有资格到北京见毛主席，就是你们6个……”
我看了旁边，这被叫起来的还有5个：杨泽林、黄兴昌、谭维才、段孝忠、张盛朝。
我心中一惊：“是那个黄同学吧，这到宜昌了，还不放过我们？”
“是啊，我还问他，那你在学校没有揭发，现在我们走到了宜昌，你才说，他说，在学校是他不知道，你们要参加长征红卫队，现在知道了，就绝不能让黑七类蒙混过关。”【黄同学，两年后参军，再3年后复员，招入县化肥厂，又数年后，因肝癌去世。】
“在这里，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我那个棋友杨同学问。
“他们已经想出办法了，要把你们清除出长征红卫队，要你们这就回学校的同学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坐船到武汉，以后就回去。”赵老师满脸的同情和无奈，“到武汉的大船今晚半夜开，你们这就收拾起来，到码头上去。”
在这秋风瑟瑟的深夜，我们6个，卷起了自己的铺盖，捆好背包，来到了宜昌码头，加入学校的数百同学的大队伍，坐在江岸的路边，等着上轮船，凛冽的江风，刀一样地刮过我们的面颊，我们的心中，也像这江风一样的寒冷和凄凉，被逐出光荣的“长征红卫队”，奇耻大辱啊！
在码头等到天亮，才上船，两天后，到了武汉，这几百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在几处接待站。学校领导已经无法统一管理自己带出来的这一批学生了，让大家自由行动，只是强调：串联几天就回去。
我们6个还是在一起，被安排在汉口六渡桥一带的一个学校，那是闹市区，第一次身处大城市的新奇与兴奋，冲淡了“黑七类”的烦恼，第二天，我找到一家眼镜店，去配眼镜；第三天，我找到了住在汉阳的幺爹家，走了一回亲戚。
从“长征红卫队”逐出的“黑七类”，“走到北京”之心不死，利用了这个管理失控的机会，策划着“要把长征进行到底”。
杨同学说：“我们不回去，接着走，他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偏要走给他们看看！”
众人道：“我们手里没有证明手续，怎么走啊？学校不会给我们开证明的。”
“我们当然不得去找学校呀，我们到省里的接待站去想办法。”杨同学的邪门外道的主意，比我们这5个人多，我们就认他为头了。
省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在武昌的水果湖，我们乘公共汽车去，接待站给我们都发了“红卫兵乘车证”，上公汽不要钱，那时的红卫兵就有这么牛呢，怪不得后来要受上山下乡的报应，也是天理昭彰。
照着武汉市区交通图，也不知转了几路公汽，我们找到了水果湖的省红卫兵接待站。
杨同学跟那个接待我们的人说：“我们是建始县一中的红卫兵，是徒步长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我们在路上不小心，把学校里开的证明弄丢了，现在隔家里这么远，没有办法回去补证明，我们想请省里给我们打一个证明，行吗？”
这番话漏洞百出，我听着，都觉得不靠谱，但是，那接待站的人居然就答应了，我想，我们这是沾了武汉的红卫兵的光了，他们当时的声势大呀，横冲直撞，说一不二，省委、省人委的人，都听红卫兵的了，我们虽然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人还是不来追究，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作了。
那人拿出一本铅印的证明单，填写出一张证明来：
“兹有我省建始县一中长征红卫二队，共6人，徒步串联，前往北京，望沿途接待站，给予接待。
湖北省红卫兵接待站，1967年11月 日”
日期记不大准确，应该是在月底了。
然后，他就拿出公章，盖上鲜红的大印。
我们都说：“我们这证明，是省里开的，比他们县里的证明，还要硬些！”
杨同学得寸进尺，又说：“我们的路费也搞丢了，能不能给我们借点路费啊？”
那工作人员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居然就“借”给我们每人20元，红卫兵向接待站“借”钱，将来怎么还啊？那时，这问题，也没有人去考虑，最后，自然是国家买单报销了。
杨同学拿了这笔钱说：“每人扣5块，我们去作一面队旗。”有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唱道：“无边的旗帜红似海。”这红卫兵的队旗，是革命思想的象征，那时候，街上作红旗、印红袖章的店铺比比皆是，我们找了一家，作了一面红旗，印上“湖北省建始一中长征红卫二队”的金黄油漆大字，我们6个，下定决心要争气，排除万难要“长征”，要把这面旗帜带到天安门广场上去飘扬一回，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不是“黑七类”！你们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偏要走给你们看看！
听我们班的同学说，在武汉串联的这建始一中的几百个学生，眼界大开，自主意识开始膨胀，不再听从带队校方领导的指挥了，纷纷自作主张，各奔东西南北四方去也，也有不少人说：回去闹革命。
他们问我：“你们是回去呢？还是到别处去串联？”
我说：“我们还是要走到北京去。”
大概是在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们六个，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出了在六渡桥的接待站，坐了一段公汽，到解放路，找到那里的铁路线，向着北方走去。
闹市的高楼，在我们身后步步远去，很快，我们到了郊外，我取出队旗，穿进早已准备好的竹竿，冬日的寒风吹着那旗，猎猎飘扬，我们的心头，洋溢着狂热的决心，看吧 ，我们一定会走到北京的！那凛冽的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刺骨了。
此后一个多月，我们硬是打着这面旗帜，沿着京广铁路，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
当时的串联形势，实在是风起云涌，一片大好，铁路沿线，隔三、四十里就有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到北京去的红卫兵，白日供吃，象征性地收个一角几分的饭费，有的接待站，还一分不收；晚上供住，我们又自带了被子，只要给指个地方开铺，有的接待站，有床铺，我们就背包都不用打开了。
曾经有许多次，我们沿着铁道，走过火车站的站台，看到停靠在站台边的客车，那上面的司机，见了我们这小小的队伍，和那面鲜红的旗帜，发出热情的邀请：“上车来吧，明天就到北京了。”可是，我们却说：“不，我们要走着去见毛主席。”只有这个“走”字，才能体现出我们“长征”着崇拜伟大领袖的虔诚，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傻乎乎。这种心态，直可以与穆斯林要千里迢迢走到麦加、藏民佛徒要五体投地拜到布达拉宫的信仰媲美了。
然而，这个虔诚的幻想，在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破灭了。
在保定，我们度过了1967年的元旦，5天后的中午，我们走到了丰台火车站，问车站的人，进北京城的路怎么走？那人说：“进城的路，你们不熟，我安排你们坐火车吧。”我们想，到了这里，也算是走到了北京了，就上了火车。
也不知道是在北京的哪一个火车站下了车，出了车站，看街上的招牌，是在东城区，这一个多月，我们到过的大城市多了，已经失去新鲜感了，按步就班地去找接待站，接待站的人看我们自带了铺盖，就把我们安排到一个大礼堂里面去开铺住宿，那个礼堂在一个叫“护国寺医院”的单位的院子里，还给我们发了那单位的食堂饭菜票去吃饭。
在接待站，我们听到了里面的人说：“以后，毛主席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这一句话，如天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我们这一个月来千里迢迢、日夜向往的目标。
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雪，无边的失落，也像这天空的雪花，弥漫在我们的心头。
一月的北京，满天飞雪，遍地皆白，我们去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那一层白雪上人来人往的足迹，望着那高耸的门楼，我们第一次感到了革命信仰幻灭的惆怅，我们一步步地走到这里，是想让我们的长征红卫队的旗帜，也飘扬在这广场的无边的旗海中的，是想在这里也见到毛主席的，就像那歌里唱的：“我们是草原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我们是山里的红卫兵，从山里走到天安门啊，现在，这些，都无法实现了，只能是在这里凝视那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了。
我们更没有料到，在以后的文革生涯中，这种政治信仰的幻灭，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心中重现。
不仅是见毛主席的虔诚落空，那瞻仰文革圣地北大、清华的串联目的也告破产，学校都放了寒假，大门紧闭，我们也只能是站在门口凝视那毛主席手书体的“北京大学”匾额了。
拿着接待站发的乘车证，坐着免费的北京公汽，在大街上遛了几圈，除了一街的白雪，扑面的寒风，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这“革命”的时期，故宫、颐和园、博物馆 、动物园这些供人游览的场所全都关闭，就更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百无聊赖之际，听人说，香山的风景好，杨同学和我就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就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茫茫山峦，我们山里的人，这景色，见得多了。
接待站的人说，要过年了，我们要放假了，也不能接待红卫兵小将了，大家也回家去过年吧，这就是请人走路的意思了，大家说，过年北京不供饭吃，那怎么呆啊？只有打道回府了，于是，就在接待站办了回武汉的火车票。
杨同学心有不甘，还在想着要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灵机一动，就想到了“换票”的主意，他和同住在那护国寺医院礼堂里的新疆的三个红卫兵接上了头，说：“我们换火车票吧，你们去武汉，我们去新疆。”这真是桩互惠互利的交易啊，拍板成功了，他问我们：“哪个想和我一起到新疆去？”我和黄兴昌说：“好啊，去新疆看看也好。”谭、段、张三人说：“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了，还是回武汉吧。”我们这长征队伍，在北京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三个，登上了开往新疆的火车。
在火车上，听乘客们讲，到新疆去，要穿过大戈壁，要三天三夜，又说，新疆特别的冷，你们南方人，又没有皮大衣，受得住吗？弄得我们心里都有点后悔这新疆之旅了。
那天晚上，到了西安火车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火车上说，要换乘，我们下了火车，去办换乘票。火车站有一个专门为红卫兵办票的窗口，我们去办换乘票，听到一句话，说，换票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们的行车方向。
杨同学心情变化，说：“听人说，新疆那么冷，我们不去了，我们换到成都去吧，再从四川那个方向回去。”
我们本来就是杨同学说了算的，也没有什么异议，就换了去成都的车票，在候车室，我们三个等了一小时后，重新上了车，就是开往成都的方向了。
在成都，只呆了两天，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身上的钱都快要没有了，接待站也不给“借”了，就在接待站办了火车票到了重庆。
在重庆，度过了除夕之夜，在街上转了一圈，跟着就上了轮船，顺江而下，过巫山十二峰的时候，在轮船上的乘客，指着远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说：“那就是神女峰。”
到了巴东，下船登岸，就算是回到家乡了。在巴东，因为绿葱坡雪大了，班车停了，又等了几天，正月初七，我们回到了建始。
当年，我曾经记过“长征日记”的，可惜，后来弄散失了。
1967年3月，学校开学了，见到了班上原来的长征队的同学，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到北京的？”他们的回答，叫我们大跌眼镜：“我们出了宜昌，走到襄樊，看到了火车，就上车了，走什么呀，那多苦啊？”
我估算了一下日期：“那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到了北京？”
原来，当我们在武汉，傻乎乎地为争取“走”的权力而在省接待站撒谎骗证明的时候，那正宗的“长征”队，已经坐着火车，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有点自鸣得意了，最终完成“长征红卫队”使命的，却是我们几个“黑七类”
我们在同学中自我宣传，说，我们坚持“长征”，走到了北京，然而，同学们，似乎并不认为这“走”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早就把这长征队的事儿，丢到一边去了。只可怜我们几个，在冬日的北国寒风中，晓行夜宿，一步一个脚印，还觉得是在争这一口气，坚守革命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自作多情、自讨苦吃，就是一个字：“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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